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苦難是文學之母
苦難文學素來被稱為文學之母，不是因為它苦，而是因為它最早發現了文字的原始力量，替無聲者發聲。
人類最早的文學，幾乎都源於對生存困境的呼喊。比如《詩經》中的「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古希臘悲劇、但丁的《神曲》。
在文字誕生初期，文學的首要功能不是娛樂，而是記錄集體的創傷與個體的掙扎。
可以說，文學的生命力，最初就是靠「為苦難賦形」撐起來的。
在批判現實主義中，苦難是檢驗真實的試金石，為什麼舒先生、魯先生能夠成為巨匠，不是因為他們寫得慘，而是因為他們讓讀者看見，在生存的重壓下，人的尊嚴是怎樣一點一點被磨滅的。當作家敢於直面苦難，文學才有了批判的鋒芒。從這個意義上說，苦難是現實主義文學的精神底色。
即使是後現代主義，它雖然宣揚解構，認為一切都是虛無的，可它依舊無法脫離苦難，它只是把苦難從一部悲壯的史詩，變成了一場荒誕的遊戲。
舒先生寫茶館的人生百態，會讓你覺得心疼。
卡夫卡寫格里高爾變成甲蟲，同樣也會讓你心堵。
德里羅寫《白噪音》，一家人在毒雲威脅下跑去超市搶購，讓你心空，因為所有大悲大喜都被消費符號平攤了，你痛都不知道該痛哪裡。
所以魯樹寫《變臉》時，他也是從這種角度出發的，或許有人說，他沒有經歷過民國，又怎麼會懂民國呢？
因為他懂得不是民國，而是苦難的真相，史料可以重建細節，舒先生在寫《茶館》的時候，他也沒有經歷過戊戌變法的時候，但他可以研究那個時代的人是怎麼說話、怎麼活著的。
同理心可以穿越時間，文學的想像力也能夠補全血肉，托翁寫《戰爭與和平》，拿破崙戰爭的時候他都沒有出生。
偉大的作家不需要經歷，需要的是看見的能力，看見檔案資料里，那些活生生的人。
可寫苦難，最難的就是克制，哭天抹地，四處宣洩，從來不是好文學。
苦難逼著作家用最樸素的語言寫最深的絕望，這種返璞歸真正是文學基本功的源頭。
文學的根，扎在苦土裡。扎得越深，開出的花才越沉。
苦難之所以是文學永恆的母題，就是因為它逼問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底線。
所以魯樹寫變臉王最後死在了獄中，寫狗娃磕死在了台階上，寫梁老闆被糟蹋後死在了床上，哪怕是威風凜凜的軍閥師長，最後也兵敗如山倒。
他要用苦難這根最古老的文學之刺，去扎現實主義的魂，用最冷靜的白描、最克制的感情，去寫出最深的痛苦。
因為他是真的認為，《變臉》這部現實主義的苦難文學作品，對於1978年的很多人來說，是極其有用的。
去年的《班主任》已經打響了傷痕文學的第一槍，時代已經風起雲湧。在今年的5月份，《江淮文學》將緊隨其後，發表王餘九的短篇小說《窗口》。最終在8月份，盧鑫華的一篇《傷痕》，徹底標誌著傷痕文學的出世。
魯樹覺得自己必須要做些什麼，他認為傷痕文學有他出現的理由，但是他不認為傷痕文學有持續下去的藉口。
歷史已經證明過了，讓傷痕文學繼續持續下去，對這個國家，對這個民族，對中國的文學都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他想做些什麼，就像他的那些前輩一樣。
《變臉》這部小說，就承擔著這樣的歷史使命。
魯樹寫《變臉》，不是為了簡簡單單描述一個民國的故事，而是為了給1978年的人帶去點什麼。
但今天的中國最大的問題，不是知識分子苦，是底層老百姓苦。那些不識字的人、在田裡刨食的人，他們的苦難，傷痕文學寫過嗎？
傷痕文學的之所以被批評歪，就是它把一小部分人的苦難，當成了所有人的苦難。它哭的是我的理想破滅了，但那些根本沒有理想可破滅的人呢？他們的苦，誰來寫？
《變臉》寫的是變臉王。一個底層的，一個跑江湖的，一個死了兒子、沒了老婆、只剩一條船和一隻猴的老頭。
他的苦難不是理想破滅，是活著本身就很吃力。這才是大多數中國人的苦難。
《變臉》是把傷痕文學向下看的視角，變成了蹲下去寫的視角；把宣洩變成了止痛，所以在結局裡面變臉王才會在牢里寫下莫哭兩個字；從知識分子變成了所有人。
魯樹想用《變臉》給當下的人民群眾帶去一面鏡子，一個出口，一種尊嚴。
能夠讓人民群眾在《變臉》這部小說中，看見了自己，苦了一輩子的自己，什麼都沒剩下，但還在撐。這本書就是在告訴他們：你不是一個人。
讓他們只需要在合上書之後，安安靜靜地坐一會兒，想通一件事：我苦過，我沒死，我比那些死了的人強。
傷痕文學裡的苦難，是被動承受的——我被害了。《變臉》里的苦難，是主動扛著的——我還活著，我得撐下去。
被動承受的苦難讓人可憐自己，主動扛著的苦難讓人尊敬自己。
但是這絕不是為了勸人民認命。
忍受苦難，是你告訴我「別反抗，忍一忍就過去了」，這是在讓你當順民。
扛住苦難，是我知道反抗不了，但我不讓自己碎掉——這是讓自己當人。
所以變臉王在牢里刻莫哭，不是在說「別反抗，認命吧！」。他是在說：「我快死了，但我不能讓自己碎在牢里。我得撐住最後那一口氣，撐到咽氣的那一刻。」
一個人咽氣的時候還能對自己說莫哭，他就沒有被打敗。他被關起來了，他被冤枉了，他被時代碾過去了——但他的「人「的那部分，沒有被碾碎。
所以他說，要勝利，就得堅持到最後。堅持不等於忍受，堅持是「我知道我在熬，但我熬的是最後的勝利」。
變臉王有「最後的勝利」嗎？沒有。他沒有等到，沒有等到正義。他死在牢里了。
但他死的時候，他沒有變成鬼，他還是人。這就是他的「勝利」，不是解放全人類的那種勝利，是「我沒被這世道吃掉」的那種勝利。
《變臉》這部小說，其實在潛移默化當中依然在傳授人反抗，但它的反抗不是「衝上去打」，而是「我不讓你把我變沒」。
變臉王的三次不。
第一次，不傳：當大兵要他說出變臉的訣竅，他說「不外傳」。
第二次，不求：梁老闆邀他入梨園，他說「各走各的路」。
第三次，不哭：死在牢里前，他刻了「莫哭」兩個字。
這三個不「，就是三個反抗，他不交出祖傳的技藝，他不依附於富貴，他不讓牢房奪走他的眼淚。
真正的順民，是「好的，聽您的」，但變臉王一句都沒說過。
人類最早的文學，幾乎都源於對生存困境的呼喊。比如《詩經》中的「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古希臘悲劇、但丁的《神曲》。
在文字誕生初期，文學的首要功能不是娛樂，而是記錄集體的創傷與個體的掙扎。
可以說，文學的生命力，最初就是靠「為苦難賦形」撐起來的。
在批判現實主義中，苦難是檢驗真實的試金石，為什麼舒先生、魯先生能夠成為巨匠，不是因為他們寫得慘，而是因為他們讓讀者看見，在生存的重壓下，人的尊嚴是怎樣一點一點被磨滅的。當作家敢於直面苦難，文學才有了批判的鋒芒。從這個意義上說，苦難是現實主義文學的精神底色。
即使是後現代主義，它雖然宣揚解構，認為一切都是虛無的，可它依舊無法脫離苦難，它只是把苦難從一部悲壯的史詩，變成了一場荒誕的遊戲。
舒先生寫茶館的人生百態，會讓你覺得心疼。
卡夫卡寫格里高爾變成甲蟲，同樣也會讓你心堵。
德里羅寫《白噪音》，一家人在毒雲威脅下跑去超市搶購，讓你心空，因為所有大悲大喜都被消費符號平攤了，你痛都不知道該痛哪裡。
所以魯樹寫《變臉》時，他也是從這種角度出發的，或許有人說，他沒有經歷過民國，又怎麼會懂民國呢？
因為他懂得不是民國，而是苦難的真相，史料可以重建細節，舒先生在寫《茶館》的時候，他也沒有經歷過戊戌變法的時候，但他可以研究那個時代的人是怎麼說話、怎麼活著的。
同理心可以穿越時間，文學的想像力也能夠補全血肉，托翁寫《戰爭與和平》，拿破崙戰爭的時候他都沒有出生。
偉大的作家不需要經歷，需要的是看見的能力，看見檔案資料里，那些活生生的人。
可寫苦難，最難的就是克制，哭天抹地，四處宣洩，從來不是好文學。
苦難逼著作家用最樸素的語言寫最深的絕望，這種返璞歸真正是文學基本功的源頭。
文學的根，扎在苦土裡。扎得越深，開出的花才越沉。
苦難之所以是文學永恆的母題，就是因為它逼問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底線。
所以魯樹寫變臉王最後死在了獄中，寫狗娃磕死在了台階上，寫梁老闆被糟蹋後死在了床上，哪怕是威風凜凜的軍閥師長，最後也兵敗如山倒。
他要用苦難這根最古老的文學之刺，去扎現實主義的魂，用最冷靜的白描、最克制的感情，去寫出最深的痛苦。
因為他是真的認為，《變臉》這部現實主義的苦難文學作品，對於1978年的很多人來說，是極其有用的。
去年的《班主任》已經打響了傷痕文學的第一槍，時代已經風起雲湧。在今年的5月份，《江淮文學》將緊隨其後，發表王餘九的短篇小說《窗口》。最終在8月份，盧鑫華的一篇《傷痕》，徹底標誌著傷痕文學的出世。
魯樹覺得自己必須要做些什麼，他認為傷痕文學有他出現的理由，但是他不認為傷痕文學有持續下去的藉口。
歷史已經證明過了，讓傷痕文學繼續持續下去，對這個國家，對這個民族，對中國的文學都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他想做些什麼，就像他的那些前輩一樣。
《變臉》這部小說，就承擔著這樣的歷史使命。
魯樹寫《變臉》，不是為了簡簡單單描述一個民國的故事，而是為了給1978年的人帶去點什麼。
但今天的中國最大的問題，不是知識分子苦，是底層老百姓苦。那些不識字的人、在田裡刨食的人，他們的苦難，傷痕文學寫過嗎？
傷痕文學的之所以被批評歪，就是它把一小部分人的苦難，當成了所有人的苦難。它哭的是我的理想破滅了，但那些根本沒有理想可破滅的人呢？他們的苦，誰來寫？
《變臉》寫的是變臉王。一個底層的，一個跑江湖的，一個死了兒子、沒了老婆、只剩一條船和一隻猴的老頭。
他的苦難不是理想破滅，是活著本身就很吃力。這才是大多數中國人的苦難。
《變臉》是把傷痕文學向下看的視角，變成了蹲下去寫的視角；把宣洩變成了止痛，所以在結局裡面變臉王才會在牢里寫下莫哭兩個字；從知識分子變成了所有人。
魯樹想用《變臉》給當下的人民群眾帶去一面鏡子，一個出口，一種尊嚴。
能夠讓人民群眾在《變臉》這部小說中，看見了自己，苦了一輩子的自己，什麼都沒剩下，但還在撐。這本書就是在告訴他們：你不是一個人。
讓他們只需要在合上書之後，安安靜靜地坐一會兒，想通一件事：我苦過，我沒死，我比那些死了的人強。
傷痕文學裡的苦難，是被動承受的——我被害了。《變臉》里的苦難，是主動扛著的——我還活著，我得撐下去。
被動承受的苦難讓人可憐自己，主動扛著的苦難讓人尊敬自己。
但是這絕不是為了勸人民認命。
忍受苦難，是你告訴我「別反抗，忍一忍就過去了」，這是在讓你當順民。
扛住苦難，是我知道反抗不了，但我不讓自己碎掉——這是讓自己當人。
所以變臉王在牢里刻莫哭，不是在說「別反抗，認命吧！」。他是在說：「我快死了，但我不能讓自己碎在牢里。我得撐住最後那一口氣，撐到咽氣的那一刻。」
一個人咽氣的時候還能對自己說莫哭，他就沒有被打敗。他被關起來了，他被冤枉了，他被時代碾過去了——但他的「人「的那部分，沒有被碾碎。
所以他說，要勝利，就得堅持到最後。堅持不等於忍受，堅持是「我知道我在熬，但我熬的是最後的勝利」。
變臉王有「最後的勝利」嗎？沒有。他沒有等到，沒有等到正義。他死在牢里了。
但他死的時候，他沒有變成鬼，他還是人。這就是他的「勝利」，不是解放全人類的那種勝利，是「我沒被這世道吃掉」的那種勝利。
《變臉》這部小說，其實在潛移默化當中依然在傳授人反抗，但它的反抗不是「衝上去打」，而是「我不讓你把我變沒」。
變臉王的三次不。
第一次，不傳：當大兵要他說出變臉的訣竅，他說「不外傳」。
第二次，不求：梁老闆邀他入梨園，他說「各走各的路」。
第三次，不哭：死在牢里前，他刻了「莫哭」兩個字。
這三個不「，就是三個反抗，他不交出祖傳的技藝，他不依附於富貴，他不讓牢房奪走他的眼淚。
真正的順民，是「好的，聽您的」，但變臉王一句都沒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