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杜布納的冬夜
兩天後。
這個夜晚和無數個夜晚一樣安靜。
沒有人知道，就在這個普通的夜晚，一個核物理學家正在穿過杜布納外圍檢查站的最後一道關卡。
他穿著一件普通的蘇聯棉大衣，衣領內側縫著一枚灰黑色的四孔紐扣。
他的無名指上戴著一枚銀色的婚戒。
杜布納的冬夜冷得不像話。
腳下的積雪被踩實了，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
檢查站的探照燈在鐵絲網上來回掃，光柱掠過地面的頻率像鐘擺一樣規律。
淦昌在距第一道關卡二十米處停住腳步，抬手整理了一下大衣領口。
這個動作看起來只是在擋風，但他的指尖觸到了衣領內側那枚紐扣，灰黑色，四孔，磨砂紋路，比普通的紐扣略厚一絲。
他輕輕按了兩下。
五百米外，一輛停在白樺林邊的黑色轎車裡，接應人員面前的監聽設備上跳起兩盞綠燈。
心率：每分鐘七十八次。體溫：三十六度五。狀態：穩定。
「收到。」
加密脈衝穿過冬夜的寒風，精準地落進淦昌衣領內側那枚紐扣里。
「可以進入。按原計劃。」
淦昌深吸一口氣，邁開步子，朝第一道檢查站走去。
第一道檢查站是個磚砌的崗亭，窗戶上結著冰花，裡面透出昏黃的燈光，模模糊糊地看不清。
門口的鐵皮桌子上擱著一本登記簿、一部黑色轉盤電話。
值班的邊檢人員是個四十出頭的漢子，皮帶勒在棉大衣外面，帽檐壓得很低，下巴埋在毛領子裡。
看見淦昌走過來，他伸出手，手心朝上，嘴裡咕噥了一句俄語。
證件。
淦昌從大衣內側口袋裡掏出那本深藍色封皮的小本子，遞過去。
封皮邊角微微磨損，燙金字樣在昏黃的燈光下泛著暗啞的光。
這是他今晚第一次主動出示這份證件，在出發前，他對著鏡子端詳了很久。
鏡子裡的人穿著蘇聯棉大衣，眼角有細密的皺紋，嘴唇因為乾燥微微起皮。
既像他，又不完全像他。
邊檢人員翻開證件。
照片。鋼印。簽名。
他把證件舉到燈下，眯著眼睛看了看。
照片上的人穿著白襯衫，領口扣得規整，眼神平視前方。他抬頭看了看淦昌，又低頭看了看照片。
這一眼看了很久。
不是那種漫不經心的掃視——邊檢人員翻登記簿的手停住了。他盯著照片，又盯著淦昌的臉，目光在兩者之間來回彈了兩輪。他的眉頭微微皺了起來。他把證件往燈下又湊近了一些，大拇指在照片表面蹭了蹭，像是在確認照片沒有被揭換過。
「這照片是你什麼時候照的？」
淦昌的太陽穴突地跳了一下。他的無名指上，那枚銀色婚戒內側的傳感器捕捉到了這次心跳——心率從七十八飆到了九十六，像一隻受驚的鳥在胸腔里撲棱了一下翅膀。
白樺林邊的黑色轎車裡，監聽設備上跳起一個黃色的警示燈。
「不要慌。他只是在核對鋼印。」
脈衝信號再次傳來，這次語速更慢。淦昌感覺到顳骨的震動，心裡湧起一種奇異的感覺——像是有人在他最孤獨的時刻，在他耳邊輕輕說了一句有溫度的話。
他按照預定方案回答：
「三年前照的。去年換了新的。」
語氣平穩，甚至帶著一絲因為被耽擱而產生的不耐煩。這是他今晚第一次撒謊。他的心跳從九十六緩緩落回八十二。
邊檢人員看了他一眼，沒有追問，把證件往桌上一丟。
證件滑過桌面，停在登記簿旁邊。
他拿起筆，準備登記。
就在這時，崗亭裡面傳來一聲粗重的咳嗽。一個聲音從崗亭裡屋傳出來，帶著剛睡醒的沙啞。
「誰？」
桌前的邊檢人員頭也沒回：「聯合所的。淦昌。」
裡面沉默了一瞬。然後腳步聲響起，一個人從崗亭裡屋走了出來。這個人沒穿大衣，只披著一件軍便服。
他的眼睛很小，眼白多，眼仁少，看起來又冷又硬。
淦昌認出了他——謝爾蓋，杜布納安全處在第一檢查站的負責人。
謝爾蓋走到桌前，把手按在證件上，
「淦昌同志。」
他用的是俄語，口音很重，每個詞都像在嚼一塊凍硬的肉，「這個時間出去，有什麼事？」
淦昌把準備好的回答推出去：
「去莫斯科。有個學術會議，明天早上報到。」
謝爾蓋把手從證件上拿開，
盯著淦昌的臉又看了幾秒鐘。然後他把證件往桌上一拍，轉身走進了崗亭裡屋。
淦昌站在原地，聽見裡屋傳來鐵皮櫃門被拉開的聲響。
謝爾蓋出來的時候，手裡多了一樣東西。
一把手槍。槍身烏黑，槍管短而粗，槍柄的包漿被磨得發亮。
謝爾蓋把它往腰帶上一掛，動作很隨意，像是一個人在出門前順手拿了件外套。然後他拿起桌上的電話，撥了個號碼。這次他撥的不是總機，不是值班室，是一個只有三個數字的短號。
白樺林邊的監聽設備上，心率數字跳到了一百二十。
警示燈從橙色變成了紅色。
「他在撥安全處的內線。那個短號不在檢修範圍內。」
接應人員的聲音頭一次出現了波動，「不過你放心，我們準備的所有手續都是齊全的。」
電話那頭傳來一聲極輕微的咔嗒。
有人拿起了聽筒。
謝爾蓋開口了。
他的語速很快，用的大概是安全處的內部暗語，淦昌只能聽懂幾個詞——
「證件」「核查」「扣留」。最後一個詞他聽得很清楚。「扣留」。
對面說了幾句。
謝爾蓋聽著，眼睛一直盯著淦昌。他聽完了，把聽筒從耳邊拿開，但沒有掛斷。
「淦昌同志。」
謝爾蓋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平靜，「對方要確認一件事。調令的簽發日期——你記得是幾號嗎。」
這不是一個正常的問題。調令就在桌上，簽發日期白紙黑字印在抬頭下面。
他是在和電話的另一端確認信息的真實性。
淦昌沒有低頭。
「十二月八日。」
謝爾蓋盯著他看了三秒鐘。然後他拿起聽筒，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很短，只有一個詞。
這個夜晚和無數個夜晚一樣安靜。
沒有人知道，就在這個普通的夜晚，一個核物理學家正在穿過杜布納外圍檢查站的最後一道關卡。
他穿著一件普通的蘇聯棉大衣，衣領內側縫著一枚灰黑色的四孔紐扣。
他的無名指上戴著一枚銀色的婚戒。
杜布納的冬夜冷得不像話。
腳下的積雪被踩實了，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
檢查站的探照燈在鐵絲網上來回掃，光柱掠過地面的頻率像鐘擺一樣規律。
淦昌在距第一道關卡二十米處停住腳步，抬手整理了一下大衣領口。
這個動作看起來只是在擋風，但他的指尖觸到了衣領內側那枚紐扣，灰黑色，四孔，磨砂紋路，比普通的紐扣略厚一絲。
他輕輕按了兩下。
五百米外，一輛停在白樺林邊的黑色轎車裡，接應人員面前的監聽設備上跳起兩盞綠燈。
心率：每分鐘七十八次。體溫：三十六度五。狀態：穩定。
「收到。」
加密脈衝穿過冬夜的寒風，精準地落進淦昌衣領內側那枚紐扣里。
「可以進入。按原計劃。」
淦昌深吸一口氣，邁開步子，朝第一道檢查站走去。
第一道檢查站是個磚砌的崗亭，窗戶上結著冰花，裡面透出昏黃的燈光，模模糊糊地看不清。
門口的鐵皮桌子上擱著一本登記簿、一部黑色轉盤電話。
值班的邊檢人員是個四十出頭的漢子，皮帶勒在棉大衣外面，帽檐壓得很低，下巴埋在毛領子裡。
看見淦昌走過來，他伸出手，手心朝上，嘴裡咕噥了一句俄語。
證件。
淦昌從大衣內側口袋裡掏出那本深藍色封皮的小本子，遞過去。
封皮邊角微微磨損，燙金字樣在昏黃的燈光下泛著暗啞的光。
這是他今晚第一次主動出示這份證件，在出發前，他對著鏡子端詳了很久。
鏡子裡的人穿著蘇聯棉大衣，眼角有細密的皺紋，嘴唇因為乾燥微微起皮。
既像他，又不完全像他。
邊檢人員翻開證件。
照片。鋼印。簽名。
他把證件舉到燈下，眯著眼睛看了看。
照片上的人穿著白襯衫，領口扣得規整，眼神平視前方。他抬頭看了看淦昌，又低頭看了看照片。
這一眼看了很久。
不是那種漫不經心的掃視——邊檢人員翻登記簿的手停住了。他盯著照片，又盯著淦昌的臉，目光在兩者之間來回彈了兩輪。他的眉頭微微皺了起來。他把證件往燈下又湊近了一些，大拇指在照片表面蹭了蹭，像是在確認照片沒有被揭換過。
「這照片是你什麼時候照的？」
淦昌的太陽穴突地跳了一下。他的無名指上，那枚銀色婚戒內側的傳感器捕捉到了這次心跳——心率從七十八飆到了九十六，像一隻受驚的鳥在胸腔里撲棱了一下翅膀。
白樺林邊的黑色轎車裡，監聽設備上跳起一個黃色的警示燈。
「不要慌。他只是在核對鋼印。」
脈衝信號再次傳來，這次語速更慢。淦昌感覺到顳骨的震動，心裡湧起一種奇異的感覺——像是有人在他最孤獨的時刻，在他耳邊輕輕說了一句有溫度的話。
他按照預定方案回答：
「三年前照的。去年換了新的。」
語氣平穩，甚至帶著一絲因為被耽擱而產生的不耐煩。這是他今晚第一次撒謊。他的心跳從九十六緩緩落回八十二。
邊檢人員看了他一眼，沒有追問，把證件往桌上一丟。
證件滑過桌面，停在登記簿旁邊。
他拿起筆，準備登記。
就在這時，崗亭裡面傳來一聲粗重的咳嗽。一個聲音從崗亭裡屋傳出來，帶著剛睡醒的沙啞。
「誰？」
桌前的邊檢人員頭也沒回：「聯合所的。淦昌。」
裡面沉默了一瞬。然後腳步聲響起，一個人從崗亭裡屋走了出來。這個人沒穿大衣，只披著一件軍便服。
他的眼睛很小，眼白多，眼仁少，看起來又冷又硬。
淦昌認出了他——謝爾蓋，杜布納安全處在第一檢查站的負責人。
謝爾蓋走到桌前，把手按在證件上，
「淦昌同志。」
他用的是俄語，口音很重，每個詞都像在嚼一塊凍硬的肉，「這個時間出去，有什麼事？」
淦昌把準備好的回答推出去：
「去莫斯科。有個學術會議，明天早上報到。」
謝爾蓋把手從證件上拿開，
盯著淦昌的臉又看了幾秒鐘。然後他把證件往桌上一拍，轉身走進了崗亭裡屋。
淦昌站在原地，聽見裡屋傳來鐵皮櫃門被拉開的聲響。
謝爾蓋出來的時候，手裡多了一樣東西。
一把手槍。槍身烏黑，槍管短而粗，槍柄的包漿被磨得發亮。
謝爾蓋把它往腰帶上一掛，動作很隨意，像是一個人在出門前順手拿了件外套。然後他拿起桌上的電話，撥了個號碼。這次他撥的不是總機，不是值班室，是一個只有三個數字的短號。
白樺林邊的監聽設備上，心率數字跳到了一百二十。
警示燈從橙色變成了紅色。
「他在撥安全處的內線。那個短號不在檢修範圍內。」
接應人員的聲音頭一次出現了波動，「不過你放心，我們準備的所有手續都是齊全的。」
電話那頭傳來一聲極輕微的咔嗒。
有人拿起了聽筒。
謝爾蓋開口了。
他的語速很快，用的大概是安全處的內部暗語，淦昌只能聽懂幾個詞——
「證件」「核查」「扣留」。最後一個詞他聽得很清楚。「扣留」。
對面說了幾句。
謝爾蓋聽著，眼睛一直盯著淦昌。他聽完了，把聽筒從耳邊拿開，但沒有掛斷。
「淦昌同志。」
謝爾蓋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平靜，「對方要確認一件事。調令的簽發日期——你記得是幾號嗎。」
這不是一個正常的問題。調令就在桌上，簽發日期白紙黑字印在抬頭下面。
他是在和電話的另一端確認信息的真實性。
淦昌沒有低頭。
「十二月八日。」
謝爾蓋盯著他看了三秒鐘。然後他拿起聽筒，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很短，只有一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