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殺死一隻知更鳥》
赫爾岑低頭看了起來。
理察靠在床頭，給自己又倒了一杯伏特加，看著赫爾岑的眉頭從舒展到微蹙，再到漸漸擰成一團。
「你這段開頭寫的是什麼地方？」赫爾岑抬起頭。
「波希米亞南部的一個小鎮，」理察說，「一個德意志人和斯洛伐克人混居的小鎮。」
「波希米亞......」赫爾岑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繼續念。」
理察接過稿紙，借著壁爐的餘光念了起來：
「拉德尼采是一個乏味的小鎮。說它乏味，並不是因為它比波希米亞的其他小鎮更窮或者更髒，而是因為這裡的人從出生到死亡，一切都已經被安排好了。德意志人住在鎮子東邊的磚房裡，斯洛伐克人住在西邊的木屋裡，中間隔著一條不到三尺寬的水溝，卻比多瑙河還要難以逾越。鎮上唯一的學校只教德語，唯一的教堂只唱德語讚美詩，唯一的酒館也只接待德意志客人——儘管端酒的和掃地的都是斯洛伐克人。」
赫爾岑聽到這裡，輕輕嗯了一聲。
理察繼續念：
「我們的鄰居舒爾茨先生是鎮上的文書，他有一個女兒叫安娜，還有一條叫弗里茨的狗。弗里茨是一條很老的狗，每天趴在門廊下面曬太陽，對誰都搖尾巴。但鎮上的人說，弗里茨只對德意志人搖尾巴，對斯洛伐克人只會齜牙。我不確定這是不是真的，因為我不太懂狗的語言，但我確定的是，舒爾茨先生對斯洛伐克人確實只會齜牙。」
赫爾岑忍不住笑了一聲。
「這個開頭不錯，「他說，「用孩子的視角來寫偏見。」
理察翻到下一頁：
「事情是從那年秋天開始的。舒爾茨先生家丟了一隻銀懷表，那是他父親留給他的，據說是維也納的工匠打的，表蓋上還刻著雙頭鷹的紋章。舒爾茨先生發了瘋似的到處找，翻遍了家裡的每一個角落，連弗里茨的狗窩都搜了一遍，但懷表就像長了翅膀一樣憑空消失了。然後他想起了一件事——那天上午，斯洛伐克人揚·諾瓦克來他家修過屋頂。」
「揚·諾瓦克是我們鎮上最好的工匠，他的手藝是從他父親那裡學來的，他父親又是從他祖父那裡學來的。他們家三代人給鎮上所有的德意志人修過屋頂，沒有一戶人家的煙囪是他們沒有碰過的。但舒爾茨先生說，一定是揚偷了懷表，因為'斯洛伐克人都是小偷'。」
理察念到這裡停了下來。
赫爾岑的表情已經變了。
「繼續。」他的聲音低沉了下來。
「審判是在鎮上的市政廳舉行的。說是審判，其實不過是舒爾茨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坐在長桌的一邊，揚·諾瓦克孤零零地站在另一邊。為揚辯護的是從布拉格來的一位年輕律師，他穿著一件不太合身的黑色外套，說話的時候總是推一推鼻樑上的眼鏡，看起來跟這個小鎮格格不入。」
「檢察官問揚：'諾瓦克先生，案發當天你是否進入了舒爾茨先生的住宅？
揚回答：'是的，先生，我去修屋頂。'檢察官又問：'你是否進入了舒爾茨先生的臥室？'
揚說：'沒有，先生，我一直在閣樓上。'舒爾茨先生站起來說：'他撒謊！我親眼看到他從臥室的方向走出來！'」
「沒有人質疑舒爾茨先生的證詞，沒有人問，一個正在閣樓上修屋頂的工匠，為什麼要走進主人的臥室。沒有人問，舒爾茨先生當時是否真的在看他所說的那個方向。沒有人問任何問題，因為答案從一開始就已經確定了，一個斯洛伐克人，在一個德意志人家裡，丟了一件值錢的東西，那還能是誰幹的呢？」
赫爾岑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理察，」他緩緩說道，「你寫的這個......不只是波希米亞的故事吧？」
理察沒有正面回答。
「你覺得呢？」
「我覺得這跟俄國的農奴制是一回事，不同的只是名字——你們叫他們斯洛伐克人，我們叫他們農奴，但本質上都是一樣的，一群人決定了另一群人不配擁有公正。」
理察又翻了一頁。
「你還沒聽到最重要的部分。」
他聲情並茂地念道，仿佛是在表演節目。
「我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並不堅信我們的法庭和我們的陪審制度完美無缺、公正無私。先生們，法庭不會比坐在我面前的任何一位陪審團成員更公正，法庭只能和它的陪審團一樣完善。我對諸位先生充滿信心，相信你們會用理性的眼光重新審查你們聽到的證詞，做出一個公正的裁決，讓被告和家人團聚，以上帝的名義，盡你們的職責吧！」
「如果陪審團的結論是有罪，他們對被告連一眼也不會看。當陪審員進來的時候，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把目光投向揚·諾瓦克。法官逐一詢問每個陪審員對裁決的意見：『有罪.....有罪......有罪....有罪』」
理察念完這些之後，房間裡陷入了沉默。
壁爐里的火已經快要滅了，只剩下幾塊木炭發出微弱的紅光。
過了好一會兒，赫爾岑才開口。
「然後呢？」
理察翻到下一頁，繼續念：
「揚·諾瓦克被判了三年苦役。宣判的那天，他的妻子站在法庭外面，懷裡抱著他們最小的孩子，什麼話也沒有說。舒爾茨先生從法庭里走出來的時候，路過她身邊，甚至還朝她點了點頭，就像路過一個不相干的陌生人。」
「後來我聽父親說，那隻銀懷表其實從來沒有丟過。舒爾茨先生的女兒安娜告訴我，懷表一直都在她父親的書桌抽屜里，只是他忘了放在哪裡。但沒有人會為揚·諾瓦克翻案，因為一個斯洛伐克人的三年苦役，不值得讓一個德意志文書承認自己弄丟了東西。」
「那年冬天特別冷，揚在苦役營里染了病，沒能撐到來年開春。他的妻子帶著三個孩子離開了拉德尼采，沒有人知道她去了哪裡。鎮上的人很快忘記了揚·諾瓦克這個人，就像忘記了一場無關緊要的雨。」
「但安娜記得，我也記得。」
「我記得那個秋天的下午，揚·諾瓦克站在法庭上，陽光從窗戶照進來，落在他粗糙的手上，那雙手修過鎮上每一戶人家的屋頂，卻沒有辦法為自己撐起一片遮風擋雨的瓦片。」
理察念到這裡停了下來，翻到最後一頁。
「我後來問父親，為什麼好人會受苦？父親沉默了很久，然後說：'因為這個世界還沒有好到讓好人不受苦的程度。'」
「我又問：'那我們能做什麼？'」
「父親說：'至少不要成為讓好人受苦的人。'」
「然後他走到窗邊，望著院子裡那棵老榆樹，又說了一句。他說：'理夏德，你知道嗎，殺死一隻知更鳥也是一種罪過。'」
「我問：為什麼。」
「他說：'因為知更鳥什麼壞事都不做，它不吃人們種的莊稼，不毀人們的穀倉，它只是盡情地為我們唱歌，而人們卻要殺死它——這才是最大的罪過。'」
理察念完了最後一頁，將稿紙放在膝蓋上。
房間裡安靜了很久。
赫爾岑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那雙眼睛盯著壁爐里快要熄滅的炭火，像是在看什麼很遠很遠的東西。
理察沒有打擾他，只是默默地給自己倒了一杯酒。
伏特加已經喝到第三瓶了。
「理察。」
赫爾岑的聲音把他從思緒中拉了回來。
俄國人站了起來，把稿紙從理察膝蓋上拿過去，從頭到尾又看了一遍。這一次他沒有出聲，只是嘴唇微微翕動，無聲地跟著文字一行一行地讀。
理察看著他翻頁的手指，忽然有些緊張。
他寫這篇東西的時候，並沒有想那麼多。他只是想把前世讀過的那個故事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講一遍，把美國南方的種族歧視換成奧地利帝國的民族歧視，把黑人換成斯洛伐克人，把白人換成德意志人。
維也納的宮廷說著德語，維也納的法律用德語寫著，維也納的軍隊也唱著德語，而這個帝國里超過一半的人根本不會說德語。
赫爾岑的聲音有些沙啞，「我的作品，讀者讀完以後可能會感到憤怒，但你的讀者讀完以後會說不出話來。畢竟憤怒可以發泄，可以遺忘，但沉默不行，一個人一旦沉默了，他就再也無法假裝自己不知道。」
他停頓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辭。
「你讓讀者不得不承認，他們自己就是旁聽席上那些鼓掌的人。每一個人讀到陪審團做出裁決的時候，都會覺得那是不公正的，但如果你問他們——如果你當時坐在那個法庭里，你會站出來說話嗎？「
赫爾岑搖了搖頭。
「沒有人會。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寧願做一個沉默的旁觀者，也不願做一個孤獨的反對者。你的故事逼著他們面對這一點，這才是最殘忍的地方。」
理察端著酒杯，沒有接話。
赫爾岑走到他面前，把那疊皺巴巴的稿紙鄭重地放在他手上。
「理察，這本書應該出版。」
「出版？」
「對，出版，」赫爾岑的語氣不容置疑，「不只是為了奧地利人，也是為了俄國人，為了所有那些在沉默中旁觀的人。這本書雖然寫的是波希米亞的小鎮，但它說的每一句話都適用於聖彼得堡的法庭、巴黎的沙龍、和倫敦的議會之中。」
他看著理察的眼睛。
「你應該讓更多的人看到它。」
理察靠在床頭，給自己又倒了一杯伏特加，看著赫爾岑的眉頭從舒展到微蹙，再到漸漸擰成一團。
「你這段開頭寫的是什麼地方？」赫爾岑抬起頭。
「波希米亞南部的一個小鎮，」理察說，「一個德意志人和斯洛伐克人混居的小鎮。」
「波希米亞......」赫爾岑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繼續念。」
理察接過稿紙，借著壁爐的餘光念了起來：
「拉德尼采是一個乏味的小鎮。說它乏味，並不是因為它比波希米亞的其他小鎮更窮或者更髒，而是因為這裡的人從出生到死亡，一切都已經被安排好了。德意志人住在鎮子東邊的磚房裡，斯洛伐克人住在西邊的木屋裡，中間隔著一條不到三尺寬的水溝，卻比多瑙河還要難以逾越。鎮上唯一的學校只教德語，唯一的教堂只唱德語讚美詩，唯一的酒館也只接待德意志客人——儘管端酒的和掃地的都是斯洛伐克人。」
赫爾岑聽到這裡，輕輕嗯了一聲。
理察繼續念：
「我們的鄰居舒爾茨先生是鎮上的文書，他有一個女兒叫安娜，還有一條叫弗里茨的狗。弗里茨是一條很老的狗，每天趴在門廊下面曬太陽，對誰都搖尾巴。但鎮上的人說，弗里茨只對德意志人搖尾巴，對斯洛伐克人只會齜牙。我不確定這是不是真的，因為我不太懂狗的語言，但我確定的是，舒爾茨先生對斯洛伐克人確實只會齜牙。」
赫爾岑忍不住笑了一聲。
「這個開頭不錯，「他說，「用孩子的視角來寫偏見。」
理察翻到下一頁：
「事情是從那年秋天開始的。舒爾茨先生家丟了一隻銀懷表，那是他父親留給他的，據說是維也納的工匠打的，表蓋上還刻著雙頭鷹的紋章。舒爾茨先生發了瘋似的到處找，翻遍了家裡的每一個角落，連弗里茨的狗窩都搜了一遍，但懷表就像長了翅膀一樣憑空消失了。然後他想起了一件事——那天上午，斯洛伐克人揚·諾瓦克來他家修過屋頂。」
「揚·諾瓦克是我們鎮上最好的工匠，他的手藝是從他父親那裡學來的，他父親又是從他祖父那裡學來的。他們家三代人給鎮上所有的德意志人修過屋頂，沒有一戶人家的煙囪是他們沒有碰過的。但舒爾茨先生說，一定是揚偷了懷表，因為'斯洛伐克人都是小偷'。」
理察念到這裡停了下來。
赫爾岑的表情已經變了。
「繼續。」他的聲音低沉了下來。
「審判是在鎮上的市政廳舉行的。說是審判，其實不過是舒爾茨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坐在長桌的一邊，揚·諾瓦克孤零零地站在另一邊。為揚辯護的是從布拉格來的一位年輕律師，他穿著一件不太合身的黑色外套，說話的時候總是推一推鼻樑上的眼鏡，看起來跟這個小鎮格格不入。」
「檢察官問揚：'諾瓦克先生，案發當天你是否進入了舒爾茨先生的住宅？
揚回答：'是的，先生，我去修屋頂。'檢察官又問：'你是否進入了舒爾茨先生的臥室？'
揚說：'沒有，先生，我一直在閣樓上。'舒爾茨先生站起來說：'他撒謊！我親眼看到他從臥室的方向走出來！'」
「沒有人質疑舒爾茨先生的證詞，沒有人問，一個正在閣樓上修屋頂的工匠，為什麼要走進主人的臥室。沒有人問，舒爾茨先生當時是否真的在看他所說的那個方向。沒有人問任何問題，因為答案從一開始就已經確定了，一個斯洛伐克人，在一個德意志人家裡，丟了一件值錢的東西，那還能是誰幹的呢？」
赫爾岑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理察，」他緩緩說道，「你寫的這個......不只是波希米亞的故事吧？」
理察沒有正面回答。
「你覺得呢？」
「我覺得這跟俄國的農奴制是一回事，不同的只是名字——你們叫他們斯洛伐克人，我們叫他們農奴，但本質上都是一樣的，一群人決定了另一群人不配擁有公正。」
理察又翻了一頁。
「你還沒聽到最重要的部分。」
他聲情並茂地念道，仿佛是在表演節目。
「我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並不堅信我們的法庭和我們的陪審制度完美無缺、公正無私。先生們，法庭不會比坐在我面前的任何一位陪審團成員更公正，法庭只能和它的陪審團一樣完善。我對諸位先生充滿信心，相信你們會用理性的眼光重新審查你們聽到的證詞，做出一個公正的裁決，讓被告和家人團聚，以上帝的名義，盡你們的職責吧！」
「如果陪審團的結論是有罪，他們對被告連一眼也不會看。當陪審員進來的時候，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把目光投向揚·諾瓦克。法官逐一詢問每個陪審員對裁決的意見：『有罪.....有罪......有罪....有罪』」
理察念完這些之後，房間裡陷入了沉默。
壁爐里的火已經快要滅了，只剩下幾塊木炭發出微弱的紅光。
過了好一會兒，赫爾岑才開口。
「然後呢？」
理察翻到下一頁，繼續念：
「揚·諾瓦克被判了三年苦役。宣判的那天，他的妻子站在法庭外面，懷裡抱著他們最小的孩子，什麼話也沒有說。舒爾茨先生從法庭里走出來的時候，路過她身邊，甚至還朝她點了點頭，就像路過一個不相干的陌生人。」
「後來我聽父親說，那隻銀懷表其實從來沒有丟過。舒爾茨先生的女兒安娜告訴我，懷表一直都在她父親的書桌抽屜里，只是他忘了放在哪裡。但沒有人會為揚·諾瓦克翻案，因為一個斯洛伐克人的三年苦役，不值得讓一個德意志文書承認自己弄丟了東西。」
「那年冬天特別冷，揚在苦役營里染了病，沒能撐到來年開春。他的妻子帶著三個孩子離開了拉德尼采，沒有人知道她去了哪裡。鎮上的人很快忘記了揚·諾瓦克這個人，就像忘記了一場無關緊要的雨。」
「但安娜記得，我也記得。」
「我記得那個秋天的下午，揚·諾瓦克站在法庭上，陽光從窗戶照進來，落在他粗糙的手上，那雙手修過鎮上每一戶人家的屋頂，卻沒有辦法為自己撐起一片遮風擋雨的瓦片。」
理察念到這裡停了下來，翻到最後一頁。
「我後來問父親，為什麼好人會受苦？父親沉默了很久，然後說：'因為這個世界還沒有好到讓好人不受苦的程度。'」
「我又問：'那我們能做什麼？'」
「父親說：'至少不要成為讓好人受苦的人。'」
「然後他走到窗邊，望著院子裡那棵老榆樹，又說了一句。他說：'理夏德，你知道嗎，殺死一隻知更鳥也是一種罪過。'」
「我問：為什麼。」
「他說：'因為知更鳥什麼壞事都不做，它不吃人們種的莊稼，不毀人們的穀倉，它只是盡情地為我們唱歌，而人們卻要殺死它——這才是最大的罪過。'」
理察念完了最後一頁，將稿紙放在膝蓋上。
房間裡安靜了很久。
赫爾岑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那雙眼睛盯著壁爐里快要熄滅的炭火，像是在看什麼很遠很遠的東西。
理察沒有打擾他，只是默默地給自己倒了一杯酒。
伏特加已經喝到第三瓶了。
「理察。」
赫爾岑的聲音把他從思緒中拉了回來。
俄國人站了起來，把稿紙從理察膝蓋上拿過去，從頭到尾又看了一遍。這一次他沒有出聲，只是嘴唇微微翕動，無聲地跟著文字一行一行地讀。
理察看著他翻頁的手指，忽然有些緊張。
他寫這篇東西的時候，並沒有想那麼多。他只是想把前世讀過的那個故事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講一遍，把美國南方的種族歧視換成奧地利帝國的民族歧視，把黑人換成斯洛伐克人，把白人換成德意志人。
維也納的宮廷說著德語，維也納的法律用德語寫著，維也納的軍隊也唱著德語，而這個帝國里超過一半的人根本不會說德語。
赫爾岑的聲音有些沙啞，「我的作品，讀者讀完以後可能會感到憤怒，但你的讀者讀完以後會說不出話來。畢竟憤怒可以發泄，可以遺忘，但沉默不行，一個人一旦沉默了，他就再也無法假裝自己不知道。」
他停頓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辭。
「你讓讀者不得不承認，他們自己就是旁聽席上那些鼓掌的人。每一個人讀到陪審團做出裁決的時候，都會覺得那是不公正的，但如果你問他們——如果你當時坐在那個法庭里，你會站出來說話嗎？「
赫爾岑搖了搖頭。
「沒有人會。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寧願做一個沉默的旁觀者，也不願做一個孤獨的反對者。你的故事逼著他們面對這一點，這才是最殘忍的地方。」
理察端著酒杯，沒有接話。
赫爾岑走到他面前，把那疊皺巴巴的稿紙鄭重地放在他手上。
「理察，這本書應該出版。」
「出版？」
「對，出版，」赫爾岑的語氣不容置疑，「不只是為了奧地利人，也是為了俄國人，為了所有那些在沉默中旁觀的人。這本書雖然寫的是波希米亞的小鎮，但它說的每一句話都適用於聖彼得堡的法庭、巴黎的沙龍、和倫敦的議會之中。」
他看著理察的眼睛。
「你應該讓更多的人看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