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紮根
班加西的綜合技術學校在1972年3月竣工，比奧馬爾當初對本·祖拜爾承諾的三年提前了將近一年。
學校坐落在班加西東區，原來那塊地是一片廢棄的倉儲區，舊王朝時期有人提議把它開發，提了三次，三次都被束之高閣。工程單位進場是1971年秋天，當地居民起初以為又是那種開工之後拖三年的工程，因為他們見過太多次了------奠基儀式熱熱鬧鬧，然後慢慢沒了聲音，最後地基爛在那裡，沒有人負責。
但這次不一樣。
第一個月，地基打完了，速度快到讓周圍的人說不清楚這批工人是從哪裡來的。第二個月，主體框架起來了，鋼結構的，用的材料比班加西這邊見過的任何一棟樓都要整齊，焊接的精度讓一個在港口工地幹了十幾年的工人師傅站在旁邊看了很久，轉頭對同伴說了一句話：這幫人是哪裡來的，他們幹活的方式和我們不一樣。
那批工人是系統工程單位，以普通建築工人的外觀運作，按照系統里的建造標準完成每一個施工節點。系統的建造效率在這片土地上是代差級別的------不是快一點，是快一個維度，是那種讓站在旁邊的真實工人看了之後開始懷疑自己的職業生涯的快。
有一個真實的細節可以說明這種代差：班加西技術學校的主教學樓，框架結構完成之後，一個叫法里斯的當地工程師來做例行檢查，他拿著儀器測了主梁的水平誤差，測了三次，每次結果都是同一個數字------零點二毫米。他把儀器收起來，在記錄本上寫了那個數字，然後盯著那個數字看了很久，沒有往下寫。他做了二十年工程，見過的最好的本地施工隊，主梁誤差通常在三到五毫米之間，那已經是他見過的最好的。零點二毫米，他不知道這是怎麼做到的，他也沒有去問，只是在那個數字後面加了一個括號，寫了兩個字：核實。
後來他核實了，數字是真實的。他把那份檢查報告交上去，在備註欄里寫了一行字：建議新政府今後所有重要基礎設施工程，均採用同一支施工隊伍。
奧馬爾知道這種代差會被人注意到，但他判斷代價是可以接受的------被注意到的結果是什麼？人們會說這批工程單位很厲害，會說政府這次認真了，會說這棟樓值得信任。這些判斷，對他來說全部有價值。
學校主體完工之後，內部設施是由利比亞本地的工人和技術人員來完成的------這也是他設計好的，讓本地的人參與進來，讓他們感覺這棟樓是他們一起建的，不是空降來的。
竣工儀式那天，奧馬爾沒有去。
他派了馬哈茂德和本地的教育部官員代表新政府出席，自己沒有出現，也沒有讓任何媒體把這件事和他的名字聯繫在一起。
馬哈茂德回來之後，把那天的情況說了一遍，「來了很多人，」他說，「不是來看儀式的，是真的來看這棟樓的，帶著孩子來的，在門口站著，往裡張望。」他停了一下，「有一個女人，站在操場邊上，沒有進去，就站在外面，把手放在柵欄上，站了將近半個小時。」
「她說了什麼嗎？」奧馬爾問。
「沒有，」馬哈茂德說，「旁邊有人問她為什麼不進去，她說，她在想她兒子要是能上這所學校就好了。她兒子去年已經過了上學年齡了。」
奧馬爾沒有說話，把這句話放在心裡。
「還有一件事，」馬哈茂德說，「貝達漁業稅的事，財政部那邊已經執行了，這個月的稅單出去之後，漁民那邊有反應了，有人去稅務所問，說是不是搞錯了，稅少了將近三分之一。」
「沒有搞錯，」奧馬爾說。
「我知道沒有搞錯，」馬哈茂德說，「我是說那個漁民的反應------他問完之後，稅務所的人告訴他是真的，新政府的政策，他站在那裡愣了一會兒，然後走出去了。走到門口的時候，回頭跟稅務所的人說，謝謝你們。」
馬哈茂德把這兩件事說完，沒有加任何評論，只是看了奧馬爾一眼，然後把手裡的文件放下，「今天他們感受到了，」他說，「那個女人，那個漁民，他們感受到了一件事------國家在為他們做事。」
沉默了一下，他加了一句，「這件事的重量，比我們簽的任何一份合同都大。」
奧馬爾靠在椅背上，「是，」他說，「而且這件事的重量，是積累的，不是一次性的，每次他們感受到一次，它就再重一點，重到某一天，沒有任何外部力量能把它搬走。」
三月底，奧馬爾去了貝達。
不是為了出席任何儀式，是因為他想去。他讓埃維利亞安排了一輛普通的車，帶了兩個人，沒有任何官方行程，就那麼進了貝達城，在街上走了走，在一個茶館坐了一會兒，喝了一杯茶，聽周圍的人說話。
他們說的是生活里的事------漁汛，碼頭，孩子，稅，最近的天氣。有一桌人談到了新政府，談到了稅減了的事，談到了班加西那所學校，其中有一個人說，等貝達的孩子也能有這樣的學校就好了。
奧馬爾在旁邊聽著，沒有開口，他不是來表態的，他是來聽的。這片土地上的人說什麼，想什麼，需要什麼，沒有任何報告能替代他自己坐在這裡聽到的那些話。
喝完茶，他起身要走，茶館老闆過來收杯子，隨口問了一句，「先生是外地來的？」
「的黎波里，」奧馬爾說。
老闆點了點頭，「的黎波里好，」他說，「現在的政府，聽說在認真做事，」他頓了一下，「希望是真的，我們這裡的人，等了很久了。」
奧馬爾付了茶錢，走出去，站在貝達的街上。風從海邊過來，帶著一點鹽。
等了很久了。他把那句話在街上放了一會兒，放了很久，久到旁邊有個孩子從他身邊跑過去，他才回過神，走向停車的地方。
四月，本·祖拜爾派人來，說想見奧馬爾。
不是正式拜訪，是上次一樣的方式------送了一句話過來，說如果上校方便，老人想請他喝茶。
奧馬爾去了，還是上次那個庭院，還是那兩把椅子，還是那壺茶。本·祖拜爾坐在那裡，看著他進來，等他坐下，沒有立刻說話，先把茶倒了兩杯，推了一杯過去。
「我說過要看三年，」老人開口，「現在還沒到三年。」
奧馬爾點了點頭，等著他說下去。
「但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本·祖拜爾說，「班加西的學校，我去看了。貝達漁業稅的事，我聽說了。」他把茶杯端起來，喝了一口，放下，「你上次說，你說是真話，讓我們看見真話。」他停頓了一下，「我看見了。」
這句話說得很平，不是感謝，不是讚美，是一種陳述，一種一個在沙漠裡活了幾十年的老人在確認一件事的陳述。
奧馬爾沒有立刻回答，他把這句話在心裡放了一會兒，感受到了它的重量------不是榮譽，是一種債務償還的感覺，是那種你說過要做到，做到了，有人看見了，那個看見本身比任何掌聲都更真實的感覺。
「還沒到三年，」他說。
「我知道，」本·祖拜爾說，「所以我只是告訴你，我看見了，不是說你做完了。」他端起茶杯，「後面兩年，繼續做。」
他們把那壺茶喝完，又聊了一些別的事，關於昔蘭尼加的風，關於貝達海邊今年的魚。奧馬爾認真聽，本·祖拜爾認真說，兩個人之間那種初見時的某種懸著的東西，在這個下午徹底落了地。
離開的時候，本·祖拜爾送他到門口，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點了點頭。
奧馬爾走出去，走進貝達的午后里，那種感覺在心裡放著------一根一根地，民心在生長，就像一棵樹，長的時候看不見，但它在長，長到某一天，它就在那裡了，誰都搬不走。
六月，工程單位轉場到班加西港口。
港口擴建工程是奧馬爾在1972年初批覆的，預算是舊體制下類似工程的三分之二，工期是一半。財政部的人看了預算和工期，私下問馬哈茂德，這個預算和工期是不是寫錯了。
馬哈茂德說，沒有寫錯。
工程在七月全面啟動，財政部的那個人一個月之後去工地看了一次，回來什麼都沒有說，只是把他當初問馬哈茂德的那個問題，在腦子裡悄悄收回去了。
馬哈茂德那次去工地視察，在港口的新擴建區域走了一圈，看完之後在碼頭邊停了一會兒，看著海，對站在旁邊的工地負責人說了一句話，「這片海，以後會停更多的船，」他說，「等我們不在了之後，還是會一直停著，一直停著。」
那個工地負責人沒有完全聽懂他說的是什麼意思，點了點頭，說，「是，是會的。」
馬哈茂德笑了一下，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
奧馬爾知道馬哈茂德說的是什麼意思。
不是因為他讀懂了那句話，是因為馬哈茂德最近隔一段時間就會說這類話，以那種不經意的、像是在說別的事的方式，把某種東西放進去。上一次是在的黎波里的一次工程交接儀式上，有人給一棟新落成的醫療站剪彩，馬哈茂德在旁邊看著，對奧馬爾說，「這棟樓會站很久，」他說，「比我們兩個都久。」奧馬爾當時沒有說什麼，現在想起來，感覺那句話的重量比當時感受到的更大一點。
他沒有去問馬哈茂德是什麼意思，因為他知道，如果馬哈茂德想說清楚，他會說的，他不說，是因為他自己也還沒有想清楚，或者說，他想清楚了，但他不想把它變成一件需要被討論的事。
有些東西，放著，比說出來更安全。
1972年下半年，奧馬爾去了利比亞南部，沿著費贊的方向走了一圈，不是回基地，是去看那些他過去幾年裡通過工程單位建起來的東西------道路，水井，兩個小型醫療站，一條從南部沙漠通向蘇爾特的簡易公路，這條公路之前不存在，南部的牧民要到最近的市鎮，需要繞兩百公里的彎，現在不需要了。
他在公路沿線停了幾次，在其中一個小村子裡下車，走進去，和村子裡的人說了一會兒話。
有一個老人，和他說了很久，說的是這條公路對他們意味著什麼------他的兒媳去年生孩子，出了狀況，需要送到鎮上，以前那條路要走五個多小時，這次走了不到兩個小時就到了。孩子和母親都保住了，「就因為那兩個多小時，」老人說。
奧馬爾聽完，沒有說什麼，但他把那句話在心裡放了很久------就因為那兩個多小時。
這條公路修的時候，沒有任何政治計算，沒有任何戰略部署，就是因為那裡的人需要它。結果是，它保住了一個孩子，保住了一個母親，保住了一個家庭，而這個家庭會記得這件事，他們的孩子會記得，他們的孩子的孩子也會記得。這種記憶是根扎進土裡的，比任何政治宣傳都更牢。
他在那個村子裡待了將近一個下午，喝了茶，吃了飯，聊了很多，沒有提自己是誰。走之前，那個老人把他送到村口，「先生是政府的人？」老人問。
「是，」奧馬爾說。
「告訴你們的上頭，」老人說，「這條路，我們記得，」他停了一下，「我們這裡的人，沒有忘恩負義的。」
奧馬爾走回車裡，讓司機開車，沒有再回頭。
1972年底，奧馬爾做了一件事：他在利比亞各地訪問期間收集到的那些普通人的名字、他們的情況、他們說過的話，整理成了一份內部備忘錄，不對外公開，只在政府內部的最高決策層里傳閱，標題是：我們在為誰做事。
文件里沒有任何政策建議，沒有任何數字分析，只有人，只有故事，那個站在學校柵欄外的女人，那個去稅務所問是不是搞錯了的漁民，那個說就因為那兩個多小時的老人，那個告訴他們沒有忘恩負義的村口老人。
馬哈茂德讀完這份備忘錄之後，在奧馬爾的辦公室坐了一會兒，「你為什麼要寫這個？」他說，「這些事，你記得，我記得，夠了，為什麼要寫成文件？」
「因為，」奧馬爾說，停了一下，「你讀完了就知道了。有些事，寫下來，和只放在腦子裡，是不一樣的。」
馬哈茂德在椅子上坐了很久，沒有說話。
然後他把那份文件重新拿起來，從頭看了一遍，放下，「好，」他說，只這一個字。
窗外是1972年的冬天，的黎波里難得下了一點雨，雨聲很輕，打在窗玻璃上，然後慢慢滑下去，在玻璃上留了一道彎曲的水跡。馬哈茂德把那份文件夾放回桌上，沒有再說話。兩個人在雨聲里各自坐著。
奧馬爾在雨聲里坐了一會兒，把這一年多發生的事在腦子裡走了一遍。
班加西的學校，貝達的漁業稅，南部的公路，港口的擴建。這些事每一件單獨拿出來都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但放在一起，放在同一片土地上，放在同一批人的生活里，它們加起來是一件事：這個政府在認真的。這件事一旦被認真感受到，就很難被推翻------不是政治上的推翻，是心裡的那個判斷，一旦扎進去，就不容易被改寫。
他知道這一年多的事在歷史上可能什麼都不會被專門記錄，沒有哪本書會專門寫利比亞1971年到1972年的基礎設施建設，更不會有人寫那個在學校柵欄外站了半小時的女人，或者那個去稅務所問是不是搞錯了的漁民。
但他知道那些人在那一刻感受到了什麼，他知道那種感受會傳下去，傳給他們的孩子，傳給貝達海邊下一代打漁的人，傳給南部沙漠裡那條公路沿線所有還沒有出生的孩子。
明年，還有更多的事要做。他把那份備忘錄合上，放進文件夾，推到一邊，拿起了桌上的下一份文件。
學校坐落在班加西東區，原來那塊地是一片廢棄的倉儲區，舊王朝時期有人提議把它開發，提了三次，三次都被束之高閣。工程單位進場是1971年秋天，當地居民起初以為又是那種開工之後拖三年的工程，因為他們見過太多次了------奠基儀式熱熱鬧鬧，然後慢慢沒了聲音，最後地基爛在那裡，沒有人負責。
但這次不一樣。
第一個月，地基打完了，速度快到讓周圍的人說不清楚這批工人是從哪裡來的。第二個月，主體框架起來了，鋼結構的，用的材料比班加西這邊見過的任何一棟樓都要整齊，焊接的精度讓一個在港口工地幹了十幾年的工人師傅站在旁邊看了很久，轉頭對同伴說了一句話：這幫人是哪裡來的，他們幹活的方式和我們不一樣。
那批工人是系統工程單位，以普通建築工人的外觀運作，按照系統里的建造標準完成每一個施工節點。系統的建造效率在這片土地上是代差級別的------不是快一點，是快一個維度，是那種讓站在旁邊的真實工人看了之後開始懷疑自己的職業生涯的快。
有一個真實的細節可以說明這種代差：班加西技術學校的主教學樓，框架結構完成之後，一個叫法里斯的當地工程師來做例行檢查，他拿著儀器測了主梁的水平誤差，測了三次，每次結果都是同一個數字------零點二毫米。他把儀器收起來，在記錄本上寫了那個數字，然後盯著那個數字看了很久，沒有往下寫。他做了二十年工程，見過的最好的本地施工隊，主梁誤差通常在三到五毫米之間，那已經是他見過的最好的。零點二毫米，他不知道這是怎麼做到的，他也沒有去問，只是在那個數字後面加了一個括號，寫了兩個字：核實。
後來他核實了，數字是真實的。他把那份檢查報告交上去，在備註欄里寫了一行字：建議新政府今後所有重要基礎設施工程，均採用同一支施工隊伍。
奧馬爾知道這種代差會被人注意到，但他判斷代價是可以接受的------被注意到的結果是什麼？人們會說這批工程單位很厲害，會說政府這次認真了，會說這棟樓值得信任。這些判斷，對他來說全部有價值。
學校主體完工之後，內部設施是由利比亞本地的工人和技術人員來完成的------這也是他設計好的，讓本地的人參與進來，讓他們感覺這棟樓是他們一起建的，不是空降來的。
竣工儀式那天，奧馬爾沒有去。
他派了馬哈茂德和本地的教育部官員代表新政府出席，自己沒有出現，也沒有讓任何媒體把這件事和他的名字聯繫在一起。
馬哈茂德回來之後，把那天的情況說了一遍，「來了很多人，」他說，「不是來看儀式的，是真的來看這棟樓的，帶著孩子來的，在門口站著，往裡張望。」他停了一下，「有一個女人，站在操場邊上，沒有進去，就站在外面，把手放在柵欄上，站了將近半個小時。」
「她說了什麼嗎？」奧馬爾問。
「沒有，」馬哈茂德說，「旁邊有人問她為什麼不進去，她說，她在想她兒子要是能上這所學校就好了。她兒子去年已經過了上學年齡了。」
奧馬爾沒有說話，把這句話放在心裡。
「還有一件事，」馬哈茂德說，「貝達漁業稅的事，財政部那邊已經執行了，這個月的稅單出去之後，漁民那邊有反應了，有人去稅務所問，說是不是搞錯了，稅少了將近三分之一。」
「沒有搞錯，」奧馬爾說。
「我知道沒有搞錯，」馬哈茂德說，「我是說那個漁民的反應------他問完之後，稅務所的人告訴他是真的，新政府的政策，他站在那裡愣了一會兒，然後走出去了。走到門口的時候，回頭跟稅務所的人說，謝謝你們。」
馬哈茂德把這兩件事說完，沒有加任何評論，只是看了奧馬爾一眼，然後把手裡的文件放下，「今天他們感受到了，」他說，「那個女人，那個漁民，他們感受到了一件事------國家在為他們做事。」
沉默了一下，他加了一句，「這件事的重量，比我們簽的任何一份合同都大。」
奧馬爾靠在椅背上，「是，」他說，「而且這件事的重量，是積累的，不是一次性的，每次他們感受到一次，它就再重一點，重到某一天，沒有任何外部力量能把它搬走。」
三月底，奧馬爾去了貝達。
不是為了出席任何儀式，是因為他想去。他讓埃維利亞安排了一輛普通的車，帶了兩個人，沒有任何官方行程，就那麼進了貝達城，在街上走了走，在一個茶館坐了一會兒，喝了一杯茶，聽周圍的人說話。
他們說的是生活里的事------漁汛，碼頭，孩子，稅，最近的天氣。有一桌人談到了新政府，談到了稅減了的事，談到了班加西那所學校，其中有一個人說，等貝達的孩子也能有這樣的學校就好了。
奧馬爾在旁邊聽著，沒有開口，他不是來表態的，他是來聽的。這片土地上的人說什麼，想什麼，需要什麼，沒有任何報告能替代他自己坐在這裡聽到的那些話。
喝完茶，他起身要走，茶館老闆過來收杯子，隨口問了一句，「先生是外地來的？」
「的黎波里，」奧馬爾說。
老闆點了點頭，「的黎波里好，」他說，「現在的政府，聽說在認真做事，」他頓了一下，「希望是真的，我們這裡的人，等了很久了。」
奧馬爾付了茶錢，走出去，站在貝達的街上。風從海邊過來，帶著一點鹽。
等了很久了。他把那句話在街上放了一會兒，放了很久，久到旁邊有個孩子從他身邊跑過去，他才回過神，走向停車的地方。
四月，本·祖拜爾派人來，說想見奧馬爾。
不是正式拜訪，是上次一樣的方式------送了一句話過來，說如果上校方便，老人想請他喝茶。
奧馬爾去了，還是上次那個庭院，還是那兩把椅子，還是那壺茶。本·祖拜爾坐在那裡，看著他進來，等他坐下，沒有立刻說話，先把茶倒了兩杯，推了一杯過去。
「我說過要看三年，」老人開口，「現在還沒到三年。」
奧馬爾點了點頭，等著他說下去。
「但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本·祖拜爾說，「班加西的學校，我去看了。貝達漁業稅的事，我聽說了。」他把茶杯端起來，喝了一口，放下，「你上次說，你說是真話，讓我們看見真話。」他停頓了一下，「我看見了。」
這句話說得很平，不是感謝，不是讚美，是一種陳述，一種一個在沙漠裡活了幾十年的老人在確認一件事的陳述。
奧馬爾沒有立刻回答，他把這句話在心裡放了一會兒，感受到了它的重量------不是榮譽，是一種債務償還的感覺，是那種你說過要做到，做到了，有人看見了，那個看見本身比任何掌聲都更真實的感覺。
「還沒到三年，」他說。
「我知道，」本·祖拜爾說，「所以我只是告訴你，我看見了，不是說你做完了。」他端起茶杯，「後面兩年，繼續做。」
他們把那壺茶喝完，又聊了一些別的事，關於昔蘭尼加的風，關於貝達海邊今年的魚。奧馬爾認真聽，本·祖拜爾認真說，兩個人之間那種初見時的某種懸著的東西，在這個下午徹底落了地。
離開的時候，本·祖拜爾送他到門口，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點了點頭。
奧馬爾走出去，走進貝達的午后里，那種感覺在心裡放著------一根一根地，民心在生長，就像一棵樹，長的時候看不見，但它在長，長到某一天，它就在那裡了，誰都搬不走。
六月，工程單位轉場到班加西港口。
港口擴建工程是奧馬爾在1972年初批覆的，預算是舊體制下類似工程的三分之二，工期是一半。財政部的人看了預算和工期，私下問馬哈茂德，這個預算和工期是不是寫錯了。
馬哈茂德說，沒有寫錯。
工程在七月全面啟動，財政部的那個人一個月之後去工地看了一次，回來什麼都沒有說，只是把他當初問馬哈茂德的那個問題，在腦子裡悄悄收回去了。
馬哈茂德那次去工地視察，在港口的新擴建區域走了一圈，看完之後在碼頭邊停了一會兒，看著海，對站在旁邊的工地負責人說了一句話，「這片海，以後會停更多的船，」他說，「等我們不在了之後，還是會一直停著，一直停著。」
那個工地負責人沒有完全聽懂他說的是什麼意思，點了點頭，說，「是，是會的。」
馬哈茂德笑了一下，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
奧馬爾知道馬哈茂德說的是什麼意思。
不是因為他讀懂了那句話，是因為馬哈茂德最近隔一段時間就會說這類話，以那種不經意的、像是在說別的事的方式，把某種東西放進去。上一次是在的黎波里的一次工程交接儀式上，有人給一棟新落成的醫療站剪彩，馬哈茂德在旁邊看著，對奧馬爾說，「這棟樓會站很久，」他說，「比我們兩個都久。」奧馬爾當時沒有說什麼，現在想起來，感覺那句話的重量比當時感受到的更大一點。
他沒有去問馬哈茂德是什麼意思，因為他知道，如果馬哈茂德想說清楚，他會說的，他不說，是因為他自己也還沒有想清楚，或者說，他想清楚了，但他不想把它變成一件需要被討論的事。
有些東西，放著，比說出來更安全。
1972年下半年，奧馬爾去了利比亞南部，沿著費贊的方向走了一圈，不是回基地，是去看那些他過去幾年裡通過工程單位建起來的東西------道路，水井，兩個小型醫療站，一條從南部沙漠通向蘇爾特的簡易公路，這條公路之前不存在，南部的牧民要到最近的市鎮，需要繞兩百公里的彎，現在不需要了。
他在公路沿線停了幾次，在其中一個小村子裡下車，走進去，和村子裡的人說了一會兒話。
有一個老人，和他說了很久，說的是這條公路對他們意味著什麼------他的兒媳去年生孩子，出了狀況，需要送到鎮上，以前那條路要走五個多小時，這次走了不到兩個小時就到了。孩子和母親都保住了，「就因為那兩個多小時，」老人說。
奧馬爾聽完，沒有說什麼，但他把那句話在心裡放了很久------就因為那兩個多小時。
這條公路修的時候，沒有任何政治計算，沒有任何戰略部署，就是因為那裡的人需要它。結果是，它保住了一個孩子，保住了一個母親，保住了一個家庭，而這個家庭會記得這件事，他們的孩子會記得，他們的孩子的孩子也會記得。這種記憶是根扎進土裡的，比任何政治宣傳都更牢。
他在那個村子裡待了將近一個下午，喝了茶，吃了飯，聊了很多，沒有提自己是誰。走之前，那個老人把他送到村口，「先生是政府的人？」老人問。
「是，」奧馬爾說。
「告訴你們的上頭，」老人說，「這條路，我們記得，」他停了一下，「我們這裡的人，沒有忘恩負義的。」
奧馬爾走回車裡，讓司機開車，沒有再回頭。
1972年底，奧馬爾做了一件事：他在利比亞各地訪問期間收集到的那些普通人的名字、他們的情況、他們說過的話，整理成了一份內部備忘錄，不對外公開，只在政府內部的最高決策層里傳閱，標題是：我們在為誰做事。
文件里沒有任何政策建議，沒有任何數字分析，只有人，只有故事，那個站在學校柵欄外的女人，那個去稅務所問是不是搞錯了的漁民，那個說就因為那兩個多小時的老人，那個告訴他們沒有忘恩負義的村口老人。
馬哈茂德讀完這份備忘錄之後，在奧馬爾的辦公室坐了一會兒，「你為什麼要寫這個？」他說，「這些事，你記得，我記得，夠了，為什麼要寫成文件？」
「因為，」奧馬爾說，停了一下，「你讀完了就知道了。有些事，寫下來，和只放在腦子裡，是不一樣的。」
馬哈茂德在椅子上坐了很久，沒有說話。
然後他把那份文件重新拿起來，從頭看了一遍，放下，「好，」他說，只這一個字。
窗外是1972年的冬天，的黎波里難得下了一點雨，雨聲很輕，打在窗玻璃上，然後慢慢滑下去，在玻璃上留了一道彎曲的水跡。馬哈茂德把那份文件夾放回桌上，沒有再說話。兩個人在雨聲里各自坐著。
奧馬爾在雨聲里坐了一會兒，把這一年多發生的事在腦子裡走了一遍。
班加西的學校，貝達的漁業稅，南部的公路，港口的擴建。這些事每一件單獨拿出來都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但放在一起，放在同一片土地上，放在同一批人的生活里，它們加起來是一件事：這個政府在認真的。這件事一旦被認真感受到，就很難被推翻------不是政治上的推翻，是心裡的那個判斷，一旦扎進去，就不容易被改寫。
他知道這一年多的事在歷史上可能什麼都不會被專門記錄，沒有哪本書會專門寫利比亞1971年到1972年的基礎設施建設，更不會有人寫那個在學校柵欄外站了半小時的女人，或者那個去稅務所問是不是搞錯了的漁民。
但他知道那些人在那一刻感受到了什麼，他知道那種感受會傳下去，傳給他們的孩子，傳給貝達海邊下一代打漁的人，傳給南部沙漠裡那條公路沿線所有還沒有出生的孩子。
明年，還有更多的事要做。他把那份備忘錄合上，放進文件夾，推到一邊，拿起了桌上的下一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