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狩獵的誕生
2002年3月初，BJ。
蘇辰走出首都國際機場到達口時，BJ的春天還帶著冬天沒走乾淨的寒意。機場高速兩旁的楊樹剛開始抽芽，嫩綠的葉苞在灰濛濛的天空下顯得格外脆弱。他把車窗搖下來一條縫，乾燥的冷風灌進來，帶著一股熟悉的、混合了煤煙和泥土的味道。洛杉磯的空氣里沒有這個味道，柏林也沒有，坎城也沒有。這是BJ獨有的氣味，是他兩輩子都忘不掉的氣味。他靠在計程車后座上，把那本棕色封面的筆記本從背包里掏出來放在腿上，用手指輕輕敲了敲封面。書脊上的透明膠帶已經纏了不知道多少層，邊角磨得像一塊用久了的肥皂。這本筆記本從他重生後的第一個月開始陪伴他，從北影廠大院的書桌到柏林電影宮的領獎台，從《白日焰火》的哈爾濱片場到《活埋》的棺材內部，每一頁都寫滿了分鏡、人物誌、預算估算和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潦草備忘。現在它翻開在標著「《狩獵》」的那一頁，密密麻麻的筆記已經跨越了好幾個時區——洛杉磯的初步構思，紐約911期間的心理衝擊，威尼斯麗都島深夜的備忘錄，以及他在柏林金熊之夜睡前寫下的最後幾行字。
《狩獵》需要一個安靜的小鎮，一個可以被流言蜚語瞬間點燃的熟人社會。在原版電影裡，那個小鎮在丹麥——北歐的冬天，冷清的街道，彼此認識了幾十年的鄰居，一所被森林環繞的幼兒園。蘇辰在寫劇本初稿時用的是北歐的地名和人物名，但他心裡一直很清楚，這個故事必須被移植到中國的土壤里。不是簡單地換個地名和人名，而是要把整個故事的根系——謊言如何在熟人社會裡傳播，信任如何在集體恐慌中被瓦解，一個無辜的人如何在所有人的正義感面前變成獵物——完整地移植到中國的社會肌理中。
他在洛杉磯時已經做過一輪初步的本土化處理，把故事背景從丹麥小鎮移植到了中國北方一個虛構的小城，把幼兒園從森林邊的木屋改成了一棟九十年代建成的三層樓房，把狩獵的隱喻從北歐森林裡的獵鹿變成了中國語境下更易理解的東西。但他始終覺得還差一點——不是結構的問題，是肌理的問題。他需要回到中國的土地上，去一個真實的小城，看那裡的人怎麼走路、怎麼打招呼、怎麼在菜市場裡討價還價、怎麼在晚飯後聚在小區門口聊天。謊言是在這些日常的縫隙里傳播的，不是在劇本的戲劇衝突里傳播的。他在威尼斯就答應過張一謀，下次回國要當面聊聊。現在是時候了。
計程車直接開到了北影廠大院門口。蘇辰背著包走進去的時候，門衛老張正在傳達室里聽收音機。收音機里播著京劇《空城計》，諸葛亮正在城樓上撫琴。老張從窗口探出頭，愣了一下，然後猛拍了一下大腿：「蘇辰！你回來了！你爸昨天還在這兒說你要回來，我還以為他吹牛呢！」蘇辰笑著朝他招了招手，繼續往裡走。北影廠大院的梧桐樹還沒有發芽，光禿禿的枝丫在灰色的天空下交疊成稀疏的網狀。他經過自己小時候住的單元樓時停了一下——三樓的窗戶亮著燈，窗簾還是那面舊窗簾。他想起四年前在這扇窗戶里醒來的那個清晨，槐樹上蟬鳴聒噪，他對著鏡子裡的少年面孔愣了很久。那時候他不知道自己能走多遠。現在他懷裡抱著一個文件袋，文件袋裡裝著《狩獵》的劇本初稿，而他在好萊塢已經有了自己的製片公司。
晚飯還是吳青芳做的一桌子菜。紅燒排骨、醋溜白菜、醬牛肉、西紅柿蛋湯，還有那碟雷打不動的醃蘿蔔，碟子邊上多了一小碗新醃的糖蒜——母親說他上次回來瘦了，糖蒜開胃。蘇志高坐在對面，把報紙放在桌角，報紙的邊角露出了一個指頭大小的對號標記——蘇辰知道，那是他爸又看到關於自己的報導了。兩個人都沒有問他這次回來待多久，只是在他夾第三塊排骨時，母親說了一句「多吃點」，然後又說「明天去看你侯老師吧，他念叨你好幾回了」。
第二天一早，蘇辰去了北電。侯克明在辦公室里批改論文，和上次蘇辰回來看他時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姿勢——老花鏡架在鼻樑上，紅筆在手邊，面前攤著一篇列印得密密麻麻的導演闡述。不同的是，這次他的辦公桌側面多了一個相框，裡面鑲的不是照片，而是一頁從《人民日報》上剪下來的報導，標題依稀可見「蘇辰」二字。看到蘇辰推門進來，侯克明摘下老花鏡，從辦公桌後面繞出來，在蘇辰肩膀上重重地拍了兩下。和往年一樣用力，但今年他多拍了一下。
「金熊。」侯克明只說了這兩個字，但他說這兩個字的時候，聲音里有一種蘇辰很少聽到的東西——不是驕傲，不是激動，是一種「我早就知道」的平靜滿足。他坐回椅子裡，從抽屜里拿出一個蘋果，在衣襟上擦了擦，咬了一口，「柏林那邊我看了報導。《活埋》的評審團評語怎麼說的來著——『用最小的空間拍出了最大的力量。』這話說得對。但我今天不跟你聊柏林。你回北電，不是為了讓我誇你。說說吧，《狩獵》。」
蘇辰從文件袋裡抽出劇本放在侯克明的辦公桌上。「這個故事講的是一個幼兒園老師，被一個孩子的謊言指控性侵，然後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整個小鎮已經判了他死刑。法律沒有判他，但社會判了他。他最後被證明是無辜的，但那個『無罪』來得太晚了——他的生活已經被徹底摧毀了。原版是丹麥的故事，北歐美學的底色——冷、靜、克制，人的孤獨感被環境放大。我在洛杉磯做第一輪本土化的時候，最大的感受是，中國北方小城的人情社會和北歐那種個體化的社會是兩套完全不同的信任系統。北歐版本里，流言是在人與人之間的空隙里傳播的，因為人們之間的距離足夠大。但在中國北方小城，流言是在人與人之間幾乎沒有空隙的情況下傳播的。它不是被人『傳』出去的，而是被人『帶上』的——就像你走在菜市場裡，身上會帶上各種味道，你自己聞不到，但別人聞得到。」
侯克明翻劇本的手停住了。他把老花鏡推到額頭上，抬頭看著蘇辰。「你這句話說到了點子上。中國小城是一個熟人社會，每個人都在別人眼裡活著。一個幼兒園的流言不需要被『傳播』——它在被說出口的那一刻，就長進了所有聽到它的人的皮膚里。所以你要寫的不是流言的傳播，而是流言的滲透。」
「對。」蘇辰說，「就像電影裡那個幼兒園女孩隨口說的一句謊話，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但整個幼兒園的家長群已經炸了。不是因為他們相信了那個謊言，而是因為他們害怕萬一它是真的——在熟人社會裡，『萬一』就是全部。這也是為什麼我要把幼兒園園長、女孩的母親、男主角的前妻這些角色重新塑造——他們不是壞人，他們是恐懼的人。恐懼會讓人做最殘忍的事。」
侯克明把劇本翻到人物誌那一頁，看了很久。「廖凡演什麼？男主角？」蘇辰點頭。侯克明也點了點頭，沒有再多問廖凡的事。他拿起紅筆，在劇本最後一頁的空白處寫了幾個字，然後把筆放下。「你的執行團隊，想好了嗎？」
「需要一個熟悉小城拍攝的執行導演，一個能在冬天拍出冷灰色調的攝影指導。」蘇辰如實說，「製片方面，國內的部分我打算找中影合作。」
「韓三平那裡你回頭自己去聊。攝影的話——」侯克明靠在椅背上，用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兩下，「張導的《英雄》九月份開機，在這之前他應該有時間。另外——你不是說要去看他嗎？趁這幾天，去一趟。」
蘇辰點頭。他本來就是這麼打算的。他把劇本收進文件袋裡，準備告辭時，侯克明又叫住了他。老教授從抽屜里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放在桌上。「你的研究生學業進度。特殊培養方案——你用作品代替論文。作品清單我已經幫你擬好了，從《白日焰火》到《活埋》，六部長片，隨便拎哪一部出來都比一篇博士論文重得多。院長簽了字，研究生院備了案。你現在是北電2000級導演系碩士研究生。」
蘇辰接過信封，沒有打開。他把信封放進口袋裡，朝侯克明鞠了一躬。侯克明沒說話，只是揮了揮手，重新拿起紅筆，低頭繼續批改論文。
從北電出來，蘇辰直接去了張一謀的工作室。張一謀的工作室還是那間不大的房間，靠牆堆滿了器材箱和海報筒，橡木辦公桌上鋪滿了《英雄》的分鏡稿和場景概念圖。張一謀坐在桌子後面，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深藍色毛衣，手裡夾著一根沒點著的煙。他看到蘇辰進來，把那根沒點著的煙從左手換到右手，站起來，伸出手。兩個人的手握在一起時，張一謀用力晃了兩下才鬆開。然後他退後半步上下打量了蘇辰一眼，說了一句蘇辰意料之中的話：「瘦了。但瘦了更精神。」
「張導，您的《英雄》籌備還順利嗎？」蘇辰問。
「還有幾個月開機，美術和服裝還在改。」張一謀示意蘇辰在椅子上坐下，自己也坐回桌子後面，把煙放在桌上，「我叫你來不是為了聊我的戲。金熊。威尼斯那晚你給我打電話的時候，聲音很穩，但我知道你心裡有遺憾。那時候你說，金獅跑了。我說差哪一點都不是你的問題。柏林把金熊給你了——評審團把最高獎給了一部只有一個演員、一個場景、全程在棺材裡拍完的電影。這已經不是運氣的問題了。三部電影，金棕櫚、金熊、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加上柏林銀熊、威尼斯沃爾皮杯、聖丹斯評審團特別獎——你今年才十九歲。你知道我十九歲在幹什麼嗎？還在農村幹活呢。」
蘇辰沒有說話。張一謀也沉默了一會兒，然後把身體前傾，兩隻手交疊放在《英雄》的分鏡稿上。「我聽說你在籌備新片。什麼題材？」
蘇辰把《狩獵》的劇本遞過去。張一謀接過來，沒有立刻翻，只是看著封面上的片名。「為什麼叫《狩獵》？」「謊言是箭，信任是靶。一個小女孩的謊言，在熟人社會裡射出去，所有人都變成了獵人——儘管他們自己並不知道自己在打獵。」張一謀點了點頭，翻開劇本。他沒有從頭看，而是翻到中間，又翻到最後，然後又翻回中間。他看了大約十幾分鐘，然後把劇本合上放在桌上。蘇辰看到他在劇本封面上用鉛筆寫了幾個字，但他沒有問寫了什麼。
「這部戲是小成本文藝片，沒有大場面，沒有特效。但它的情感密度比《海邊的曼徹斯特》還大。而且你在做本土化的時候，把丹麥的人情冷感轉化成了中國的人情高熱，流言的傳播方式不一樣了——在丹麥是擴散，在中國是滲透。這個切入點是對的。」張一謀放下鉛筆，「廖凡知道你要拍這個嗎？」
「知道。威尼斯的時候我就告訴他了。他等了我很久。」
張一謀把鉛筆重新拿起來，在分鏡稿的空白處畫了一個小圈。「需要我幫什麼？」
「攝影指導。畫面需要一種冷灰色調，北方小城的冬天。環境要安靜，不能搶人物的戲，但每一個空鏡都要能自己說話。」蘇辰停了停，「《英雄》開機前，您能來嗎？」
張一謀沒有立刻回答。他把那根沒點著的煙從桌上拿起來，在指間轉了一圈，又放回去。「《英雄》九月開機，籌備現在是最緊張的階段。攝影方面我可能沒法全程跟組——但我可以推薦一個人。趙小丁。他是我多年的搭檔，拍過《一個都不能少》和《我的父親母親》的副攝影。他對北方冬天的光線理解很深，你跟他溝通你的想法，他能做到。另外，我自己在開機前如果有空，去你的片場待幾天。」
蘇辰站起來。「謝謝您。」
「不要說謝。」張一謀也站起來，「當年你在《我的父親母親》劇組搬燈架的時候，我就知道你不是來玩的。現在你拿了金熊金棕櫚回來，還記得來找我。這個比拿多少獎都讓我高興。」他送蘇辰到門口，在蘇辰跨出門檻時又說了一句——「對了，你跟新畫面那邊打過交道嗎？」
蘇辰停下腳步。他知道張一謀在問什麼。張一謀和新畫面影業的合作已經持續了多年，張衛平是他的老搭檔，但圈內早就隱隱約約傳過一些風言風語，說兩人在創作主導權和利益分配上的分歧正在逐漸擴大。「沒有直接打過交道。」
「以後可能會打。」張一謀的聲音變得比剛才更低，語調也更慢，「到時候如果有什麼需要你幫忙的，我會跟你說。你不用擔心，不是什麼大事。只是有些事情需要提前做點準備。」
蘇辰看著他，點了點頭。
從張一謀工作室出來已經是傍晚。蘇辰在路邊站了一會兒，看著長安街上的車流在夕陽下匯成一條金色的河。早春的風還很冷，但他沒有立刻攔車。他想起張一謀在柏林機場畫分鏡的那個背影，想起他在《我的父親母親》片場搬燈架、鋪軌道的那些凌晨，想起柏林頒獎禮後他和張一謀站在電影宮門外的石階上，柏林深夜的風吹得兩個人都微微發抖。現在他在好萊塢有了公司，在三大電影節拿了兩座最高獎，他的新劇本正在穩步推進，但他站在BJ傍晚的街頭，覺得自己還是當年那個搬燈架的少年。他伸手攔下一輛計程車。接下來要去找韓三平談製片合作，要去堪景，要把廖凡從上海叫來讀劇本，要確定攝影指導和執行導演的人選。但今晚他只想回家吃母親做的醃蘿蔔。
蘇辰走出首都國際機場到達口時，BJ的春天還帶著冬天沒走乾淨的寒意。機場高速兩旁的楊樹剛開始抽芽，嫩綠的葉苞在灰濛濛的天空下顯得格外脆弱。他把車窗搖下來一條縫，乾燥的冷風灌進來，帶著一股熟悉的、混合了煤煙和泥土的味道。洛杉磯的空氣里沒有這個味道，柏林也沒有，坎城也沒有。這是BJ獨有的氣味，是他兩輩子都忘不掉的氣味。他靠在計程車后座上，把那本棕色封面的筆記本從背包里掏出來放在腿上，用手指輕輕敲了敲封面。書脊上的透明膠帶已經纏了不知道多少層，邊角磨得像一塊用久了的肥皂。這本筆記本從他重生後的第一個月開始陪伴他，從北影廠大院的書桌到柏林電影宮的領獎台，從《白日焰火》的哈爾濱片場到《活埋》的棺材內部，每一頁都寫滿了分鏡、人物誌、預算估算和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潦草備忘。現在它翻開在標著「《狩獵》」的那一頁，密密麻麻的筆記已經跨越了好幾個時區——洛杉磯的初步構思，紐約911期間的心理衝擊，威尼斯麗都島深夜的備忘錄，以及他在柏林金熊之夜睡前寫下的最後幾行字。
《狩獵》需要一個安靜的小鎮，一個可以被流言蜚語瞬間點燃的熟人社會。在原版電影裡，那個小鎮在丹麥——北歐的冬天，冷清的街道，彼此認識了幾十年的鄰居，一所被森林環繞的幼兒園。蘇辰在寫劇本初稿時用的是北歐的地名和人物名，但他心裡一直很清楚，這個故事必須被移植到中國的土壤里。不是簡單地換個地名和人名，而是要把整個故事的根系——謊言如何在熟人社會裡傳播，信任如何在集體恐慌中被瓦解，一個無辜的人如何在所有人的正義感面前變成獵物——完整地移植到中國的社會肌理中。
他在洛杉磯時已經做過一輪初步的本土化處理，把故事背景從丹麥小鎮移植到了中國北方一個虛構的小城，把幼兒園從森林邊的木屋改成了一棟九十年代建成的三層樓房，把狩獵的隱喻從北歐森林裡的獵鹿變成了中國語境下更易理解的東西。但他始終覺得還差一點——不是結構的問題，是肌理的問題。他需要回到中國的土地上，去一個真實的小城，看那裡的人怎麼走路、怎麼打招呼、怎麼在菜市場裡討價還價、怎麼在晚飯後聚在小區門口聊天。謊言是在這些日常的縫隙里傳播的，不是在劇本的戲劇衝突里傳播的。他在威尼斯就答應過張一謀，下次回國要當面聊聊。現在是時候了。
計程車直接開到了北影廠大院門口。蘇辰背著包走進去的時候，門衛老張正在傳達室里聽收音機。收音機里播著京劇《空城計》，諸葛亮正在城樓上撫琴。老張從窗口探出頭，愣了一下，然後猛拍了一下大腿：「蘇辰！你回來了！你爸昨天還在這兒說你要回來，我還以為他吹牛呢！」蘇辰笑著朝他招了招手，繼續往裡走。北影廠大院的梧桐樹還沒有發芽，光禿禿的枝丫在灰色的天空下交疊成稀疏的網狀。他經過自己小時候住的單元樓時停了一下——三樓的窗戶亮著燈，窗簾還是那面舊窗簾。他想起四年前在這扇窗戶里醒來的那個清晨，槐樹上蟬鳴聒噪，他對著鏡子裡的少年面孔愣了很久。那時候他不知道自己能走多遠。現在他懷裡抱著一個文件袋，文件袋裡裝著《狩獵》的劇本初稿，而他在好萊塢已經有了自己的製片公司。
晚飯還是吳青芳做的一桌子菜。紅燒排骨、醋溜白菜、醬牛肉、西紅柿蛋湯，還有那碟雷打不動的醃蘿蔔，碟子邊上多了一小碗新醃的糖蒜——母親說他上次回來瘦了，糖蒜開胃。蘇志高坐在對面，把報紙放在桌角，報紙的邊角露出了一個指頭大小的對號標記——蘇辰知道，那是他爸又看到關於自己的報導了。兩個人都沒有問他這次回來待多久，只是在他夾第三塊排骨時，母親說了一句「多吃點」，然後又說「明天去看你侯老師吧，他念叨你好幾回了」。
第二天一早，蘇辰去了北電。侯克明在辦公室里批改論文，和上次蘇辰回來看他時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姿勢——老花鏡架在鼻樑上，紅筆在手邊，面前攤著一篇列印得密密麻麻的導演闡述。不同的是，這次他的辦公桌側面多了一個相框，裡面鑲的不是照片，而是一頁從《人民日報》上剪下來的報導，標題依稀可見「蘇辰」二字。看到蘇辰推門進來，侯克明摘下老花鏡，從辦公桌後面繞出來，在蘇辰肩膀上重重地拍了兩下。和往年一樣用力，但今年他多拍了一下。
「金熊。」侯克明只說了這兩個字，但他說這兩個字的時候，聲音里有一種蘇辰很少聽到的東西——不是驕傲，不是激動，是一種「我早就知道」的平靜滿足。他坐回椅子裡，從抽屜里拿出一個蘋果，在衣襟上擦了擦，咬了一口，「柏林那邊我看了報導。《活埋》的評審團評語怎麼說的來著——『用最小的空間拍出了最大的力量。』這話說得對。但我今天不跟你聊柏林。你回北電，不是為了讓我誇你。說說吧，《狩獵》。」
蘇辰從文件袋裡抽出劇本放在侯克明的辦公桌上。「這個故事講的是一個幼兒園老師，被一個孩子的謊言指控性侵，然後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整個小鎮已經判了他死刑。法律沒有判他，但社會判了他。他最後被證明是無辜的，但那個『無罪』來得太晚了——他的生活已經被徹底摧毀了。原版是丹麥的故事，北歐美學的底色——冷、靜、克制，人的孤獨感被環境放大。我在洛杉磯做第一輪本土化的時候，最大的感受是，中國北方小城的人情社會和北歐那種個體化的社會是兩套完全不同的信任系統。北歐版本里，流言是在人與人之間的空隙里傳播的，因為人們之間的距離足夠大。但在中國北方小城，流言是在人與人之間幾乎沒有空隙的情況下傳播的。它不是被人『傳』出去的，而是被人『帶上』的——就像你走在菜市場裡，身上會帶上各種味道，你自己聞不到，但別人聞得到。」
侯克明翻劇本的手停住了。他把老花鏡推到額頭上，抬頭看著蘇辰。「你這句話說到了點子上。中國小城是一個熟人社會，每個人都在別人眼裡活著。一個幼兒園的流言不需要被『傳播』——它在被說出口的那一刻，就長進了所有聽到它的人的皮膚里。所以你要寫的不是流言的傳播，而是流言的滲透。」
「對。」蘇辰說，「就像電影裡那個幼兒園女孩隨口說的一句謊話，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但整個幼兒園的家長群已經炸了。不是因為他們相信了那個謊言，而是因為他們害怕萬一它是真的——在熟人社會裡，『萬一』就是全部。這也是為什麼我要把幼兒園園長、女孩的母親、男主角的前妻這些角色重新塑造——他們不是壞人，他們是恐懼的人。恐懼會讓人做最殘忍的事。」
侯克明把劇本翻到人物誌那一頁，看了很久。「廖凡演什麼？男主角？」蘇辰點頭。侯克明也點了點頭，沒有再多問廖凡的事。他拿起紅筆，在劇本最後一頁的空白處寫了幾個字，然後把筆放下。「你的執行團隊，想好了嗎？」
「需要一個熟悉小城拍攝的執行導演，一個能在冬天拍出冷灰色調的攝影指導。」蘇辰如實說，「製片方面，國內的部分我打算找中影合作。」
「韓三平那裡你回頭自己去聊。攝影的話——」侯克明靠在椅背上，用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兩下，「張導的《英雄》九月份開機，在這之前他應該有時間。另外——你不是說要去看他嗎？趁這幾天，去一趟。」
蘇辰點頭。他本來就是這麼打算的。他把劇本收進文件袋裡，準備告辭時，侯克明又叫住了他。老教授從抽屜里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放在桌上。「你的研究生學業進度。特殊培養方案——你用作品代替論文。作品清單我已經幫你擬好了，從《白日焰火》到《活埋》，六部長片，隨便拎哪一部出來都比一篇博士論文重得多。院長簽了字，研究生院備了案。你現在是北電2000級導演系碩士研究生。」
蘇辰接過信封，沒有打開。他把信封放進口袋裡，朝侯克明鞠了一躬。侯克明沒說話，只是揮了揮手，重新拿起紅筆，低頭繼續批改論文。
從北電出來，蘇辰直接去了張一謀的工作室。張一謀的工作室還是那間不大的房間，靠牆堆滿了器材箱和海報筒，橡木辦公桌上鋪滿了《英雄》的分鏡稿和場景概念圖。張一謀坐在桌子後面，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深藍色毛衣，手裡夾著一根沒點著的煙。他看到蘇辰進來，把那根沒點著的煙從左手換到右手，站起來，伸出手。兩個人的手握在一起時，張一謀用力晃了兩下才鬆開。然後他退後半步上下打量了蘇辰一眼，說了一句蘇辰意料之中的話：「瘦了。但瘦了更精神。」
「張導，您的《英雄》籌備還順利嗎？」蘇辰問。
「還有幾個月開機，美術和服裝還在改。」張一謀示意蘇辰在椅子上坐下，自己也坐回桌子後面，把煙放在桌上，「我叫你來不是為了聊我的戲。金熊。威尼斯那晚你給我打電話的時候，聲音很穩，但我知道你心裡有遺憾。那時候你說，金獅跑了。我說差哪一點都不是你的問題。柏林把金熊給你了——評審團把最高獎給了一部只有一個演員、一個場景、全程在棺材裡拍完的電影。這已經不是運氣的問題了。三部電影，金棕櫚、金熊、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加上柏林銀熊、威尼斯沃爾皮杯、聖丹斯評審團特別獎——你今年才十九歲。你知道我十九歲在幹什麼嗎？還在農村幹活呢。」
蘇辰沒有說話。張一謀也沉默了一會兒，然後把身體前傾，兩隻手交疊放在《英雄》的分鏡稿上。「我聽說你在籌備新片。什麼題材？」
蘇辰把《狩獵》的劇本遞過去。張一謀接過來，沒有立刻翻，只是看著封面上的片名。「為什麼叫《狩獵》？」「謊言是箭，信任是靶。一個小女孩的謊言，在熟人社會裡射出去，所有人都變成了獵人——儘管他們自己並不知道自己在打獵。」張一謀點了點頭，翻開劇本。他沒有從頭看，而是翻到中間，又翻到最後，然後又翻回中間。他看了大約十幾分鐘，然後把劇本合上放在桌上。蘇辰看到他在劇本封面上用鉛筆寫了幾個字，但他沒有問寫了什麼。
「這部戲是小成本文藝片，沒有大場面，沒有特效。但它的情感密度比《海邊的曼徹斯特》還大。而且你在做本土化的時候，把丹麥的人情冷感轉化成了中國的人情高熱，流言的傳播方式不一樣了——在丹麥是擴散，在中國是滲透。這個切入點是對的。」張一謀放下鉛筆，「廖凡知道你要拍這個嗎？」
「知道。威尼斯的時候我就告訴他了。他等了我很久。」
張一謀把鉛筆重新拿起來，在分鏡稿的空白處畫了一個小圈。「需要我幫什麼？」
「攝影指導。畫面需要一種冷灰色調，北方小城的冬天。環境要安靜，不能搶人物的戲，但每一個空鏡都要能自己說話。」蘇辰停了停，「《英雄》開機前，您能來嗎？」
張一謀沒有立刻回答。他把那根沒點著的煙從桌上拿起來，在指間轉了一圈，又放回去。「《英雄》九月開機，籌備現在是最緊張的階段。攝影方面我可能沒法全程跟組——但我可以推薦一個人。趙小丁。他是我多年的搭檔，拍過《一個都不能少》和《我的父親母親》的副攝影。他對北方冬天的光線理解很深，你跟他溝通你的想法，他能做到。另外，我自己在開機前如果有空，去你的片場待幾天。」
蘇辰站起來。「謝謝您。」
「不要說謝。」張一謀也站起來，「當年你在《我的父親母親》劇組搬燈架的時候，我就知道你不是來玩的。現在你拿了金熊金棕櫚回來，還記得來找我。這個比拿多少獎都讓我高興。」他送蘇辰到門口，在蘇辰跨出門檻時又說了一句——「對了，你跟新畫面那邊打過交道嗎？」
蘇辰停下腳步。他知道張一謀在問什麼。張一謀和新畫面影業的合作已經持續了多年，張衛平是他的老搭檔，但圈內早就隱隱約約傳過一些風言風語，說兩人在創作主導權和利益分配上的分歧正在逐漸擴大。「沒有直接打過交道。」
「以後可能會打。」張一謀的聲音變得比剛才更低，語調也更慢，「到時候如果有什麼需要你幫忙的，我會跟你說。你不用擔心，不是什麼大事。只是有些事情需要提前做點準備。」
蘇辰看著他，點了點頭。
從張一謀工作室出來已經是傍晚。蘇辰在路邊站了一會兒，看著長安街上的車流在夕陽下匯成一條金色的河。早春的風還很冷，但他沒有立刻攔車。他想起張一謀在柏林機場畫分鏡的那個背影，想起他在《我的父親母親》片場搬燈架、鋪軌道的那些凌晨，想起柏林頒獎禮後他和張一謀站在電影宮門外的石階上，柏林深夜的風吹得兩個人都微微發抖。現在他在好萊塢有了公司，在三大電影節拿了兩座最高獎，他的新劇本正在穩步推進，但他站在BJ傍晚的街頭，覺得自己還是當年那個搬燈架的少年。他伸手攔下一輛計程車。接下來要去找韓三平談製片合作，要去堪景，要把廖凡從上海叫來讀劇本，要確定攝影指導和執行導演的人選。但今晚他只想回家吃母親做的醃蘿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