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一把火
鷹國石油公司在等了將近半年之後，終於等不住了，主動聯絡，要求進行正式談判。談判在的黎波里一棟政府樓的會議室里舉行，1970年5月，窗外是地中海方向吹來的熱風，會議室里開著電風扇，轉得很慢，慢到幾乎感覺不到。
對面坐著的是西方石油公司的談判代表團，五個人，領頭的叫阿明·諾頓，是那種在石油行業談了二十年合同的人，西裝，皮鞋，把公文包放在桌上的方式都帶著一種見過大世面的沉穩。他們飛了十幾個小時從休斯頓過來，帶著他們的律師，帶著他們的數字，帶著他們在過去二十年裡對付所有第三世界國家談判代表的那整套方法論。
他們不知道今天的對手不一樣。
奧馬爾在主位上坐下，卡里米在他左邊，兩個人都沒有打開公文包，沒有拿出任何文件，就那麼坐著，看著對面。
諾頓先開口，例行的客套，說了幾句感謝新政府接待、期待雙方合作能夠延續之類的話，說得很順，是背得爛熟的那種順。
奧馬爾等他說完，「諾頓先生，」他說，「我們的合同里，現行的利潤分成是百分之五十對五十。我們認為這個比例需要調整。」
諾頓臉上的表情沒有變，他見過太多這種開場，「我們非常理解新政府希望改善經濟條件的願望，」他說，「事實上我們也在考慮如何在現有框架內------」
「百分之五十五，利比亞。」
這句話落下來，對面五個人里有兩個同時動了一下，不是大動作，是那種被一個數字推了一下的、細微的身體反應。諾頓本人沒動，他的控制力足夠好，「這個數字，」他停頓了一下，「需要一些時間評估。」
「當然，」奧馬爾說，「我們給您充足的時間。」
他沒有繼續說，等著。
諾頓明白了這場談判的節奏不對。通常他可以把對方的注意力從數字上引開，引到一個更模糊的地方，在那個模糊的地方他有主動權。但對面這個人提完數字之後就停了，什麼都不補充，整個會議室的空氣停在那個數字上，沒有地方可以繞。
「我們擔心，」諾頓重新找到了一個角度，「這樣的調整會破壞雙方長期的合作關係，這對兩邊都不是好事。」
「我也擔心這個問題，」奧馬爾說，語氣和剛才沒有任何區別，「所以我們認為，只有把合作建立在更公平的基礎上，它才能真正持久。一個建立在不公平基礎上的合作關係，早晚會垮，垮掉的方式會比我們今天談一個新比例難看得多。」他停了一下，「我們是在幫這段合作關係，諾頓先生，不是在破壞它。」
沉默了將近半分鐘。
諾頓把公文包打開，取出了一份文件，開始從另一個方向進------講利比亞的開採成本，講勘探投入，講技術支持，把一個精心準備過的數字模型鋪開來，用來證明現有的五十對五十其實已經非常合理。
卡里米這時候開口了。這是他們提前商量好的節奏------奧馬爾定方向，卡里米進技術細節。
「您這份成本模型，」卡里米把那份文件掃了一眼，「開採成本一欄，包含了1963年至1968年的歷史勘探費用。」他停了一下，「那些費用已經通過現有的利潤分成收回來了，按照您自己上季度的財務報告，這一塊的收回率是百分之一百一十七。您把已經收回來的成本放在談判模型里，是什麼意思呢？」
會議室里有一種東西改變了。不是大的什麼，是那種一個人意識到自己底牌被看見了之後、身體裡發生的那種細微的重新調整。諾頓的律師把一張紙推到他面前，上面寫了什麼，他看了一眼，沒有表情，「這個數據，我需要核實，」他說。
「當然，」卡里米說，「您可以核實。我們等您。」
談判中斷了將近四十分鐘，對面的人在休息室里，奧馬爾知道他們在做什麼------聯絡休斯頓，用加密電話告訴總部這邊比他們想像的難打，商量下一步怎麼走，重新調整那套方法論。
奧馬爾在這四十分鐘裡只做了一件事：喝了兩杯茶。
談判恢復的時候，諾頓換了他的副手來說話，一個叫馬丁的人，更年輕，更有攻擊性，開口就是市場風險、國際仲裁條款、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先例。
奧馬爾聽他說完，「馬丁先生，」他說，「您說的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問題，我們都同意。」
馬丁的節奏被接住了，他以為對方要反駁。
「但這些問題，」奧馬爾繼續說，語氣極平，「都是關於如何達成新協議的問題，不是關於是否達成新協議的問題。是否，已經決定了。我們今天談的是如何。」他環視了對面五個人一遍，「你們是想現在繼續談如何，還是需要再休息一下？」
這是今天第一次，諾頓的表情有了一點真實的變化。不多，只是眼神里有什麼東西動了一下，那種一個老手在意識到對面是另一個老手時、做出的極細微的重新校準。
談判在下午五點結束，沒有簽字，諾頓說需要時間向總部匯報。
第二輪談判定在三天後。
奧馬爾回到辦公室，埃維利亞在等他，桌上放著一份列印出來的電文，「他們今天散場之後，諾頓在領事館發了一封加密電報給休斯頓總部，」她說，「我們截到了。」
奧馬爾把那份電文拿起來看，不是完整的原文，是系統通訊監聽單元解碼後的內容摘要，語言是英文，埃維利亞在旁邊做了標註。他把它從頭到尾讀了一遍，然後放下。
電報里，諾頓向總部匯報了今天的談判情況，然後寫了三行字，是他對目前局面的判斷：利比亞方面掌握的財務數據超出預期，建議總部授權在分成比例上讓步至百分之五十二，同時在合同期限上尋求補償。
百分之五十二。這是他們在這份電報里說出來的真實底線，比他們坐在談判桌上給出的任何數字都低。
「他們的底線是五十二，」奧馬爾把電文折起來，「我們要的是五十五，中間還有三個百分點。」
「用這份電報，」埃維利亞說，「您可以直接把他們逼到五十三、五十四。」
奧馬爾想了一下，把那份電文推到一邊，「不，」他說，「不用這份電文。」
埃維利亞看了他一眼，沒有說話，等著解釋。
「如果我在談判桌上表現出我知道他們的底線，他們會知道我們截了他們的通訊，」奧馬爾說，「那個能力，比三個百分點值錢。下一次，下下次，還有以後所有的談判和外交，我都需要這個能力是秘密的。」他停了一下，「五十五，我們用正常的談判手段談，我們談得到。」
埃維利亞把那份電文收回去，「那我保留著，」她說，「備用。」
「備用，」他說，「但不是這次用。」
三天後的第二輪談判，諾頓帶著總部新的授權回來，在技術細節上做了一定讓步。奧馬爾知道那個讓步的空間其實比這大，但他沒有把這個知道表現出來，只是把對方每一次讓步都接住，穩穩推進，用足夠的耐心把那三個百分點一點一點談回來。
談判桌上不急的那一方，才有主動權。
七月，紐約，聯合國大會。
發言前一晚，馬哈茂德來敲他的門，「睡不著？」
「在想明天說什麼，」奧馬爾說。
「稿子不是寫好了嗎？」
「稿子寫好了，」奧馬爾說，「但我在想一件事。」他站在窗邊，窗外是紐約的夜景，燈光密集，比利比亞任何城市都亮，「這個台，我們明天上去說的話，會有人記住多久？」
「這個問題，」馬哈茂德在椅子上坐下，「您心裡有答案的。」
奧馬爾沉默了一下。他心裡當然有答案------他知道這篇發言之後的三年裡會發生什麼，知道贖罪日戰爭，知道石油禁運，知道整個中東格局會怎麼重新排列，知道鷹國的那份\「重點關注\「檔案之後會增加多少頁，知道有一個在歷史裡沒有出現過的利比亞，會在他手裡變成一個不同的存在。他知道得太清楚，有時候這種清楚是一種負擔，是一個穿越者永遠帶著的、沒有辦法放下的東西。
「我在想，」他說，「明天說完那些話，這個世界和今天會有多少是一樣的，有多少不一樣。」
馬哈茂德看了他一會兒，「那些我們沒有辦法算，」他說，「但我知道一件事------您今天站在那個台上，是利比亞站在那個台上，這件事本身，二十年前沒有人想過會發生。」
奧馬爾把這句話放進去，點了點頭。
這是利比亞第一次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奧馬爾三十歲不到，比台下絕大多數代表都年輕，走上講台的時候，後排有幾個西方國家的代表團低聲說了什麼，他沒有聽見，即便聽見了也不重要。
他在台上站了一下，把台下掃了一遍。
然後開口，不快，不慢，用那種只有在真正相信自己說的話的人身上才有的、不需要任何修辭支撐的平靜：
「尊敬的各位代表，我來自利比亞，一個剛剛站回自己土地上的國家。我今天來這裡，不是來要求任何東西，也不是來控訴任何人。我來這裡，是因為我相信這個機構最初建立時的那個理由------每一個國家，不論大小，都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這件事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不需要任何人的許可，它是一個事實。我只是來確認這個事實。」
他停頓了一下，讓那段話在空氣里落一落。
「利比亞的石油，屬於利比亞人民。這不是一個挑釁，這是一個已經發生的事實。我們歡迎所有願意在公平基礎上與我們合作的夥伴，對所有夥伴保持開放。我們只是不再接受一種把開放誤解為放棄的合作方式。」
「謝謝。」
他走下講台，回到利比亞代表團的席位上坐下。
阿拉伯國家的席位上有掌聲，不大，但真實。幾個西方國家的代表團沒有反應，但有幾個人轉過頭低聲說話。他們說什麼，奧馬爾不知道，他知道的是，那些人今晚會給自己的外交部發電報。
三天後，鷹國駐聯合國代表向奧馬爾申請了一次私下會面，紐約一家安靜的餐廳。那個代表叫羅斯，五十多歲，老外交官，今天來時仍然帶著一種輕微的試探性，像是還沒有完全確認對面這個年輕人是什麼規格的對手。
「卡扎菲上校，」他用的是上校，不是革命委員會主席，這是一個態度，「我們非常讚賞您在大會上的發言，措辭非常......溫和。」
「謝謝，」奧馬爾說，「我本來就沒有打算說不溫和的話。」
「我們希望利比亞和我們的關係能夠保持建設性，」羅斯說，「也希望雙方在一些......敏感問題上，能夠保持溝通。」
「我們一直保持溝通，」奧馬爾說，「我今天也在溝通。」他端起咖啡杯，「羅斯先生，您具體想溝通什麼？」
羅斯停了一下，「石油合同重談，以及，軍事基地的問題。」
「這兩件事，我們都在按程序推進，」奧馬爾說，「利比亞會把每一步處理得乾淨、透明、符合國際法。如果您在某個具體步驟上有法律層面的疑問，我們的外交部隨時可以安排正式溝通。」他停了一下，「但如果您今天來是希望我們停下來，我沒有辦法給您這個答覆，因為那不是利比亞政府有權給出的答覆------那是利比亞人民的事，不是我的事。」
羅斯把咖啡杯放下，看了奧馬爾很久，「您是一個很難打交道的人，上校。」
「我是一個很容易打交道的人，」奧馬爾說，「只要您是來談公平的事。」
這次會面結束後，鷹國國務院內部備忘錄里，奧馬爾的檔案級別從\「關注\「升為\「重點關注\「。備忘錄的評估是：此人言辭溫和，立場不可撼動，傳統外交施壓手段對其效果存疑，建議研究其他方式。
奧馬爾沒有看到這份備忘錄。他不需要看，他知道它存在。
九月，利比亞與西方石油公司達成新協議：利比亞分成比例，百分之五十五。
這是中東歷史上第一次，一個石油國家用談判的方式拿到了這個數字，不是戰爭，不是威脅，是坐在桌子上一句一句談出來的。
消息傳開之後，科威特、伊拉克、沙特，相繼開始重談自己的合同。那些談判里，有幾個談判代表私下說：我們的依據來自利比亞，利比亞做到了，我們為什麼不能。
奧馬爾在的黎波里收到了這些消息，沒有慶祝，把它們放進文件夾，一份一份歸檔。
卡里米來找他，說了一句話，「您知道嗎，我二十年前做那個合同，拿到百分之五十五，被投訴了。今天這個，全中東都在跟。」
「您那時候走在了前面，」奧馬爾說，「現在是利比亞走在了前面，性質是一樣的。」
卡里米點了點頭，轉身出去了。
奧馬爾坐了一會兒，窗外是的黎波里的九月，熱，但比七月好一點，有風，從地中海方向來，帶著一點鹽的味道。他想到了談判第一天，諾頓把公文包放在桌上那個動作，帶著一種二十年積累下來的沉穩，那種沉穩的意思是：我見過你們這種人，我知道你們最後會接受什麼。
他們錯了，因為他們見過的那些人，都是活在1970年的人。奧馬爾不是。
這個區別，他沒有告訴任何人，也不需要告訴任何人。它只是安靜地存在在那裡，存在在他每一次坐上談判桌、知道對方底線在哪裡而對方不知道他底線在哪裡的那種靜默的主動權里。他不會告訴任何人他是怎麼知道的，就像一個棋手不會告訴對方他十步之後的落子，那不是秘密，那只是他的東西。
窗外的風還在吹，地中海今天的鹽味比平時重一點。
第一把火，點著了。中東的其他國家已經看見了，他們會跟上來的，這件事他不需要推，他們自己會跑。接下來，是基地。
對面坐著的是西方石油公司的談判代表團，五個人，領頭的叫阿明·諾頓，是那種在石油行業談了二十年合同的人，西裝，皮鞋，把公文包放在桌上的方式都帶著一種見過大世面的沉穩。他們飛了十幾個小時從休斯頓過來，帶著他們的律師，帶著他們的數字，帶著他們在過去二十年裡對付所有第三世界國家談判代表的那整套方法論。
他們不知道今天的對手不一樣。
奧馬爾在主位上坐下，卡里米在他左邊，兩個人都沒有打開公文包，沒有拿出任何文件，就那麼坐著，看著對面。
諾頓先開口，例行的客套，說了幾句感謝新政府接待、期待雙方合作能夠延續之類的話，說得很順，是背得爛熟的那種順。
奧馬爾等他說完，「諾頓先生，」他說，「我們的合同里，現行的利潤分成是百分之五十對五十。我們認為這個比例需要調整。」
諾頓臉上的表情沒有變，他見過太多這種開場，「我們非常理解新政府希望改善經濟條件的願望，」他說，「事實上我們也在考慮如何在現有框架內------」
「百分之五十五，利比亞。」
這句話落下來，對面五個人里有兩個同時動了一下，不是大動作，是那種被一個數字推了一下的、細微的身體反應。諾頓本人沒動，他的控制力足夠好，「這個數字，」他停頓了一下，「需要一些時間評估。」
「當然，」奧馬爾說，「我們給您充足的時間。」
他沒有繼續說，等著。
諾頓明白了這場談判的節奏不對。通常他可以把對方的注意力從數字上引開，引到一個更模糊的地方，在那個模糊的地方他有主動權。但對面這個人提完數字之後就停了，什麼都不補充，整個會議室的空氣停在那個數字上，沒有地方可以繞。
「我們擔心，」諾頓重新找到了一個角度，「這樣的調整會破壞雙方長期的合作關係，這對兩邊都不是好事。」
「我也擔心這個問題，」奧馬爾說，語氣和剛才沒有任何區別，「所以我們認為，只有把合作建立在更公平的基礎上，它才能真正持久。一個建立在不公平基礎上的合作關係，早晚會垮，垮掉的方式會比我們今天談一個新比例難看得多。」他停了一下，「我們是在幫這段合作關係，諾頓先生，不是在破壞它。」
沉默了將近半分鐘。
諾頓把公文包打開，取出了一份文件，開始從另一個方向進------講利比亞的開採成本，講勘探投入，講技術支持，把一個精心準備過的數字模型鋪開來，用來證明現有的五十對五十其實已經非常合理。
卡里米這時候開口了。這是他們提前商量好的節奏------奧馬爾定方向，卡里米進技術細節。
「您這份成本模型，」卡里米把那份文件掃了一眼，「開採成本一欄，包含了1963年至1968年的歷史勘探費用。」他停了一下，「那些費用已經通過現有的利潤分成收回來了，按照您自己上季度的財務報告，這一塊的收回率是百分之一百一十七。您把已經收回來的成本放在談判模型里，是什麼意思呢？」
會議室里有一種東西改變了。不是大的什麼，是那種一個人意識到自己底牌被看見了之後、身體裡發生的那種細微的重新調整。諾頓的律師把一張紙推到他面前，上面寫了什麼，他看了一眼，沒有表情，「這個數據，我需要核實，」他說。
「當然，」卡里米說，「您可以核實。我們等您。」
談判中斷了將近四十分鐘，對面的人在休息室里，奧馬爾知道他們在做什麼------聯絡休斯頓，用加密電話告訴總部這邊比他們想像的難打，商量下一步怎麼走，重新調整那套方法論。
奧馬爾在這四十分鐘裡只做了一件事：喝了兩杯茶。
談判恢復的時候，諾頓換了他的副手來說話，一個叫馬丁的人，更年輕，更有攻擊性，開口就是市場風險、國際仲裁條款、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先例。
奧馬爾聽他說完，「馬丁先生，」他說，「您說的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問題，我們都同意。」
馬丁的節奏被接住了，他以為對方要反駁。
「但這些問題，」奧馬爾繼續說，語氣極平，「都是關於如何達成新協議的問題，不是關於是否達成新協議的問題。是否，已經決定了。我們今天談的是如何。」他環視了對面五個人一遍，「你們是想現在繼續談如何，還是需要再休息一下？」
這是今天第一次，諾頓的表情有了一點真實的變化。不多，只是眼神里有什麼東西動了一下，那種一個老手在意識到對面是另一個老手時、做出的極細微的重新校準。
談判在下午五點結束，沒有簽字，諾頓說需要時間向總部匯報。
第二輪談判定在三天後。
奧馬爾回到辦公室，埃維利亞在等他，桌上放著一份列印出來的電文，「他們今天散場之後，諾頓在領事館發了一封加密電報給休斯頓總部，」她說，「我們截到了。」
奧馬爾把那份電文拿起來看，不是完整的原文，是系統通訊監聽單元解碼後的內容摘要，語言是英文，埃維利亞在旁邊做了標註。他把它從頭到尾讀了一遍，然後放下。
電報里，諾頓向總部匯報了今天的談判情況，然後寫了三行字，是他對目前局面的判斷：利比亞方面掌握的財務數據超出預期，建議總部授權在分成比例上讓步至百分之五十二，同時在合同期限上尋求補償。
百分之五十二。這是他們在這份電報里說出來的真實底線，比他們坐在談判桌上給出的任何數字都低。
「他們的底線是五十二，」奧馬爾把電文折起來，「我們要的是五十五，中間還有三個百分點。」
「用這份電報，」埃維利亞說，「您可以直接把他們逼到五十三、五十四。」
奧馬爾想了一下，把那份電文推到一邊，「不，」他說，「不用這份電文。」
埃維利亞看了他一眼，沒有說話，等著解釋。
「如果我在談判桌上表現出我知道他們的底線，他們會知道我們截了他們的通訊，」奧馬爾說，「那個能力，比三個百分點值錢。下一次，下下次，還有以後所有的談判和外交，我都需要這個能力是秘密的。」他停了一下，「五十五，我們用正常的談判手段談，我們談得到。」
埃維利亞把那份電文收回去，「那我保留著，」她說，「備用。」
「備用，」他說，「但不是這次用。」
三天後的第二輪談判，諾頓帶著總部新的授權回來，在技術細節上做了一定讓步。奧馬爾知道那個讓步的空間其實比這大，但他沒有把這個知道表現出來，只是把對方每一次讓步都接住，穩穩推進，用足夠的耐心把那三個百分點一點一點談回來。
談判桌上不急的那一方，才有主動權。
七月，紐約，聯合國大會。
發言前一晚，馬哈茂德來敲他的門，「睡不著？」
「在想明天說什麼，」奧馬爾說。
「稿子不是寫好了嗎？」
「稿子寫好了，」奧馬爾說，「但我在想一件事。」他站在窗邊，窗外是紐約的夜景，燈光密集，比利比亞任何城市都亮，「這個台，我們明天上去說的話，會有人記住多久？」
「這個問題，」馬哈茂德在椅子上坐下，「您心裡有答案的。」
奧馬爾沉默了一下。他心裡當然有答案------他知道這篇發言之後的三年裡會發生什麼，知道贖罪日戰爭，知道石油禁運，知道整個中東格局會怎麼重新排列，知道鷹國的那份\「重點關注\「檔案之後會增加多少頁，知道有一個在歷史裡沒有出現過的利比亞，會在他手裡變成一個不同的存在。他知道得太清楚，有時候這種清楚是一種負擔，是一個穿越者永遠帶著的、沒有辦法放下的東西。
「我在想，」他說，「明天說完那些話，這個世界和今天會有多少是一樣的，有多少不一樣。」
馬哈茂德看了他一會兒，「那些我們沒有辦法算，」他說，「但我知道一件事------您今天站在那個台上，是利比亞站在那個台上，這件事本身，二十年前沒有人想過會發生。」
奧馬爾把這句話放進去，點了點頭。
這是利比亞第一次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奧馬爾三十歲不到，比台下絕大多數代表都年輕，走上講台的時候，後排有幾個西方國家的代表團低聲說了什麼，他沒有聽見，即便聽見了也不重要。
他在台上站了一下，把台下掃了一遍。
然後開口，不快，不慢，用那種只有在真正相信自己說的話的人身上才有的、不需要任何修辭支撐的平靜：
「尊敬的各位代表，我來自利比亞，一個剛剛站回自己土地上的國家。我今天來這裡，不是來要求任何東西，也不是來控訴任何人。我來這裡，是因為我相信這個機構最初建立時的那個理由------每一個國家，不論大小，都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這件事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不需要任何人的許可，它是一個事實。我只是來確認這個事實。」
他停頓了一下，讓那段話在空氣里落一落。
「利比亞的石油，屬於利比亞人民。這不是一個挑釁，這是一個已經發生的事實。我們歡迎所有願意在公平基礎上與我們合作的夥伴，對所有夥伴保持開放。我們只是不再接受一種把開放誤解為放棄的合作方式。」
「謝謝。」
他走下講台，回到利比亞代表團的席位上坐下。
阿拉伯國家的席位上有掌聲，不大，但真實。幾個西方國家的代表團沒有反應，但有幾個人轉過頭低聲說話。他們說什麼，奧馬爾不知道，他知道的是，那些人今晚會給自己的外交部發電報。
三天後，鷹國駐聯合國代表向奧馬爾申請了一次私下會面，紐約一家安靜的餐廳。那個代表叫羅斯，五十多歲，老外交官，今天來時仍然帶著一種輕微的試探性，像是還沒有完全確認對面這個年輕人是什麼規格的對手。
「卡扎菲上校，」他用的是上校，不是革命委員會主席，這是一個態度，「我們非常讚賞您在大會上的發言，措辭非常......溫和。」
「謝謝，」奧馬爾說，「我本來就沒有打算說不溫和的話。」
「我們希望利比亞和我們的關係能夠保持建設性，」羅斯說，「也希望雙方在一些......敏感問題上，能夠保持溝通。」
「我們一直保持溝通，」奧馬爾說，「我今天也在溝通。」他端起咖啡杯，「羅斯先生，您具體想溝通什麼？」
羅斯停了一下，「石油合同重談，以及，軍事基地的問題。」
「這兩件事，我們都在按程序推進，」奧馬爾說，「利比亞會把每一步處理得乾淨、透明、符合國際法。如果您在某個具體步驟上有法律層面的疑問，我們的外交部隨時可以安排正式溝通。」他停了一下，「但如果您今天來是希望我們停下來，我沒有辦法給您這個答覆，因為那不是利比亞政府有權給出的答覆------那是利比亞人民的事，不是我的事。」
羅斯把咖啡杯放下，看了奧馬爾很久，「您是一個很難打交道的人，上校。」
「我是一個很容易打交道的人，」奧馬爾說，「只要您是來談公平的事。」
這次會面結束後，鷹國國務院內部備忘錄里，奧馬爾的檔案級別從\「關注\「升為\「重點關注\「。備忘錄的評估是：此人言辭溫和，立場不可撼動，傳統外交施壓手段對其效果存疑，建議研究其他方式。
奧馬爾沒有看到這份備忘錄。他不需要看，他知道它存在。
九月，利比亞與西方石油公司達成新協議：利比亞分成比例，百分之五十五。
這是中東歷史上第一次，一個石油國家用談判的方式拿到了這個數字，不是戰爭，不是威脅，是坐在桌子上一句一句談出來的。
消息傳開之後，科威特、伊拉克、沙特，相繼開始重談自己的合同。那些談判里，有幾個談判代表私下說：我們的依據來自利比亞，利比亞做到了，我們為什麼不能。
奧馬爾在的黎波里收到了這些消息，沒有慶祝，把它們放進文件夾，一份一份歸檔。
卡里米來找他，說了一句話，「您知道嗎，我二十年前做那個合同，拿到百分之五十五，被投訴了。今天這個，全中東都在跟。」
「您那時候走在了前面，」奧馬爾說，「現在是利比亞走在了前面，性質是一樣的。」
卡里米點了點頭，轉身出去了。
奧馬爾坐了一會兒，窗外是的黎波里的九月，熱，但比七月好一點，有風，從地中海方向來，帶著一點鹽的味道。他想到了談判第一天，諾頓把公文包放在桌上那個動作，帶著一種二十年積累下來的沉穩，那種沉穩的意思是：我見過你們這種人，我知道你們最後會接受什麼。
他們錯了，因為他們見過的那些人，都是活在1970年的人。奧馬爾不是。
這個區別，他沒有告訴任何人，也不需要告訴任何人。它只是安靜地存在在那裡，存在在他每一次坐上談判桌、知道對方底線在哪裡而對方不知道他底線在哪裡的那種靜默的主動權里。他不會告訴任何人他是怎麼知道的，就像一個棋手不會告訴對方他十步之後的落子，那不是秘密，那只是他的東西。
窗外的風還在吹，地中海今天的鹽味比平時重一點。
第一把火，點著了。中東的其他國家已經看見了，他們會跟上來的，這件事他不需要推，他們自己會跑。接下來，是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