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5章 跟余則成一樣的男主
《香港商報》在八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刊登了整版GG。
GG占據了第三版的整個版面，背景是一片深灰色，上面用加粗的字體印著幾行字——
「李少將新作《懸崖》，明日開始連載。抗戰期間，軍統特工潛伏哈爾濱，冰天雪地中的生死博弈。比《潛伏》更冷峻，比余則成更孤獨。敬請期待。」
張一鶴在電話里說，這期GG花了副刊半個月的預算。「總編說了，要是賣不好，從我工資里扣。」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輕鬆，像是在說一件跟自己沒什麼關係的事情。
沈逸川買了一份報紙，把GG剪下來，壓在書桌的玻璃板下面。他看著「懸崖」兩個字，心裡說不上是什麼感覺。這是他在前世最喜歡的諜戰劇之一，現在被他改了主角的身份，換了一件衣服，推到了1952年的香港讀者面前。他不知道這些人會怎麼看待周乙，怎麼看待顧秋妍，怎麼看待一個軍統特工的犧牲與忠誠。
但他知道的是，他必須寫。
第二天，天還沒亮。
九龍塘的街燈還亮著，昏黃的光在清晨的薄霧中顯得有氣無力。報攤老闆陳伯比平時早起了兩個小時，他頭天晚上聽兒子說《懸崖》明天上市，特意多進了三倍的貨。三輪車夫老馬拉著兩百份報紙從印刷廠回來的時候，喘著粗氣說：「陳伯，印刷廠那邊排隊的報販排到了馬路上，我這張老臉才插了個隊。」
陳伯把報紙一沓一沓地碼在攤子上，碼得整整齊齊。他還沒碼完，就有人來了。
第一個顧客是個穿西裝的年輕人，手裡提著公文包，像是趕著去上班。他丟下三毛錢，拿起一份《香港商報》，一邊走一邊翻。「又是一個假夫妻的故事？」他的聲音從晨霧中飄過來，「有意思。」
第二個顧客是個老太太，穿著睡衣，趿拉著拖鞋，頭髮還沒梳。她掏出三毛錢，把報紙夾在腋下，慢悠悠地往回走。「我看看這個顧秋妍有沒有翠平好看。」她自言自語。
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不到半個小時，陳伯攤子上的兩百份報紙就賣光了。後面來的客人只好空手而歸，陳伯賠著笑臉說：「下午加印，下午加印。」
類似的情景，在港島和九龍的每一個報攤前同時上演。
沈逸川沒有去看那些熱鬧。他坐在書房裡，面前攤著一份還帶著油墨味的《香港商報》，翻到連載的第一章。他的目光在鉛字上遊走，一個字一個字地讀，像是在確認什麼。
他寫的是東北的冬天。
「火車在鐵軌上奔跑，兩側只見兩道足有五米高的雪牆。車窗外的世界是一片單調的白，白得讓人分不清天和地的界限。偶爾有樹梢從雪牆後面探出頭來，光禿禿的枝條上掛滿了冰凌，在陽光的照射下閃著冷冽的光。車廂里很冷，即使生了爐子，呼出的氣還是一團一團的白霧。周乙把大衣裹緊了一些，目光不經意地掃過車廂的另一頭。那裡坐著一個穿深藍色棉襖的女人，圍巾遮住了半張臉，只露出一雙眼睛。那雙眼睛沒有看他。她低著頭，手裡攥著一個布包袱，像是在等什麼。周乙知道她在等什麼。他在等她。」
茶樓里，一個頭髮花白的老人把這段讀了兩遍。他把報紙放在桌上，摘下老花鏡，用袖子擦了擦鏡片。
「作者是到過東北的。」他篤定地說。
同桌的幾個人都看著他。
「你怎麼知道？」
老人戴上眼鏡，拿起報紙，指著那段描寫：「你們看，『兩側只見兩道足有五米高的雪牆』。五米高的雪牆，這不是編得出來的。我四十年代在東北做過生意，哈爾濱的冬天，雪下起來沒完沒了。火車開過去，兩邊堆起來的雪比車廂還高。坐在車裡往外看，就像在一條白色的隧道里走。這個李少將——不對，沈逸川——他一定親眼見過。」
「我沒見過。」旁邊一個年輕人托著腮，語氣裡帶著嚮往，「我一輩子沒離開過香港。上一次香港下雪還是十年前，我記得我掃了整個院子，才團了一個巴掌大的小雪人。」
「巴掌大？」
「就這麼大。」年輕人伸出兩隻手，比了一個不大的形狀，「還沒焐熱就化了。」
幾個人笑了起來。笑聲引來了鄰桌的一個胖子，他端著茶杯湊過來，看了一眼老人手裡的報紙，說：「你們在聊東北？我也想去哈爾濱看看。不過聽說那裡冷得要命，上廁所撒尿慢了就直接凍成冰棍。」
「你聽誰說的？」老人皺眉。
「都這麼說。」胖子理直氣壯，「我可不敢去。」
老人搖了搖頭，沒有接話。他把報紙翻到連載的開頭，摘下眼鏡，揉了揉鼻樑，繼續往下讀。
沈逸川在這一章里花了很多筆墨寫周乙的背景。
「周乙，1932年還從偽滿警察練習所畢業的他加入復興社特務處。那一年他才二十歲，是少數能夠打入日偽高層的軍統特工，1938年，在關內出差兩年後，他再次回到哈爾濱特別警察廳特務科，擔任特務行動隊隊長。」
茶樓里的老人讀到這段，點了點頭。「復興社特務處，那是軍統的前身。1932年特務處剛成立就加入的老人，到38年確實是老資格了。」
旁邊的年輕人顯然不懂這些歷史，只是看著報紙上的插圖——那是張一鶴找人畫的，一輛冒著白煙的火車在雪原上奔馳，畫面冷峻而蒼涼。
劇情繼續往前推進。
同一節車廂的另一頭，坐著一個穿深藍色棉襖的女人。沒有人注意到她，也沒有人應該注意到她。只有周乙知道她是誰。
孫悅劍。
他的妻子。
他們結婚六年了。六年的時間裡，真正在一起的日子加起來不到兩年。剩下的時間，他們在不同的城市、以不同的身份、執行不同的任務。偶爾在路上碰到，也不敢多看一眼。這是規矩——特工的夫妻不能相認，尤其是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魯明就坐在周乙旁邊。
魯明是警察廳特務科的老牌特工，陰險，狡詐，像一條冬眠中的蛇。他不聲不響的時候看不出任何威脅，但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他比誰都快。
周乙的目光從孫悅劍身上收回來，看了一眼魯明。魯明正在翻一本日本雜誌，眼皮都沒抬一下。
「回到哈爾濱的感覺怎麼樣？」魯明忽然問，頭也沒抬。
「還行。」周乙說，「比關內冷。」
魯明笑了一下，那笑聲很輕，像是在敷衍。他翻了一頁雜誌，不再說話。
火車繼續往前開。
孫悅劍站起來，走向車廂盡頭的衛生間。她的動作很慢，像是在猶豫什麼，又像是在等什麼。周乙的目光追著她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車廂的連接處。
然後他低下頭，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
三分鐘。五分鐘。七分鐘。
周乙這才站了起來。
「我去方便一下。」他對魯明說。
魯明「嗯」了一聲，連頭都沒抬。
車廂連接處的過道很窄，兩個人對面走的話要側身才能過去。周乙穿過兩節車廂，走到衛生間的門口。門是關著的。他拉了一下，門開了——裡面沒有人。
他在暖氣片旁邊蹲下來，仔仔細細地看了一圈。衛生間的牆壁是鐵皮的，灰綠色的漆有些地方已經剝落了，露出斑駁的鐵鏽。在離地面不遠的地方，有一道用指甲刻出來的淺淺的痕跡——一個不規則的三角形，旁邊有一個小小的記號。
那是軍統內部使用的暗號。他和孫悅劍約定過。
他用指甲順著那個記號往下摳，鐵皮上的漆皮掉了一小塊，露出下面一張疊得極薄的紙。他把紙抽出來，展開。
是一份情報，也是一封信。
情報的內容很短——哈爾濱方面有新任務給他，具體細節待聯繫人告知。信的內容也很短，只有幾行字。孫悅劍的字寫得很小很小，像是怕多占了地方。
那是一份人事材料。
顧秋妍，二十五歲，遼寧人，畢業於燕京大學。懂俄語，會發電報。1937年加入軍統。已婚。以妻子身份在哈爾濱定居。」以下是接頭方式......
周乙盯著那行字看了幾秒鐘。
讓自己真正的妻子，給自己送一個假妻子的材料。
他不知道孫悅劍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手有沒有抖。
他把那疊文件從頭到尾仔細地看了兩遍，每一個字都記在腦子裡——顧秋妍的出身、學歷、家庭背景、社會關係，以及組織上為她編造的那一套天衣無縫的履歷。一個燕京大學俄文系畢業的才女，父親是哈爾濱有名的商人，母親是白俄貴族後裔，從小在教會學校長大，俄語比漢語還流利。這樣的人安排在哈爾濱，無論是日本人還是偽滿警察廳，都不會起疑。
他記住了每一個細節。
然後把那幾張紙撕成指甲蓋大小的碎片，扔進馬桶里，拉下把手。水流卷著碎紙打著旋兒沖了下去，什麼都沒留下。他又拉了一次，確認所有的紙屑都不見了，才站起來，整理了一下衣領。
他拉開門，走回車廂。
魯明還在看雜誌，連姿勢都沒變過。那本日本雜誌的封面是一個穿著和服的女人，笑容僵硬得像面具。魯明翻過一頁，眼皮都沒抬一下。
「去了挺久。」他說，語氣像是在說天氣。
「肚子不舒服。」周乙坐回座位，把大衣重新裹緊，「關內和關外的水土不一樣，每次回來都要適應幾天。」
魯明「嗯」了一聲，沒有追問。
火車減速了。車輪碾過鐵軌接縫的聲音從急促變得緩慢，窗外的雪牆漸漸矮了下去，露出了遠處小鎮的輪廓。幾棟低矮的磚房，一根冒著黑煙的煙囪，站台上站著一個穿厚棉襖的站長，手裡舉著一面發黑的信號旗。
下一站到了。站台上的站牌寫著一個小鎮的名字，字跡被風雪侵蝕得有些模糊。
孫悅劍從另一節車廂的方向走過來，手裡依然提著那隻布包袱。她的步子不快不慢，低著頭，圍巾遮住了半張臉。她沒有看周乙，甚至沒有看周乙所在的方向。她徑直走向車門，像是在趕一趟與自己無關的火車。
周乙的目光追著她的背影。她穿著一雙黑色的棉鞋，鞋底沾著雪，在車廂地板上留下淺淺的濕印。那些腳印一個一個地延伸向車門，像是一串無聲的省略號。
車門打開了。冷風灌進來，車廂里的溫度瞬間低了幾度。坐在門口的一個老太太縮了縮脖子，嘟囔了一句什麼。
孫悅劍在車門口站了一秒鐘。那一秒鐘里，她的肩膀微微顫了一下——不是因為冷。然後她跨了出去，踏上了站台。
她的身影在站台上移動，經過那個舉著信號旗的站長，經過一個挑著擔子的小販，經過一個牽著孩子的農婦。走到站台盡頭的時候，她停了一下，像是要回頭。
她沒有回頭。
她繼續往前走，走出了站台，走上了站外的土路。土路兩側是白茫茫的雪原，一眼望不到頭。她的身影越來越小，越來越模糊，最後變成了雪地上一個小小的黑點，然後徹底消失在白色的世界裡。
火車重新啟動了。汽笛拉響，一聲長鳴劃破了冰天雪地的寂靜，驚起了遠處電線上的幾隻烏鴉。它們撲棱著翅膀飛起來，在空中盤旋了一圈，又落回了原處。
周乙看著窗外。玻璃上結了一層薄薄的冰花，把外面的世界切割成無數細小的碎片。孫悅劍消失了，小鎮消失了，雪原在車窗外飛速後退，變成了一道模糊的白線。
他在心裡說了一句話。
不是說給她聽的，是說給自己聽的。
「這是工作。」
茶樓里，讀報的老人把這幾個字又念了一遍。
「這是工作。」他重複著，聲音有些乾澀，「四個字，比什麼都重。」
同桌的年輕人不太明白。他今年才二十二歲，在洋行做文員，還沒有結婚，不知道做這種選擇的滋味。但他看得出，老人讀這段的時候，眼眶有點紅，手指捏著報紙的邊角微微用力，把紙都捏出了褶皺。
「老爺子，」年輕人小心翼翼地問，「你以前做過情報工作？」
老人沒有回答。他把報紙翻到下一頁，用食指推了推老花鏡，繼續往下讀。但他的嘴唇在微微發抖，那不是因為冷。
旁邊的人識趣地沒有再問。
GG占據了第三版的整個版面，背景是一片深灰色，上面用加粗的字體印著幾行字——
「李少將新作《懸崖》，明日開始連載。抗戰期間，軍統特工潛伏哈爾濱，冰天雪地中的生死博弈。比《潛伏》更冷峻，比余則成更孤獨。敬請期待。」
張一鶴在電話里說，這期GG花了副刊半個月的預算。「總編說了，要是賣不好，從我工資里扣。」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輕鬆，像是在說一件跟自己沒什麼關係的事情。
沈逸川買了一份報紙，把GG剪下來，壓在書桌的玻璃板下面。他看著「懸崖」兩個字，心裡說不上是什麼感覺。這是他在前世最喜歡的諜戰劇之一，現在被他改了主角的身份，換了一件衣服，推到了1952年的香港讀者面前。他不知道這些人會怎麼看待周乙，怎麼看待顧秋妍，怎麼看待一個軍統特工的犧牲與忠誠。
但他知道的是，他必須寫。
第二天，天還沒亮。
九龍塘的街燈還亮著，昏黃的光在清晨的薄霧中顯得有氣無力。報攤老闆陳伯比平時早起了兩個小時，他頭天晚上聽兒子說《懸崖》明天上市，特意多進了三倍的貨。三輪車夫老馬拉著兩百份報紙從印刷廠回來的時候，喘著粗氣說：「陳伯，印刷廠那邊排隊的報販排到了馬路上，我這張老臉才插了個隊。」
陳伯把報紙一沓一沓地碼在攤子上，碼得整整齊齊。他還沒碼完，就有人來了。
第一個顧客是個穿西裝的年輕人，手裡提著公文包，像是趕著去上班。他丟下三毛錢，拿起一份《香港商報》，一邊走一邊翻。「又是一個假夫妻的故事？」他的聲音從晨霧中飄過來，「有意思。」
第二個顧客是個老太太，穿著睡衣，趿拉著拖鞋，頭髮還沒梳。她掏出三毛錢，把報紙夾在腋下，慢悠悠地往回走。「我看看這個顧秋妍有沒有翠平好看。」她自言自語。
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不到半個小時，陳伯攤子上的兩百份報紙就賣光了。後面來的客人只好空手而歸，陳伯賠著笑臉說：「下午加印，下午加印。」
類似的情景，在港島和九龍的每一個報攤前同時上演。
沈逸川沒有去看那些熱鬧。他坐在書房裡，面前攤著一份還帶著油墨味的《香港商報》，翻到連載的第一章。他的目光在鉛字上遊走，一個字一個字地讀，像是在確認什麼。
他寫的是東北的冬天。
「火車在鐵軌上奔跑，兩側只見兩道足有五米高的雪牆。車窗外的世界是一片單調的白，白得讓人分不清天和地的界限。偶爾有樹梢從雪牆後面探出頭來，光禿禿的枝條上掛滿了冰凌，在陽光的照射下閃著冷冽的光。車廂里很冷，即使生了爐子，呼出的氣還是一團一團的白霧。周乙把大衣裹緊了一些，目光不經意地掃過車廂的另一頭。那裡坐著一個穿深藍色棉襖的女人，圍巾遮住了半張臉，只露出一雙眼睛。那雙眼睛沒有看他。她低著頭，手裡攥著一個布包袱，像是在等什麼。周乙知道她在等什麼。他在等她。」
茶樓里，一個頭髮花白的老人把這段讀了兩遍。他把報紙放在桌上，摘下老花鏡，用袖子擦了擦鏡片。
「作者是到過東北的。」他篤定地說。
同桌的幾個人都看著他。
「你怎麼知道？」
老人戴上眼鏡，拿起報紙，指著那段描寫：「你們看，『兩側只見兩道足有五米高的雪牆』。五米高的雪牆，這不是編得出來的。我四十年代在東北做過生意，哈爾濱的冬天，雪下起來沒完沒了。火車開過去，兩邊堆起來的雪比車廂還高。坐在車裡往外看，就像在一條白色的隧道里走。這個李少將——不對，沈逸川——他一定親眼見過。」
「我沒見過。」旁邊一個年輕人托著腮，語氣裡帶著嚮往，「我一輩子沒離開過香港。上一次香港下雪還是十年前，我記得我掃了整個院子，才團了一個巴掌大的小雪人。」
「巴掌大？」
「就這麼大。」年輕人伸出兩隻手，比了一個不大的形狀，「還沒焐熱就化了。」
幾個人笑了起來。笑聲引來了鄰桌的一個胖子，他端著茶杯湊過來，看了一眼老人手裡的報紙，說：「你們在聊東北？我也想去哈爾濱看看。不過聽說那裡冷得要命，上廁所撒尿慢了就直接凍成冰棍。」
「你聽誰說的？」老人皺眉。
「都這麼說。」胖子理直氣壯，「我可不敢去。」
老人搖了搖頭，沒有接話。他把報紙翻到連載的開頭，摘下眼鏡，揉了揉鼻樑，繼續往下讀。
沈逸川在這一章里花了很多筆墨寫周乙的背景。
「周乙，1932年還從偽滿警察練習所畢業的他加入復興社特務處。那一年他才二十歲，是少數能夠打入日偽高層的軍統特工，1938年，在關內出差兩年後，他再次回到哈爾濱特別警察廳特務科，擔任特務行動隊隊長。」
茶樓里的老人讀到這段，點了點頭。「復興社特務處，那是軍統的前身。1932年特務處剛成立就加入的老人，到38年確實是老資格了。」
旁邊的年輕人顯然不懂這些歷史，只是看著報紙上的插圖——那是張一鶴找人畫的，一輛冒著白煙的火車在雪原上奔馳，畫面冷峻而蒼涼。
劇情繼續往前推進。
同一節車廂的另一頭，坐著一個穿深藍色棉襖的女人。沒有人注意到她，也沒有人應該注意到她。只有周乙知道她是誰。
孫悅劍。
他的妻子。
他們結婚六年了。六年的時間裡，真正在一起的日子加起來不到兩年。剩下的時間，他們在不同的城市、以不同的身份、執行不同的任務。偶爾在路上碰到，也不敢多看一眼。這是規矩——特工的夫妻不能相認，尤其是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魯明就坐在周乙旁邊。
魯明是警察廳特務科的老牌特工，陰險，狡詐，像一條冬眠中的蛇。他不聲不響的時候看不出任何威脅，但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他比誰都快。
周乙的目光從孫悅劍身上收回來，看了一眼魯明。魯明正在翻一本日本雜誌，眼皮都沒抬一下。
「回到哈爾濱的感覺怎麼樣？」魯明忽然問，頭也沒抬。
「還行。」周乙說，「比關內冷。」
魯明笑了一下，那笑聲很輕，像是在敷衍。他翻了一頁雜誌，不再說話。
火車繼續往前開。
孫悅劍站起來，走向車廂盡頭的衛生間。她的動作很慢，像是在猶豫什麼，又像是在等什麼。周乙的目光追著她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車廂的連接處。
然後他低下頭，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
三分鐘。五分鐘。七分鐘。
周乙這才站了起來。
「我去方便一下。」他對魯明說。
魯明「嗯」了一聲，連頭都沒抬。
車廂連接處的過道很窄，兩個人對面走的話要側身才能過去。周乙穿過兩節車廂，走到衛生間的門口。門是關著的。他拉了一下，門開了——裡面沒有人。
他在暖氣片旁邊蹲下來，仔仔細細地看了一圈。衛生間的牆壁是鐵皮的，灰綠色的漆有些地方已經剝落了，露出斑駁的鐵鏽。在離地面不遠的地方，有一道用指甲刻出來的淺淺的痕跡——一個不規則的三角形，旁邊有一個小小的記號。
那是軍統內部使用的暗號。他和孫悅劍約定過。
他用指甲順著那個記號往下摳，鐵皮上的漆皮掉了一小塊，露出下面一張疊得極薄的紙。他把紙抽出來，展開。
是一份情報，也是一封信。
情報的內容很短——哈爾濱方面有新任務給他，具體細節待聯繫人告知。信的內容也很短，只有幾行字。孫悅劍的字寫得很小很小，像是怕多占了地方。
那是一份人事材料。
顧秋妍，二十五歲，遼寧人，畢業於燕京大學。懂俄語，會發電報。1937年加入軍統。已婚。以妻子身份在哈爾濱定居。」以下是接頭方式......
周乙盯著那行字看了幾秒鐘。
讓自己真正的妻子，給自己送一個假妻子的材料。
他不知道孫悅劍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手有沒有抖。
他把那疊文件從頭到尾仔細地看了兩遍，每一個字都記在腦子裡——顧秋妍的出身、學歷、家庭背景、社會關係，以及組織上為她編造的那一套天衣無縫的履歷。一個燕京大學俄文系畢業的才女，父親是哈爾濱有名的商人，母親是白俄貴族後裔，從小在教會學校長大，俄語比漢語還流利。這樣的人安排在哈爾濱，無論是日本人還是偽滿警察廳，都不會起疑。
他記住了每一個細節。
然後把那幾張紙撕成指甲蓋大小的碎片，扔進馬桶里，拉下把手。水流卷著碎紙打著旋兒沖了下去，什麼都沒留下。他又拉了一次，確認所有的紙屑都不見了，才站起來，整理了一下衣領。
他拉開門，走回車廂。
魯明還在看雜誌，連姿勢都沒變過。那本日本雜誌的封面是一個穿著和服的女人，笑容僵硬得像面具。魯明翻過一頁，眼皮都沒抬一下。
「去了挺久。」他說，語氣像是在說天氣。
「肚子不舒服。」周乙坐回座位，把大衣重新裹緊，「關內和關外的水土不一樣，每次回來都要適應幾天。」
魯明「嗯」了一聲，沒有追問。
火車減速了。車輪碾過鐵軌接縫的聲音從急促變得緩慢，窗外的雪牆漸漸矮了下去，露出了遠處小鎮的輪廓。幾棟低矮的磚房，一根冒著黑煙的煙囪，站台上站著一個穿厚棉襖的站長，手裡舉著一面發黑的信號旗。
下一站到了。站台上的站牌寫著一個小鎮的名字，字跡被風雪侵蝕得有些模糊。
孫悅劍從另一節車廂的方向走過來，手裡依然提著那隻布包袱。她的步子不快不慢，低著頭，圍巾遮住了半張臉。她沒有看周乙，甚至沒有看周乙所在的方向。她徑直走向車門，像是在趕一趟與自己無關的火車。
周乙的目光追著她的背影。她穿著一雙黑色的棉鞋，鞋底沾著雪，在車廂地板上留下淺淺的濕印。那些腳印一個一個地延伸向車門，像是一串無聲的省略號。
車門打開了。冷風灌進來，車廂里的溫度瞬間低了幾度。坐在門口的一個老太太縮了縮脖子，嘟囔了一句什麼。
孫悅劍在車門口站了一秒鐘。那一秒鐘里，她的肩膀微微顫了一下——不是因為冷。然後她跨了出去，踏上了站台。
她的身影在站台上移動，經過那個舉著信號旗的站長，經過一個挑著擔子的小販，經過一個牽著孩子的農婦。走到站台盡頭的時候，她停了一下，像是要回頭。
她沒有回頭。
她繼續往前走，走出了站台，走上了站外的土路。土路兩側是白茫茫的雪原，一眼望不到頭。她的身影越來越小，越來越模糊，最後變成了雪地上一個小小的黑點，然後徹底消失在白色的世界裡。
火車重新啟動了。汽笛拉響，一聲長鳴劃破了冰天雪地的寂靜，驚起了遠處電線上的幾隻烏鴉。它們撲棱著翅膀飛起來，在空中盤旋了一圈，又落回了原處。
周乙看著窗外。玻璃上結了一層薄薄的冰花，把外面的世界切割成無數細小的碎片。孫悅劍消失了，小鎮消失了，雪原在車窗外飛速後退，變成了一道模糊的白線。
他在心裡說了一句話。
不是說給她聽的，是說給自己聽的。
「這是工作。」
茶樓里，讀報的老人把這幾個字又念了一遍。
「這是工作。」他重複著，聲音有些乾澀，「四個字，比什麼都重。」
同桌的年輕人不太明白。他今年才二十二歲，在洋行做文員，還沒有結婚，不知道做這種選擇的滋味。但他看得出，老人讀這段的時候，眼眶有點紅，手指捏著報紙的邊角微微用力，把紙都捏出了褶皺。
「老爺子，」年輕人小心翼翼地問，「你以前做過情報工作？」
老人沒有回答。他把報紙翻到下一頁，用食指推了推老花鏡，繼續往下讀。但他的嘴唇在微微發抖，那不是因為冷。
旁邊的人識趣地沒有再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