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2章 阮清源的選擇
阮清源在香港已經待了十一天。
毛人鳳給他的期限是兩個星期，現在已經過去了大半。他住在一家不起眼的旅館裡，房間不大，窗戶臨街，能聽見電車駛過的叮噹聲和市井的嘈雜。桌上攤滿了報紙、剪報、手稿複印件和一本寫滿了線索的筆記本。菸灰缸里堆滿了菸頭，房間裡的空氣混濁得像隔了夜的茶。
最初的線索是從一個印刷廠發行員嘴裡掏出來的。
那個發行員姓陳，四十出頭，禿頂，啤酒肚，在幾家小印刷廠之間跑來跑去，賺一點微薄的中介費。阮清源找到他的時候，他正在一家茶餐廳里吃午飯，面前擺著一碗雲吞麵和一杯凍奶茶。阮清源在他對面坐下，亮了一下保密局的證件，那人的筷子差點掉進碗裡。
「我問你幾個問題，」阮清源的聲音不大，但有一種讓人無法拒絕的平穩，「你幫誰送過稿子到《香港商報》？」
發行員的嘴張了張，又閉上了。他看了看四周，確認沒有人注意他們，才壓低聲音說：「長官，我只是個跑腿的，什麼都不知道……」
「知道什麼就說什麼。」阮清源把一沓港幣推過桌面，不多不少，剛好夠他跑半個月腿的辛苦錢。
發行員的眼睛亮了一下，又迅速暗下去。他把錢收進口袋，咽了咽口水，說：「確實有一個人。不是經常來，但來過幾次。穿長衫，高個子，四十來歲。每次都是拿牛皮紙包著的稿子，讓我送到《香港商報》給張編輯。他給的錢不少，所以我記得。」
「長什麼樣？」
「瘦長臉，眼睛不大，鼻樑挺高的。說話帶一點北方口音，但不重。走路很快，步子很大。」
阮清源在本子上記下了這些特徵。他又問了幾個問題，發行員再也提供不出更多的信息了。但他給了阮清源一個方向——那個穿長衫的高個子，最後一次出現是在九龍城寨附近。
九龍城寨。香港最混亂的地方，三不管地帶，黑幫盤踞，藏污納垢。如果一個人想在香港躲起來，九龍城寨是最好的選擇之一。
阮清源開始在九龍城寨周邊蹲守。
第一天，沒有收穫。
第二天，沒有收穫。
第三天傍晚，他在一家茶餐廳靠窗的位置坐著，面前放著一杯已經涼透的咖啡。街上人來人往，有買菜回家的主婦，有放學的孩子，有下班的工人。他的目光像一架精密的掃描儀，在人群中來回掃視。
然後他看到了一個人。
那人穿著灰布長衫，個子很高，步子很大，從街角轉出來，沿著馬路往北走。他走得很快，但步伐很穩，不像是在趕路，更像是一種習慣。他的臉在夕陽的餘暉中半明半暗，但阮清源看清了——瘦長臉，眼睛不大，鼻樑挺高。
發行員描述的特徵，全對上了。
阮清源沒有立刻跟上去。他等那人走出十幾步，才站起來，在桌上丟下茶錢，不緊不慢地跟在了後面。
那人的反跟蹤意識很強。
他走了不到兩百米，忽然停下來繫鞋帶。阮清源早有準備，在他停下的同一時刻轉身走進了一家雜貨店，假裝在挑選商品。那人系完鞋帶，站起來，繼續往前走。阮清源從雜貨店出來，隔著半條街的距離，繼續跟著。
又走了一段，那人忽然拐進了一條巷子。阮清源跟進去的時候，巷子裡空空蕩蕩，什麼人也沒有。他站在巷子中間，前後看了看，然後抬頭——二樓有一扇窗戶開著，窗台上放著一盆快要枯死的仙人掌。
那人從窗戶翻進去了。
阮清源記住了這棟樓的位置。
他沒有急著行動。接下來的幾天，他換了不同的衣服、不同的帽子，在不同的時間段出現在這棟樓附近。他觀察那人的出入規律，觀察他家裡有沒有其他人，觀察他跟什麼人接觸。
那人每天早晨七八點鐘出門，有時候去菜市場，有時候去報攤，有時候只是在街上走一圈就回去。下午基本不出門，晚上偶爾會出來散步。他身邊有一個女人和三個孩子——女人大概三十七八歲，衣著樸素但整潔，舉止端莊；孩子們大的十來歲，小的五六歲，上學、放學、玩耍，跟普通的香港家庭沒什麼兩樣。
阮清源拍了幾張照片，但沒有行動。
他在等。等一個確認的機會。
第五天晚上，機會來了。
那人一個人出門，沿著彌敦道往南走了很遠，拐進一條小街，走進了一家茶館。阮清源跟進去，坐在角落裡，要了一壺普洱。那人坐在靠窗的位置，背對著他，要了一壺烏龍和一碟花生米，翻開一份報紙，慢慢看。
阮清源從他的側面觀察了幾分鐘。
然後，那人忽然轉過頭來，看了一眼窗外的街景。
阮清源看到了他的正臉。
那一瞬間，阮清源的手指微微顫了一下。
他見過這張臉。
不是在香港，不是在最近，而是在很久以前——1946年的重慶。
那時候阮清源剛從外勤調回重慶述職，在軍統總部的大樓里見過這個人。當時有人給他介紹過：「這是沈逸川沈將軍，剛從南京調過來。」他記得沈逸川當時穿著一身筆挺的軍裝，肩上的少將軍銜在燈光下閃閃發亮。他的腰板挺得很直，說話不緊不慢，給人一種沉穩可靠的感覺。
但他也記得另一件事——有人私下告訴他，沈逸川已經被邊緣化了。戴笠死後，新上來的人不待見他，他這個少將有名無實，遲早要被踢出軍統。
果然，到了1947年，沈逸川就靠邊站了。再後來，聽說他帶著一家老小去了香港，之後就再也沒有消息。
沒想到，會在這裡、以這種方式重逢。
當街賣字？不，比賣字更離譜——寫小說。而且寫的是軍統內幕，寫的是天津站，寫的是吳景中，寫的是那些只有內部人才知道的陳年舊事。
阮清源坐在茶館的角落裡，看著沈逸川的背影，心裡翻湧起一種複雜的情緒。
他想起1946年的重慶，那時的沈逸川還是少將，而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外勤人員。少將看他的時候，目光平和，沒有架子，還問了一句「剛從外面回來？辛苦了」。那時候的軍統，雖然內部已經暗流涌動，但至少表面上是團結的。
現在呢？軍統已經沒了，成了一個叫保密局的新機構。他還在為這個機構賣命，而沈逸川已經淪落到靠寫小說養家餬口的地步。
他忽然覺得喉嚨有點發乾。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經涼了。
他沒有再跟下去。
回到旅館，阮清源關上門，從行李箱裡翻出一本厚厚的舊筆記本。那是他個人的檔案摘錄本，多年來搜集的軍統內部人員信息，密密麻麻寫了幾百頁。他翻到「沈」字開頭的那一頁，找到了沈逸川的名字。
上面寫著：
「沈逸川，1911年生，南京中央軍校畢業。1938年入軍統，1945年晉升少將。1946年戴笠死後靠邊站，1947年正式邊緣化。1949年攜妻林氏及三子女赴港。此後情況不詳。」
他放下筆記本，點了一根煙。
腦子裡有兩個聲音在打架。
一個聲音說：他找到了「李少將」，應該立即上報，毛人鳳在等結果。抓到這個人，就是大功一件，升官發財不在話下。
另一個聲音說：上報了又怎麼樣？把沈逸川抓回台灣，然後呢？他會死在保密局的審訊室里，他的老婆孩子會流落街頭。這就是你想看到的？
他猛吸了一口煙，嗆得咳嗽了兩聲。
他又想起一件事——沈逸川全家在香港，差一點餓死。一個曾經的軍統少將，差一點餓死。
他不是沒見過窮困潦倒的軍統舊人。撤到台灣之後，太多人被裁撤、被冷落、被遺忘。有的在街頭賣紅薯，有的在碼頭扛大包，有的連飯都吃不上。他自己呢？雖然還在保密局掛著職，但誰知道哪天就會被一腳踢開？毛人鳳的為人，他不是不清楚。今天能用你，明天就能棄你。
兔死狐悲。這四個字從腦子裡冒出來的時候，阮清源沒有把它按回去。
他把菸頭掐滅，拿起筆，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行字：「李少將疑似已離港，線索中斷。建議暫停調查。」
想了想，又補充了一句：「香港警方已介入，不宜繼續深入。」
這是半真半假的報告。香港警方確實在關注這件事——不是因為關心「李少將」，而是因為保密局的人在香港活動，觸犯了英國人的忌諱。英國人不喜歡國民黨特務在他們的地盤上亂竄，已經通過外交渠道向台灣表達了不滿。
但「線索中斷」是假的。線索沒有中斷，他清楚地知道沈逸川住在哪裡、長什麼樣、家裡有幾口人。
他把報告折好，裝進信封。
然後又抽出來，看了一遍，嘆了口氣，重新裝進去。
毛人鳳收到這份報告的時候，雷霆大怒。
電話是從台北打來的，毛人鳳的聲音大到隔著話筒都能感受到怒氣：「阮清源，你在香港待了十幾天，就給我帶回來這個？」
阮清源握著聽筒，語氣平靜：「局座，線索確實斷了。那個印刷廠發行員只見過送稿人兩次，之後再也沒有出現過。我懷疑『李少將』已經離開了香港。」
「懷疑？你憑什麼懷疑？」
「憑常識。吳景中登報之後，整個香港都知道『李少將』被盯上了。換了我是他，我也會跑。」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鐘。
「繼續查。」毛人鳳的聲音冷得像刀，「就算是跑了，也要查清楚他跑到哪裡去了。我再給你一個星期。」
「局座，」阮清源說，「香港警方已經開始注意我們了。英國人那邊不好惹，如果再待下去，恐怕會引起外交糾紛。」
又是一陣沉默。
「你先回來。」毛人鳳最終說道，「讓王升接替你。」
阮清源應了一聲，掛斷了電話。
毛人鳳給他的期限是兩個星期，現在已經過去了大半。他住在一家不起眼的旅館裡，房間不大，窗戶臨街，能聽見電車駛過的叮噹聲和市井的嘈雜。桌上攤滿了報紙、剪報、手稿複印件和一本寫滿了線索的筆記本。菸灰缸里堆滿了菸頭，房間裡的空氣混濁得像隔了夜的茶。
最初的線索是從一個印刷廠發行員嘴裡掏出來的。
那個發行員姓陳，四十出頭，禿頂，啤酒肚，在幾家小印刷廠之間跑來跑去，賺一點微薄的中介費。阮清源找到他的時候，他正在一家茶餐廳里吃午飯，面前擺著一碗雲吞麵和一杯凍奶茶。阮清源在他對面坐下，亮了一下保密局的證件，那人的筷子差點掉進碗裡。
「我問你幾個問題，」阮清源的聲音不大，但有一種讓人無法拒絕的平穩，「你幫誰送過稿子到《香港商報》？」
發行員的嘴張了張，又閉上了。他看了看四周，確認沒有人注意他們，才壓低聲音說：「長官，我只是個跑腿的，什麼都不知道……」
「知道什麼就說什麼。」阮清源把一沓港幣推過桌面，不多不少，剛好夠他跑半個月腿的辛苦錢。
發行員的眼睛亮了一下，又迅速暗下去。他把錢收進口袋，咽了咽口水，說：「確實有一個人。不是經常來，但來過幾次。穿長衫，高個子，四十來歲。每次都是拿牛皮紙包著的稿子，讓我送到《香港商報》給張編輯。他給的錢不少，所以我記得。」
「長什麼樣？」
「瘦長臉，眼睛不大，鼻樑挺高的。說話帶一點北方口音，但不重。走路很快，步子很大。」
阮清源在本子上記下了這些特徵。他又問了幾個問題，發行員再也提供不出更多的信息了。但他給了阮清源一個方向——那個穿長衫的高個子，最後一次出現是在九龍城寨附近。
九龍城寨。香港最混亂的地方，三不管地帶，黑幫盤踞，藏污納垢。如果一個人想在香港躲起來，九龍城寨是最好的選擇之一。
阮清源開始在九龍城寨周邊蹲守。
第一天，沒有收穫。
第二天，沒有收穫。
第三天傍晚，他在一家茶餐廳靠窗的位置坐著，面前放著一杯已經涼透的咖啡。街上人來人往，有買菜回家的主婦，有放學的孩子，有下班的工人。他的目光像一架精密的掃描儀，在人群中來回掃視。
然後他看到了一個人。
那人穿著灰布長衫，個子很高，步子很大，從街角轉出來，沿著馬路往北走。他走得很快，但步伐很穩，不像是在趕路，更像是一種習慣。他的臉在夕陽的餘暉中半明半暗，但阮清源看清了——瘦長臉，眼睛不大，鼻樑挺高。
發行員描述的特徵，全對上了。
阮清源沒有立刻跟上去。他等那人走出十幾步，才站起來，在桌上丟下茶錢，不緊不慢地跟在了後面。
那人的反跟蹤意識很強。
他走了不到兩百米，忽然停下來繫鞋帶。阮清源早有準備，在他停下的同一時刻轉身走進了一家雜貨店，假裝在挑選商品。那人系完鞋帶，站起來，繼續往前走。阮清源從雜貨店出來，隔著半條街的距離，繼續跟著。
又走了一段，那人忽然拐進了一條巷子。阮清源跟進去的時候，巷子裡空空蕩蕩，什麼人也沒有。他站在巷子中間，前後看了看，然後抬頭——二樓有一扇窗戶開著，窗台上放著一盆快要枯死的仙人掌。
那人從窗戶翻進去了。
阮清源記住了這棟樓的位置。
他沒有急著行動。接下來的幾天，他換了不同的衣服、不同的帽子，在不同的時間段出現在這棟樓附近。他觀察那人的出入規律，觀察他家裡有沒有其他人，觀察他跟什麼人接觸。
那人每天早晨七八點鐘出門，有時候去菜市場，有時候去報攤，有時候只是在街上走一圈就回去。下午基本不出門，晚上偶爾會出來散步。他身邊有一個女人和三個孩子——女人大概三十七八歲，衣著樸素但整潔，舉止端莊；孩子們大的十來歲，小的五六歲，上學、放學、玩耍，跟普通的香港家庭沒什麼兩樣。
阮清源拍了幾張照片，但沒有行動。
他在等。等一個確認的機會。
第五天晚上，機會來了。
那人一個人出門，沿著彌敦道往南走了很遠，拐進一條小街，走進了一家茶館。阮清源跟進去，坐在角落裡，要了一壺普洱。那人坐在靠窗的位置，背對著他，要了一壺烏龍和一碟花生米，翻開一份報紙，慢慢看。
阮清源從他的側面觀察了幾分鐘。
然後，那人忽然轉過頭來，看了一眼窗外的街景。
阮清源看到了他的正臉。
那一瞬間，阮清源的手指微微顫了一下。
他見過這張臉。
不是在香港，不是在最近，而是在很久以前——1946年的重慶。
那時候阮清源剛從外勤調回重慶述職，在軍統總部的大樓里見過這個人。當時有人給他介紹過：「這是沈逸川沈將軍，剛從南京調過來。」他記得沈逸川當時穿著一身筆挺的軍裝，肩上的少將軍銜在燈光下閃閃發亮。他的腰板挺得很直，說話不緊不慢，給人一種沉穩可靠的感覺。
但他也記得另一件事——有人私下告訴他，沈逸川已經被邊緣化了。戴笠死後，新上來的人不待見他，他這個少將有名無實，遲早要被踢出軍統。
果然，到了1947年，沈逸川就靠邊站了。再後來，聽說他帶著一家老小去了香港，之後就再也沒有消息。
沒想到，會在這裡、以這種方式重逢。
當街賣字？不，比賣字更離譜——寫小說。而且寫的是軍統內幕，寫的是天津站，寫的是吳景中，寫的是那些只有內部人才知道的陳年舊事。
阮清源坐在茶館的角落裡，看著沈逸川的背影，心裡翻湧起一種複雜的情緒。
他想起1946年的重慶，那時的沈逸川還是少將，而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外勤人員。少將看他的時候，目光平和，沒有架子，還問了一句「剛從外面回來？辛苦了」。那時候的軍統，雖然內部已經暗流涌動，但至少表面上是團結的。
現在呢？軍統已經沒了，成了一個叫保密局的新機構。他還在為這個機構賣命，而沈逸川已經淪落到靠寫小說養家餬口的地步。
他忽然覺得喉嚨有點發乾。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經涼了。
他沒有再跟下去。
回到旅館，阮清源關上門，從行李箱裡翻出一本厚厚的舊筆記本。那是他個人的檔案摘錄本，多年來搜集的軍統內部人員信息，密密麻麻寫了幾百頁。他翻到「沈」字開頭的那一頁，找到了沈逸川的名字。
上面寫著：
「沈逸川，1911年生，南京中央軍校畢業。1938年入軍統，1945年晉升少將。1946年戴笠死後靠邊站，1947年正式邊緣化。1949年攜妻林氏及三子女赴港。此後情況不詳。」
他放下筆記本，點了一根煙。
腦子裡有兩個聲音在打架。
一個聲音說：他找到了「李少將」，應該立即上報，毛人鳳在等結果。抓到這個人，就是大功一件，升官發財不在話下。
另一個聲音說：上報了又怎麼樣？把沈逸川抓回台灣，然後呢？他會死在保密局的審訊室里，他的老婆孩子會流落街頭。這就是你想看到的？
他猛吸了一口煙，嗆得咳嗽了兩聲。
他又想起一件事——沈逸川全家在香港，差一點餓死。一個曾經的軍統少將，差一點餓死。
他不是沒見過窮困潦倒的軍統舊人。撤到台灣之後，太多人被裁撤、被冷落、被遺忘。有的在街頭賣紅薯，有的在碼頭扛大包，有的連飯都吃不上。他自己呢？雖然還在保密局掛著職，但誰知道哪天就會被一腳踢開？毛人鳳的為人，他不是不清楚。今天能用你，明天就能棄你。
兔死狐悲。這四個字從腦子裡冒出來的時候，阮清源沒有把它按回去。
他把菸頭掐滅，拿起筆，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行字：「李少將疑似已離港，線索中斷。建議暫停調查。」
想了想，又補充了一句：「香港警方已介入，不宜繼續深入。」
這是半真半假的報告。香港警方確實在關注這件事——不是因為關心「李少將」，而是因為保密局的人在香港活動，觸犯了英國人的忌諱。英國人不喜歡國民黨特務在他們的地盤上亂竄，已經通過外交渠道向台灣表達了不滿。
但「線索中斷」是假的。線索沒有中斷，他清楚地知道沈逸川住在哪裡、長什麼樣、家裡有幾口人。
他把報告折好，裝進信封。
然後又抽出來，看了一遍，嘆了口氣，重新裝進去。
毛人鳳收到這份報告的時候，雷霆大怒。
電話是從台北打來的，毛人鳳的聲音大到隔著話筒都能感受到怒氣：「阮清源，你在香港待了十幾天，就給我帶回來這個？」
阮清源握著聽筒，語氣平靜：「局座，線索確實斷了。那個印刷廠發行員只見過送稿人兩次，之後再也沒有出現過。我懷疑『李少將』已經離開了香港。」
「懷疑？你憑什麼懷疑？」
「憑常識。吳景中登報之後，整個香港都知道『李少將』被盯上了。換了我是他，我也會跑。」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鐘。
「繼續查。」毛人鳳的聲音冷得像刀，「就算是跑了，也要查清楚他跑到哪裡去了。我再給你一個星期。」
「局座，」阮清源說，「香港警方已經開始注意我們了。英國人那邊不好惹，如果再待下去，恐怕會引起外交糾紛。」
又是一陣沉默。
「你先回來。」毛人鳳最終說道，「讓王升接替你。」
阮清源應了一聲，掛斷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