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5章 香港警方的決定
沈逸川的聲明見報後的第三天，港英政府的政治顧問緊急召集了一次跨部門會議。
會議在中環的輔政司署舉行，不大的會議室里坐滿了人。警察署、政治部、情報科，各路人馬到齊。主持會議的是英國駐港政治顧問安德魯·格雷，一個五十多歲的瘦高個兒，頭髮花白，說話帶著濃重的蘇格蘭口音。他來香港已經八年，對這裡的局勢了如指掌，深知這顆東方明珠的表面繁榮之下藏著多少暗流。
桌上攤著幾份《香港商報》，頭版頭條被紅筆圈了出來。旁邊還放著一份翻譯成英文的聲明摘要，以及一份關於沈逸川背景的初步調查報告。
格雷用指尖敲了敲那份聲明，環顧四周。
「各位，這份聲明你們都看過了。誰能告訴我，這個叫沈逸川的人，到底有多大能量？」
警察署的情報科主任先開了口。他四十出頭，姓陳，是華人，但對英國人忠心耿耿。他把沈逸川的履歷簡要概括了一遍：前軍統少將，1947年被排擠，1949年流落香港，靠寫小說為生。「根據我們的調查，他目前沒有發現與任何政治勢力有聯繫。他寫小說確實是為了賺錢養家。」
「那他說手裡有機密材料——」格雷追問，「可信度有多少？」
會議室里沉默了幾秒鐘。
警察署署長鮑威爾接過了話頭。他是個六十來歲的胖子，紅臉膛，說話聲音洪亮。他來香港二十年，從巡警一路做到署長，對香港的犄角旮旯比誰都清楚。
「格雷先生，問題不在於『可信度』，而在於『風險』。」鮑威爾把一份文件推到桌子中間，「沈逸川昨天被我們請到署里談話時，主動展示了一些東西。我建議你先看看這個。」
格雷戴上眼鏡，拿起那份文件翻看。只看了一頁，他的眉頭就擰成了一個疙瘩。
那是幾份情報摘要，時間標註在1946年至1947年之間。內容涉及軍統在香港的活動記錄，其中最刺眼的幾行字是這樣的——「1946年3月，指令暗殺《華商報》編輯劉某」「1946年8月，與港英警察署某華人探長接觸，要求協助監視民主人士」「1947年1月，策劃對某民主人士住所投擲燃燒彈」。
格雷放下文件，摘下眼鏡，揉著鼻樑。
「這些……是真的？」
鮑威爾聳了聳肩：「有一部分是我們知道的，有一部分——我們不知道。但根據他的描述，那些『不知道』的部分，我們派人去查了當年的檔案，確實有對應的事件記錄。也就是說，他手上至少有一部分材料是真實的。至於那些我們查不到的……」
「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真的。」格雷接過話頭，臉色陰沉，「但如果他選擇公開——不管真假——我們都會陷入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
會議室里的空氣一下子變得凝重起來。
陳主任補充道：「更何況，他在聲明中還提到了『保密局在大陸潛伏人員名單』。這個東西如果公開，台灣那邊會暴跳如雷，大陸那邊會高興得睡不著覺。而我們香港，就會成為這場風暴的中心。」
格雷沉默了很久。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著窗外的維多利亞港。海面上有幾艘軍艦在游弋，旗杆上飄揚著米字旗。這裡是英國的地盤，但這裡的華人占了百分之九十八。國共兩黨在香港都有各自的勢力，英國能做的，就是在兩股力量之間走鋼絲，不讓任何一方打破平衡。
現在，這個叫沈逸川的人，把一根更細的鋼絲塞進了他們的手裡。
「鮑威爾先生，」格雷轉過身來，「沈逸川在署里談話時，除了展示這些材料，還說了什麼？」
鮑威爾翻開自己的筆記本，念了一段：「他說——如果台灣保密局繼續在香港追殺他，他將把包括這些暗殺記錄在內的更多材料公之於眾。他還說，如果他在香港出了任何意外，不管是誰幹的，他的朋友都會把保險箱裡的東西交給報社。」
「他的朋友是誰？」
「他不肯說。滙豐銀行那邊也不肯透露保險箱的租用人信息。我們查過了，查不到。」
格雷冷笑了一聲：「這個人倒是很會做生意。」
「他是在賭命。」鮑威爾說，「但他賭對了——我們賭不起。」
會議又持續了將近一個小時。最終達成的結論是：第一，港英政府不承認沈逸川手中材料的真實性，但也不否認；第二，以「維護香港治安」為由，正式禁止任何外國情報機構在香港從事針對沈逸川的非法活動；第三，向台灣方面發出外交照會，措辭客氣但態度強硬。
格雷口述了照會的內容，秘書飛速記錄：
「香港是英國租借地，享有高度自治的司法與行政權力。任何外國情報機構，包括但不限於中華民國保密局，不得在本港境內從事任何形式的非法活動，包括但不限於跟蹤、騷擾、綁架、暗殺。如有違反，港英政府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制止，並將相關責任人移交法辦。請貴方予以尊重。」
「就這樣發。」格雷說。
鮑威爾點了點頭，又補充道：「另外，我已經安排了便衣在沈逸川的住所附近巡邏。表面上是正常的治安巡邏，實際上——你懂的。」
「既要保護他，也要盯著他。」格雷說，「他手裡的東西，不能落到大陸那邊去。」
「明白。」
當天下午，這份照會通過外交渠道發往台北。不出所料，毛人鳳的辦公室在接到消息後，氣氛降到了冰點。
毛人鳳把那張薄薄的照會紙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後狠狠地摔在桌上。
「英國人是在打我的臉！」他的聲音大到辦公室的窗戶都在震動，「一個寫小說的，就讓他們怕成這樣？」
站在對面的王升沒有說話。他已經從香港回來了。沈逸川的聲明見報後，毛人鳳緊急召他回台北匯報情況，香港那邊的行動暫時由當地的一名聯絡員負責跟進。
「局座，」王升斟酌著措辭，儘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穩，「英國人那邊的態度很明確。如果我們繼續在香港動手，他們會直接抓人。到時候，我們不光是丟臉的問題，還會連累政府在外交上被動。」
「被動？被動？」毛人鳳來回踱步，皮鞋踩在地板上發出急促的聲響，「一個前軍統少將，公開叫板保密局，手裡捏著不知道真假的東西，騎在我頭上拉屎，你跟我說被動？」
他走到窗前，一把拉開窗簾。台北午後的陽光刺眼地照進來，他眯了眯眼睛，又轉過身，指著王升的鼻子。
「我告訴你，王升。這個沈逸川，不管他手裡有沒有真的東西，他這麼一搞，等於在全世界面前扇了我一耳光。你讓我怎麼向老總統交代？怎麼向那些看著保密局的人交代？」
王升沒有再說話。他了解毛人鳳的脾氣，這時候多說一句都是火上澆油。他只是站在那裡，目光低垂，等著暴風雨過去。
毛人鳳又走了幾個來回，終於停下來，雙手撐著辦公桌，喘著粗氣。桌上那杯茶已經涼透了，他端起來喝了一口，又皺著眉頭放下。
「行動暫停。」他從牙縫裡擠出這幾個字，「但是——」
他轉過頭，盯著王升，目光像淬了毒的刀。
「人不能動，就給我盯著。二十四小時盯著。他在香港的一舉一動，吃了什麼、見了什麼人、說了什麼話，我都要知道。另外，想辦法搞清楚——他到底有沒有那份名單，到底有沒有那個保險箱，到底有沒有那個『朋友』。」
「是。」
王升敬了個禮，轉身出去了。
門關上之後，毛人鳳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點了一根煙。煙霧在燈光下緩緩升騰，他在煙霧中眯著眼睛，腦子裡翻來覆去地轉著同一個念頭——那個沈逸川，到底是在虛張聲勢，還是真的有底牌？
他想起1946年戴笠死後軍統內部的那場大洗牌。他毛人鳳能坐上保密局長的位子，靠的不是資歷，不是能力，而是對老總統的絕對忠誠和那一套揣摩上意的手腕。那些戴笠時代的舊人，被他一個個按下去、踢出去。沈逸川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他手裡真的有料……如果他把當年戴笠時代那些見不得光的事全部抖出來……
毛人鳳把菸頭掐滅在菸灰缸里，用力碾了碾。菸頭的火星在黑暗中閃了一下，徹底熄滅了。
有些事，不能想，一想就睡不著。
而有些事情，一旦想不出答案，就成了一種折磨。
會議在中環的輔政司署舉行，不大的會議室里坐滿了人。警察署、政治部、情報科，各路人馬到齊。主持會議的是英國駐港政治顧問安德魯·格雷，一個五十多歲的瘦高個兒，頭髮花白，說話帶著濃重的蘇格蘭口音。他來香港已經八年，對這裡的局勢了如指掌，深知這顆東方明珠的表面繁榮之下藏著多少暗流。
桌上攤著幾份《香港商報》，頭版頭條被紅筆圈了出來。旁邊還放著一份翻譯成英文的聲明摘要，以及一份關於沈逸川背景的初步調查報告。
格雷用指尖敲了敲那份聲明，環顧四周。
「各位，這份聲明你們都看過了。誰能告訴我，這個叫沈逸川的人，到底有多大能量？」
警察署的情報科主任先開了口。他四十出頭，姓陳，是華人，但對英國人忠心耿耿。他把沈逸川的履歷簡要概括了一遍：前軍統少將，1947年被排擠，1949年流落香港，靠寫小說為生。「根據我們的調查，他目前沒有發現與任何政治勢力有聯繫。他寫小說確實是為了賺錢養家。」
「那他說手裡有機密材料——」格雷追問，「可信度有多少？」
會議室里沉默了幾秒鐘。
警察署署長鮑威爾接過了話頭。他是個六十來歲的胖子，紅臉膛，說話聲音洪亮。他來香港二十年，從巡警一路做到署長，對香港的犄角旮旯比誰都清楚。
「格雷先生，問題不在於『可信度』，而在於『風險』。」鮑威爾把一份文件推到桌子中間，「沈逸川昨天被我們請到署里談話時，主動展示了一些東西。我建議你先看看這個。」
格雷戴上眼鏡，拿起那份文件翻看。只看了一頁，他的眉頭就擰成了一個疙瘩。
那是幾份情報摘要，時間標註在1946年至1947年之間。內容涉及軍統在香港的活動記錄，其中最刺眼的幾行字是這樣的——「1946年3月，指令暗殺《華商報》編輯劉某」「1946年8月，與港英警察署某華人探長接觸，要求協助監視民主人士」「1947年1月，策劃對某民主人士住所投擲燃燒彈」。
格雷放下文件，摘下眼鏡，揉著鼻樑。
「這些……是真的？」
鮑威爾聳了聳肩：「有一部分是我們知道的，有一部分——我們不知道。但根據他的描述，那些『不知道』的部分，我們派人去查了當年的檔案，確實有對應的事件記錄。也就是說，他手上至少有一部分材料是真實的。至於那些我們查不到的……」
「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真的。」格雷接過話頭，臉色陰沉，「但如果他選擇公開——不管真假——我們都會陷入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
會議室里的空氣一下子變得凝重起來。
陳主任補充道：「更何況，他在聲明中還提到了『保密局在大陸潛伏人員名單』。這個東西如果公開，台灣那邊會暴跳如雷，大陸那邊會高興得睡不著覺。而我們香港，就會成為這場風暴的中心。」
格雷沉默了很久。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著窗外的維多利亞港。海面上有幾艘軍艦在游弋，旗杆上飄揚著米字旗。這裡是英國的地盤，但這裡的華人占了百分之九十八。國共兩黨在香港都有各自的勢力，英國能做的，就是在兩股力量之間走鋼絲，不讓任何一方打破平衡。
現在，這個叫沈逸川的人，把一根更細的鋼絲塞進了他們的手裡。
「鮑威爾先生，」格雷轉過身來，「沈逸川在署里談話時，除了展示這些材料，還說了什麼？」
鮑威爾翻開自己的筆記本，念了一段：「他說——如果台灣保密局繼續在香港追殺他，他將把包括這些暗殺記錄在內的更多材料公之於眾。他還說，如果他在香港出了任何意外，不管是誰幹的，他的朋友都會把保險箱裡的東西交給報社。」
「他的朋友是誰？」
「他不肯說。滙豐銀行那邊也不肯透露保險箱的租用人信息。我們查過了，查不到。」
格雷冷笑了一聲：「這個人倒是很會做生意。」
「他是在賭命。」鮑威爾說，「但他賭對了——我們賭不起。」
會議又持續了將近一個小時。最終達成的結論是：第一，港英政府不承認沈逸川手中材料的真實性，但也不否認；第二，以「維護香港治安」為由，正式禁止任何外國情報機構在香港從事針對沈逸川的非法活動；第三，向台灣方面發出外交照會，措辭客氣但態度強硬。
格雷口述了照會的內容，秘書飛速記錄：
「香港是英國租借地，享有高度自治的司法與行政權力。任何外國情報機構，包括但不限於中華民國保密局，不得在本港境內從事任何形式的非法活動，包括但不限於跟蹤、騷擾、綁架、暗殺。如有違反，港英政府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制止，並將相關責任人移交法辦。請貴方予以尊重。」
「就這樣發。」格雷說。
鮑威爾點了點頭，又補充道：「另外，我已經安排了便衣在沈逸川的住所附近巡邏。表面上是正常的治安巡邏，實際上——你懂的。」
「既要保護他，也要盯著他。」格雷說，「他手裡的東西，不能落到大陸那邊去。」
「明白。」
當天下午，這份照會通過外交渠道發往台北。不出所料，毛人鳳的辦公室在接到消息後，氣氛降到了冰點。
毛人鳳把那張薄薄的照會紙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後狠狠地摔在桌上。
「英國人是在打我的臉！」他的聲音大到辦公室的窗戶都在震動，「一個寫小說的，就讓他們怕成這樣？」
站在對面的王升沒有說話。他已經從香港回來了。沈逸川的聲明見報後，毛人鳳緊急召他回台北匯報情況，香港那邊的行動暫時由當地的一名聯絡員負責跟進。
「局座，」王升斟酌著措辭，儘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穩，「英國人那邊的態度很明確。如果我們繼續在香港動手，他們會直接抓人。到時候，我們不光是丟臉的問題，還會連累政府在外交上被動。」
「被動？被動？」毛人鳳來回踱步，皮鞋踩在地板上發出急促的聲響，「一個前軍統少將，公開叫板保密局，手裡捏著不知道真假的東西，騎在我頭上拉屎，你跟我說被動？」
他走到窗前，一把拉開窗簾。台北午後的陽光刺眼地照進來，他眯了眯眼睛，又轉過身，指著王升的鼻子。
「我告訴你，王升。這個沈逸川，不管他手裡有沒有真的東西，他這麼一搞，等於在全世界面前扇了我一耳光。你讓我怎麼向老總統交代？怎麼向那些看著保密局的人交代？」
王升沒有再說話。他了解毛人鳳的脾氣，這時候多說一句都是火上澆油。他只是站在那裡，目光低垂，等著暴風雨過去。
毛人鳳又走了幾個來回，終於停下來，雙手撐著辦公桌，喘著粗氣。桌上那杯茶已經涼透了，他端起來喝了一口，又皺著眉頭放下。
「行動暫停。」他從牙縫裡擠出這幾個字，「但是——」
他轉過頭，盯著王升，目光像淬了毒的刀。
「人不能動，就給我盯著。二十四小時盯著。他在香港的一舉一動，吃了什麼、見了什麼人、說了什麼話，我都要知道。另外，想辦法搞清楚——他到底有沒有那份名單，到底有沒有那個保險箱，到底有沒有那個『朋友』。」
「是。」
王升敬了個禮，轉身出去了。
門關上之後，毛人鳳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點了一根煙。煙霧在燈光下緩緩升騰，他在煙霧中眯著眼睛，腦子裡翻來覆去地轉著同一個念頭——那個沈逸川，到底是在虛張聲勢，還是真的有底牌？
他想起1946年戴笠死後軍統內部的那場大洗牌。他毛人鳳能坐上保密局長的位子，靠的不是資歷，不是能力，而是對老總統的絕對忠誠和那一套揣摩上意的手腕。那些戴笠時代的舊人，被他一個個按下去、踢出去。沈逸川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他手裡真的有料……如果他把當年戴笠時代那些見不得光的事全部抖出來……
毛人鳳把菸頭掐滅在菸灰缸里，用力碾了碾。菸頭的火星在黑暗中閃了一下，徹底熄滅了。
有些事，不能想，一想就睡不著。
而有些事情，一旦想不出答案，就成了一種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