第74章 第三個關卡
淦昌聽懂了：
「正常」
謝爾蓋把聽筒掛回去，把證件和調令一併從桌上撿起來，塞進淦昌手裡。然後他解下腰間的手槍，往桌上一擱，重新坐回椅子上，
「走吧。」
他說，頭也沒抬，「學術會議不等人。」
淦昌走出第一道檢查站的時候，手指還有些發抖。
他攥緊拳頭，指甲掐進掌心，疼痛讓手穩了下來。
衣領內側那枚紐扣里傳來接應人員的聲音，
「第一步完成了。繼續走。不要回頭。」
他沒有回頭。
「放行。」
邊檢人員在登記簿上寫了一行字，把證件推了回去。
淦昌把證件揣進大衣內側口袋，朝謝爾蓋點了點頭，邁開步子，朝第二道檢查站走去。
走出十幾步之後，他才發現自己後背已經濕了。
棉大衣內側的襯裡貼在皮膚上，又涼又黏。
第二道檢查站是個鐵皮棚子，四面透風，棚頂上堆著一層薄薄的積雪。
棚子下面擺了一張長條桌，桌上放著幾樣東西——登記簿、手電筒、一把擱在槍套里的手槍。
長條桌旁邊是一個鐵皮柜子，櫃門半開，裡面掛著幾件軍大衣。
空氣里瀰漫著一股劣質菸草和汗味混在一起的味道，悶得人太陽穴發緊。
淦昌走過這道檢查站時，一個正在抽菸的邊檢人員從棚子裡探出頭來，朝他招了招手。
「行李。」
淦昌攤開雙手。他沒有背包，沒有手提箱，大衣口袋癟癟的——一包煙，一個打火機，一支鋼筆，別無他物。
他的所有行李就是身上這件大衣和口袋裡這些不值錢的東西。
邊檢人員把煙叼在嘴裡，走過來拍了拍他的大衣口袋。
左邊，右邊，內側。
手掌隔著棉布拍過去，只觸到捲菸盒的硬角和打火機的金屬輪廓。
他回頭看了一個登記簿的同伴一眼，那人正在低頭寫什麼，頭也沒抬地擺了擺手。
抽菸的邊檢人員從鼻孔里噴出兩股煙，朝淦昌偏了偏頭——走吧。
如果他帶了行李或是文件，哪怕只是一個公文包，這條過道就會變成他今晚最漫長的一段路。
所有必須隨身攜帶的東西：身份信息、撤離路線、應急預案，
全部濃縮在那張比郵票還小的半透明薄片上，捲起來藏在鋼筆帽的夾層里。
從外面看，就是一支普通的鋼筆。
就算有人把筆帽擰開，也只能看到筆尖和墨囊，看不到薄片在光照下才會顯現的密密麻麻的紋路。
第三道檢查站是一座兩層小樓，
外牆刷著半截綠漆，門口亮著一盞瓦數很大的探照燈，把整個門口照得雪亮。
這裡不是崗亭，不是鐵皮棚子，是真正的行政關卡。值夜班的邊檢人員坐在一張寬大的辦公桌後面，身後是文件櫃和檔案架，牆上掛著一幅巨大的地圖——聯合所外圍的地形圖，用紅藍鉛筆在上面畫了不少圈。
他是個五十出頭的瘦高個，戴著老花鏡，面前攤著一本登記簿，手邊擺著一部黑色轉盤電話。
電話旁邊壓著一張塑封的值班表，表上的日期是三天前更新的。淦昌推門進來的時候，他摘下老花鏡，揉了揉鼻樑。
「證件。」
淦昌把證件遞過去。
對方翻開看了看，沒有像第一道關卡那樣翻來覆去地比對，只是掃了一眼照片和鋼印，就把證件放在桌上。然後他伸出手。
「離境手續。」
調令。
今晚的重頭戲。
淦昌從大衣內側口袋裡掏出一張對摺的紙，紙張挺括，微微泛黃。
他把它放在辦公桌上，指尖把紙推過去的時候，紙緣在桌面上發出輕微的沙響。
瘦高個邊檢人員拿起調令，展開。
抬頭是紅頭俄文字樣，正文是工整的打字機字體，內容是——
「茲派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長淦昌同志，赴莫斯科參加蘇聯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主辦的短期學術交流活動，為期三天。請各檢查站予以放行。」
落款處蓋著一個深藍色的圓章，蘇聯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的公章，邊緣清晰，印色均勻。
下面是簽名，一個不算規整但很有特點的俄文簽名，簽名的最後一筆略微上挑，帶出一個極細微的勾。
這份調令被被復原極度精準。
紙張的纖維成分和老化的程度，跟保存在莫斯科檔案館裡的同年份文件完全一致。
章子的雕刻風格，邊緣齒數、字體間距，與正版的不會有絲毫不同。
簽名，那個已經化為塵土的前蘇聯官員的名字，
通過對其當年在不同文件上的簽字筆跡進行高精度分析，提取出他手腕在紙上移動的力度曲線，
哪一筆重，哪一筆輕，哪一個轉折處有微微的停頓，
全部被復原到分子級精度，然後由機械臂握著一支當年同型號的鋼筆，在同樣成分的紙張上完成。
瘦高個邊檢人員看著這份調令，沉默了好一會兒。
這個沉默的時間比預計的長。
按正常流程，他應該拿起電話，撥號，核實調令的真偽。但他沒有。
然後他說了一句淦昌最不想聽到的話。
「這份調令的抬頭，科學院物理研究所，跟聯合所的直接上級部門不是同一個。你應該有聯合所上級部門簽字的公函才對。」
淦昌的心跳猛地撞了一下胸腔。
「等等。別慌。這是個合規的漏洞，咱們已經預備過這個方案了。」
脈衝信號再次傳來。
淦昌吸了一口氣，把準備好的回應平穩地推出去：
「這次交流活動由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直接組織，調令由他們出具。
聯合所的上級部門也抄送了一份，這份就是我出發前拿到的。」他頓了頓，用一種極其自然的語氣補充了一句，
「你可以電話核實。」
他指了指桌上的黑色轉盤電話。
這句話是整個方案中最冒險的一步，也是唯一不可替代的一步。
讓他主動要求核實，讓邊檢人員在拿起電話之前就降低戒心。一個有問題的人不會主動讓人打電話。
但電話打不通，不是他的錯，也不是調令的錯，是線路檢修的錯。
瘦高個邊檢人員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調令。然後他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正常」
謝爾蓋把聽筒掛回去，把證件和調令一併從桌上撿起來，塞進淦昌手裡。然後他解下腰間的手槍，往桌上一擱，重新坐回椅子上，
「走吧。」
他說，頭也沒抬，「學術會議不等人。」
淦昌走出第一道檢查站的時候，手指還有些發抖。
他攥緊拳頭，指甲掐進掌心，疼痛讓手穩了下來。
衣領內側那枚紐扣里傳來接應人員的聲音，
「第一步完成了。繼續走。不要回頭。」
他沒有回頭。
「放行。」
邊檢人員在登記簿上寫了一行字，把證件推了回去。
淦昌把證件揣進大衣內側口袋，朝謝爾蓋點了點頭，邁開步子，朝第二道檢查站走去。
走出十幾步之後，他才發現自己後背已經濕了。
棉大衣內側的襯裡貼在皮膚上，又涼又黏。
第二道檢查站是個鐵皮棚子，四面透風，棚頂上堆著一層薄薄的積雪。
棚子下面擺了一張長條桌，桌上放著幾樣東西——登記簿、手電筒、一把擱在槍套里的手槍。
長條桌旁邊是一個鐵皮柜子，櫃門半開，裡面掛著幾件軍大衣。
空氣里瀰漫著一股劣質菸草和汗味混在一起的味道，悶得人太陽穴發緊。
淦昌走過這道檢查站時，一個正在抽菸的邊檢人員從棚子裡探出頭來，朝他招了招手。
「行李。」
淦昌攤開雙手。他沒有背包，沒有手提箱，大衣口袋癟癟的——一包煙，一個打火機，一支鋼筆，別無他物。
他的所有行李就是身上這件大衣和口袋裡這些不值錢的東西。
邊檢人員把煙叼在嘴裡，走過來拍了拍他的大衣口袋。
左邊，右邊，內側。
手掌隔著棉布拍過去，只觸到捲菸盒的硬角和打火機的金屬輪廓。
他回頭看了一個登記簿的同伴一眼，那人正在低頭寫什麼，頭也沒抬地擺了擺手。
抽菸的邊檢人員從鼻孔里噴出兩股煙，朝淦昌偏了偏頭——走吧。
如果他帶了行李或是文件，哪怕只是一個公文包，這條過道就會變成他今晚最漫長的一段路。
所有必須隨身攜帶的東西：身份信息、撤離路線、應急預案，
全部濃縮在那張比郵票還小的半透明薄片上，捲起來藏在鋼筆帽的夾層里。
從外面看，就是一支普通的鋼筆。
就算有人把筆帽擰開，也只能看到筆尖和墨囊，看不到薄片在光照下才會顯現的密密麻麻的紋路。
第三道檢查站是一座兩層小樓，
外牆刷著半截綠漆，門口亮著一盞瓦數很大的探照燈，把整個門口照得雪亮。
這裡不是崗亭，不是鐵皮棚子，是真正的行政關卡。值夜班的邊檢人員坐在一張寬大的辦公桌後面，身後是文件櫃和檔案架，牆上掛著一幅巨大的地圖——聯合所外圍的地形圖，用紅藍鉛筆在上面畫了不少圈。
他是個五十出頭的瘦高個，戴著老花鏡，面前攤著一本登記簿，手邊擺著一部黑色轉盤電話。
電話旁邊壓著一張塑封的值班表，表上的日期是三天前更新的。淦昌推門進來的時候，他摘下老花鏡，揉了揉鼻樑。
「證件。」
淦昌把證件遞過去。
對方翻開看了看，沒有像第一道關卡那樣翻來覆去地比對，只是掃了一眼照片和鋼印，就把證件放在桌上。然後他伸出手。
「離境手續。」
調令。
今晚的重頭戲。
淦昌從大衣內側口袋裡掏出一張對摺的紙，紙張挺括，微微泛黃。
他把它放在辦公桌上，指尖把紙推過去的時候，紙緣在桌面上發出輕微的沙響。
瘦高個邊檢人員拿起調令，展開。
抬頭是紅頭俄文字樣，正文是工整的打字機字體，內容是——
「茲派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長淦昌同志，赴莫斯科參加蘇聯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主辦的短期學術交流活動，為期三天。請各檢查站予以放行。」
落款處蓋著一個深藍色的圓章，蘇聯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的公章，邊緣清晰，印色均勻。
下面是簽名，一個不算規整但很有特點的俄文簽名，簽名的最後一筆略微上挑，帶出一個極細微的勾。
這份調令被被復原極度精準。
紙張的纖維成分和老化的程度，跟保存在莫斯科檔案館裡的同年份文件完全一致。
章子的雕刻風格，邊緣齒數、字體間距，與正版的不會有絲毫不同。
簽名，那個已經化為塵土的前蘇聯官員的名字，
通過對其當年在不同文件上的簽字筆跡進行高精度分析，提取出他手腕在紙上移動的力度曲線，
哪一筆重，哪一筆輕，哪一個轉折處有微微的停頓，
全部被復原到分子級精度，然後由機械臂握著一支當年同型號的鋼筆，在同樣成分的紙張上完成。
瘦高個邊檢人員看著這份調令，沉默了好一會兒。
這個沉默的時間比預計的長。
按正常流程，他應該拿起電話，撥號，核實調令的真偽。但他沒有。
然後他說了一句淦昌最不想聽到的話。
「這份調令的抬頭，科學院物理研究所，跟聯合所的直接上級部門不是同一個。你應該有聯合所上級部門簽字的公函才對。」
淦昌的心跳猛地撞了一下胸腔。
「等等。別慌。這是個合規的漏洞，咱們已經預備過這個方案了。」
脈衝信號再次傳來。
淦昌吸了一口氣，把準備好的回應平穩地推出去：
「這次交流活動由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直接組織，調令由他們出具。
聯合所的上級部門也抄送了一份，這份就是我出發前拿到的。」他頓了頓，用一種極其自然的語氣補充了一句，
「你可以電話核實。」
他指了指桌上的黑色轉盤電話。
這句話是整個方案中最冒險的一步，也是唯一不可替代的一步。
讓他主動要求核實，讓邊檢人員在拿起電話之前就降低戒心。一個有問題的人不會主動讓人打電話。
但電話打不通，不是他的錯，也不是調令的錯，是線路檢修的錯。
瘦高個邊檢人員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調令。然後他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