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第一次接觸
外交小組是四個人，沒有一個人的身份文件上寫著他們和利比亞政府有任何關係。
這四本身份文件是真實的，不是偽造的------這是埃維利亞堅持的，她說偽造的文件在任何有能力認真核查的地方都是風險，真實身份文件的風險是你必須找到真實存在的人，但找到之後它是真實的。她花了三個星期，通過系統情報網絡，找到了四個在北非商業圈子裡確實存在的人的背景，為外交小組的四個人配套了完整的身份故事，每一個人的背景都能經得住至少一次認真核查。
奧馬爾花了三個月時間籌備這次秘密接觸，不是因為行程複雜------從的黎波里繞道巴基斯坦再轉奈洛比，再搭一班沒有直接聯繫的航班，最後抵達目的地，路線是埃維利亞設計的，走過一遍之後他們在地圖上把整條路線燒掉了------不是因為路線複雜，是因為時機要對。
1971年，龍國剛剛恢復聯合國席位，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盯著那個國家，盯著他們會怎麼走，會和誰打交道，會在哪些地方開口，在哪些地方沉默。在所有人都在盯著的時候，奧馬爾選擇了安靜地出現，不通過任何正式渠道，不留任何可以追溯的痕跡，只是讓四個人出現在一個地方，和對方的人坐下來，說話。
接待他們的，是龍國外交系統里一個叫陳良的人，五十多歲，頭髮已經全白，眼睛後面架著一副厚鏡片，說話慢，但每一句話都是想好了才開口的那種慢。他接待過很多國家來的秘密代表，見過很多種人，但接待完利比亞這個小組，他在事後的報告裡寫了一句話，是這份報告裡唯一一句非正式的表述：這些人不像是在尋求幫助，更像是在評估我們是否值得打交道。
這句話，是對的。
外交小組的組長叫法伊茲，三十出頭，語言天賦極好，會四門語言，在舊王朝時期做過駐外商務聯絡員，見過外面的世界，不容易被氣勢壓住——他帶著奧馬爾親手寫的一份備忘錄，在奈洛比一家普通旅館的會客室里，和陳良坐下來，開始談。
備忘錄里，奧馬爾寫了三件事：利比亞是什麼，利比亞想做什麼，以及利比亞為什麼認為龍國是值得談的朋友。
第一件事，他寫得很短，「利比亞是一個剛剛站回自己土地上的國家，石油是我們的，基地已經清場，我們不欠任何人的，也不受任何人的保護。」
第二件事，他寫了半頁，大意是：利比亞正在走一條獨立自主的路，不依附於鷹國，不依附於蘇聯，不依附於任何一個大國體系，只走自己的路。
第三件事，他只寫了一句話：「我們認為，走自己路的人，應該互相認識。」
陳良把這份備忘錄看完，放在桌上，過了很長時間，才開口，「利比亞和我們，距離很遠，」他說，「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幫助你們的。」
法伊茲把他們提前商量好的那句話說出來：「我們沒有來請求任何人的幫助。我們來，是想告訴你們，利比亞將會成為龍國在北非不需要維護的一個朋友------不是負擔，是一個在那裡的朋友。」
陳良把這句話在心裡放了一下，「你們要什麼？」他問，「真正要什麼？」
「現在什麼都不要，」法伊茲說，「現在只是來見面，來讓你們知道我們在，讓我們知道你們在。」他停了一下，「利比亞的上校說，戰略上的朋友不是在需要的時候臨時找來的，是在平靜的時候就已經認識的人。」
陳良看了他很久，然後把茶杯推過來一杯，「喝茶，」他說，「我們再談一會兒。」
這是整個會面里第一個真正的信號。
第一杯茶喝完，陳良問了第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利比亞和蘇聯，現在是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法伊茲說，「我們向蘇聯購買了一批武器，這是一筆交易，不是一個關係。」
「僅此而已？」
「僅此而已，」法伊茲說，「我們的上校不信任蘇聯，就像他不信任鷹國一樣------不是敵意，是不信任，這兩件事是不同的。他信任的東西，是利比亞自己。」
陳良把這個答案在心裡放了一下，「那為什麼來找我們？」
「因為你們也在走自己的路，」法伊茲說，「這不是一個小事，走自己路的國家，在這個世界上不多。」
沉默了一會兒，陳良換了一個方向，「你們上校，多大了？」
「三十歲，」法伊茲說。
陳良的眼睛後面有什麼東西動了一下，「三十歲，」他重複了一下，然後沒有繼續說，喝了一口茶，「他懂經濟嗎？」
「懂，」法伊茲說，「他在石油談判上的表現，您可能已經看到了一些報導。」
「我看到了，」陳良說，「百分之五十五，我們研究過那份合同。」他把茶杯放下，「利比亞的儲量，」他說，「按照公開數據，大概是多少？」
法伊茲報了一個數字，然後說，「實際儲量比這個高，但這個信息，我們今天不在這裡談。」
陳良看了他一眼，沒有追問，「聰明，」他說，「把值錢的東西留著，不是今天的籌碼。」
「我們上校說，」法伊茲說，「值錢的東西，只有在對的時間、用在對的地方，才是真正值錢的。」
陳良又笑了一次，還是那種短暫的、見過大世面的人才有的笑，「你們上校，」他說，「他的話，是他自己想出來的，還是從哪裡讀來的？」
「他自己想的，」法伊茲說，「他讀過的書不少，但他說的話，從來不像是從書上來的。」
他們談了將近三個小時，談的內容沒有任何一件是具體的承諾，沒有任何一件是可以寫進協議的東西，但每一件都是真實的。
陳良在這三個小時裡問了很多問題，法伊茲在每一個問題上的回答都是有選擇的------有些說，有些不說，有些說一半，但每一個說了的，都是真的。這是奧馬爾在出發前說的要求：不要撒謊，不要說假話，可以不說，但說了的必須是真的，因為這種人一眼就能看出你在說假話，而一旦被看出來一次，整條線就完了。
陳良在談到一半的時候問了一個問題，「你們在蘇聯買的武器，是哪一批？」
法伊茲報了型號，沒有隱瞞。
陳良點了點頭，把那個型號在心裡放了一下，「我們熟悉這批東西，」他說，「它的弱點，我們了解得比蘇聯人自己更清楚。」這句話說完，他停了一下，看著法伊茲，「我說這句話，」他說，「不是在炫耀，是在告訴你們，如果有一天你們需要知道一些技術上的東西，可以來找我們談。」
這是整個會面里第一次，龍國方面主動給出了一個「可以談」的口。
不是承諾，是一扇門，微微開了一條縫。法伊茲把這個細節在腦子裡壓住，沒有追，按照奧馬爾的指示，對方開口，你接住，但不往裡推，讓它自己站在那裡，等對方決定要不要繼續開。
陳良問了利比亞的石油儲量，問了利比亞與蘇聯的關係，問了奧馬爾本人的政治立場------他問得非常直接，法伊茲回答得也直接，因為奧馬爾事先說過：對他們不需要任何修飾，他們是見過真實世界的人，修飾過的話他們聽一遍就知道是修飾的。
「你們上校，」陳良在談話接近尾聲的時候問，「他自己為什麼不來？」
「因為，」法伊茲說，「如果他來了，這就不再是一次非正式接觸了，它就變成了一件事，一件必須被記錄在案、必須有明確意義的事。他來不來，取決於這次見面之後這條線是不是值得他來。」
陳良笑了，是那種在見慣了世面的老人臉上才有的那種笑，短暫，真實，「他這個人，」陳良說，「很有意思。」
整個會面進行的時候，奈洛比的街道上有三個人在移動。
他們不在旅館裡，他們在外面，在會面所在街區的不同位置，以三種不同的身份------一個是在路邊攤吃東西的普通旅客，一個是在附近咖啡館坐著看報紙的商人，一個是在兩個街區之外停著車等人的司機。這三個人的真實身份，是系統精英步兵單元的外勤人員，是埃維利亞從費贊基地調出來專門為這次行動保障安全的，他們每隔十分鐘通過一套預定的方式確認彼此的位置和周圍的情況，任何一方出現異常，法伊茲會在三分鐘內知道，行動方案會立刻切換到備用路線。
這套安全網在1971年的奈洛比，是任何情報機構都沒有能力同時部署和維持的規格。鷹國的中情局在非洲的外勤資源，在這個城市裡是稀缺的，他們更關注自己在冷戰里的主戰場，沒有人力在一個不重要的東非城市同時監控三個無關聯的目標。霧島更沒有。
這不是奧馬爾運氣好，是他從一開始就把這個系統爽感的代差，用在了最應該用的地方------不是在戰場上，是在這種沒有任何人知道、但如果失敗了代價無法估量的地方。
會面在那天傍晚結束。法伊茲的人走出那家旅館，在街上走了幾個街區，換了兩輛車，然後按照埃維利亞的路線原路返回。當天晚上，法伊茲通過預定的通訊方式，發了一條極短的消息給的黎波里：「談了，喝了茶，他說有意思。」
奧馬爾看到這條消息，在心裡把它翻譯了一下------他說有意思，這句話在那種外交語境裡不是客套，是真實評價，是一個經歷過很多事的老外交官在說他見到了一個他沒有完全看透的東西，他對這個沒有完全看透的東西有興趣。
這就夠了，對於1971年來說，這就夠了。
奧馬爾在的黎波里等消息的那個夜晚，沒有睡。
不是擔心，是那種在等一件重要的事的時候、身體自動保持清醒的狀態。他在辦公室里看了兩份文件，又走到窗邊看了一會兒城裡的夜景，然後回到桌前，把一本他最近一直在看的經濟學書翻開，讀了三頁，沒讀進去，把書合上了。
他在想一件他知道但現在還沒有發生的事。
兩年後，1973年，贖罪日戰爭，然後是石油禁運，鷹國和西歐的加油站前會出現幾百米的排隊，工廠會因為燃料短缺減產，那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普通公民會第一次感受到能源是可以被切斷的，切斷之後生活會變成什麼樣。那場危機會讓整個世界重新思考一件事：誰控制了能源，誰就掌握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力量。
而在那個時刻，利比亞如果手裡已經握著那根通往東方的細線，那條線就不再只是一條線，它會變成一個支點，支點的重量取決於站在另一邊的人是誰。
他在等的，不只是法伊茲的消息，是那根線是否存在的確認。
奧馬爾在的黎波里收到那條消息的時候，是深夜，馬哈茂德已經走了，埃維利亞在門口，「結果，」她說，「比預期好。」
「比預期好，」奧馬爾說，「但這條線現在只是一根線，不是一張網，還很細，還很長，需要時間。」
「您打算怎麼維繫？」
「不維繫，」他說，「讓它自己生長。」埃維利亞看了他一眼，等著他解釋，「太刻意維繫一條外交線，會讓對方覺得我們需要它，需要的那一方是弱勢的那方，」他說，「我們不需要它，我們只是給它留一個可以生長的空間，然後等它生長，等某一天它變得足夠粗，可以承重，那個時候再來談具體的東西。」
他停了一下，「我告訴過法伊茲一句話，讓他在合適的時候轉達，」他說，「這扇門，從我們這邊，是開著的。」
「那要等多久？」
奧馬爾想了一下，「不確定，」他說，「可能兩年，可能五年，可能更長。」他停了一下，「但它會生長的，因為兩邊都有需要，只是現在各自還沒有把那個需要說出來。不說出來的需要，比說出來的更真實。」
埃維利亞沒有再問，把那條消息歸檔，走出去了。
奧馬爾在那間辦公室里又坐了一會兒，手邊放著那份燒掉之前他最後看了一遍的路線圖的灰燼------是埃維利亞做的，用了一個小碗，在他面前燒的，路線圖化成灰之後，只剩下那個碗，碗裡是灰，什麼都看不出來了。
他把那個碗放到窗台上，沒有處理，就讓它放在那裡。
窗外是的黎波里的深夜，城裡已經安靜了，只有遠處偶爾有車經過的聲音，和地中海方向很淡的一點風。一根細線，從利比亞這頭一直延伸到遙遠的東方，兩頭各有一個人知道它在那裡，其餘所有人都不知道。
就這樣也好。這根線，在沒有人注意到它之前，可以長得更結實一點。
奧馬爾把燈關掉，起身，走出去。
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停了一下。
八年前，1961年，他坐在費贊那棵樹下，什麼都沒有，只有埃維利亞和那個系統界面，他不知道從哪裡開始，也不知道利比亞最終會走到哪裡。他只是從第一步開始，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1969年，走到1970年，走到今天。
每走一步，他都比上一步更清楚地知道，這件事比他想像的大，也比他想像的難，但它沒有停過，一直在往前走，而且走的每一步，都比對手快半個身位，因為他知道那半個身位在哪裡，他生來就知道。
那根從利比亞一直延伸到東方的細線，今晚開始存在了。
沒有人知道它在那裡，除了兩端各自坐著的那兩個人。
這就夠了，今晚夠了。明天還有明天的事，那根線會自己長，他不需要今晚再想它了。
他走出去，把門帶上，走進的黎波里的深夜裡。夜風從地中海方向來，今晚的鹽味很淡，淡到幾乎感覺不到，但它在那裡，就像那根細線，感覺不到，但它在那裡，扎紮實實地在那裡，不會消失。有些東西就是要先讓它在黑暗裡待一段時間，它才能長結實。
奈洛比的那次接觸，是這條線的第一次呼吸，不是它的全部。幾個月之後，奧馬爾會用另一種方式，把這條線推進到下一個深度，那時候的形式會換，人會換，但那根線還是那根線，兩端各自清楚它在那裡。
這四本身份文件是真實的，不是偽造的------這是埃維利亞堅持的，她說偽造的文件在任何有能力認真核查的地方都是風險，真實身份文件的風險是你必須找到真實存在的人，但找到之後它是真實的。她花了三個星期，通過系統情報網絡，找到了四個在北非商業圈子裡確實存在的人的背景，為外交小組的四個人配套了完整的身份故事，每一個人的背景都能經得住至少一次認真核查。
奧馬爾花了三個月時間籌備這次秘密接觸，不是因為行程複雜------從的黎波里繞道巴基斯坦再轉奈洛比，再搭一班沒有直接聯繫的航班，最後抵達目的地，路線是埃維利亞設計的，走過一遍之後他們在地圖上把整條路線燒掉了------不是因為路線複雜，是因為時機要對。
1971年，龍國剛剛恢復聯合國席位，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盯著那個國家，盯著他們會怎麼走，會和誰打交道，會在哪些地方開口，在哪些地方沉默。在所有人都在盯著的時候，奧馬爾選擇了安靜地出現，不通過任何正式渠道，不留任何可以追溯的痕跡，只是讓四個人出現在一個地方，和對方的人坐下來，說話。
接待他們的，是龍國外交系統里一個叫陳良的人，五十多歲，頭髮已經全白，眼睛後面架著一副厚鏡片，說話慢，但每一句話都是想好了才開口的那種慢。他接待過很多國家來的秘密代表，見過很多種人，但接待完利比亞這個小組，他在事後的報告裡寫了一句話，是這份報告裡唯一一句非正式的表述：這些人不像是在尋求幫助，更像是在評估我們是否值得打交道。
這句話，是對的。
外交小組的組長叫法伊茲，三十出頭，語言天賦極好，會四門語言，在舊王朝時期做過駐外商務聯絡員，見過外面的世界，不容易被氣勢壓住——他帶著奧馬爾親手寫的一份備忘錄，在奈洛比一家普通旅館的會客室里，和陳良坐下來，開始談。
備忘錄里，奧馬爾寫了三件事：利比亞是什麼，利比亞想做什麼，以及利比亞為什麼認為龍國是值得談的朋友。
第一件事，他寫得很短，「利比亞是一個剛剛站回自己土地上的國家，石油是我們的，基地已經清場，我們不欠任何人的，也不受任何人的保護。」
第二件事，他寫了半頁，大意是：利比亞正在走一條獨立自主的路，不依附於鷹國，不依附於蘇聯，不依附於任何一個大國體系，只走自己的路。
第三件事，他只寫了一句話：「我們認為，走自己路的人，應該互相認識。」
陳良把這份備忘錄看完，放在桌上，過了很長時間，才開口，「利比亞和我們，距離很遠，」他說，「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幫助你們的。」
法伊茲把他們提前商量好的那句話說出來：「我們沒有來請求任何人的幫助。我們來，是想告訴你們，利比亞將會成為龍國在北非不需要維護的一個朋友------不是負擔，是一個在那裡的朋友。」
陳良把這句話在心裡放了一下，「你們要什麼？」他問，「真正要什麼？」
「現在什麼都不要，」法伊茲說，「現在只是來見面，來讓你們知道我們在，讓我們知道你們在。」他停了一下，「利比亞的上校說，戰略上的朋友不是在需要的時候臨時找來的，是在平靜的時候就已經認識的人。」
陳良看了他很久，然後把茶杯推過來一杯，「喝茶，」他說，「我們再談一會兒。」
這是整個會面里第一個真正的信號。
第一杯茶喝完，陳良問了第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利比亞和蘇聯，現在是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法伊茲說，「我們向蘇聯購買了一批武器，這是一筆交易，不是一個關係。」
「僅此而已？」
「僅此而已，」法伊茲說，「我們的上校不信任蘇聯，就像他不信任鷹國一樣------不是敵意，是不信任，這兩件事是不同的。他信任的東西，是利比亞自己。」
陳良把這個答案在心裡放了一下，「那為什麼來找我們？」
「因為你們也在走自己的路，」法伊茲說，「這不是一個小事，走自己路的國家，在這個世界上不多。」
沉默了一會兒，陳良換了一個方向，「你們上校，多大了？」
「三十歲，」法伊茲說。
陳良的眼睛後面有什麼東西動了一下，「三十歲，」他重複了一下，然後沒有繼續說，喝了一口茶，「他懂經濟嗎？」
「懂，」法伊茲說，「他在石油談判上的表現，您可能已經看到了一些報導。」
「我看到了，」陳良說，「百分之五十五，我們研究過那份合同。」他把茶杯放下，「利比亞的儲量，」他說，「按照公開數據，大概是多少？」
法伊茲報了一個數字，然後說，「實際儲量比這個高，但這個信息，我們今天不在這裡談。」
陳良看了他一眼，沒有追問，「聰明，」他說，「把值錢的東西留著，不是今天的籌碼。」
「我們上校說，」法伊茲說，「值錢的東西，只有在對的時間、用在對的地方，才是真正值錢的。」
陳良又笑了一次，還是那種短暫的、見過大世面的人才有的笑，「你們上校，」他說，「他的話，是他自己想出來的，還是從哪裡讀來的？」
「他自己想的，」法伊茲說，「他讀過的書不少，但他說的話，從來不像是從書上來的。」
他們談了將近三個小時，談的內容沒有任何一件是具體的承諾，沒有任何一件是可以寫進協議的東西，但每一件都是真實的。
陳良在這三個小時裡問了很多問題，法伊茲在每一個問題上的回答都是有選擇的------有些說，有些不說，有些說一半，但每一個說了的，都是真的。這是奧馬爾在出發前說的要求：不要撒謊，不要說假話，可以不說，但說了的必須是真的，因為這種人一眼就能看出你在說假話，而一旦被看出來一次，整條線就完了。
陳良在談到一半的時候問了一個問題，「你們在蘇聯買的武器，是哪一批？」
法伊茲報了型號，沒有隱瞞。
陳良點了點頭，把那個型號在心裡放了一下，「我們熟悉這批東西，」他說，「它的弱點，我們了解得比蘇聯人自己更清楚。」這句話說完，他停了一下，看著法伊茲，「我說這句話，」他說，「不是在炫耀，是在告訴你們，如果有一天你們需要知道一些技術上的東西，可以來找我們談。」
這是整個會面里第一次，龍國方面主動給出了一個「可以談」的口。
不是承諾，是一扇門，微微開了一條縫。法伊茲把這個細節在腦子裡壓住，沒有追，按照奧馬爾的指示，對方開口，你接住，但不往裡推，讓它自己站在那裡，等對方決定要不要繼續開。
陳良問了利比亞的石油儲量，問了利比亞與蘇聯的關係，問了奧馬爾本人的政治立場------他問得非常直接，法伊茲回答得也直接，因為奧馬爾事先說過：對他們不需要任何修飾，他們是見過真實世界的人，修飾過的話他們聽一遍就知道是修飾的。
「你們上校，」陳良在談話接近尾聲的時候問，「他自己為什麼不來？」
「因為，」法伊茲說，「如果他來了，這就不再是一次非正式接觸了，它就變成了一件事，一件必須被記錄在案、必須有明確意義的事。他來不來，取決於這次見面之後這條線是不是值得他來。」
陳良笑了，是那種在見慣了世面的老人臉上才有的那種笑，短暫，真實，「他這個人，」陳良說，「很有意思。」
整個會面進行的時候，奈洛比的街道上有三個人在移動。
他們不在旅館裡，他們在外面，在會面所在街區的不同位置，以三種不同的身份------一個是在路邊攤吃東西的普通旅客，一個是在附近咖啡館坐著看報紙的商人，一個是在兩個街區之外停著車等人的司機。這三個人的真實身份，是系統精英步兵單元的外勤人員，是埃維利亞從費贊基地調出來專門為這次行動保障安全的，他們每隔十分鐘通過一套預定的方式確認彼此的位置和周圍的情況，任何一方出現異常，法伊茲會在三分鐘內知道，行動方案會立刻切換到備用路線。
這套安全網在1971年的奈洛比，是任何情報機構都沒有能力同時部署和維持的規格。鷹國的中情局在非洲的外勤資源，在這個城市裡是稀缺的，他們更關注自己在冷戰里的主戰場，沒有人力在一個不重要的東非城市同時監控三個無關聯的目標。霧島更沒有。
這不是奧馬爾運氣好，是他從一開始就把這個系統爽感的代差，用在了最應該用的地方------不是在戰場上，是在這種沒有任何人知道、但如果失敗了代價無法估量的地方。
會面在那天傍晚結束。法伊茲的人走出那家旅館，在街上走了幾個街區，換了兩輛車，然後按照埃維利亞的路線原路返回。當天晚上，法伊茲通過預定的通訊方式，發了一條極短的消息給的黎波里：「談了，喝了茶，他說有意思。」
奧馬爾看到這條消息，在心裡把它翻譯了一下------他說有意思，這句話在那種外交語境裡不是客套，是真實評價，是一個經歷過很多事的老外交官在說他見到了一個他沒有完全看透的東西，他對這個沒有完全看透的東西有興趣。
這就夠了，對於1971年來說，這就夠了。
奧馬爾在的黎波里等消息的那個夜晚，沒有睡。
不是擔心，是那種在等一件重要的事的時候、身體自動保持清醒的狀態。他在辦公室里看了兩份文件，又走到窗邊看了一會兒城裡的夜景，然後回到桌前，把一本他最近一直在看的經濟學書翻開，讀了三頁，沒讀進去，把書合上了。
他在想一件他知道但現在還沒有發生的事。
兩年後，1973年，贖罪日戰爭，然後是石油禁運，鷹國和西歐的加油站前會出現幾百米的排隊，工廠會因為燃料短缺減產，那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普通公民會第一次感受到能源是可以被切斷的，切斷之後生活會變成什麼樣。那場危機會讓整個世界重新思考一件事：誰控制了能源，誰就掌握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力量。
而在那個時刻，利比亞如果手裡已經握著那根通往東方的細線，那條線就不再只是一條線，它會變成一個支點，支點的重量取決於站在另一邊的人是誰。
他在等的，不只是法伊茲的消息，是那根線是否存在的確認。
奧馬爾在的黎波里收到那條消息的時候，是深夜，馬哈茂德已經走了，埃維利亞在門口，「結果，」她說，「比預期好。」
「比預期好，」奧馬爾說，「但這條線現在只是一根線，不是一張網，還很細，還很長，需要時間。」
「您打算怎麼維繫？」
「不維繫，」他說，「讓它自己生長。」埃維利亞看了他一眼，等著他解釋，「太刻意維繫一條外交線，會讓對方覺得我們需要它，需要的那一方是弱勢的那方，」他說，「我們不需要它，我們只是給它留一個可以生長的空間，然後等它生長，等某一天它變得足夠粗，可以承重，那個時候再來談具體的東西。」
他停了一下，「我告訴過法伊茲一句話，讓他在合適的時候轉達，」他說，「這扇門，從我們這邊，是開著的。」
「那要等多久？」
奧馬爾想了一下，「不確定，」他說，「可能兩年，可能五年，可能更長。」他停了一下，「但它會生長的，因為兩邊都有需要，只是現在各自還沒有把那個需要說出來。不說出來的需要，比說出來的更真實。」
埃維利亞沒有再問，把那條消息歸檔，走出去了。
奧馬爾在那間辦公室里又坐了一會兒，手邊放著那份燒掉之前他最後看了一遍的路線圖的灰燼------是埃維利亞做的，用了一個小碗，在他面前燒的，路線圖化成灰之後，只剩下那個碗，碗裡是灰，什麼都看不出來了。
他把那個碗放到窗台上，沒有處理，就讓它放在那裡。
窗外是的黎波里的深夜，城裡已經安靜了，只有遠處偶爾有車經過的聲音，和地中海方向很淡的一點風。一根細線，從利比亞這頭一直延伸到遙遠的東方，兩頭各有一個人知道它在那裡，其餘所有人都不知道。
就這樣也好。這根線，在沒有人注意到它之前，可以長得更結實一點。
奧馬爾把燈關掉，起身，走出去。
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停了一下。
八年前，1961年，他坐在費贊那棵樹下，什麼都沒有，只有埃維利亞和那個系統界面，他不知道從哪裡開始，也不知道利比亞最終會走到哪裡。他只是從第一步開始，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1969年，走到1970年，走到今天。
每走一步，他都比上一步更清楚地知道，這件事比他想像的大，也比他想像的難，但它沒有停過，一直在往前走，而且走的每一步，都比對手快半個身位，因為他知道那半個身位在哪裡，他生來就知道。
那根從利比亞一直延伸到東方的細線，今晚開始存在了。
沒有人知道它在那裡，除了兩端各自坐著的那兩個人。
這就夠了，今晚夠了。明天還有明天的事，那根線會自己長，他不需要今晚再想它了。
他走出去，把門帶上，走進的黎波里的深夜裡。夜風從地中海方向來，今晚的鹽味很淡，淡到幾乎感覺不到，但它在那裡，就像那根細線，感覺不到，但它在那裡，扎紮實實地在那裡，不會消失。有些東西就是要先讓它在黑暗裡待一段時間，它才能長結實。
奈洛比的那次接觸，是這條線的第一次呼吸，不是它的全部。幾個月之後，奧馬爾會用另一種方式，把這條線推進到下一個深度，那時候的形式會換，人會換，但那根線還是那根線，兩端各自清楚它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