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9章 王德貴的提醒
王德貴來的時候，沈逸川正在書房裡改稿子。
電話是從樓下的雜貨鋪打上來的，老闆在聽筒里喊了一聲「沈先生，有人找」，然後就把話筒遞給了旁邊的人。沈逸川聽到一個久違的聲音——「沈將軍，是我。」聲音不大，低沉，帶著一種碼頭工人特有的沙啞。沈逸川愣了一下，才聽出來那是誰。
王德貴。那個在碼頭扛大包的前軍統行動隊隊長，那個幾次給他通風報信的舊部下，那個在1952年春天蹲在牆根下吃紅薯、被他遠遠看到卻沒敢上前相認的人。
他們約在旺角那家老茶樓。不是沈逸川常去的那家，是更偏僻的、藏在巷子深處的一家。王德貴選的地方，沈逸川到的時候，王德貴已經坐在角落裡了。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短褂，袖口磨出了毛邊，領口有些松垮。面前的桌上放著一壺茶和兩碟點心，點心沒動過，茶已經喝了大半杯。
沈逸川在他對面坐下，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王德貴比上次見到的時候更瘦了，顴骨突出，眼窩深陷，皮膚被海風吹得又黑又粗。但那雙眼睛還是跟從前一樣——不大，但亮，像是兩顆被砂紙打磨過的鋼珠。
「等了很久？」沈逸川問。
「沒多久。」王德貴給他倒了一杯茶，動作很自然，像是在自己家招待客人。倒完之後，他放下茶壺，沒有寒暄，直接開口了。聲音壓得很低，低到只有兩個人能聽清。
「沈將軍，有人一直在打聽你。」
沈逸川端起茶杯的手停了一下。他輕輕吹著杯中浮在水面上的茶葉，吹了兩三下，用杯蓋撥了撥，端起來喝了一口。然後才放下杯子，問了一句：「什麼人？」
「不知道。」王德貴的聲音更低了，低到像是在用氣息說話，不是在用嗓子，「不是保密局的。我開始覺得可能是報社的人、是讀者，或者哪個想請你寫稿的書商——但這陣子在港島、九龍多了幾個生面孔，到處打聽你最近在寫什麼、跟什麼人接觸、接下來準備寫什麼。問的方式很小心，不像報社那些人直接上門找張一鶴。他們是在暗處問，找碼頭上的人問，找報攤上的人問，甚至找過印刷廠的人。」
沈逸川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一下。
「不是保密局的？」他問。
「不是。」王德貴很篤定，「我在軍統保密局那麼多年，就算不是我認識的熟人，但是不是保密局的人我一眼就能看清楚了。他們的做派不一樣。保密局的人做事，哪怕再收斂，骨子裡帶的那股驕橫是壓不住的。這些人不一樣——太安靜了，安靜得不像是在找人，倒像是在等人犯錯。而且他們問的問題，不是『沈逸川住哪兒』，是『沈逸川最近在寫什麼』。你不覺得奇怪嗎？」
沈逸川沉默了。王德貴說得對。保密局要的是他的人，是他的住址，是他的行蹤。而這夥人要的是他的作品——他在寫什麼，他下一步準備寫什麼。這種問法，更像是……他不往下想了。
「還有一件事。」王德貴從口袋裡掏出一張折了兩折的紙，放在桌上，推到沈逸川面前。沈逸川展開一看，是一張手抄的紙條，字跡工整，沒有署名，只有一句話：「請轉告沈先生，《子夜》是一部很好的小說，茅盾先生寫的是三十年前的上海。三十年後的香港，也許有人該寫一寫。」
沈逸川盯著這行字看了幾秒鐘，然後把紙條折好，放進貼身的口袋裡。
「誰給你的？」
「不知道。塞在碼頭我的工具箱裡的。」王德貴的聲音裡帶著一絲不安，「我打開工具箱的時候，它就在裡面。箱子上有鎖，但我那把鎖是個樣子貨，隨便捅一下就開了。」
沈逸川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茶已經涼了，澀味在舌尖上擴散開來。
「你最近有沒有被人盯上？」
「沒有。」王德貴搖了搖頭，「我在碼頭幹了這些年，跟誰都不深交，也不惹事。他們就算想從我這裡挖什麼，也挖不出來。但是沈將軍——」他頓了頓，嘴唇動了動，像是在斟酌該怎麼說，「你自己要小心。」
沈逸川點了點頭。他把茶錢放在桌上——王德貴堅持要自己付，沈逸川沒讓。兩個人站起來，在昏暗的樓道里握了握手。王德貴的手掌粗糙得像砂紙，骨節突出，虎口有一道很深的舊疤，大概是扛包的時候被繩子勒的。
「保重。」沈逸川說。
「你也保重。」
王德貴轉身先走了。他的腳步聲在樓梯上迴蕩，一聲一聲的，越來越遠，最後消失了。沈逸川在原地站了一會兒，才慢慢地走下樓梯。出了茶樓的大門，午後的陽光刺得他眯了眯眼睛。他站在路邊，看著來來往往的行人——穿西裝的職員，穿旗袍的太太，挑擔子的小販，牽著孩子的母親。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但他知道，有什麼東西已經變了。
他沒有去報攤，沒有去書店，沒有在任何地方停留。他徑直往家的方向走，步子很快。一路上他注意觀察身後——有沒有人跟著他？有沒有人假裝在看報但實際上一直在往他的方向瞟？有沒有人在他轉彎的時候也跟著轉彎？他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人。但這不代表沒有人。
回到家，林婉清正在陽台上收衣服。聽到門響，她探出頭來，看到沈逸川的臉色，手裡的衣服差點沒拿住。
「怎麼了？」她放下衣服快步走過來，「臉色這麼差。」
沈逸川沒有回答。他走到客廳的窗前，拉上了窗簾。然後又走到廚房的窗前，也拉上了。客廳暗了下來，只有陽台門還透進一點光。林婉清跟在他身後看著他做這些事，沒有說話。等她確認沈逸川不會再拉其他窗簾了，她才開口，聲音很輕，輕到像是怕被誰聽到。
「出什麼事了？」
沈逸川在沙發上坐下來。他沒有馬上回答，而是把口袋裡的那張紙條掏出來，遞給林婉清。
林婉清展開紙條，看完之後臉色也變了一瞬。「茅盾？《子夜》？」她看著沈逸川，「這是什麼意思？」
「有人在盯著我。」沈逸川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很清楚，「不是保密局。是另一邊的。」
林婉清的手指微微顫了一下。「大陸的？」
沈逸川沒有回答。他靠在沙發上，看著被窗簾遮住的窗戶。光線從窗簾的縫隙中漏進來，在地板上畫出一道細細的白線，像是一把刀刃。他想起王德貴說的那句話——「不太像台灣那邊的。」如果不是台灣那邊的，那就是另一邊的。新華社、中共香港地下黨、或者什麼人，不是台灣的，只可能是大陸的。紙條上那句「茅盾先生寫的是三十年前的上海。三十年後的香港，也許有人該寫一寫」——這是提醒，也是試探。
沈逸川看著天花板上的裂縫，不知道看了多久，終於開口了。他的聲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說話。
「他們不是要我的人，不是要我的命。他們要我的筆。」他頓了頓，苦笑了一聲，那笑意沒有到達眼睛裡，「寫什麼、怎麼寫、寫給誰看——他們想知道這些。」
林婉清的臉在昏暗的光線中看不清表情，但她的聲音暴露了一切。那種用力克制著顫抖的、假裝平靜的語氣。
「他們想讓你替他們寫？」
沈逸川沒有回答。因為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有人在他的工具箱裡放了紙條，有人碼頭上打聽他最近在寫什麼，有人在暗處看他。他們還沒露面，還沒開口，還沒提出任何要求。但他們遲早會。
「你打算怎麼辦？」林婉清的聲音緊了。
沈逸川想了很久。牆上的鐘滴答滴答地走著，秒針一下一下地跳動，像心跳。他沒有回答林婉清的問題，而是把窗簾拉得更嚴實了一些，遮住外面的光，把屋子弄得更暗。
「先看看情況。」他最後說，「敵不動，我不動。萬一有人聯繫你，什麼都不要說，直接告訴我。還有，孩子們最近不要去遠的地方，放學就回家。」
林婉清點了點頭。她的嘴唇有些發白，但沒有再追問。
沈逸川走到書房門口，停了停，回過頭來看著林婉清。客廳很暗，暗到只能看到她的輪廓，看不清她的眼睛。但他知道那雙眼睛裡一定有不多的光在閃，那是她跟了他十幾年攢下來的、僅存的、快要用完的光。
「我不會讓他們碰你和孩子。」他說。
然後他推開門，走進了書房。
電話是從樓下的雜貨鋪打上來的，老闆在聽筒里喊了一聲「沈先生，有人找」，然後就把話筒遞給了旁邊的人。沈逸川聽到一個久違的聲音——「沈將軍，是我。」聲音不大，低沉，帶著一種碼頭工人特有的沙啞。沈逸川愣了一下，才聽出來那是誰。
王德貴。那個在碼頭扛大包的前軍統行動隊隊長，那個幾次給他通風報信的舊部下，那個在1952年春天蹲在牆根下吃紅薯、被他遠遠看到卻沒敢上前相認的人。
他們約在旺角那家老茶樓。不是沈逸川常去的那家，是更偏僻的、藏在巷子深處的一家。王德貴選的地方，沈逸川到的時候，王德貴已經坐在角落裡了。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短褂，袖口磨出了毛邊，領口有些松垮。面前的桌上放著一壺茶和兩碟點心，點心沒動過，茶已經喝了大半杯。
沈逸川在他對面坐下，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王德貴比上次見到的時候更瘦了，顴骨突出，眼窩深陷，皮膚被海風吹得又黑又粗。但那雙眼睛還是跟從前一樣——不大，但亮，像是兩顆被砂紙打磨過的鋼珠。
「等了很久？」沈逸川問。
「沒多久。」王德貴給他倒了一杯茶，動作很自然，像是在自己家招待客人。倒完之後，他放下茶壺，沒有寒暄，直接開口了。聲音壓得很低，低到只有兩個人能聽清。
「沈將軍，有人一直在打聽你。」
沈逸川端起茶杯的手停了一下。他輕輕吹著杯中浮在水面上的茶葉，吹了兩三下，用杯蓋撥了撥，端起來喝了一口。然後才放下杯子，問了一句：「什麼人？」
「不知道。」王德貴的聲音更低了，低到像是在用氣息說話，不是在用嗓子，「不是保密局的。我開始覺得可能是報社的人、是讀者，或者哪個想請你寫稿的書商——但這陣子在港島、九龍多了幾個生面孔，到處打聽你最近在寫什麼、跟什麼人接觸、接下來準備寫什麼。問的方式很小心，不像報社那些人直接上門找張一鶴。他們是在暗處問，找碼頭上的人問，找報攤上的人問，甚至找過印刷廠的人。」
沈逸川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一下。
「不是保密局的？」他問。
「不是。」王德貴很篤定，「我在軍統保密局那麼多年，就算不是我認識的熟人，但是不是保密局的人我一眼就能看清楚了。他們的做派不一樣。保密局的人做事，哪怕再收斂，骨子裡帶的那股驕橫是壓不住的。這些人不一樣——太安靜了，安靜得不像是在找人，倒像是在等人犯錯。而且他們問的問題，不是『沈逸川住哪兒』，是『沈逸川最近在寫什麼』。你不覺得奇怪嗎？」
沈逸川沉默了。王德貴說得對。保密局要的是他的人，是他的住址，是他的行蹤。而這夥人要的是他的作品——他在寫什麼，他下一步準備寫什麼。這種問法，更像是……他不往下想了。
「還有一件事。」王德貴從口袋裡掏出一張折了兩折的紙，放在桌上，推到沈逸川面前。沈逸川展開一看，是一張手抄的紙條，字跡工整，沒有署名，只有一句話：「請轉告沈先生，《子夜》是一部很好的小說，茅盾先生寫的是三十年前的上海。三十年後的香港，也許有人該寫一寫。」
沈逸川盯著這行字看了幾秒鐘，然後把紙條折好，放進貼身的口袋裡。
「誰給你的？」
「不知道。塞在碼頭我的工具箱裡的。」王德貴的聲音裡帶著一絲不安，「我打開工具箱的時候，它就在裡面。箱子上有鎖，但我那把鎖是個樣子貨，隨便捅一下就開了。」
沈逸川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茶已經涼了，澀味在舌尖上擴散開來。
「你最近有沒有被人盯上？」
「沒有。」王德貴搖了搖頭，「我在碼頭幹了這些年，跟誰都不深交，也不惹事。他們就算想從我這裡挖什麼，也挖不出來。但是沈將軍——」他頓了頓，嘴唇動了動，像是在斟酌該怎麼說，「你自己要小心。」
沈逸川點了點頭。他把茶錢放在桌上——王德貴堅持要自己付，沈逸川沒讓。兩個人站起來，在昏暗的樓道里握了握手。王德貴的手掌粗糙得像砂紙，骨節突出，虎口有一道很深的舊疤，大概是扛包的時候被繩子勒的。
「保重。」沈逸川說。
「你也保重。」
王德貴轉身先走了。他的腳步聲在樓梯上迴蕩，一聲一聲的，越來越遠，最後消失了。沈逸川在原地站了一會兒，才慢慢地走下樓梯。出了茶樓的大門，午後的陽光刺得他眯了眯眼睛。他站在路邊，看著來來往往的行人——穿西裝的職員，穿旗袍的太太，挑擔子的小販，牽著孩子的母親。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但他知道，有什麼東西已經變了。
他沒有去報攤，沒有去書店，沒有在任何地方停留。他徑直往家的方向走，步子很快。一路上他注意觀察身後——有沒有人跟著他？有沒有人假裝在看報但實際上一直在往他的方向瞟？有沒有人在他轉彎的時候也跟著轉彎？他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人。但這不代表沒有人。
回到家，林婉清正在陽台上收衣服。聽到門響，她探出頭來，看到沈逸川的臉色，手裡的衣服差點沒拿住。
「怎麼了？」她放下衣服快步走過來，「臉色這麼差。」
沈逸川沒有回答。他走到客廳的窗前，拉上了窗簾。然後又走到廚房的窗前，也拉上了。客廳暗了下來，只有陽台門還透進一點光。林婉清跟在他身後看著他做這些事，沒有說話。等她確認沈逸川不會再拉其他窗簾了，她才開口，聲音很輕，輕到像是怕被誰聽到。
「出什麼事了？」
沈逸川在沙發上坐下來。他沒有馬上回答，而是把口袋裡的那張紙條掏出來，遞給林婉清。
林婉清展開紙條，看完之後臉色也變了一瞬。「茅盾？《子夜》？」她看著沈逸川，「這是什麼意思？」
「有人在盯著我。」沈逸川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很清楚，「不是保密局。是另一邊的。」
林婉清的手指微微顫了一下。「大陸的？」
沈逸川沒有回答。他靠在沙發上，看著被窗簾遮住的窗戶。光線從窗簾的縫隙中漏進來，在地板上畫出一道細細的白線，像是一把刀刃。他想起王德貴說的那句話——「不太像台灣那邊的。」如果不是台灣那邊的，那就是另一邊的。新華社、中共香港地下黨、或者什麼人，不是台灣的，只可能是大陸的。紙條上那句「茅盾先生寫的是三十年前的上海。三十年後的香港，也許有人該寫一寫」——這是提醒，也是試探。
沈逸川看著天花板上的裂縫，不知道看了多久，終於開口了。他的聲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說話。
「他們不是要我的人，不是要我的命。他們要我的筆。」他頓了頓，苦笑了一聲，那笑意沒有到達眼睛裡，「寫什麼、怎麼寫、寫給誰看——他們想知道這些。」
林婉清的臉在昏暗的光線中看不清表情，但她的聲音暴露了一切。那種用力克制著顫抖的、假裝平靜的語氣。
「他們想讓你替他們寫？」
沈逸川沒有回答。因為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有人在他的工具箱裡放了紙條，有人碼頭上打聽他最近在寫什麼，有人在暗處看他。他們還沒露面，還沒開口，還沒提出任何要求。但他們遲早會。
「你打算怎麼辦？」林婉清的聲音緊了。
沈逸川想了很久。牆上的鐘滴答滴答地走著，秒針一下一下地跳動，像心跳。他沒有回答林婉清的問題，而是把窗簾拉得更嚴實了一些，遮住外面的光，把屋子弄得更暗。
「先看看情況。」他最後說，「敵不動，我不動。萬一有人聯繫你，什麼都不要說，直接告訴我。還有，孩子們最近不要去遠的地方，放學就回家。」
林婉清點了點頭。她的嘴唇有些發白，但沒有再追問。
沈逸川走到書房門口，停了停，回過頭來看著林婉清。客廳很暗，暗到只能看到她的輪廓，看不清她的眼睛。但他知道那雙眼睛裡一定有不多的光在閃，那是她跟了他十幾年攢下來的、僅存的、快要用完的光。
「我不會讓他們碰你和孩子。」他說。
然後他推開門，走進了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