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摯友
「好了好了，大家別這麼嚴肅，「奧加遼夫還試圖維持局面，「亞歷山大就是那個脾氣，你們又不是不知道...」
「奧加遼夫，別再說了。」一旁圍觀的馬里埃蒂的聲音忽然響了起來。
「安東尼奧，」奧加遼夫似乎察覺到了什麼，「你....」
「赫爾岑先生，「馬里埃蒂從吧檯後面走了出來，「請你離開這裡吧，你侮辱了這些紳士們的心血。」
赫爾岑愣了一下：「什麼？」
「請你離開我的咖啡館，」馬里埃蒂重複了一遍。
咖啡館裡剩下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沒有人說話。
「安東尼奧，我只是...」
「你只是什麼？」馬里埃蒂的義大利口音在激動的時候變得更加明顯，不斷比劃著名手勢，「媽媽咪呀，你只是告訴我們，我們的鬥爭是錯的？我們應該去改變偏見，而不是反抗壓迫？」
「我沒有說你們的鬥爭是錯的...」
馬里埃蒂的聲音提高了，他走到赫爾岑面前，「你說偏見才是根源，你說暴力只會帶來新的暴君——那我問你，我的祖國呢？」
他的手指向窗外，一直指向遙遠的亞平寧半島。
「拉德茨基的軍隊去年剛鎮壓了我們的起義，成千上萬的義大利人死在了戰場上，你告訴我，我應該去改變奧地利人的偏見？」
馬里埃蒂深吸了一口氣，試圖平復情緒：「當你說偏見才是根源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對那些正在被炮彈炸死的人來說，你的偏見論又有什麼意義？」
赫爾岑張了張嘴，但什麼也沒有說出來，他並不後悔自己說了那些話，但咖啡館裡的那些人，赫爾岑竟然有些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他們的感覺。
奧加遼夫看了看赫爾岑，又看了看馬里埃蒂，嘴唇動了動，最終什麼也沒說。
赫爾岑只好拿起掛在衣架上的大衣，推開門，走進了倫敦的夜色里。
外面的風比他預想的冷，索霍區的街道上濕漉漉的，剛下過一場雨，路燈的光在石板路上碎成一片一片，赫爾岑裹緊了大衣，漫無目的地往前走。
「亞歷山大！」
身後傳來了急促的腳步聲。
赫爾岑回過頭，看到薩佐諾夫正朝他跑過來，大衣都沒來得及扣好。
「你....」薩佐諾夫跑到他面前，彎著腰喘了幾口氣，「你怎麼突然就走了？我剛才去拿大衣，回來就看見你不見了。」
「你不用出來找我，「赫爾岑說，「你回去吧，別讓馬里埃蒂連你也趕出來。」
「我什麼時候聽過你的話？」薩佐諾夫走到他身邊，彎著腰喘了幾口氣，「況且，你把圍巾給落下了。」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條深灰色的圍巾，遞了過來。
「謝謝。」
「嗯。」
兩個人站在街角，誰也沒有先邁步。
「你以前不是這樣的，「薩佐諾夫走近了一步，「你以前在莫斯科的時候，在彼得堡的時候，你從來不會....你從來不會這樣說話。什麼偏見啊，什麼漠視啊，什麼改變土壤啊...你什麼時候開始說這些的？」
薩佐諾夫看著他，等待著一個回答，但赫爾岑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是認真的，」薩佐諾夫的語氣不像是在質問，更像是在困惑，「就算是在莫斯科的時候，你比誰都激進，比誰都敢說，奧加遼夫還開玩笑說你是我們當中最有可能被流放的那一個，但你可不會在那種場合說那種話。」
也許是因為他自己也不確定答案；也許是因為自己也是俄羅斯人；他的同胞也在向華沙開炮；他的同胞也在鎮壓起義；而他坐在倫敦的咖啡館裡，假裝自己跟那些人沒有一點關係。
「我一直都沒有變，」赫爾岑緩緩開口開口，「從莫斯科搬到倫敦以來，一直都沒有變過。你還記得在麻雀山的時候嗎？」
薩佐諾夫愣了一下，然後點了點頭。
「當然記得，我們站在山頂上，對著整個莫斯科發誓，要為俄國的自由獻出一切。」
「對，」赫爾岑說，「那時候我們覺得自由很簡單，只要推翻沙皇，建立共和國，一切就都好了。就像法國人做的那樣。」
他停頓了一下。
「但法國人推翻了國王，迎來了拿破崙。拿破崙之後是波旁，波旁之後是奧爾良，奧爾良之後又是波拿巴——他們換了一個又一個政府，但底層的人民還是一樣窮，一樣沒有權利。」
「所以你覺得暴力革命是錯的？」薩佐諾夫問。
「不，我沒有覺得暴力革命是錯的，」赫爾岑搖了搖頭，「我只是覺得，光有暴力革命是不夠的。」
他踢開腳邊的一顆石子，看著它滾進路邊的排水溝里。
「然後我就開始想，是不是我們一開始就問錯了問題？」
「什麼意思？」薩佐諾夫問。
「我們一直在問怎麼推翻暴君，」赫爾岑說，「但我們從來沒有問過暴君是怎麼產生的。我們一直在問怎麼贏得自由，但我們從來沒有問過為什麼有人會失去自由。」
「就是我之前跟你提過的那個年輕人，他寫了一個故事，」赫爾岑說，「講的是波希米亞一個小鎮上的事，一個斯洛伐克工匠被冤枉，整個小鎮的人都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沒有人站出來。」
「就是你今晚說的那個？」
「對，」赫爾岑點了點頭，「我讀完以後，整整一夜沒有睡著。不是因為那個故事有多悲慘，而是因為我們就是那些旁觀者。」
他轉過身，面對著薩佐諾夫。
「尼古拉，那些人不是壞人。他們去教堂做禮拜，他們給鄰居幫忙，他們在聖誕節給孩子們買禮物——但他們眼睜睜看著一個無辜的人被送進苦役營，他們明明可以做些什麼，可是為什麼會覺得這件事跟自己無關呢。」
薩佐諾夫沉默了。
「這就是偏見最可怕的地方，」赫爾岑說，「仇恨跟它比可要好上不少。」
他們走過了滑鐵盧橋，河面上的霧更濃了，遠處的議會大廈只剩下一個模糊的輪廓。
「所以你今晚才會說那些話，」薩佐諾夫終於明白了，「你不是在否定他們的鬥爭，你是在說，光靠鬥爭不夠。」
「對，我就是這個意思。」赫爾岑的聲音裡帶著一絲疲憊，「推翻一個暴君容易，改變一千個人的偏見難。但不改變偏見，推翻多少暴君都沒用，新的暴君會從同樣的土壤里長出來。」
「但你也看到了，」薩佐諾夫輕聲說，「他們聽不進去。」
「我知道，」赫爾岑苦笑了一下，「我大概是最不擅長說服別人的人了。」
薩佐諾夫看了他一眼，忽然笑了。
「你確實不擅長，你總是把道理說到最極端，然後逼別人選邊站。你今晚要是換個說法，也許馬里埃蒂就不會趕你走了。」
「換個什麼說法？」
「比如，你可以說偏見和鬥爭都很重要，而不是把偏見說成是唯一的根源。你可以說改變偏見是長遠的目標，而鬥爭是眼前的必要。你沒必要把兩件事對立起來。」
赫爾岑他不得不承認，薩佐諾夫說得有道理。
但他也知道，如果今晚他換了一種說法，那些人也許不會生氣，但他們也不會真正去思考偏見的問題。
有時候，只有把話說絕了，才能讓人停下來想一想。
「也許吧，」赫爾岑說，「但我這輩子大概也學不會圓滑了。」
「那倒也是，」薩佐諾夫笑了一聲。
他們繼續沿著河堤走著，霧氣越來越濃，街燈的光芒越來越暗。
「尼古拉，」赫爾岑忽然停下腳步。
「嗯？」
「謝謝你追出來。」
薩佐諾夫沒有回答，只是把圍巾緊了緊，繼續往前走。
「奧加遼夫，別再說了。」一旁圍觀的馬里埃蒂的聲音忽然響了起來。
「安東尼奧，」奧加遼夫似乎察覺到了什麼，「你....」
「赫爾岑先生，「馬里埃蒂從吧檯後面走了出來，「請你離開這裡吧，你侮辱了這些紳士們的心血。」
赫爾岑愣了一下：「什麼？」
「請你離開我的咖啡館，」馬里埃蒂重複了一遍。
咖啡館裡剩下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沒有人說話。
「安東尼奧，我只是...」
「你只是什麼？」馬里埃蒂的義大利口音在激動的時候變得更加明顯，不斷比劃著名手勢，「媽媽咪呀，你只是告訴我們，我們的鬥爭是錯的？我們應該去改變偏見，而不是反抗壓迫？」
「我沒有說你們的鬥爭是錯的...」
馬里埃蒂的聲音提高了，他走到赫爾岑面前，「你說偏見才是根源，你說暴力只會帶來新的暴君——那我問你，我的祖國呢？」
他的手指向窗外，一直指向遙遠的亞平寧半島。
「拉德茨基的軍隊去年剛鎮壓了我們的起義，成千上萬的義大利人死在了戰場上，你告訴我，我應該去改變奧地利人的偏見？」
馬里埃蒂深吸了一口氣，試圖平復情緒：「當你說偏見才是根源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對那些正在被炮彈炸死的人來說，你的偏見論又有什麼意義？」
赫爾岑張了張嘴，但什麼也沒有說出來，他並不後悔自己說了那些話，但咖啡館裡的那些人，赫爾岑竟然有些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他們的感覺。
奧加遼夫看了看赫爾岑，又看了看馬里埃蒂，嘴唇動了動，最終什麼也沒說。
赫爾岑只好拿起掛在衣架上的大衣，推開門，走進了倫敦的夜色里。
外面的風比他預想的冷，索霍區的街道上濕漉漉的，剛下過一場雨，路燈的光在石板路上碎成一片一片，赫爾岑裹緊了大衣，漫無目的地往前走。
「亞歷山大！」
身後傳來了急促的腳步聲。
赫爾岑回過頭，看到薩佐諾夫正朝他跑過來，大衣都沒來得及扣好。
「你....」薩佐諾夫跑到他面前，彎著腰喘了幾口氣，「你怎麼突然就走了？我剛才去拿大衣，回來就看見你不見了。」
「你不用出來找我，「赫爾岑說，「你回去吧，別讓馬里埃蒂連你也趕出來。」
「我什麼時候聽過你的話？」薩佐諾夫走到他身邊，彎著腰喘了幾口氣，「況且，你把圍巾給落下了。」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條深灰色的圍巾，遞了過來。
「謝謝。」
「嗯。」
兩個人站在街角，誰也沒有先邁步。
「你以前不是這樣的，「薩佐諾夫走近了一步，「你以前在莫斯科的時候，在彼得堡的時候，你從來不會....你從來不會這樣說話。什麼偏見啊，什麼漠視啊，什麼改變土壤啊...你什麼時候開始說這些的？」
薩佐諾夫看著他，等待著一個回答，但赫爾岑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是認真的，」薩佐諾夫的語氣不像是在質問，更像是在困惑，「就算是在莫斯科的時候，你比誰都激進，比誰都敢說，奧加遼夫還開玩笑說你是我們當中最有可能被流放的那一個，但你可不會在那種場合說那種話。」
也許是因為他自己也不確定答案；也許是因為自己也是俄羅斯人；他的同胞也在向華沙開炮；他的同胞也在鎮壓起義；而他坐在倫敦的咖啡館裡，假裝自己跟那些人沒有一點關係。
「我一直都沒有變，」赫爾岑緩緩開口開口，「從莫斯科搬到倫敦以來，一直都沒有變過。你還記得在麻雀山的時候嗎？」
薩佐諾夫愣了一下，然後點了點頭。
「當然記得，我們站在山頂上，對著整個莫斯科發誓，要為俄國的自由獻出一切。」
「對，」赫爾岑說，「那時候我們覺得自由很簡單，只要推翻沙皇，建立共和國，一切就都好了。就像法國人做的那樣。」
他停頓了一下。
「但法國人推翻了國王，迎來了拿破崙。拿破崙之後是波旁，波旁之後是奧爾良，奧爾良之後又是波拿巴——他們換了一個又一個政府，但底層的人民還是一樣窮，一樣沒有權利。」
「所以你覺得暴力革命是錯的？」薩佐諾夫問。
「不，我沒有覺得暴力革命是錯的，」赫爾岑搖了搖頭，「我只是覺得，光有暴力革命是不夠的。」
他踢開腳邊的一顆石子，看著它滾進路邊的排水溝里。
「然後我就開始想，是不是我們一開始就問錯了問題？」
「什麼意思？」薩佐諾夫問。
「我們一直在問怎麼推翻暴君，」赫爾岑說，「但我們從來沒有問過暴君是怎麼產生的。我們一直在問怎麼贏得自由，但我們從來沒有問過為什麼有人會失去自由。」
「就是我之前跟你提過的那個年輕人，他寫了一個故事，」赫爾岑說，「講的是波希米亞一個小鎮上的事，一個斯洛伐克工匠被冤枉，整個小鎮的人都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沒有人站出來。」
「就是你今晚說的那個？」
「對，」赫爾岑點了點頭，「我讀完以後，整整一夜沒有睡著。不是因為那個故事有多悲慘，而是因為我們就是那些旁觀者。」
他轉過身，面對著薩佐諾夫。
「尼古拉，那些人不是壞人。他們去教堂做禮拜，他們給鄰居幫忙，他們在聖誕節給孩子們買禮物——但他們眼睜睜看著一個無辜的人被送進苦役營，他們明明可以做些什麼，可是為什麼會覺得這件事跟自己無關呢。」
薩佐諾夫沉默了。
「這就是偏見最可怕的地方，」赫爾岑說，「仇恨跟它比可要好上不少。」
他們走過了滑鐵盧橋，河面上的霧更濃了，遠處的議會大廈只剩下一個模糊的輪廓。
「所以你今晚才會說那些話，」薩佐諾夫終於明白了，「你不是在否定他們的鬥爭，你是在說，光靠鬥爭不夠。」
「對，我就是這個意思。」赫爾岑的聲音裡帶著一絲疲憊，「推翻一個暴君容易，改變一千個人的偏見難。但不改變偏見，推翻多少暴君都沒用，新的暴君會從同樣的土壤里長出來。」
「但你也看到了，」薩佐諾夫輕聲說，「他們聽不進去。」
「我知道，」赫爾岑苦笑了一下，「我大概是最不擅長說服別人的人了。」
薩佐諾夫看了他一眼，忽然笑了。
「你確實不擅長，你總是把道理說到最極端，然後逼別人選邊站。你今晚要是換個說法，也許馬里埃蒂就不會趕你走了。」
「換個什麼說法？」
「比如，你可以說偏見和鬥爭都很重要，而不是把偏見說成是唯一的根源。你可以說改變偏見是長遠的目標，而鬥爭是眼前的必要。你沒必要把兩件事對立起來。」
赫爾岑他不得不承認，薩佐諾夫說得有道理。
但他也知道，如果今晚他換了一種說法，那些人也許不會生氣，但他們也不會真正去思考偏見的問題。
有時候，只有把話說絕了，才能讓人停下來想一想。
「也許吧，」赫爾岑說，「但我這輩子大概也學不會圓滑了。」
「那倒也是，」薩佐諾夫笑了一聲。
他們繼續沿著河堤走著，霧氣越來越濃，街燈的光芒越來越暗。
「尼古拉，」赫爾岑忽然停下腳步。
「嗯？」
「謝謝你追出來。」
薩佐諾夫沒有回答，只是把圍巾緊了緊，繼續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