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8章 沈醉要寫《軍統秘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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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從山谷里灌進來,被院牆擋了一下,打了個旋,正好兜在白公館二樓那幾個房間的窗戶上。玻璃不夠厚,窗縫不夠嚴,冷風從不知什麼地方鑽進來,帶著一股潮濕的霉味。沈醉把棉襖裹緊了,還是覺得後背發涼。

  他已經看完《潛伏》有一陣子了。那本卷了邊的單行本在戰犯們手裡傳了一圈,最後又回到了他的枕頭底下。現在他追的是《懸崖》的連載——不是單行本,是剪報。管理員每周會把《香港商報》釘在一起,傳給他們看。剪報的邊角有些毛了,摺痕處幾乎要斷裂,他每次翻的時候都很小心,怕弄破了就沒得看了。

  周乙說:「我已經很久不記得自己是誰了。」

  沈醉讀到這句話的那天下午,重慶難得出了太陽。陽光從鐵窗的縫隙里斜斜地照進來,落在他的床鋪上,把那條洗得發白的軍毯曬出了一點暖意。他坐在床沿上,把那條剪報反覆看了幾遍。手指捏著紙邊,微微用力,指節泛白。

  他把剪報放下,在床邊坐了很久。

  「我幹了一輩子特工,」他後來對徐遠舉說,聲音不大,像是在自言自語,「看到這句話,我想到的是——我到底是誰?」

  徐遠舉正蹲在牆角看一本破舊的雜誌,聽到這句話抬起頭,看了他一眼。徐遠舉沒有接話,因為他不知道該怎麼接。他們這些人,從進入軍統的那天起,就學著用假名、假身份、假履歷。演了太多年,有些人真的把自己演丟了。沈醉是,他徐遠舉也是,周養浩也是。

  「你問自己是誰?」徐遠舉把雜誌合上,放在膝蓋上,「我告訴你,你是沈醉。雲南站站長,少將——不對,你後來是中將?我都記不清了。你看看,連軍銜都記不清了,還能記得什麼?」

  沈醉沒有回答。他靠在床頭的牆上,牆皮有些脫落,灰白色的碎屑蹭在他的棉襖上,他沒有拍掉。

  「遠舉,」他忽然叫了徐遠舉的名字,「你說,我們要是能把那些事寫出來——」

  「寫出來?」徐遠舉打斷了他,「寫什麼?寫你當年在雲南怎麼抓人、怎麼殺人?寫了給誰看?」

  沈醉沉默了一會兒。「寫小說。」

  徐遠舉愣了一下。「小說?」

  「對。」沈醉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說得很清楚,「把那些不能說的事,用小說寫出來。沈逸川能寫,我為什麼不能?」

  房間裡安靜了片刻。徐遠舉看著沈醉,目光里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不是嘲諷,不是驚訝,更像是一種「你也動了這個念頭」的瞭然。

  「你還在白公館,」他說,「寫了也沒人給你出版。」

  沈醉苦笑了一下。那道笑意很淺,只是嘴角微微牽動了一下,眼睛裡沒有任何笑意。

  「那就寫出來。萬一我被槍斃了,也可以當作遺言。」他頓了頓,喉嚨上下滾動了一下,「證明我至少在這個世界上來過。」

  徐遠舉沒有接話。

  關於「槍斃」這件事,管理所的人已經跟他們說過很多次了——政策是「一個不殺」。可他們不信。不是不信管理所,是不信自己的命。他們是特務,不是打仗的將軍。打仗的人各為其主,勝負而已,輸了最多算俘虜。特務不一樣。他們手上沾過血,共產黨的人的血。那些年被他們抓進渣滓洞、白公館的人,那些在刑訊室里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人,那些在歌樂山下被槍決的人——每一個都是一筆債。這麼多債堆在一起,償得清嗎?

  沈醉不信自己還能活著出去。

  徐遠舉也不信。

  周養浩更不信。

  所以他們每天活著,像是在等一個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落下來的判決。該吃飯吃飯,該學習學習,該勞動勞動。誰也不會把「怕死」兩個字掛在嘴上,但誰都知道,這間屋子裡沒有人不怕死。

  沈醉從床鋪下面摸出一支鉛筆和一疊稿紙。

  稿紙是管理所發的,用來寫思想匯報的。紙不厚,質量也粗糙,鉛筆寫上去會滲墨,字跡有些模糊。他管不了那麼多了。他在第一頁紙的最上面寫了一行字——「軍統秘聞」。

  四個字。毛筆字練出來的功底還在,即使是鉛筆,筆鋒也帶著硬朗的骨力。

  徐遠舉湊過來看了一眼,沒有評價。他退回自己的床鋪,重新拿起那本雜誌,但半天沒有翻一頁。

  沈醉盯著那四個字看了很久。鉛筆停在紙面上,筆尖懸在「軍統秘聞」下面大約一寸的地方。他在想要從哪裡開始寫。從十七歲考進軍統寫起?從第一次執行任務寫起?從第一次殺人寫起?還是從戴笠死的那一年寫起?


  他不知道。那些年的記憶太多了,多到像一堆亂麻,理不出頭緒。他在軍統幹了二十多年,從一個最底層的小特務爬到雲南站站長的位置。經手的案子數以百計,見過的人成百上千,聽過的話更是數不清。這些事像一隻脹滿的舊書櫃,一開門就會全部倒出來。

  他想起沈逸川。那個人靠著寫軍統那些事,在香港養活了一家老小,還成了香港最火的作家。沈逸川寫的是假的嗎?不全是。很多事沈醉從剪報上讀到的時候,覺得「這不就是我們當年做的事嗎?」一模一樣,只是換了名字、換了地點。那個余則成,那個翠平,那個顧秋妍——名字是假的,事是真的。

  沈醉沒有動筆。他把那摞稿紙放在枕頭下面,和那本《潛伏》放在一起。

  白公館二樓的燈光在晚上九點準時熄滅。

  整個樓陷入了黑暗,只有走廊盡頭的壁燈還亮著,昏黃的光透過門上的小窗,在地面上投下一塊模糊的亮斑。沈醉躺在床鋪上,沒有睡著。他睜著眼睛看著天花板,天花板在黑暗中什麼也看不見,但他的目光落在那裡,像是能看到什麼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他把手伸到枕頭下面,摸到了那疊稿紙。

  紙的觸感粗糙,邊緣有些扎手。他的手指在紙面上輕輕摩挲著,像是在撫摸一件珍貴的、不可替代的東西。然後他的手沿著紙邊往下,碰到了那本《潛伏》的封面。封面的書脊已經斷了,書頁鬆散,每次翻都要小心別掉頁。

  今夜他沒有拿出來。他只是摸。

  那麼多年的特工生涯,那些不能說的事。什麼時候才能變成字,寫在紙上,被人看到?沈逸川能做到,是因為他在香港。在香港,有人給他出版,有人給他連載,有讀者等著看他的小說。可在白公館呢?就算寫出了字來,又能送到哪裡去呢?誰又會冒險把這些文字送到外面呢?

  他翻了個身,把枕頭往下按了按,壓住了那些紙。

  徐遠舉在上鋪翻了個身,木板床發出吱呀一聲。過了一會兒,徐遠舉的聲音從上面傳下來,悶悶的,像是捂在被子裡說的。

  「沈醉,你真打算寫?」

  「嗯。」

  「寫什麼?」

  「寫那些事。」沈醉的聲音很低,低到像是怕驚動什麼,「寫軍統,寫那些人,寫那些年。」

  「寫出來又能怎麼樣?」徐遠舉的聲音裡帶著一種說不清的苦澀,「你在白公館,寫了也沒人能看到。」

  沈醉沒有回答。他知道徐遠舉說得對。寫了也沒人能看到。但如果不寫呢?那些事就爛在肚子裡了,跟他一起埋進土裡,再也沒有人知道。而沈逸川呢?沈逸川在香港,想寫什麼寫什麼,寫了就有人看,看了還有人哭有人笑有人送錦旗。

  他忽然覺得很不甘心。

  不是對沈逸川不甘心。是對自己的命運不甘心。同樣的身世,同樣的職業,同樣的經歷。一個在外面成了知名作家,一個卻被關在戰犯管理所里,連寫幾個字都要偷偷摸摸。

  他把手從枕頭下面抽出來,閉上了眼睛。睡不著。被窩冰涼,腳很久都暖不過來。鐵窗外面隱約有風聲,低沉的、持續的,像是有人在很遠很遠的地方哭。

  沈醉不知道沈逸川此刻正在九龍塘的書房裡打字,不知道他剛剛寫完顧秋妍被救的那一章,不知道林婉清端了一碗熱湯圓放在他手邊。他只知道,那個在香港寫小說的人,曾經跟他在同一個系統里待過,穿過同樣的軍裝,喝過戴笠的同樣的「栽培」的酒。如今兩人天各一方,一個在尖沙咀的書房裡飛鍵盤,一個在白公館的鐵窗下摸稿紙。

  誰更幸運?他說不清楚。

  只知道今夜,怕是睡不著了。

  他把棉被往上拉了拉,蓋住了半張臉。被子上有陽光曬過的味道——今天下午剛曬過的,管理所每周組織他們曬一次被褥。這個味道曾經是他熟悉的,在雲南、在重慶、在南京,每一次行軍、每一次轉移,被子都是這麼曬的。只是那時候,曬被子的人不是管理所的戰士,是他的勤務兵。

  他閉上眼睛,在心裡把那四個字又默念了一遍。

  「軍統秘聞。」

  什麼時候才能寫完?還能不能寫完?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要寫。哪怕沒有人看,哪怕寫完了也只能塞在枕頭下面,爛在那裡。他要寫。

  因為沈逸川能寫。

  他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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