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8章 危險來臨
《香港商報》的副刊編輯室里，張一鶴正埋頭校對一篇稿子。桌上的檯燈散發出昏黃的光，把他的圓臉照得像一個剛出爐的包子。自從《潛伏》火了之後，他的工作量翻了一倍，每天都有讀者來信、催稿電話、甚至有人直接找上門來要見「李少將」。
他揉了揉眼睛，正準備去倒杯水，門被人推開了。
進來的是一個三十出頭的男人，穿著一件深灰色的夾克，戴著一頂報童帽，帽檐壓得很低。這人的長相沒什麼特點，屬於扔進人群里就找不出來的那種。但張一鶴在報社幹了兩年，見過形形色色的人，有一種直覺——這個人不像是來投稿的。
「請問，這裡是副刊編輯室嗎？」那人的聲音不大，帶著一點北方口音。
「是，你找誰？」張一鶴放下手裡的稿子，不動聲色地打量他。
「我是來打聽一個人的。」那人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攤開放在桌上。紙上寫著一個筆名——「李少將」。
張一鶴的心跳快了一拍，但臉上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他在報社見慣了各種打聽作者的人，有讀者想催更的，有書商想約稿的，甚至有女人想給「李少將」寫情書的。但眼前這個人給他的感覺不一樣——太冷靜了，太有目的性了，不像是一般讀者。
「李少將？」張一鶴裝出一副茫然的表情，「你找他有事？」
「我是他一個讀者，」那人笑了笑，「看了他的《潛伏》，覺得寫得真好，想認識一下。不知道你能不能幫忙引薦？」
張一鶴搖了搖頭：「我也沒見過他。他是投稿的，寄來的稿子，我們付稿費，就這麼簡單。至於他住在哪裡、叫什麼名字，我們真不知道。」
那人盯著張一鶴看了兩秒鐘，像是在判斷他是不是在撒謊。然後他點了點頭，把那團紙收進口袋，道了聲謝，轉身出去了。
門關上之後，張一鶴沒有馬上動。他等了幾分鐘，確認那個人不會突然折返，才站起身走到窗前，小心地掀起窗簾的一角往下看。那個穿灰色夾克的男人正沿著街道往南走，步子不快不慢，很快就消失在了人群中。
張一鶴放下窗簾，在桌前坐了一會兒。
然後他拿起桌上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沈先生，」電話接通後，他的聲音壓得很低，「有人來報社打聽你了。」
沈逸川接到電話的時候，正在家裡寫新一章的稿子。
他放下筆，聽張一鶴把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掛斷電話之後，他坐在桌前，盯著桌上的稿紙看了好一會兒。
有人找上門了。
這在他的意料之中。吳景中登報聲明之後，台灣方面不可能無動於衷。他沒想到的是，對方動作這麼快。
他站起來，走到門口，把門栓插上。然後回到桌前，把正在寫的那幾頁稿紙收起來，鎖進了林婉清從當鋪贖回來的那隻舊皮箱裡——是的，稿費寬裕之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林婉清當掉的那隻玉鐲贖了回來，順帶又從當鋪低價買了一隻舊皮箱用來存放手稿。
他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安全措施。
第二天，沈逸川去找張一鶴，當面聊了這件事。
兩人約在一家不起眼的茶餐廳，坐在最裡面的卡座，背對著牆，能看到門口進出的每一個人。沈逸川點了一杯奶茶，張一鶴要了一杯咖啡，兩個人假裝在聊報紙的發行量，聲音壓得很低。
「那個人長什麼樣？」沈逸川問。
張一鶴描述了一遍，末了補充了一句：「北方口音，很標準的那種官話。不像是一般讀者，太鎮定了。」
沈逸川點了點頭。北方口音，說話鎮定，打聽筆名——八成是保密局的人。
「他還會再來的。」沈逸川說，「下次他要是再來，你就說我最近沒有投稿，稿子是之前存的。另外，別說我在香港，就說稿子是從澳門轉來的。」
張一鶴愣了一下：「澳門？為什麼是澳門？」
「因為澳門那邊查起來更麻煩。」沈逸川喝了一口奶茶，「他們能把手伸到香港，但澳門那邊有葡萄牙人罩著，他們不敢亂來。製造一點菸霧彈，讓他們多跑幾個地方，時間就拖下來了。」
張一鶴看著沈逸川，欲言又止。他想問這個「李少將」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會被跟蹤、被調查。但他沒問——他有他的職業操守，作者不願意說的，他不會追問。
「行，我按你說的辦。」張一鶴最後說。
從茶餐廳出來，沈逸川沒有直接回家。
他開始注意到自己的口音問題了。
他穿越過來之後，說話一直帶著原主的口音——一種混雜了南京官話和重慶話的腔調，在軍統系統里很常見，但在香港這個南腔北調的地方也不算出格。但現在，既然保密局已經開始追查，他必須把自己偽裝得更徹底一些。
他決定以後出門說話，全部改用標準的國語——也就是普通話。
前世他就是北方人，普通話流利得很。只是穿越之後為了不露餡，一直模仿原主的口音說話。現在反過來，他要讓所有人覺得自己是一個從上海來的北方人——不對，是從上海來的老學究。
上海來的文人說國語，帶一點吳語口音。這個他可以學，前世看過不少老電影，對那種腔調有印象。
他在街上走了一路，在心裡默默練了一路的「上海國語」。
回到家，林婉清正在教懷瑾做針線活。沈逸川進門的時候用上海口音的國語說了一句：「我回來了。」
林婉清抬起頭，愣了三秒鐘，然後「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你這是唱的哪一出？」她笑得直不起腰，「怎麼出去一趟連話都不會說了？」
懷瑾也捂著嘴偷笑。克己從裡屋探出頭來，一臉茫然地看著父親，不明白大家在笑什麼。
沈逸川沒有笑。他把門關上，走到桌前坐下，把今天張一鶴告訴他的事說了一遍。
林婉清的笑容慢慢消失了。
「你是說，」她的聲音發緊，「台灣那邊已經派人來了？」
「應該是。」沈逸川說，「所以從今天起，我出門說話要用這種腔調。以後對外就說我是從上海來的，姓李——不對，筆名已經叫李少將了，真名不能用，就說叫李什麼……」
「李慕白？」林婉清隨口說了一個名字。
「太文縐縐了。」沈逸川搖了搖頭，「就叫李國良吧，普通一點，不引人注意。」
林婉清點了點頭，但臉上的擔憂一點都沒有減少。
幾天後，沈逸川做了一件他考慮了很久的事——買了一台中文打字機。
那是一台老式的中文打字機，鉛字盤密密麻麻地排滿了漢字，光是看那個字盤就讓人眼花繚亂。他在九龍的一家舊貨店裡找到的，老闆說是一個撤退的文人留下的，價格不貴，六十塊錢。
沈逸川把它搬回家的時候，三個孩子都圍上來看稀奇。克己伸手想去摸那個鉛字盤，被林婉清一把拉住。
「別碰，這東西金貴著呢。」
沈逸川把打字機放在桌上，研究了一下午怎麼用。前世他在辦公室用過打字機，但那是簡體的。而且1952年的中文打字機完全不同，要先在字盤裡找到需要的鉛字，然後按下去，字錘就會打在蠟紙上。
速度很慢，比他手寫慢得多。
但有一個好處——沒有筆跡。
保密局的人如果拿著他的手稿筆跡在全城排查，那他用手寫稿遲早會暴露。打字機打出來的稿子，沒有個人特徵，誰打出來的都一樣。
這天晚上，林婉清坐在打字機前，試著打了一行字。
她的手放在鉛字盤上，一個一個地找字，找得很慢，但手指很穩。她年輕的時候在南京上過打字課，那時候用的是英文打字機，中文的雖然不同，但兩三天就能上手。
「婉清，你以前用過打字機？」沈逸川有些驚訝。
林婉清沒有抬頭，手指繼續在字盤上移動：「當年在南京讀書的時候學過。後來嫁給你，家裡有一台，是我的嫁妝。你記不記得，你以前寫報告，都是我幫你打字的。」
沈逸川愣了一下。
原主的記憶里確實有這個片段——林婉清坐在打字機前幫他打報告，那時候他還是軍統的少將，住在南京的花園洋房裡。後來撤退到香港，那台打字機留在了大陸，再也沒有帶出來。
林婉清的手指在字盤上停頓了一下，像是在回憶什麼。然後她輕輕嘆了口氣，繼續打字。
「這台比我原來那台差遠了，」她說，「鉛字盤太小，好多生僻字都找不到。不過能湊合用。」
沈逸川站在她身後，看著她的背影。瘦削的肩膀，微彎的脊背，手指靈活地在鉛字盤上翻飛。他忽然覺得，這個女人比他想像的強大得多。
林婉清打完一行字，把紙抽出來，看了看，嘴角微微上揚。
「你知道嗎，」她轉過頭來看著沈逸川，語氣裡帶著一種罕見的輕鬆，「就算你不寫稿子了，我光靠打字也能養活全家。我幫人列印文件、謄寫稿件，一個月掙的不比你少。」
沈逸川笑了：「那我不寫了，你養我？」
林婉清白了他一眼，把紙放下，繼續打字。
「想得美。你還是寫吧，你那稿費比打字掙錢多了。」
兩個人都笑了。三個孩子看著父母笑，也跟著笑了起來。板間房裡難得地充滿了笑聲，連隔壁的周婆都被感染了，隔著木板牆喊了一聲：「婉清啊，什麼事這麼高興？」
林婉清連忙捂住嘴，壓低聲音說：「沒事沒事，孩子們鬧著玩。」
笑聲停了，但氣氛不一樣了。兩個月前，他們還在這間屋子裡因為一碗粥推來讓去，現在桌上擺著一台打字機，稿費夠吃夠穿，孩子們的笑聲比以前多了。沈逸川看著這一切，心裡湧起一陣暖意，但同時也有一絲不安——他怕這一切被打破。
他揉了揉眼睛，正準備去倒杯水，門被人推開了。
進來的是一個三十出頭的男人，穿著一件深灰色的夾克，戴著一頂報童帽，帽檐壓得很低。這人的長相沒什麼特點，屬於扔進人群里就找不出來的那種。但張一鶴在報社幹了兩年，見過形形色色的人，有一種直覺——這個人不像是來投稿的。
「請問，這裡是副刊編輯室嗎？」那人的聲音不大，帶著一點北方口音。
「是，你找誰？」張一鶴放下手裡的稿子，不動聲色地打量他。
「我是來打聽一個人的。」那人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攤開放在桌上。紙上寫著一個筆名——「李少將」。
張一鶴的心跳快了一拍，但臉上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他在報社見慣了各種打聽作者的人，有讀者想催更的，有書商想約稿的，甚至有女人想給「李少將」寫情書的。但眼前這個人給他的感覺不一樣——太冷靜了，太有目的性了，不像是一般讀者。
「李少將？」張一鶴裝出一副茫然的表情，「你找他有事？」
「我是他一個讀者，」那人笑了笑，「看了他的《潛伏》，覺得寫得真好，想認識一下。不知道你能不能幫忙引薦？」
張一鶴搖了搖頭：「我也沒見過他。他是投稿的，寄來的稿子，我們付稿費，就這麼簡單。至於他住在哪裡、叫什麼名字，我們真不知道。」
那人盯著張一鶴看了兩秒鐘，像是在判斷他是不是在撒謊。然後他點了點頭，把那團紙收進口袋，道了聲謝，轉身出去了。
門關上之後，張一鶴沒有馬上動。他等了幾分鐘，確認那個人不會突然折返，才站起身走到窗前，小心地掀起窗簾的一角往下看。那個穿灰色夾克的男人正沿著街道往南走，步子不快不慢，很快就消失在了人群中。
張一鶴放下窗簾，在桌前坐了一會兒。
然後他拿起桌上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沈先生，」電話接通後，他的聲音壓得很低，「有人來報社打聽你了。」
沈逸川接到電話的時候，正在家裡寫新一章的稿子。
他放下筆，聽張一鶴把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掛斷電話之後，他坐在桌前，盯著桌上的稿紙看了好一會兒。
有人找上門了。
這在他的意料之中。吳景中登報聲明之後，台灣方面不可能無動於衷。他沒想到的是，對方動作這麼快。
他站起來，走到門口，把門栓插上。然後回到桌前，把正在寫的那幾頁稿紙收起來，鎖進了林婉清從當鋪贖回來的那隻舊皮箱裡——是的，稿費寬裕之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林婉清當掉的那隻玉鐲贖了回來，順帶又從當鋪低價買了一隻舊皮箱用來存放手稿。
他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安全措施。
第二天，沈逸川去找張一鶴，當面聊了這件事。
兩人約在一家不起眼的茶餐廳，坐在最裡面的卡座，背對著牆，能看到門口進出的每一個人。沈逸川點了一杯奶茶，張一鶴要了一杯咖啡，兩個人假裝在聊報紙的發行量，聲音壓得很低。
「那個人長什麼樣？」沈逸川問。
張一鶴描述了一遍，末了補充了一句：「北方口音，很標準的那種官話。不像是一般讀者，太鎮定了。」
沈逸川點了點頭。北方口音，說話鎮定，打聽筆名——八成是保密局的人。
「他還會再來的。」沈逸川說，「下次他要是再來，你就說我最近沒有投稿，稿子是之前存的。另外，別說我在香港，就說稿子是從澳門轉來的。」
張一鶴愣了一下：「澳門？為什麼是澳門？」
「因為澳門那邊查起來更麻煩。」沈逸川喝了一口奶茶，「他們能把手伸到香港，但澳門那邊有葡萄牙人罩著，他們不敢亂來。製造一點菸霧彈，讓他們多跑幾個地方，時間就拖下來了。」
張一鶴看著沈逸川，欲言又止。他想問這個「李少將」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會被跟蹤、被調查。但他沒問——他有他的職業操守，作者不願意說的，他不會追問。
「行，我按你說的辦。」張一鶴最後說。
從茶餐廳出來，沈逸川沒有直接回家。
他開始注意到自己的口音問題了。
他穿越過來之後，說話一直帶著原主的口音——一種混雜了南京官話和重慶話的腔調，在軍統系統里很常見，但在香港這個南腔北調的地方也不算出格。但現在，既然保密局已經開始追查，他必須把自己偽裝得更徹底一些。
他決定以後出門說話，全部改用標準的國語——也就是普通話。
前世他就是北方人，普通話流利得很。只是穿越之後為了不露餡，一直模仿原主的口音說話。現在反過來，他要讓所有人覺得自己是一個從上海來的北方人——不對，是從上海來的老學究。
上海來的文人說國語，帶一點吳語口音。這個他可以學，前世看過不少老電影，對那種腔調有印象。
他在街上走了一路，在心裡默默練了一路的「上海國語」。
回到家，林婉清正在教懷瑾做針線活。沈逸川進門的時候用上海口音的國語說了一句：「我回來了。」
林婉清抬起頭，愣了三秒鐘，然後「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你這是唱的哪一出？」她笑得直不起腰，「怎麼出去一趟連話都不會說了？」
懷瑾也捂著嘴偷笑。克己從裡屋探出頭來，一臉茫然地看著父親，不明白大家在笑什麼。
沈逸川沒有笑。他把門關上，走到桌前坐下，把今天張一鶴告訴他的事說了一遍。
林婉清的笑容慢慢消失了。
「你是說，」她的聲音發緊，「台灣那邊已經派人來了？」
「應該是。」沈逸川說，「所以從今天起，我出門說話要用這種腔調。以後對外就說我是從上海來的，姓李——不對，筆名已經叫李少將了，真名不能用，就說叫李什麼……」
「李慕白？」林婉清隨口說了一個名字。
「太文縐縐了。」沈逸川搖了搖頭，「就叫李國良吧，普通一點，不引人注意。」
林婉清點了點頭，但臉上的擔憂一點都沒有減少。
幾天後，沈逸川做了一件他考慮了很久的事——買了一台中文打字機。
那是一台老式的中文打字機，鉛字盤密密麻麻地排滿了漢字，光是看那個字盤就讓人眼花繚亂。他在九龍的一家舊貨店裡找到的，老闆說是一個撤退的文人留下的，價格不貴，六十塊錢。
沈逸川把它搬回家的時候，三個孩子都圍上來看稀奇。克己伸手想去摸那個鉛字盤，被林婉清一把拉住。
「別碰，這東西金貴著呢。」
沈逸川把打字機放在桌上，研究了一下午怎麼用。前世他在辦公室用過打字機，但那是簡體的。而且1952年的中文打字機完全不同，要先在字盤裡找到需要的鉛字，然後按下去，字錘就會打在蠟紙上。
速度很慢，比他手寫慢得多。
但有一個好處——沒有筆跡。
保密局的人如果拿著他的手稿筆跡在全城排查，那他用手寫稿遲早會暴露。打字機打出來的稿子，沒有個人特徵，誰打出來的都一樣。
這天晚上，林婉清坐在打字機前，試著打了一行字。
她的手放在鉛字盤上，一個一個地找字，找得很慢，但手指很穩。她年輕的時候在南京上過打字課，那時候用的是英文打字機，中文的雖然不同，但兩三天就能上手。
「婉清，你以前用過打字機？」沈逸川有些驚訝。
林婉清沒有抬頭，手指繼續在字盤上移動：「當年在南京讀書的時候學過。後來嫁給你，家裡有一台，是我的嫁妝。你記不記得，你以前寫報告，都是我幫你打字的。」
沈逸川愣了一下。
原主的記憶里確實有這個片段——林婉清坐在打字機前幫他打報告，那時候他還是軍統的少將，住在南京的花園洋房裡。後來撤退到香港，那台打字機留在了大陸，再也沒有帶出來。
林婉清的手指在字盤上停頓了一下，像是在回憶什麼。然後她輕輕嘆了口氣，繼續打字。
「這台比我原來那台差遠了，」她說，「鉛字盤太小，好多生僻字都找不到。不過能湊合用。」
沈逸川站在她身後，看著她的背影。瘦削的肩膀，微彎的脊背，手指靈活地在鉛字盤上翻飛。他忽然覺得，這個女人比他想像的強大得多。
林婉清打完一行字，把紙抽出來，看了看，嘴角微微上揚。
「你知道嗎，」她轉過頭來看著沈逸川，語氣裡帶著一種罕見的輕鬆，「就算你不寫稿子了，我光靠打字也能養活全家。我幫人列印文件、謄寫稿件，一個月掙的不比你少。」
沈逸川笑了：「那我不寫了，你養我？」
林婉清白了他一眼，把紙放下，繼續打字。
「想得美。你還是寫吧，你那稿費比打字掙錢多了。」
兩個人都笑了。三個孩子看著父母笑，也跟著笑了起來。板間房裡難得地充滿了笑聲，連隔壁的周婆都被感染了，隔著木板牆喊了一聲：「婉清啊，什麼事這麼高興？」
林婉清連忙捂住嘴，壓低聲音說：「沒事沒事，孩子們鬧著玩。」
笑聲停了，但氣氛不一樣了。兩個月前，他們還在這間屋子裡因為一碗粥推來讓去，現在桌上擺著一台打字機，稿費夠吃夠穿，孩子們的笑聲比以前多了。沈逸川看著這一切，心裡湧起一陣暖意，但同時也有一絲不安——他怕這一切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