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2章 王升的調查
今天，香港的雨不大，淅淅瀝瀝的，從早上一直下到傍晚，把九龍塘的街道澆得濕漉漉的，梧桐樹的枝丫上掛滿了水珠，風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
王升坐在旺角一家旅館客房裡，窗簾半拉著，光線昏暗。桌上攤著幾份《大公報》，剪報用回形針別在一起，邊角被手指翻得起了毛。菸灰缸堆滿了菸頭，有些只抽了一半就掐滅了，菸嘴上有深深的牙印。他已經在這個房間裡待了三天，吃的是樓下茶餐廳的外賣，睡不到五個小時。毛人鳳的急電還壓在手邊——「三天之內，查出『一民』是誰。」
今天就是第三天。
他把最後一份剪報放下，揉了揉太陽穴。這篇「軍統秘聞」他讀了不下十遍，每一個字都刻在腦子裡了。文風紮實，不煽情，不賣弄，細節具體到日期、地點、人名。寫毛人鳳的那段——「謙卑恭順」「手比誰都狠」——他讀的時候後背發涼。這不是外人能寫出來的。寫的人一定在軍統內部待過，而且級別不低。但「一民」這個署名沒有任何線索，沒有地址，沒有真實姓名，稿子只出現在《大公報》上，其他報紙沒有轉載。這說明作者與《大公報》有直接聯繫，也許是熟人，也許是特約。
王升決定從《大公報》內部入手。他不認識《大公報》的人，左派報紙的編輯，保密局向來不接觸。但他認識一個中間人——老吳，在南洋做橡膠生意，早年跟軍統有過合作。老吳跟《大公報》印刷廠的一個排字工人有交情，姓黃，四十多歲，好賭，欠了一屁股債。這種人最好收買。
他在旅館等了一上午。十一點剛過，敲門聲響了，三下，不輕不重。王升打開門，老吳站在門外，身後跟著一個瘦高的男人。四十多歲，臉色蠟黃，眼袋很深，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工裝，袖口磨出了毛邊。他站在門口，兩隻手插在褲兜里，目光躲閃，不敢跟王升對視。
「王先生，這是老黃。」老吳側身讓了讓，壓低聲音，「他在《大公報》印刷廠幹了好幾年了。」
王升把兩個人讓進屋，關上門。茶樓雅間太顯眼，旅館房間更方便，隔音也好。他請老吳和老黃在沙發上坐下，自己坐在床沿上，與對面的人隔了一張茶几。茶壺裡的水已經涼了，他沒有去換，給自己倒了杯涼茶，端起來喝了一口。
老黃坐在那裡，兩隻手放在膝蓋上，手指來回搓著，像是有點緊張。王升打量了他幾秒鐘，從床頭櫃抽屜里拿出一隻牛皮紙信封，厚厚一疊，放在茶几上，推到老黃面前。老黃的目光落在信封上，喉嚨上下滾動了一下，伸出手，又縮了回去。
「黃師傅，」王升的聲音不大，但很平穩，「我想知道『一民』的稿子是怎麼到報社的。是誰送來的，還是郵寄的，有沒有聯繫方式。」他把信封往老黃面前又推了推，「只要你說實話，這就是你的。夠你還清賭債，還能剩不少。」
老黃盯著那隻信封看了幾秒鐘，伸手拿起信封，沒有打開，塞進了工裝內兜里。他的動作很快，像是怕被人看見，又像是怕自己反悔。他把拉鏈拉好，拍了拍，確認信封不會掉出來。然後他抬起頭，聲音壓得很低，低到只有三個人能聽見。
「王先生，我說了，你可別跟別人講是我說的。」王升點了點頭。老黃舔了舔嘴唇，把聲音壓得更低了。「『一民』的稿子不是作者直接送來的，甚至沒經過編輯之手。每次都是主編親手交給印刷廠的，親自交代排版要優先，不能耽擱。」
王升的眉頭微微皺了一下。「稿子是從哪裡來的？郵寄的？還是有人送來的？」
老黃搖了搖頭。「不知道。稿子到我們排版車間的時候，已經是謄清稿了，沒有信封，沒有地址。誰送來的、從哪兒來的，只有主編知道。我們只管排版。」
王升沉默了一會兒。「你們主編是什麼人？」
老黃想了想，說：「姓林，四十出頭，戴眼鏡。聽說是早年參加過抗戰，後來從大陸到香港的。」他頓了頓，像是在回憶什麼，又像是在猶豫該不該說，「我聽車間裡有人講，林主編跟中共那邊的人有來往。有時候會有一些『特殊』的稿子交下來，不經過正常的投稿渠道，直接送到他手上。」他把「特殊」兩個字說得很輕，像是在說一個不方便大聲講出來的詞。
「什麼『特殊』的稿子？」王升追問。
老黃搖了搖頭。「不曉得。我不問那些事，只管排版。」
王升沒有再問。老吳識趣地站起來，拍了拍老黃的肩膀。「走吧。」老黃連忙站起來，跟著老吳往門口走。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回頭看了王升一眼，嘴唇動了動，想說點什麼，最終還是什麼也沒說，推門出去了。門關上了，腳步聲在走廊里漸漸遠去。
王升一個人坐在房間裡，點了一根煙。煙霧在昏暗的光線中緩緩升騰，模糊了他的臉。他的腦子裡在飛速地轉——主編親自交代，稿子來源不明，與中共有關係。這不是一條普通的投稿線索，這是一條有組織、有背景的信息渠道。如果把「一民」跟中共聯繫起來，這件事的性質就變了——不是某個老軍統閒得無聊寫回憶錄，是有人在有組織地利用這些材料。
他本想直接去接觸那個姓林的主編。但轉念一想，《大公報》是左派報紙，背後有中共背景。如果貿然行動，不僅查不出結果，還可能引發外交糾紛，甚至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他想起上次阮清源在香港活動被英國警方警告的事，那次的教訓還不夠深嗎？他決定先把情況匯報給毛人鳳，讓上面定奪。
電話打到台北保密局，接線員轉了兩道，毛人鳳的聲音從聽筒里傳出來，沙啞，帶著一種壓抑不住的煩躁。「查到了嗎？」
王升把從老黃那裡得到的情報一五一十地匯報了一遍。他說得很快，但很清楚，沒有添油加醋，也沒有隱瞞什麼。毛人鳳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久到王升以為他掛了電話。
「一定是中共的陰謀。」毛人鳳終於開口了，聲音冷得像鐵，每一個字都像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他們想用軍統的醜事來打擊我們。這些材料，不是一般人能拿到的。但作者如果不是軍統內部的重要人物，不可能知道那麼詳細。這個人一定是叛徒，投靠了中共，現在被中共利用來寫這些東西。」
王升順著毛人鳳的思路想下去，也覺得有道理。中共在香港有情報網絡，有宣傳渠道，《大公報》就是他們的陣地。如果他們手裡有一個投誠的軍統高層，利用他來寫這些文章，既能打擊國民黨，又能為中共的宣傳造勢，一舉兩得。但問題是——這個人是誰？他在腦子裡過了一遍可能的人選：曾在軍統任職、後投共的，有幾個人，但那些人要麼不在香港，要麼已經去世了。符合「了解大量內幕」「級別夠高」「還活著」三個條件的，他一時想不出。
毛人鳳在電話那頭又說了一句：「不管是誰，都要查出來。這個人不查出來，我們誰都別想安生。」
王升猶豫了一下，還是把那個一直堵在嗓子眼的問題說了出來。「局座，會不會是沈醉他們？那些人被俘之後——」
「不可能。」毛人鳳打斷了他，語氣篤定得像是在說一加一等於二，「沈醉他們早就被槍斃了。共產黨不會留他們的命。那些將軍們可以當戰俘養著，軍統的人？手上沾了多少血？共產黨能放過他們？」
王升沒有反駁。保密局一直對外宣稱，那些手上沾滿共產黨鮮血的特務，被俘後已經全部被槍決了。連毛人鳳自己都信了——按他們的邏輯，國民黨將軍被俘還能活，軍統特務被俘怎麼可能不槍斃？王升自然也深信不疑。他完全沒想到白公館裡那些人還活著，還在寫。他的思路被「已被槍決」這道牆堵得死死的。
「局座，」王升斟酌著措辭，「與其大張旗鼓去查一個查不到的人，不如暫時冷處理。讀者都是健忘的，過幾天就沒人記得了。如果繼續追查，反而會讓更多人關注『一民』，到時候更難收場。」
電話那頭沉默了。沉默了很久。王升能聽到毛人鳳的呼吸聲，粗重，不均勻，像是一個人在黑暗中慢慢往前走，不知道前面是牆還是懸崖。他等了大概有半分鐘，也許更久。然後毛人鳳的聲音響了起來，沙啞，疲憊，像是一個人在深夜裡跟自己說話。
「就這樣吧。你繼續在香港盯著，有新的情況隨時報告。」
掛了電話。聽筒里傳來一聲沉重的嘆息，然後就是嘟嘟嘟的忙音。王升握著話筒，停了幾秒鐘，才放回去。那一聲嘆息在他耳朵里響了很久，像一塊石頭沉進了水裡，漣漪散不開。
他站在窗前，看著窗外的雨。九龍塘的街燈已經亮了，光暈在雨中化成一團一團的黃暈，梧桐樹的枝丫在燈光中投下交錯的影子，像一幅鐵畫。遠處的海面上有幾艘漁船的燈光，明滅不定，像是誰在黑暗中慢慢地眨眼。他忽然想起沈逸川。那個人也在寫軍統，但他寫的是小說，是編的。「一民」寫的是真事。小說再真也是編的，回憶錄再平淡也是真的。讀者分得清嗎？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毛人鳳被這些「真事」氣得住了院，而他連對方是誰都查不出來。
他搖了搖頭，把菸頭掐滅在菸灰缸里，拉上窗簾。窗外的雨聲淅淅瀝瀝的，像是有人在很遠的地方翻一本永遠翻不完的書，又像是有人在替他嘆氣——別查了，查不到的。
王升坐在旺角一家旅館客房裡，窗簾半拉著，光線昏暗。桌上攤著幾份《大公報》，剪報用回形針別在一起，邊角被手指翻得起了毛。菸灰缸堆滿了菸頭，有些只抽了一半就掐滅了，菸嘴上有深深的牙印。他已經在這個房間裡待了三天，吃的是樓下茶餐廳的外賣，睡不到五個小時。毛人鳳的急電還壓在手邊——「三天之內，查出『一民』是誰。」
今天就是第三天。
他把最後一份剪報放下，揉了揉太陽穴。這篇「軍統秘聞」他讀了不下十遍，每一個字都刻在腦子裡了。文風紮實，不煽情，不賣弄，細節具體到日期、地點、人名。寫毛人鳳的那段——「謙卑恭順」「手比誰都狠」——他讀的時候後背發涼。這不是外人能寫出來的。寫的人一定在軍統內部待過，而且級別不低。但「一民」這個署名沒有任何線索，沒有地址，沒有真實姓名，稿子只出現在《大公報》上，其他報紙沒有轉載。這說明作者與《大公報》有直接聯繫，也許是熟人，也許是特約。
王升決定從《大公報》內部入手。他不認識《大公報》的人，左派報紙的編輯，保密局向來不接觸。但他認識一個中間人——老吳，在南洋做橡膠生意，早年跟軍統有過合作。老吳跟《大公報》印刷廠的一個排字工人有交情，姓黃，四十多歲，好賭，欠了一屁股債。這種人最好收買。
他在旅館等了一上午。十一點剛過，敲門聲響了，三下，不輕不重。王升打開門，老吳站在門外，身後跟著一個瘦高的男人。四十多歲，臉色蠟黃，眼袋很深，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工裝，袖口磨出了毛邊。他站在門口，兩隻手插在褲兜里，目光躲閃，不敢跟王升對視。
「王先生，這是老黃。」老吳側身讓了讓，壓低聲音，「他在《大公報》印刷廠幹了好幾年了。」
王升把兩個人讓進屋，關上門。茶樓雅間太顯眼，旅館房間更方便，隔音也好。他請老吳和老黃在沙發上坐下，自己坐在床沿上，與對面的人隔了一張茶几。茶壺裡的水已經涼了，他沒有去換，給自己倒了杯涼茶，端起來喝了一口。
老黃坐在那裡，兩隻手放在膝蓋上，手指來回搓著，像是有點緊張。王升打量了他幾秒鐘，從床頭櫃抽屜里拿出一隻牛皮紙信封，厚厚一疊，放在茶几上，推到老黃面前。老黃的目光落在信封上，喉嚨上下滾動了一下，伸出手，又縮了回去。
「黃師傅，」王升的聲音不大，但很平穩，「我想知道『一民』的稿子是怎麼到報社的。是誰送來的，還是郵寄的，有沒有聯繫方式。」他把信封往老黃面前又推了推，「只要你說實話，這就是你的。夠你還清賭債，還能剩不少。」
老黃盯著那隻信封看了幾秒鐘，伸手拿起信封，沒有打開，塞進了工裝內兜里。他的動作很快，像是怕被人看見，又像是怕自己反悔。他把拉鏈拉好，拍了拍，確認信封不會掉出來。然後他抬起頭，聲音壓得很低，低到只有三個人能聽見。
「王先生，我說了，你可別跟別人講是我說的。」王升點了點頭。老黃舔了舔嘴唇，把聲音壓得更低了。「『一民』的稿子不是作者直接送來的，甚至沒經過編輯之手。每次都是主編親手交給印刷廠的，親自交代排版要優先，不能耽擱。」
王升的眉頭微微皺了一下。「稿子是從哪裡來的？郵寄的？還是有人送來的？」
老黃搖了搖頭。「不知道。稿子到我們排版車間的時候，已經是謄清稿了，沒有信封，沒有地址。誰送來的、從哪兒來的，只有主編知道。我們只管排版。」
王升沉默了一會兒。「你們主編是什麼人？」
老黃想了想，說：「姓林，四十出頭，戴眼鏡。聽說是早年參加過抗戰，後來從大陸到香港的。」他頓了頓，像是在回憶什麼，又像是在猶豫該不該說，「我聽車間裡有人講，林主編跟中共那邊的人有來往。有時候會有一些『特殊』的稿子交下來，不經過正常的投稿渠道，直接送到他手上。」他把「特殊」兩個字說得很輕，像是在說一個不方便大聲講出來的詞。
「什麼『特殊』的稿子？」王升追問。
老黃搖了搖頭。「不曉得。我不問那些事，只管排版。」
王升沒有再問。老吳識趣地站起來，拍了拍老黃的肩膀。「走吧。」老黃連忙站起來，跟著老吳往門口走。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回頭看了王升一眼，嘴唇動了動，想說點什麼，最終還是什麼也沒說，推門出去了。門關上了，腳步聲在走廊里漸漸遠去。
王升一個人坐在房間裡，點了一根煙。煙霧在昏暗的光線中緩緩升騰，模糊了他的臉。他的腦子裡在飛速地轉——主編親自交代，稿子來源不明，與中共有關係。這不是一條普通的投稿線索，這是一條有組織、有背景的信息渠道。如果把「一民」跟中共聯繫起來，這件事的性質就變了——不是某個老軍統閒得無聊寫回憶錄，是有人在有組織地利用這些材料。
他本想直接去接觸那個姓林的主編。但轉念一想，《大公報》是左派報紙，背後有中共背景。如果貿然行動，不僅查不出結果，還可能引發外交糾紛，甚至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他想起上次阮清源在香港活動被英國警方警告的事，那次的教訓還不夠深嗎？他決定先把情況匯報給毛人鳳，讓上面定奪。
電話打到台北保密局，接線員轉了兩道，毛人鳳的聲音從聽筒里傳出來，沙啞，帶著一種壓抑不住的煩躁。「查到了嗎？」
王升把從老黃那裡得到的情報一五一十地匯報了一遍。他說得很快，但很清楚，沒有添油加醋，也沒有隱瞞什麼。毛人鳳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久到王升以為他掛了電話。
「一定是中共的陰謀。」毛人鳳終於開口了，聲音冷得像鐵，每一個字都像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他們想用軍統的醜事來打擊我們。這些材料，不是一般人能拿到的。但作者如果不是軍統內部的重要人物，不可能知道那麼詳細。這個人一定是叛徒，投靠了中共，現在被中共利用來寫這些東西。」
王升順著毛人鳳的思路想下去，也覺得有道理。中共在香港有情報網絡，有宣傳渠道，《大公報》就是他們的陣地。如果他們手裡有一個投誠的軍統高層，利用他來寫這些文章，既能打擊國民黨，又能為中共的宣傳造勢，一舉兩得。但問題是——這個人是誰？他在腦子裡過了一遍可能的人選：曾在軍統任職、後投共的，有幾個人，但那些人要麼不在香港，要麼已經去世了。符合「了解大量內幕」「級別夠高」「還活著」三個條件的，他一時想不出。
毛人鳳在電話那頭又說了一句：「不管是誰，都要查出來。這個人不查出來，我們誰都別想安生。」
王升猶豫了一下，還是把那個一直堵在嗓子眼的問題說了出來。「局座，會不會是沈醉他們？那些人被俘之後——」
「不可能。」毛人鳳打斷了他，語氣篤定得像是在說一加一等於二，「沈醉他們早就被槍斃了。共產黨不會留他們的命。那些將軍們可以當戰俘養著，軍統的人？手上沾了多少血？共產黨能放過他們？」
王升沒有反駁。保密局一直對外宣稱，那些手上沾滿共產黨鮮血的特務，被俘後已經全部被槍決了。連毛人鳳自己都信了——按他們的邏輯，國民黨將軍被俘還能活，軍統特務被俘怎麼可能不槍斃？王升自然也深信不疑。他完全沒想到白公館裡那些人還活著，還在寫。他的思路被「已被槍決」這道牆堵得死死的。
「局座，」王升斟酌著措辭，「與其大張旗鼓去查一個查不到的人，不如暫時冷處理。讀者都是健忘的，過幾天就沒人記得了。如果繼續追查，反而會讓更多人關注『一民』，到時候更難收場。」
電話那頭沉默了。沉默了很久。王升能聽到毛人鳳的呼吸聲，粗重，不均勻，像是一個人在黑暗中慢慢往前走，不知道前面是牆還是懸崖。他等了大概有半分鐘，也許更久。然後毛人鳳的聲音響了起來，沙啞，疲憊，像是一個人在深夜裡跟自己說話。
「就這樣吧。你繼續在香港盯著，有新的情況隨時報告。」
掛了電話。聽筒里傳來一聲沉重的嘆息，然後就是嘟嘟嘟的忙音。王升握著話筒，停了幾秒鐘，才放回去。那一聲嘆息在他耳朵里響了很久，像一塊石頭沉進了水裡，漣漪散不開。
他站在窗前，看著窗外的雨。九龍塘的街燈已經亮了，光暈在雨中化成一團一團的黃暈，梧桐樹的枝丫在燈光中投下交錯的影子，像一幅鐵畫。遠處的海面上有幾艘漁船的燈光，明滅不定，像是誰在黑暗中慢慢地眨眼。他忽然想起沈逸川。那個人也在寫軍統，但他寫的是小說，是編的。「一民」寫的是真事。小說再真也是編的，回憶錄再平淡也是真的。讀者分得清嗎？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毛人鳳被這些「真事」氣得住了院，而他連對方是誰都查不出來。
他搖了搖頭，把菸頭掐滅在菸灰缸里，拉上窗簾。窗外的雨聲淅淅瀝瀝的，像是有人在很遠的地方翻一本永遠翻不完的書，又像是有人在替他嘆氣——別查了，查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