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沙龍
赫爾岑不喜歡倫敦的天氣，不過倫敦的沙龍還是值得稱讚一二的。
這座城市有一種奇異的包容——它收容了全歐洲的流亡者、革命者、異見分子和落魄文人，然後把他們塞進一間接一間的客廳里，讓他們喝著劣質葡萄酒，互相攻擊對方的政治立場，最後在凌晨時分醉醺醺地擁抱在一起，宣稱彼此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
今天這場沙龍是馬里埃蒂辦的。
安東尼奧·馬里埃蒂是個義大利流亡者，馬志尼的老鄉，在索霍區開了一間咖啡館，每周三晚上把店門一關，就招呼各路朋友來喝酒聊天。
說是文學沙龍，其實什麼人都來——有寫詩的，有辦報的，有搞革命的，還有幾個純粹來蹭酒的。
赫爾岑推開門的時候，咖啡館裡已經坐了不少人。
壁爐里的火燒得正旺，將整間屋子烘得暖融融的。
靠牆的書架上塞滿了各種語言的書籍和報刊，其中不少是薩佐諾夫從歐洲大陸偷偷運進來的違禁品，在這裡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擺在架子上。
赫爾岑環顧了一圈，發現今晚來的人比往常多了幾個。
「亞歷山大！」奧加遼夫第一個發現了他，朝他招了招手，「過來坐，給你留了位置。」
赫爾岑脫下大衣掛在門邊的衣架上，走過去在奧加遼夫身邊坐了下來。
「今天怎麼這麼多人？」
「馬里埃蒂說搞到了幾瓶不錯的波爾多，」奧加遼夫壓低聲音，「所以大家就都來了。」
赫爾岑接過薩佐諾夫遞來的一杯酒，抿了一口，確實比上次那種酸得掉牙的玩意兒好多了。
「先生們，」薩佐諾夫舉起酒杯，「敬自由。」
「敬自由。」眾人紛紛舉杯。
酒過三巡，話題也從天氣和房租漸漸飄遠了。
看著面前那個有些眼熟的波蘭人，赫爾岑想起來了，他叫維托爾德，是去年從華沙逃出來的。
此時正在跟奧加遼夫討論最近一期《經濟學家》上的一篇文章，說什麼英國的穀物法廢除以後，歐洲的糧食貿易格局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我倒覺得，」托馬插了一嘴，他的俄語帶著濃重的法語口音，「比起糧食貿易，更值得關注的是現在整個歐洲只有巴黎才是真正自由的地方。」
托馬作為法國記者，不知道是為了想收集大新聞還是真的想報導這些流亡者的經歷，每次都會參加他們的文學沙龍，一來二去，也熟絡了不少。
這話一出，好幾個人都點了點頭。
「巴黎？別逗了，」埃米爾苦笑著搖了搖頭，「路易·波拿巴那個傢伙現在正忙著清洗共和派呢，我那些還在報社的朋友，不是被關進了監獄，就是被趕出了編輯部。」
「柏林也好不到哪裡去，」其中一個普魯士人接話道，他叫卡爾，是個記者，「普魯士的審查制度比以前更嚴了，我上個月寫了一篇關於西里西亞紡織工人罷工的報導，結果也被編輯退了回來。」
「維也納就更不用說了，」另一個奧地利人嗤笑了一聲，「梅特涅雖然跑了，但那套審查制度還在，不過只是換了個名字叫'新聞管理'而已。」
「所以說，」托馬攤開雙手，「整個歐洲，只有倫敦還能有些說話的權力，在這裡你至少可以辦報紙、印小冊子、公開批評政府，不用擔心半夜被秘密警察敲開門。」
「那是因為英國人覺得言論自由比什麼都重要，」奧加遼夫說，「至少在嘴上是這麼說的。」
「說到自由，」維托爾德忽然開口，「你們覺得新大陸那邊怎麼樣？那群洋基佬不是一直標榜自己是自由之邦嗎？」
話音剛落，客廳里響起一陣此起彼伏的嗤笑聲。
「美國？」卡爾幾乎是從鼻子裡哼出這兩個字，「他們懂什麼叫自由？他們的自由就是買賣黑奴的自由。」
歐洲各國早在大革命發生之前就已經陸續廢除黑奴買賣了，整個西歐就只有西班牙的些許殖民地還沒有廢除黑奴貿易。
但不過西班牙的事情總是如此糟糕，沒有這麼多功夫廢除奴隸制。
「說得好，」托馬舉起酒杯表示贊同，「一個把人當牲口買賣的國家，也好意思自稱自由之邦？簡直是笑話。」
「而且那些人根本不懂什麼叫藝術，」薩佐諾夫也加入了嘲諷的行列，「我聽說紐約的劇院裡演的全是些粗俗的鬧劇，連一出像樣的莎翁劇都排不出來，整個國家就沒有一座像樣的歌劇院。」
「他們也不需要歌劇院，」卡爾說，「他們只需要銀行和教堂，一個用來賺錢，一個用來贖罪，完美。」
又是一陣鬨笑。
赫爾岑一直沒有說話，只是慢慢地喝著酒，聽著這些人的高談闊論。
「亞歷山大，你怎麼看？」奧加遼夫注意到了他的沉默。
赫爾岑放下酒杯。
「但有一點，我們不得不承認——至少他們嘗試了。他們寫了一部憲法，宣稱人人生而平等，雖然他們自己並沒有做到，但這個宣稱本身就是有意義的。它意味著，在這個世界上，人人生而平等不再只是一句哲學家的囈語，而是被寫進了一個國家的根本法律里。哪怕他們後來用奴隸制打了自個兒的臉。」
客廳里安靜了片刻。
「說得好聽，」卡爾嘟囔了一句，「但現實呢？現實就是黑奴照樣在棉花田裡被鞭子抽。」
「所以我才說他們沒有做到，」赫爾岑點了點頭，「但問題不在於他們有沒有做到，問題在於——我們做到了嗎？」
這話讓幾個人都沉默了。
「我們？」托馬皺了皺眉。
「對，我們，」赫爾岑的目光掃過在場的每一個人，「法國人做到了嗎？大革命喊了多少年自由平等博愛，結果呢？拿破崙稱帝，波旁復辟，路易·菲利普那個布爾喬亞國王，現在又來了一個路易·拿破崙。德國人做到了嗎？三月革命鬧得轟轟烈烈，最後法蘭克福國民議會連一個統一的德國都搞不出來。俄國人就更不用說了。」
壁爐里的木柴發出噼啪的聲響，沒有人接話，還是維托爾德先打破了沉默。
「亞歷山大，你說得沒錯，我們確實沒有做到，」波蘭人的聲音聽起來十分自豪，「但你忽略了一件事，只要波蘭獨立，我們就能做到，只要波蘭沒有獨立，會有無數的波蘭人前仆後繼的去拯救我們的國家。」
「對，」埃米爾也點了點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總要有人流血。」
「流血？」赫爾岑放下酒杯，語氣忽然變了，「你們覺得流血就能解決問題？」
「當然不能一下子解決，但至少——」
這座城市有一種奇異的包容——它收容了全歐洲的流亡者、革命者、異見分子和落魄文人，然後把他們塞進一間接一間的客廳里，讓他們喝著劣質葡萄酒，互相攻擊對方的政治立場，最後在凌晨時分醉醺醺地擁抱在一起，宣稱彼此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
今天這場沙龍是馬里埃蒂辦的。
安東尼奧·馬里埃蒂是個義大利流亡者，馬志尼的老鄉，在索霍區開了一間咖啡館，每周三晚上把店門一關，就招呼各路朋友來喝酒聊天。
說是文學沙龍，其實什麼人都來——有寫詩的，有辦報的，有搞革命的，還有幾個純粹來蹭酒的。
赫爾岑推開門的時候，咖啡館裡已經坐了不少人。
壁爐里的火燒得正旺，將整間屋子烘得暖融融的。
靠牆的書架上塞滿了各種語言的書籍和報刊，其中不少是薩佐諾夫從歐洲大陸偷偷運進來的違禁品，在這裡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擺在架子上。
赫爾岑環顧了一圈，發現今晚來的人比往常多了幾個。
「亞歷山大！」奧加遼夫第一個發現了他，朝他招了招手，「過來坐，給你留了位置。」
赫爾岑脫下大衣掛在門邊的衣架上，走過去在奧加遼夫身邊坐了下來。
「今天怎麼這麼多人？」
「馬里埃蒂說搞到了幾瓶不錯的波爾多，」奧加遼夫壓低聲音，「所以大家就都來了。」
赫爾岑接過薩佐諾夫遞來的一杯酒，抿了一口，確實比上次那種酸得掉牙的玩意兒好多了。
「先生們，」薩佐諾夫舉起酒杯，「敬自由。」
「敬自由。」眾人紛紛舉杯。
酒過三巡，話題也從天氣和房租漸漸飄遠了。
看著面前那個有些眼熟的波蘭人，赫爾岑想起來了，他叫維托爾德，是去年從華沙逃出來的。
此時正在跟奧加遼夫討論最近一期《經濟學家》上的一篇文章，說什麼英國的穀物法廢除以後，歐洲的糧食貿易格局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我倒覺得，」托馬插了一嘴，他的俄語帶著濃重的法語口音，「比起糧食貿易，更值得關注的是現在整個歐洲只有巴黎才是真正自由的地方。」
托馬作為法國記者，不知道是為了想收集大新聞還是真的想報導這些流亡者的經歷，每次都會參加他們的文學沙龍，一來二去，也熟絡了不少。
這話一出，好幾個人都點了點頭。
「巴黎？別逗了，」埃米爾苦笑著搖了搖頭，「路易·波拿巴那個傢伙現在正忙著清洗共和派呢，我那些還在報社的朋友，不是被關進了監獄，就是被趕出了編輯部。」
「柏林也好不到哪裡去，」其中一個普魯士人接話道，他叫卡爾，是個記者，「普魯士的審查制度比以前更嚴了，我上個月寫了一篇關於西里西亞紡織工人罷工的報導，結果也被編輯退了回來。」
「維也納就更不用說了，」另一個奧地利人嗤笑了一聲，「梅特涅雖然跑了，但那套審查制度還在，不過只是換了個名字叫'新聞管理'而已。」
「所以說，」托馬攤開雙手，「整個歐洲，只有倫敦還能有些說話的權力，在這裡你至少可以辦報紙、印小冊子、公開批評政府，不用擔心半夜被秘密警察敲開門。」
「那是因為英國人覺得言論自由比什麼都重要，」奧加遼夫說，「至少在嘴上是這麼說的。」
「說到自由，」維托爾德忽然開口，「你們覺得新大陸那邊怎麼樣？那群洋基佬不是一直標榜自己是自由之邦嗎？」
話音剛落，客廳里響起一陣此起彼伏的嗤笑聲。
「美國？」卡爾幾乎是從鼻子裡哼出這兩個字，「他們懂什麼叫自由？他們的自由就是買賣黑奴的自由。」
歐洲各國早在大革命發生之前就已經陸續廢除黑奴買賣了，整個西歐就只有西班牙的些許殖民地還沒有廢除黑奴貿易。
但不過西班牙的事情總是如此糟糕，沒有這麼多功夫廢除奴隸制。
「說得好，」托馬舉起酒杯表示贊同，「一個把人當牲口買賣的國家，也好意思自稱自由之邦？簡直是笑話。」
「而且那些人根本不懂什麼叫藝術，」薩佐諾夫也加入了嘲諷的行列，「我聽說紐約的劇院裡演的全是些粗俗的鬧劇，連一出像樣的莎翁劇都排不出來，整個國家就沒有一座像樣的歌劇院。」
「他們也不需要歌劇院，」卡爾說，「他們只需要銀行和教堂，一個用來賺錢，一個用來贖罪，完美。」
又是一陣鬨笑。
赫爾岑一直沒有說話，只是慢慢地喝著酒，聽著這些人的高談闊論。
「亞歷山大，你怎麼看？」奧加遼夫注意到了他的沉默。
赫爾岑放下酒杯。
「但有一點，我們不得不承認——至少他們嘗試了。他們寫了一部憲法，宣稱人人生而平等，雖然他們自己並沒有做到，但這個宣稱本身就是有意義的。它意味著，在這個世界上，人人生而平等不再只是一句哲學家的囈語，而是被寫進了一個國家的根本法律里。哪怕他們後來用奴隸制打了自個兒的臉。」
客廳里安靜了片刻。
「說得好聽，」卡爾嘟囔了一句，「但現實呢？現實就是黑奴照樣在棉花田裡被鞭子抽。」
「所以我才說他們沒有做到，」赫爾岑點了點頭，「但問題不在於他們有沒有做到，問題在於——我們做到了嗎？」
這話讓幾個人都沉默了。
「我們？」托馬皺了皺眉。
「對，我們，」赫爾岑的目光掃過在場的每一個人，「法國人做到了嗎？大革命喊了多少年自由平等博愛，結果呢？拿破崙稱帝，波旁復辟，路易·菲利普那個布爾喬亞國王，現在又來了一個路易·拿破崙。德國人做到了嗎？三月革命鬧得轟轟烈烈，最後法蘭克福國民議會連一個統一的德國都搞不出來。俄國人就更不用說了。」
壁爐里的木柴發出噼啪的聲響，沒有人接話，還是維托爾德先打破了沉默。
「亞歷山大，你說得沒錯，我們確實沒有做到，」波蘭人的聲音聽起來十分自豪，「但你忽略了一件事，只要波蘭獨立，我們就能做到，只要波蘭沒有獨立，會有無數的波蘭人前仆後繼的去拯救我們的國家。」
「對，」埃米爾也點了點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總要有人流血。」
「流血？」赫爾岑放下酒杯，語氣忽然變了，「你們覺得流血就能解決問題？」
「當然不能一下子解決，但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