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論偏見
「當然不能一下子解決，但至少——」
「至少什麼？「赫爾岑打斷了維托爾德的話，「至少可以讓更多人死去？至少可以讓更多家庭破碎？至少可以讓仇恨在下一代人心中繼續生根發芽？」
維托爾德的臉色變了。
「赫爾岑，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赫爾岑站了起來，「你們一直在談論壓迫，談論反抗，談論流血犧牲，但你們有沒有想過——這些悲劇的根源到底是什麼？」
「根源？」卡爾推了推眼鏡，「當然是專制，是暴政，是——」
「不，」赫爾岑搖了搖頭，「專制和暴政只是結果，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群眾的漠視和偏見。」
這話一出，客廳里好幾個人都皺起了眉頭。
「漠視和偏見？」托馬不解地重複了一遍。
「對，漠視和偏見，」赫爾岑的越說越激動，「我前幾天讀了一個朋友寫的故事，講的是波希米亞一個小鎮上的事——一個斯洛伐克工匠被德意志鄰居誣陷偷了懷表，然後被法庭判了有罪，最後死在了苦役營里。」
「然後呢？」薩佐諾夫問。
「然後什麼都沒有發生，」赫爾岑攤開雙手，「鎮上的人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沒有人站出來說話。不是因為他們害怕，而是因為他們不在乎。一個斯洛伐克的死活，跟他們有什麼關係呢？他又不是德意志人。」
客廳里安靜了幾秒。
「這就是偏見啊，」赫爾岑繼續說道，「偏見讓一群人覺得另一群人的苦難與自己無關。而漠視，則是明知不公正卻選擇沉默。你們想想，那個斯洛伐克工匠為什麼會死？不是因為法官特別殘忍，不是因為陪審團特別邪惡，而是因為整個小鎮的人，那些普通的、甚至算得上善良的人，都覺得一個斯洛伐克人受苦是理所當然的事。」
「你這話說的跟，這跟民族獨立和自由有什麼關係？」維托爾德的語氣已經有些不耐煩了。
「當然有關係，」赫爾岑轉過身，直視著維托爾德，「你想想，如果那個小鎮上的德意志人從一開始就把斯洛伐克當作平等的人來對待，如果他們不會因為一個人的姓氏就認定他是小偷，如果他們在法庭上願意站出來說一句公道話——那場悲劇還會發生嗎？」
維托爾德沒有回答。
「再往大了說，」赫爾岑的語速加快了，「如果奧地利帝國從一開始就把斯洛伐克、匈牙利人、波蘭人、克羅埃西亞人當作平等的公民來對待，如果維也納的法庭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如果布拉格的學校也教捷克語，如果佩斯的議會也能用匈牙利語辯論——那還會有那麼多人冒著生命危險去起義嗎？」
「你太天真了，」維托爾德終於忍不住了，他猛地站起身來，「你以為維也納會主動給我們平等？他們連讓我們說自己的語言都不願意！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連用母語寫一封信都要經過審查！」
「我沒有說維也納會主動，」赫爾岑平靜地說，「我說的是——問題的根源不在維也納的宮廷里，而在每一個普通人的心裡。」
「那你的意思是，」卡爾也站了起來，臉色不太好看，「我們不應該反抗？我們應該等著偏見自己消失？」
「我沒有說不應該反抗....」
「你就是在說這個！」維托爾德的聲音提高了，「你現在坐在倫敦的咖啡館裡，喝著紅酒，告訴我們問題出在群眾的偏見上？亞歷山大，你知道我的朋友在華沙是怎麼死的嗎？他才不是死於偏見，他是死於俄國人的炮彈！」
「我知道，但你想過沒有，為什麼俄國人可以毫無顧忌地向華沙開炮？因為對普通的俄國人來說，波蘭人的死活跟他們沒有關係，這就是偏見。如果每一個俄國人都把波蘭人當作自己的兄弟，沙皇還敢下那個命令嗎？」
「那是不可能的！」維托爾德幾乎是在吼了，「俄國人不可能把波蘭人當兄弟！」
「為什麼不可能？」
赫爾岑向前走了一步，額頭頂在維托爾德的額頭上。
「為什麼不可能？因為偏見是天生的？因為民族之間的仇恨是無法消解的？因為人天生就要分出我們和他們？」他搖了搖頭，「不，偏見不是天生的，偏見是教出來的。既然可以教出來，就可以被改變。」
「那需要多長時間？」一旁的卡爾諷刺地問，「一百年？兩百年？在我們等待偏見消失的這段時間裡，還要有多少人去死？」
赫爾岑不知道該怎麼回話。
他知道卡爾說得沒有錯，改變偏見需要時間，而在這些時間裡，還會有無數的人受苦死去，但僅僅依靠起義和流血，換來的也只是新的壓迫。
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國王，迎來了拿破崙，1848年的革命趕走了梅特涅，換來的不過是新的專制，波蘭人起義了三次，而每一次失敗都讓仇恨更深了一層。
「我不知道需要多長時間，」赫爾岑聲音低了下來，「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我們只想著用暴力推翻壓迫者，而不去改變產生壓迫的土壤，那我們推翻的只是一個暴君，換來的是另一個暴君。」
「產生壓迫的土壤？」埃米爾皺著眉，「你是指什麼？」
「偏見，」赫爾岑說，「是偏見讓一個奧地利人覺得匈牙利人低人一等；是偏見讓一個俄國人覺得波蘭人不配擁有自己的國家；是偏見讓一個英國人覺得愛爾蘭人天生就該挨餓。只要這種偏見存在一天，不管你推翻多少個暴君，新的壓迫都會像野草一樣長出來。」
維托爾德重重地坐了回去，雙手抱在胸前，臉上的表情像是在忍受什麼。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咬著牙說，「我們波蘭人爭取獨立的鬥爭，跟偏見是一回事？」
「我沒有這麼說....」
「你就是這個意思！」維托爾德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你把我們的獨立運動跟那些壓迫者的偏見混為一談，好像我們爭取自由也是在製造仇恨一樣！」
「我說的不是你們的獨立運動，」赫爾岑試圖解釋，「我說的是。」
「你說的就是！」另一個聲音插了進來，是一個叫做拉約什的匈牙利人，「赫爾岑先生，你坐在倫敦的安全地帶，告訴我們暴力反抗是錯的，告訴我們應該去改變偏見，可是當奧地利的炮彈落在佩斯的時候，能保護我的家人嗎？」
赫爾岑張了張嘴，但沒有說出話來。
拉約什站了起來，走到赫爾岑面前，聲音在發抖。
「我的兄弟死在了維也納的絞刑架上，我的姐姐在逃亡的路上被哥薩克騎兵追上，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她是死是活，你告訴我，我應該去改變他們的偏見？」
咖啡館裡一片死寂。
赫爾岑看著拉約什通紅的眼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問題在於，他們說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件事，維托爾德和拉約什在談論的是當下的生存，而赫爾岑在談論的是長遠的改變。
兩者並不矛盾，但在情緒激動的時刻，沒有人願意聽對方把話說完。
奧加遼夫看出了局面正在失控，連忙站起來打圓場。
「先生們，先生們，大家冷靜一下，」他舉起酒瓶，「酒都快喝完了，再來一瓶？」
維托爾德拿起自己的大衣，頭也不回地朝門口走去，拉約什猶豫了一下，也跟著站了起來。
「維托爾德！」赫爾岑叫了一聲。
波蘭人在門口停下了腳步，但沒有回頭。
「你說的沒錯，偏見不是一天能改變的，」赫爾岑的聲音很輕，「但如果連改變偏見的勇氣都沒有，那我們跟那些沉默的旁觀者又有什麼區別？」
維托爾德沒有回答，推開門走了出去。
夜風從門縫裡灌進來，壁爐里的火苗晃了晃。
赫爾岑站在原地，看著那扇關上的門，久久沒有動。
「至少什麼？「赫爾岑打斷了維托爾德的話，「至少可以讓更多人死去？至少可以讓更多家庭破碎？至少可以讓仇恨在下一代人心中繼續生根發芽？」
維托爾德的臉色變了。
「赫爾岑，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赫爾岑站了起來，「你們一直在談論壓迫，談論反抗，談論流血犧牲，但你們有沒有想過——這些悲劇的根源到底是什麼？」
「根源？」卡爾推了推眼鏡，「當然是專制，是暴政，是——」
「不，」赫爾岑搖了搖頭，「專制和暴政只是結果，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群眾的漠視和偏見。」
這話一出，客廳里好幾個人都皺起了眉頭。
「漠視和偏見？」托馬不解地重複了一遍。
「對，漠視和偏見，」赫爾岑的越說越激動，「我前幾天讀了一個朋友寫的故事，講的是波希米亞一個小鎮上的事——一個斯洛伐克工匠被德意志鄰居誣陷偷了懷表，然後被法庭判了有罪，最後死在了苦役營里。」
「然後呢？」薩佐諾夫問。
「然後什麼都沒有發生，」赫爾岑攤開雙手，「鎮上的人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沒有人站出來說話。不是因為他們害怕，而是因為他們不在乎。一個斯洛伐克的死活，跟他們有什麼關係呢？他又不是德意志人。」
客廳里安靜了幾秒。
「這就是偏見啊，」赫爾岑繼續說道，「偏見讓一群人覺得另一群人的苦難與自己無關。而漠視，則是明知不公正卻選擇沉默。你們想想，那個斯洛伐克工匠為什麼會死？不是因為法官特別殘忍，不是因為陪審團特別邪惡，而是因為整個小鎮的人，那些普通的、甚至算得上善良的人，都覺得一個斯洛伐克人受苦是理所當然的事。」
「你這話說的跟，這跟民族獨立和自由有什麼關係？」維托爾德的語氣已經有些不耐煩了。
「當然有關係，」赫爾岑轉過身，直視著維托爾德，「你想想，如果那個小鎮上的德意志人從一開始就把斯洛伐克當作平等的人來對待，如果他們不會因為一個人的姓氏就認定他是小偷，如果他們在法庭上願意站出來說一句公道話——那場悲劇還會發生嗎？」
維托爾德沒有回答。
「再往大了說，」赫爾岑的語速加快了，「如果奧地利帝國從一開始就把斯洛伐克、匈牙利人、波蘭人、克羅埃西亞人當作平等的公民來對待，如果維也納的法庭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如果布拉格的學校也教捷克語，如果佩斯的議會也能用匈牙利語辯論——那還會有那麼多人冒著生命危險去起義嗎？」
「你太天真了，」維托爾德終於忍不住了，他猛地站起身來，「你以為維也納會主動給我們平等？他們連讓我們說自己的語言都不願意！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連用母語寫一封信都要經過審查！」
「我沒有說維也納會主動，」赫爾岑平靜地說，「我說的是——問題的根源不在維也納的宮廷里，而在每一個普通人的心裡。」
「那你的意思是，」卡爾也站了起來，臉色不太好看，「我們不應該反抗？我們應該等著偏見自己消失？」
「我沒有說不應該反抗....」
「你就是在說這個！」維托爾德的聲音提高了，「你現在坐在倫敦的咖啡館裡，喝著紅酒，告訴我們問題出在群眾的偏見上？亞歷山大，你知道我的朋友在華沙是怎麼死的嗎？他才不是死於偏見，他是死於俄國人的炮彈！」
「我知道，但你想過沒有，為什麼俄國人可以毫無顧忌地向華沙開炮？因為對普通的俄國人來說，波蘭人的死活跟他們沒有關係，這就是偏見。如果每一個俄國人都把波蘭人當作自己的兄弟，沙皇還敢下那個命令嗎？」
「那是不可能的！」維托爾德幾乎是在吼了，「俄國人不可能把波蘭人當兄弟！」
「為什麼不可能？」
赫爾岑向前走了一步，額頭頂在維托爾德的額頭上。
「為什麼不可能？因為偏見是天生的？因為民族之間的仇恨是無法消解的？因為人天生就要分出我們和他們？」他搖了搖頭，「不，偏見不是天生的，偏見是教出來的。既然可以教出來，就可以被改變。」
「那需要多長時間？」一旁的卡爾諷刺地問，「一百年？兩百年？在我們等待偏見消失的這段時間裡，還要有多少人去死？」
赫爾岑不知道該怎麼回話。
他知道卡爾說得沒有錯，改變偏見需要時間，而在這些時間裡，還會有無數的人受苦死去，但僅僅依靠起義和流血，換來的也只是新的壓迫。
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國王，迎來了拿破崙，1848年的革命趕走了梅特涅，換來的不過是新的專制，波蘭人起義了三次，而每一次失敗都讓仇恨更深了一層。
「我不知道需要多長時間，」赫爾岑聲音低了下來，「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我們只想著用暴力推翻壓迫者，而不去改變產生壓迫的土壤，那我們推翻的只是一個暴君，換來的是另一個暴君。」
「產生壓迫的土壤？」埃米爾皺著眉，「你是指什麼？」
「偏見，」赫爾岑說，「是偏見讓一個奧地利人覺得匈牙利人低人一等；是偏見讓一個俄國人覺得波蘭人不配擁有自己的國家；是偏見讓一個英國人覺得愛爾蘭人天生就該挨餓。只要這種偏見存在一天，不管你推翻多少個暴君，新的壓迫都會像野草一樣長出來。」
維托爾德重重地坐了回去，雙手抱在胸前，臉上的表情像是在忍受什麼。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咬著牙說，「我們波蘭人爭取獨立的鬥爭，跟偏見是一回事？」
「我沒有這麼說....」
「你就是這個意思！」維托爾德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你把我們的獨立運動跟那些壓迫者的偏見混為一談，好像我們爭取自由也是在製造仇恨一樣！」
「我說的不是你們的獨立運動，」赫爾岑試圖解釋，「我說的是。」
「你說的就是！」另一個聲音插了進來，是一個叫做拉約什的匈牙利人，「赫爾岑先生，你坐在倫敦的安全地帶，告訴我們暴力反抗是錯的，告訴我們應該去改變偏見，可是當奧地利的炮彈落在佩斯的時候，能保護我的家人嗎？」
赫爾岑張了張嘴，但沒有說出話來。
拉約什站了起來，走到赫爾岑面前，聲音在發抖。
「我的兄弟死在了維也納的絞刑架上，我的姐姐在逃亡的路上被哥薩克騎兵追上，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她是死是活，你告訴我，我應該去改變他們的偏見？」
咖啡館裡一片死寂。
赫爾岑看著拉約什通紅的眼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問題在於，他們說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件事，維托爾德和拉約什在談論的是當下的生存，而赫爾岑在談論的是長遠的改變。
兩者並不矛盾，但在情緒激動的時刻，沒有人願意聽對方把話說完。
奧加遼夫看出了局面正在失控，連忙站起來打圓場。
「先生們，先生們，大家冷靜一下，」他舉起酒瓶，「酒都快喝完了，再來一瓶？」
維托爾德拿起自己的大衣，頭也不回地朝門口走去，拉約什猶豫了一下，也跟著站了起來。
「維托爾德！」赫爾岑叫了一聲。
波蘭人在門口停下了腳步，但沒有回頭。
「你說的沒錯，偏見不是一天能改變的，」赫爾岑的聲音很輕，「但如果連改變偏見的勇氣都沒有，那我們跟那些沉默的旁觀者又有什麼區別？」
維托爾德沒有回答，推開門走了出去。
夜風從門縫裡灌進來，壁爐里的火苗晃了晃。
赫爾岑站在原地，看著那扇關上的門，久久沒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