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4章 破釜沉舟的聲明
阮清源離開香港已經整整一個月了。
這一個月里，沈逸川過得像一隻驚弓之鳥。他每天照常寫作、照常出門買菜、照常在陽台上澆花，看上去和從前沒什麼兩樣。但林婉清知道，他每天晚上都要起來兩三次，走到窗邊看看外面的街道，然後才重新躺下。
王升來了。
阮清源在電話里只說了這一句，就掛斷了。沈逸川甚至不知道對方從哪個號碼打來的，但那幾個字已經足夠了。毛人鳳派來的人，比阮清源更狠、更不擇手段。他已經在香港活動了將近一個月，雖然沒有直接找到沈逸川的住處，但排查的範圍越來越小。
沈逸川推斷，王升大約已經將目標鎖定在九龍塘一帶了。
這天夜裡，沈逸川沒有像往常一樣坐在打字機前。他把三個孩子早早哄睡了，然後和林婉清面對面坐在客廳的桌前。桌上攤著幾張白紙，一支鉛筆，旁邊放著一盞油燈。燈芯剪得很短，火苗只有豌豆大小，昏黃的光把兩個人的臉照得半明半暗。
「王升快查到我們了。」沈逸川開門見山。
林婉清的手指攥緊了桌沿。她的指甲嵌進木頭裡，留下幾道淺淺的印痕。這一個月她瘦了不少，顴骨比從前更突出了，眼睛下面的青黑用粉都蓋不住。但她沒有哭，只是咬著嘴唇，用力地點頭。
「我知道。」她說，「今天下午郵差送信，在樓下多站了一會兒。我看見他在用筆記什麼東西。」
沈逸川伸手握住她的手。
「婉清，我想過了，」他的聲音很低，但每個字都很清楚，「逃不是辦法。」
林婉清抬起頭，眼睛裡已經有淚光在打轉。
「我們可以去南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哪裡都行。你把稿子帶上，換個筆名繼續寫，一樣能養活全家。我們就——」
「走不掉的。」沈逸川打斷了她，「王升不是阮清源。他不會因為找不到我們就放棄。就算我們到了南洋，他一樣會追過去。到那時候，我們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沒有朋友，沒有報社，連香港這點庇護都沒有了。」
林婉清的眼淚終於掉了下來。她用手背擦了擦，但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怎麼擦都擦不乾淨。
「那怎麼辦？難道就在這裡等死？」
沈逸川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推到林婉清面前。紙上用打字機打了幾行字，標題是四個字——《我的聲明》。
林婉清擦乾眼淚，拿起紙，一個字一個字地讀。
讀完之後，她的臉色白得像紙。
「你瘋了。」她的聲音在發抖，「你這是要讓全香港、全台灣都知道你就是『李少將』？你還要公開承認自己手裡有保密局的機密文件？沈逸川，你這是自尋死路！」
沈逸川沒有反駁。他等她說完，才開口。
「婉清，你聽我分析。現在的情況是——王升遲早會找到我。就算我搬家，他也能查到。與其被他堵在門口、綁回台灣、在審訊室里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不如我自己站出來。」
「站出去幹什麼？讓全世界都知道你在這裡？」
「讓全世界都知道我手裡有什麼。」沈逸川的手指點了點那張紙上的第三部分，「我聲明我手裡有保密局的機密文件——包括但不限於軍統到保密局在1945年至1951年間在香港刺殺民主人士的原始記錄，大陸潛伏人員名單。這些東西是真是假不重要，重要的是毛人鳳不敢賭它是假的。」
林婉清愣住了。
「你……你沒有那些文件吧？」
沈逸川搖了搖頭：「沒有。但毛人鳳不知道。」
他頓了頓，繼續說：「我在軍統待了那麼多年，見過太多內幕。就算我沒有具體的文件，我腦子裡記的那些事，夠保密局喝一壺了。毛人鳳這個人，最怕的不是槍，是曝光。他寧願丟一個『李少將』，也不願意讓那些見不得光的事被全世界知道。」
林婉清沉默了。桌上的油燈跳了一下，火苗忽大忽小，像是也在為這個決定感到不安。
「可是，」她的聲音輕得像蚊子叫，「萬一他們不信呢？萬一他們覺得你是在虛張聲勢，還是來抓你呢？」
「所以他們不能賭。」沈逸川的語氣很篤定，「我聲明里寫了，這些東西鎖在滙豐銀行的保險箱裡，鑰匙在我一個朋友手上。他們就算抓了我，也拿不到那些材料。只要材料還在外面，他們就不敢動我。」
「那個朋友是誰？真的有這個人嗎？」
沈逸川搖了搖頭，嘴角微微翹了一下。
「沒有。保險箱也是空的。但他們不會知道。」
林婉清盯著他看了很久。火光在她的眼睛裡跳動，像是在燃燒什麼。過了不知道多久，她終於開口了。
「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
「那我陪你。」林婉清的聲音不大，但有一種讓沈逸川心裡一酸的東西，「不管是死是活，我陪你。」
沈逸川握緊了她的手，沒有說話。
第二天，沈逸川去找了張一鶴。
這一次他沒有去茶餐廳，而是直接去了張一鶴的住處——一棟位於旺角的老式公寓樓，五層，沒電梯，樓道里堆滿了雜物。張一鶴住四樓，一間不到兩百尺的小屋，窗戶朝北，光線暗淡，但收拾得很整潔。
張一鶴看到沈逸川出現在門口的時候，愣了一下。這個人從來不到他家裡來的，每次見面都是選茶餐廳、咖啡館這種公共場所。今天破例了，說明事情不一般。
「沈先生，怎麼了？」他把沈逸川讓進屋，關上門。
沈逸川沒坐。他從口袋裡掏出那份聲明，遞給張一鶴。
「張兄，這個幫我發在《香港商報》上。」
張一鶴接過紙，從頭到尾看了一遍。他的臉色從困惑變成震驚，又從震驚變成一種說不清的東西——有點像恐懼，又有點像敬佩。
「沈先生，你確定？」他的聲音有些發緊，「這聲明一發出去，你就等於把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台灣那邊的人會——」
「我確定。」沈逸川打斷了他，「張兄，我知道你是為我好。但我已經沒有退路了。保密局的人已經查到了九龍塘，再過幾天就到家門口了。與其被他們堵在家裡，不如我自己站出來。至少站出來的時候，我手裡還有牌可打。」
張一鶴把那聲明又看了一遍，然後抬起頭，目光里多了一些沈逸川從來沒見過的凝重。
「沈先生，我問你一句實話。」
「你問。」
「你手裡真的有那麼多人名單嗎？」
沈逸川沒有直接回答。他看著張一鶴的眼睛，慢慢地說了一句：「張兄，你信不信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毛人鳳不敢不信。」
張一鶴沉默了很久。窗外的街上傳來報童的叫賣聲，拖得長長的，像是在喊什麼口號。他終於點了點頭。
「我幫你發。但是——」他猶豫了一下，「這個聲明不能馬上見報。如果現在發，阮清源那邊會有麻煩。畢竟他剛回去，毛人鳳肯定會懷疑是他幫你通風報信，才讓你有了準備。」
沈逸川點了點頭。這正是他考慮過的問題。阮清源幫他隱瞞了身份，這份人情他不能不顧。
「你的意思是？」
「等。」張一鶴說，「等阮清源離開的時間足夠長，長到毛人鳳不會懷疑到他頭上。而且，」他頓了頓，「你不是說王升已經查了一個多月嗎？等他查到你新居的門口，你再發聲明。這樣別人不會覺得你是早就準備好的，只會覺得你是被逼急了才跳出來。」
沈逸川看著張一鶴，忽然笑了一下。
「張兄，你不只是會編稿子，還會出主意。」
張一鶴苦笑了一聲：「我這是被你逼的。你要是出了事，《潛伏》誰來寫？我的飯碗誰來保？」
沈逸川伸出手，和張一鶴握了握。
「謝了。」
那是六月底的一個早晨。
王升的人已經兩次出現在沈逸川家樓下。第一次是在六月中旬，一個穿短袖襯衫的男人在樓下的裁縫鋪門口站了半個小時，假裝在等人，目光一直往樓上瞄。沈逸川從窗簾縫裡看到了他，但沒有聲張。第二次是幾天前，一輛黑色轎車停在馬路對面，車窗玻璃貼著深色的膜，看不清裡面的人。車停了大約四十分鐘，然後開走了。
沈逸川知道，時間到了。
他讓林婉清帶著三個孩子去了朋友家暫住，自己一個人在書房裡，把那份聲明又看了一遍。聲明是用打字機打的，沒有手寫痕跡。他檢查了每一個字，確認沒有任何錯漏，然後把它裝進一個牛皮紙信封，親自送到了張一鶴的手裡。
「今天就發。」他說。
張一鶴接過信封，點了點頭。他什麼都沒說，因為他知道說什麼都是多餘的。
1952年6月28日，《香港商報》以頭版頭條的位置，刊登了沈逸川的聲明。標題用了加粗的大字——
「我是『李少將』，我叫沈逸川。」
聲明的全文如下：
「本人沈逸川，筆名李少將，系《潛伏》一書的作者。我承認，我曾是軍統少將。1945年晉升，1947年遭排擠靠邊站，1949年攜全家流落香港。初到香港時，全家險些餓死，走投無路之下，以寫作為生。我寫《潛伏》，不為別的，只為養家餬口。
但是，有人不想讓我活。台灣保密局的人已經在我家樓下蹲守了一個多月。我本可以逃亡南洋，但逃得了一時，逃不了一世。既然藏不住了，那我就把話說清楚。
第一，我手中掌握大量軍統與保密局的機密文件，包括但不限於軍統到保密局在1945年至1951年間在香港刺殺民主人士的原始記錄，以及一份保密局在大陸潛伏人員的部分人員名單。這些材料已鎖入香港滙豐銀行的保險箱，鑰匙交由一位可信的朋友保管。
第二，若本人或家人遭遇任何來自台灣方面的迫害，不管是明殺還是暗害，這些材料將被公之於眾。到時候，不光是香港的報紙，全世界的報紙都會看到。誰想讓我死，我就讓他先死。
第三，《潛伏》第一卷到此告一段落，第二卷無限期推遲。新作已在構思中，題材將轉向抗戰時期的對日諜戰，不再涉及國共內戰。
最後，我想對那些想置我於死地的人說一句：我寫小說，只為養家餬口，從未想過與任何人為敵。但如果有人不想讓我活，我也不會讓他好過。
沈逸川，1952年6月28日。」
這份聲明一經刊出，整個香港都炸了。
報攤上的《香港商報》在早晨八點前就被搶購一空。報販們扯著嗓子喊：「李少將自曝身份！頭版頭條！」電車上的乘客互相傳閱報紙，茶樓里的茶客顧不上喝茶，全在討論這份聲明。
有人拍手叫好：「這個沈逸川有種！敢當面跟保密局叫板！」
有人擔心：「他這不是找死嗎？把話說這麼絕，台灣那邊能饒了他？」
更多的人在問同一個問題：「他手裡真的有人名單嗎？真的假的？」
關於那個問題的爭論，一直持續到中午。有人說沈逸川在軍統當過少將，手裡有東西不稀奇。有人說他是在虛張聲勢，真要有名單，早就被滅口了，還能讓他寫小說？還有人說，不管真假，毛人鳳這回是踢到鐵板了——萬一真的有一份名單在外面，他不敢賭。
當天下午，《香港商報》加印了三次，全部售罄。這是自《潛伏》連載以來，這家報紙最高光的時刻。
張一鶴在電話里對沈逸川說了一句：「沈先生，你現在比我報紙都火了。」
沈逸川沒有笑。他坐在空蕩蕩的家裡，看著窗外。樓下那輛黑色轎車已經不見了——不，不是不見了，是換了一輛灰色的。他看不清車裡的人，但他知道，王升一定看到了那份聲明。
他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婉清，你們可以回來了。」
林婉清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鐘。
「安全了嗎？」
「暫時安全了。」沈逸川說，「至少今天，他們不會動手。」
「明天呢？」
「明天的事，明天再說。」
掛斷電話之後，沈逸川回到書房，坐在打字機前。稿紙還是空白的，鉛字盤上的字碼在午後的光線中顯出一種古銅色的光澤。他沒有打字，只是坐著。
他在想一件事——這份聲明發了之後，他就不再是一個躲在筆名後面的小作者了。他變成了一個真實的人，有名字、有面孔、有住址、有家庭的人。毛人鳳如果想動他，隨時可以動。但他賭的是毛人鳳不敢動——因為那份不存在的名單，因為那把不存在的保險箱鑰匙，因為毛人鳳的恐懼。
他知道自己在走鋼絲。
但他沒有別的路可以走了。
窗外的夕陽正在落下，九龍塘的街巷被染成一片金黃。遠處有孩子在玩耍，笑聲隱隱約約地傳過來。沈逸川聽著那些聲音，把手放在打字機的鉛字盤上，一個字也沒有打。
他在等。
等明天。
這一個月里，沈逸川過得像一隻驚弓之鳥。他每天照常寫作、照常出門買菜、照常在陽台上澆花，看上去和從前沒什麼兩樣。但林婉清知道，他每天晚上都要起來兩三次，走到窗邊看看外面的街道，然後才重新躺下。
王升來了。
阮清源在電話里只說了這一句，就掛斷了。沈逸川甚至不知道對方從哪個號碼打來的，但那幾個字已經足夠了。毛人鳳派來的人，比阮清源更狠、更不擇手段。他已經在香港活動了將近一個月，雖然沒有直接找到沈逸川的住處，但排查的範圍越來越小。
沈逸川推斷，王升大約已經將目標鎖定在九龍塘一帶了。
這天夜裡，沈逸川沒有像往常一樣坐在打字機前。他把三個孩子早早哄睡了，然後和林婉清面對面坐在客廳的桌前。桌上攤著幾張白紙，一支鉛筆，旁邊放著一盞油燈。燈芯剪得很短，火苗只有豌豆大小，昏黃的光把兩個人的臉照得半明半暗。
「王升快查到我們了。」沈逸川開門見山。
林婉清的手指攥緊了桌沿。她的指甲嵌進木頭裡，留下幾道淺淺的印痕。這一個月她瘦了不少，顴骨比從前更突出了，眼睛下面的青黑用粉都蓋不住。但她沒有哭，只是咬著嘴唇，用力地點頭。
「我知道。」她說，「今天下午郵差送信，在樓下多站了一會兒。我看見他在用筆記什麼東西。」
沈逸川伸手握住她的手。
「婉清，我想過了，」他的聲音很低，但每個字都很清楚，「逃不是辦法。」
林婉清抬起頭，眼睛裡已經有淚光在打轉。
「我們可以去南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哪裡都行。你把稿子帶上，換個筆名繼續寫，一樣能養活全家。我們就——」
「走不掉的。」沈逸川打斷了她，「王升不是阮清源。他不會因為找不到我們就放棄。就算我們到了南洋，他一樣會追過去。到那時候，我們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沒有朋友，沒有報社，連香港這點庇護都沒有了。」
林婉清的眼淚終於掉了下來。她用手背擦了擦，但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怎麼擦都擦不乾淨。
「那怎麼辦？難道就在這裡等死？」
沈逸川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推到林婉清面前。紙上用打字機打了幾行字，標題是四個字——《我的聲明》。
林婉清擦乾眼淚，拿起紙，一個字一個字地讀。
讀完之後，她的臉色白得像紙。
「你瘋了。」她的聲音在發抖，「你這是要讓全香港、全台灣都知道你就是『李少將』？你還要公開承認自己手裡有保密局的機密文件？沈逸川，你這是自尋死路！」
沈逸川沒有反駁。他等她說完，才開口。
「婉清，你聽我分析。現在的情況是——王升遲早會找到我。就算我搬家，他也能查到。與其被他堵在門口、綁回台灣、在審訊室里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不如我自己站出來。」
「站出去幹什麼？讓全世界都知道你在這裡？」
「讓全世界都知道我手裡有什麼。」沈逸川的手指點了點那張紙上的第三部分，「我聲明我手裡有保密局的機密文件——包括但不限於軍統到保密局在1945年至1951年間在香港刺殺民主人士的原始記錄，大陸潛伏人員名單。這些東西是真是假不重要，重要的是毛人鳳不敢賭它是假的。」
林婉清愣住了。
「你……你沒有那些文件吧？」
沈逸川搖了搖頭：「沒有。但毛人鳳不知道。」
他頓了頓，繼續說：「我在軍統待了那麼多年，見過太多內幕。就算我沒有具體的文件，我腦子裡記的那些事，夠保密局喝一壺了。毛人鳳這個人，最怕的不是槍，是曝光。他寧願丟一個『李少將』，也不願意讓那些見不得光的事被全世界知道。」
林婉清沉默了。桌上的油燈跳了一下，火苗忽大忽小，像是也在為這個決定感到不安。
「可是，」她的聲音輕得像蚊子叫，「萬一他們不信呢？萬一他們覺得你是在虛張聲勢，還是來抓你呢？」
「所以他們不能賭。」沈逸川的語氣很篤定，「我聲明里寫了，這些東西鎖在滙豐銀行的保險箱裡，鑰匙在我一個朋友手上。他們就算抓了我，也拿不到那些材料。只要材料還在外面，他們就不敢動我。」
「那個朋友是誰？真的有這個人嗎？」
沈逸川搖了搖頭，嘴角微微翹了一下。
「沒有。保險箱也是空的。但他們不會知道。」
林婉清盯著他看了很久。火光在她的眼睛裡跳動，像是在燃燒什麼。過了不知道多久，她終於開口了。
「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
「那我陪你。」林婉清的聲音不大，但有一種讓沈逸川心裡一酸的東西，「不管是死是活，我陪你。」
沈逸川握緊了她的手，沒有說話。
第二天，沈逸川去找了張一鶴。
這一次他沒有去茶餐廳，而是直接去了張一鶴的住處——一棟位於旺角的老式公寓樓，五層，沒電梯，樓道里堆滿了雜物。張一鶴住四樓，一間不到兩百尺的小屋，窗戶朝北，光線暗淡，但收拾得很整潔。
張一鶴看到沈逸川出現在門口的時候，愣了一下。這個人從來不到他家裡來的，每次見面都是選茶餐廳、咖啡館這種公共場所。今天破例了，說明事情不一般。
「沈先生，怎麼了？」他把沈逸川讓進屋，關上門。
沈逸川沒坐。他從口袋裡掏出那份聲明，遞給張一鶴。
「張兄，這個幫我發在《香港商報》上。」
張一鶴接過紙，從頭到尾看了一遍。他的臉色從困惑變成震驚，又從震驚變成一種說不清的東西——有點像恐懼，又有點像敬佩。
「沈先生，你確定？」他的聲音有些發緊，「這聲明一發出去，你就等於把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台灣那邊的人會——」
「我確定。」沈逸川打斷了他，「張兄，我知道你是為我好。但我已經沒有退路了。保密局的人已經查到了九龍塘，再過幾天就到家門口了。與其被他們堵在家裡，不如我自己站出來。至少站出來的時候，我手裡還有牌可打。」
張一鶴把那聲明又看了一遍，然後抬起頭，目光里多了一些沈逸川從來沒見過的凝重。
「沈先生，我問你一句實話。」
「你問。」
「你手裡真的有那麼多人名單嗎？」
沈逸川沒有直接回答。他看著張一鶴的眼睛，慢慢地說了一句：「張兄，你信不信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毛人鳳不敢不信。」
張一鶴沉默了很久。窗外的街上傳來報童的叫賣聲，拖得長長的，像是在喊什麼口號。他終於點了點頭。
「我幫你發。但是——」他猶豫了一下，「這個聲明不能馬上見報。如果現在發，阮清源那邊會有麻煩。畢竟他剛回去，毛人鳳肯定會懷疑是他幫你通風報信，才讓你有了準備。」
沈逸川點了點頭。這正是他考慮過的問題。阮清源幫他隱瞞了身份，這份人情他不能不顧。
「你的意思是？」
「等。」張一鶴說，「等阮清源離開的時間足夠長，長到毛人鳳不會懷疑到他頭上。而且，」他頓了頓，「你不是說王升已經查了一個多月嗎？等他查到你新居的門口，你再發聲明。這樣別人不會覺得你是早就準備好的，只會覺得你是被逼急了才跳出來。」
沈逸川看著張一鶴，忽然笑了一下。
「張兄，你不只是會編稿子，還會出主意。」
張一鶴苦笑了一聲：「我這是被你逼的。你要是出了事，《潛伏》誰來寫？我的飯碗誰來保？」
沈逸川伸出手，和張一鶴握了握。
「謝了。」
那是六月底的一個早晨。
王升的人已經兩次出現在沈逸川家樓下。第一次是在六月中旬，一個穿短袖襯衫的男人在樓下的裁縫鋪門口站了半個小時，假裝在等人，目光一直往樓上瞄。沈逸川從窗簾縫裡看到了他，但沒有聲張。第二次是幾天前，一輛黑色轎車停在馬路對面，車窗玻璃貼著深色的膜，看不清裡面的人。車停了大約四十分鐘，然後開走了。
沈逸川知道，時間到了。
他讓林婉清帶著三個孩子去了朋友家暫住，自己一個人在書房裡，把那份聲明又看了一遍。聲明是用打字機打的，沒有手寫痕跡。他檢查了每一個字，確認沒有任何錯漏，然後把它裝進一個牛皮紙信封，親自送到了張一鶴的手裡。
「今天就發。」他說。
張一鶴接過信封，點了點頭。他什麼都沒說，因為他知道說什麼都是多餘的。
1952年6月28日，《香港商報》以頭版頭條的位置，刊登了沈逸川的聲明。標題用了加粗的大字——
「我是『李少將』，我叫沈逸川。」
聲明的全文如下：
「本人沈逸川，筆名李少將，系《潛伏》一書的作者。我承認，我曾是軍統少將。1945年晉升，1947年遭排擠靠邊站，1949年攜全家流落香港。初到香港時，全家險些餓死，走投無路之下，以寫作為生。我寫《潛伏》，不為別的，只為養家餬口。
但是，有人不想讓我活。台灣保密局的人已經在我家樓下蹲守了一個多月。我本可以逃亡南洋，但逃得了一時，逃不了一世。既然藏不住了，那我就把話說清楚。
第一，我手中掌握大量軍統與保密局的機密文件，包括但不限於軍統到保密局在1945年至1951年間在香港刺殺民主人士的原始記錄，以及一份保密局在大陸潛伏人員的部分人員名單。這些材料已鎖入香港滙豐銀行的保險箱，鑰匙交由一位可信的朋友保管。
第二，若本人或家人遭遇任何來自台灣方面的迫害，不管是明殺還是暗害，這些材料將被公之於眾。到時候，不光是香港的報紙，全世界的報紙都會看到。誰想讓我死，我就讓他先死。
第三，《潛伏》第一卷到此告一段落，第二卷無限期推遲。新作已在構思中，題材將轉向抗戰時期的對日諜戰，不再涉及國共內戰。
最後，我想對那些想置我於死地的人說一句：我寫小說，只為養家餬口，從未想過與任何人為敵。但如果有人不想讓我活，我也不會讓他好過。
沈逸川，1952年6月28日。」
這份聲明一經刊出，整個香港都炸了。
報攤上的《香港商報》在早晨八點前就被搶購一空。報販們扯著嗓子喊：「李少將自曝身份！頭版頭條！」電車上的乘客互相傳閱報紙，茶樓里的茶客顧不上喝茶，全在討論這份聲明。
有人拍手叫好：「這個沈逸川有種！敢當面跟保密局叫板！」
有人擔心：「他這不是找死嗎？把話說這麼絕，台灣那邊能饒了他？」
更多的人在問同一個問題：「他手裡真的有人名單嗎？真的假的？」
關於那個問題的爭論，一直持續到中午。有人說沈逸川在軍統當過少將，手裡有東西不稀奇。有人說他是在虛張聲勢，真要有名單，早就被滅口了，還能讓他寫小說？還有人說，不管真假，毛人鳳這回是踢到鐵板了——萬一真的有一份名單在外面，他不敢賭。
當天下午，《香港商報》加印了三次，全部售罄。這是自《潛伏》連載以來，這家報紙最高光的時刻。
張一鶴在電話里對沈逸川說了一句：「沈先生，你現在比我報紙都火了。」
沈逸川沒有笑。他坐在空蕩蕩的家裡，看著窗外。樓下那輛黑色轎車已經不見了——不，不是不見了，是換了一輛灰色的。他看不清車裡的人，但他知道，王升一定看到了那份聲明。
他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婉清，你們可以回來了。」
林婉清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鐘。
「安全了嗎？」
「暫時安全了。」沈逸川說，「至少今天，他們不會動手。」
「明天呢？」
「明天的事，明天再說。」
掛斷電話之後，沈逸川回到書房，坐在打字機前。稿紙還是空白的，鉛字盤上的字碼在午後的光線中顯出一種古銅色的光澤。他沒有打字，只是坐著。
他在想一件事——這份聲明發了之後，他就不再是一個躲在筆名後面的小作者了。他變成了一個真實的人，有名字、有面孔、有住址、有家庭的人。毛人鳳如果想動他，隨時可以動。但他賭的是毛人鳳不敢動——因為那份不存在的名單，因為那把不存在的保險箱鑰匙，因為毛人鳳的恐懼。
他知道自己在走鋼絲。
但他沒有別的路可以走了。
窗外的夕陽正在落下，九龍塘的街巷被染成一片金黃。遠處有孩子在玩耍，笑聲隱隱約約地傳過來。沈逸川聽著那些聲音，把手放在打字機的鉛字盤上，一個字也沒有打。
他在等。
等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