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布局未來
1975年 十二月
清瀨的冬天總是來得不動聲色。不像北海道那樣鋪天蓋地，也不像日本海沿岸那樣風雪交加。它只是悄悄地來，在某一個早晨讓你發現呼出的氣變成了白霧，在某一個傍晚讓你覺得路燈亮得比昨天早了一些。
藤原清逸站在街角的報刊亭前，把硬幣遞過去。
「一份《日本經濟新聞》。」
老太太把報紙遞給他，笑眯眯地說：「藤原君又長高了呢。上個月還沒這麼高。」
「是嗎。」他接過報紙，禮貌地點點頭，轉身往家走。
三年了。
三年前他站在同一個報刊亭前買報紙的時候，還要踮一下腳尖才能夠到櫃檯。現在不用了。他現在接近一米七，如果不是臉顯得稚嫩，已經和成年人差不多了，身形還是偏瘦，但已經不是那種「單薄」的瘦了——肩膀開始變寬，下頜線條也硬朗了一些。
十二歲。
報紙上的鉛字在晨光下泛著微光。他邊走邊看，步伐不急不緩。路過街角那家洗衣店的時候，老闆娘正在門口灑水，看見他，笑著打招呼：「藤原君，早上好！今天又幫家裡買報紙啊？」
「早上好。」他微微點頭。
「你媽媽上次還跟我說，家裡的生意現在全靠你幫出主意呢。真是個能幹的孩子。」
「您過獎了。」
他沒有停下來寒暄的意思，腳步不停，報紙也不曾從眼前移開。
老闆娘看著他的背影，搖了搖頭，對旁邊的鄰居說：「藤原家的那個孩子，真是越來越不像個小孩子了。」
鄰居也點頭：「聽說在學校成績一直是第一，還拿過全國的獎。將來肯定有出息。」
「可不是嘛。不過……」老闆娘頓了頓，「總覺得這孩子太老成了。十二歲，正是調皮搗蛋的年紀呢。」
「人家那是穩重。」
「穩重是穩重，就是不像個孩子。」
她們說的沒錯。藤原清逸確實不像個十二歲的孩子。
但他自己知道，有些東西在變，有些東西沒有變。
三年前的那個夏天，當藤原清逸把那枚金色的獎牌放在書桌抽屜里的時候，他並不知道，那場考試只是一個開始。
不，應該說，他當然知道。他只是沒想到，事情會發展得那麼快。
1971年秋天，他做了一件事——他把那筆從賽馬贏來、經過郵政匯票洗白、分散在五六個銀行帳戶里的錢，集中起來，通過父親認識的那位「加藤英」的渠道，開始布局。
當時的本金是一億一千萬円。
藤原大輔把所有存款單擺在桌上，手在發抖。
「清逸，這……這是我們全部的積蓄。」
「我知道。」
「你確定？」
藤原清逸看著父親的眼睛。「石油危機要來。這不是冒險，是等風來。」
藤原大輔看著兒子，看了很久。最終他點了點頭。「好。」
那天晚上，他翻來覆去睡不著，半夜爬起來喝了一杯威士忌——這是他多年來第一次喝酒。
後來的事，就像藤原清逸說的那樣。
1971年秋天，第一批資金進場。不是全部，是五千萬。買的是日本礦業、三菱金屬、住友金屬礦山。藤原大輔當時不明白為什麼要買礦山股，東京的街頭沒有人談論礦山，所有人都在談論汽車、電器、高速公路。
「礦山？這些公司不是已經過時了嗎？」
「過時的是舊技術，不是資源。」藤原清逸說，「石油是工業的血液。血液漲價的時候，造血的公司不會便宜。」
藤原大輔將信將疑地買了。
1972年，中東局勢持續緊張。日本礦業的股價從四百円漲到八百円，三菱金屬從三百漲到七百，住友金屬礦山漲得最瘋，從兩百直接飆到六百。藤原大輔每天收盤後都打電話給證券公司問行情，打完電話就坐在櫃檯後面發呆，嘴裡嘟囔著「漲了又漲了」。
1972年秋天，藤原清逸做了第二筆操作。他把第一批股票的部分盈利變現，加上剩餘的本金，又投進去八千萬。這次買的不是礦山了——是航運。日本郵船、三井商船。
「為什麼買船？」藤原大輔問。
「石油危機來了，石油要走海運。海運價格會暴漲。」
「可是……還沒來啊？」
「快了。」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石油禁運。全球油價在三個月內翻了四倍。
日本礦業的股價從八百円衝到兩千五。三菱金屬從七百衝到兩千二。住友金屬礦山從六百衝到一千八。
航運股更瘋。日本郵船的股價在半年內漲了五倍，三井商船漲了四倍半。
藤原大輔已經不打電話了。他每天收盤後坐在櫃檯後面，把當天的收盤價抄在一個小本子上，抄完就看半天，然後合上本子，繼續算雜貨鋪的帳。
那個小本子，他已經抄了四本。
1974年春天，藤原清逸讓父親賣掉了三分之二的資源股和航運股。
「為什麼？」藤原大輔第一次對兒子的判斷提出質疑，「還在漲。」
「石油危機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了。OPEC的減產措施在鬆動。市場的恐慌情緒在消退。最陡的那段已經走完了。」
藤原大輔聽不懂「市場情緒」「漲勢斜率」這些詞，但他聽懂了一件事——兒子覺得該賣了。
他賣了。
日本礦業，賣出均價兩千七百円，買入價四百円。翻了將近七倍。三菱金屬，賣出均價兩千一百円，買入價三百円。七倍。住友金屬礦山，賣出均價一千七百円，買入價兩百円。八倍半。日本郵船，賣出均價一千二百円，買入價三百二十円。將近四倍。三井商船，賣出均價九百円，買入價兩百五十円。三倍半。
這些股票，加上之前賽馬贏的錢，減去稅金和給「幫忙」的人的分成——
到1974年春天，藤原家的資產已經超過了十二億円。
藤原大輔看到匯總數字的時候，手裡的茶杯掉在地上，碎成了幾片。
「十……十二億？」
「嗯。」
「円？」
「円。」
藤原大輔沉默了很久。然後他說了一句讓藤原清逸記憶猶新的話：
「清逸，你以後想做什麼就去做吧。爸爸這輩子，值了。」
藤原清逸沒有接這句話。他只是說：「還沒完。」
1974年夏天，他把變現的資金分成了幾份，開始長線布局。
三億買了豐田。豐田的股價在當時並不起眼，這家以紡織機械起家的公司雖然已經在造車，但在大多數人眼裡，它只是眾多汽車廠商中的一個，遠不如三菱、日產那樣聲名顯赫。藤原清逸知道，用不了十年，這家公司會成長為全球最大的汽車製造商。
兩億五千萬買了本田。本田比豐田更小，股價更低。但藤原清逸知道他們的發動機技術有多強。
兩億買了索尼。這個父親沒意見。「索尼？那個做收音機的？我家那台就是！」
藤原清逸沒有糾正他，索尼已經不做收音機了。
一億五千萬買了松下。
一億買了武田藥品。醫藥股是防禦性配置，不管經濟好不好，人生病了總要吃藥。
一億買了任天堂。
「任天堂？」藤原大輔這回是真的懵了，「那不是做花牌的嗎？去年才轉型做玩具……」
「對。就是那個任天堂。」
「你確定？玩具公司……能賺大錢？」
「他們不只是做玩具的。」藤原清逸說，「他們在做一件以前沒有人做過的事。」
藤原大輔看著兒子的表情，想了半天，最終一咬牙：「行吧。反正前面的都聽你的了。」
剩下大約一億円，留在銀行里作為現金儲備。
到1974年12月，藤原家的資產狀況是這樣的：
豐田股票，帳面價值約四億二千萬（漲幅約40%）。本田股票，帳面價值約四億（漲幅約60%）。索尼股票，帳面價值約兩億五千萬（漲幅約25%）。松下股票，帳面價值約一億七千萬（漲幅約13%）。武田藥品，帳面價值約一億一千萬（漲幅約10%）。任天堂股票，帳面價值約一億（基本持平——這家公司當時確實還在轉型陣痛期，股價沒什麼起色，但藤原清逸不急）。
加上銀行里的一億多現金。
總計約十五億六千萬円。
三年。從一億一千萬到十五億六千萬。翻了十四倍。
藤原大輔現在已經不發抖了。他學會了看K線圖，學會了聽財經新聞，甚至開始自己研究公司的財報。當然，他研究的結果最後都會拿來跟兒子討論——而每次討論的結果，都是兒子的判斷更准。
他已經習慣了。
但他還是會時不時地想起三年前那個夏天的傍晚，兒子在閣樓里對他說的話。
「父親，您信我嗎？」
「信。」
「那就不怕。」
現在他懂了。不是不怕，而是知道，有人比自己更清楚前面是什麼。
清瀨的冬天總是來得不動聲色。不像北海道那樣鋪天蓋地，也不像日本海沿岸那樣風雪交加。它只是悄悄地來，在某一個早晨讓你發現呼出的氣變成了白霧，在某一個傍晚讓你覺得路燈亮得比昨天早了一些。
藤原清逸站在街角的報刊亭前，把硬幣遞過去。
「一份《日本經濟新聞》。」
老太太把報紙遞給他，笑眯眯地說：「藤原君又長高了呢。上個月還沒這麼高。」
「是嗎。」他接過報紙，禮貌地點點頭，轉身往家走。
三年了。
三年前他站在同一個報刊亭前買報紙的時候，還要踮一下腳尖才能夠到櫃檯。現在不用了。他現在接近一米七，如果不是臉顯得稚嫩，已經和成年人差不多了，身形還是偏瘦，但已經不是那種「單薄」的瘦了——肩膀開始變寬，下頜線條也硬朗了一些。
十二歲。
報紙上的鉛字在晨光下泛著微光。他邊走邊看，步伐不急不緩。路過街角那家洗衣店的時候，老闆娘正在門口灑水，看見他，笑著打招呼：「藤原君，早上好！今天又幫家裡買報紙啊？」
「早上好。」他微微點頭。
「你媽媽上次還跟我說，家裡的生意現在全靠你幫出主意呢。真是個能幹的孩子。」
「您過獎了。」
他沒有停下來寒暄的意思，腳步不停，報紙也不曾從眼前移開。
老闆娘看著他的背影，搖了搖頭，對旁邊的鄰居說：「藤原家的那個孩子，真是越來越不像個小孩子了。」
鄰居也點頭：「聽說在學校成績一直是第一，還拿過全國的獎。將來肯定有出息。」
「可不是嘛。不過……」老闆娘頓了頓，「總覺得這孩子太老成了。十二歲，正是調皮搗蛋的年紀呢。」
「人家那是穩重。」
「穩重是穩重，就是不像個孩子。」
她們說的沒錯。藤原清逸確實不像個十二歲的孩子。
但他自己知道，有些東西在變，有些東西沒有變。
三年前的那個夏天，當藤原清逸把那枚金色的獎牌放在書桌抽屜里的時候，他並不知道，那場考試只是一個開始。
不，應該說，他當然知道。他只是沒想到，事情會發展得那麼快。
1971年秋天，他做了一件事——他把那筆從賽馬贏來、經過郵政匯票洗白、分散在五六個銀行帳戶里的錢，集中起來，通過父親認識的那位「加藤英」的渠道，開始布局。
當時的本金是一億一千萬円。
藤原大輔把所有存款單擺在桌上，手在發抖。
「清逸，這……這是我們全部的積蓄。」
「我知道。」
「你確定？」
藤原清逸看著父親的眼睛。「石油危機要來。這不是冒險，是等風來。」
藤原大輔看著兒子，看了很久。最終他點了點頭。「好。」
那天晚上，他翻來覆去睡不著，半夜爬起來喝了一杯威士忌——這是他多年來第一次喝酒。
後來的事，就像藤原清逸說的那樣。
1971年秋天，第一批資金進場。不是全部，是五千萬。買的是日本礦業、三菱金屬、住友金屬礦山。藤原大輔當時不明白為什麼要買礦山股，東京的街頭沒有人談論礦山，所有人都在談論汽車、電器、高速公路。
「礦山？這些公司不是已經過時了嗎？」
「過時的是舊技術，不是資源。」藤原清逸說，「石油是工業的血液。血液漲價的時候，造血的公司不會便宜。」
藤原大輔將信將疑地買了。
1972年，中東局勢持續緊張。日本礦業的股價從四百円漲到八百円，三菱金屬從三百漲到七百，住友金屬礦山漲得最瘋，從兩百直接飆到六百。藤原大輔每天收盤後都打電話給證券公司問行情，打完電話就坐在櫃檯後面發呆，嘴裡嘟囔著「漲了又漲了」。
1972年秋天，藤原清逸做了第二筆操作。他把第一批股票的部分盈利變現，加上剩餘的本金，又投進去八千萬。這次買的不是礦山了——是航運。日本郵船、三井商船。
「為什麼買船？」藤原大輔問。
「石油危機來了，石油要走海運。海運價格會暴漲。」
「可是……還沒來啊？」
「快了。」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石油禁運。全球油價在三個月內翻了四倍。
日本礦業的股價從八百円衝到兩千五。三菱金屬從七百衝到兩千二。住友金屬礦山從六百衝到一千八。
航運股更瘋。日本郵船的股價在半年內漲了五倍，三井商船漲了四倍半。
藤原大輔已經不打電話了。他每天收盤後坐在櫃檯後面，把當天的收盤價抄在一個小本子上，抄完就看半天，然後合上本子，繼續算雜貨鋪的帳。
那個小本子，他已經抄了四本。
1974年春天，藤原清逸讓父親賣掉了三分之二的資源股和航運股。
「為什麼？」藤原大輔第一次對兒子的判斷提出質疑，「還在漲。」
「石油危機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了。OPEC的減產措施在鬆動。市場的恐慌情緒在消退。最陡的那段已經走完了。」
藤原大輔聽不懂「市場情緒」「漲勢斜率」這些詞，但他聽懂了一件事——兒子覺得該賣了。
他賣了。
日本礦業，賣出均價兩千七百円，買入價四百円。翻了將近七倍。三菱金屬，賣出均價兩千一百円，買入價三百円。七倍。住友金屬礦山，賣出均價一千七百円，買入價兩百円。八倍半。日本郵船，賣出均價一千二百円，買入價三百二十円。將近四倍。三井商船，賣出均價九百円，買入價兩百五十円。三倍半。
這些股票，加上之前賽馬贏的錢，減去稅金和給「幫忙」的人的分成——
到1974年春天，藤原家的資產已經超過了十二億円。
藤原大輔看到匯總數字的時候，手裡的茶杯掉在地上，碎成了幾片。
「十……十二億？」
「嗯。」
「円？」
「円。」
藤原大輔沉默了很久。然後他說了一句讓藤原清逸記憶猶新的話：
「清逸，你以後想做什麼就去做吧。爸爸這輩子，值了。」
藤原清逸沒有接這句話。他只是說：「還沒完。」
1974年夏天，他把變現的資金分成了幾份，開始長線布局。
三億買了豐田。豐田的股價在當時並不起眼，這家以紡織機械起家的公司雖然已經在造車，但在大多數人眼裡，它只是眾多汽車廠商中的一個，遠不如三菱、日產那樣聲名顯赫。藤原清逸知道，用不了十年，這家公司會成長為全球最大的汽車製造商。
兩億五千萬買了本田。本田比豐田更小，股價更低。但藤原清逸知道他們的發動機技術有多強。
兩億買了索尼。這個父親沒意見。「索尼？那個做收音機的？我家那台就是！」
藤原清逸沒有糾正他，索尼已經不做收音機了。
一億五千萬買了松下。
一億買了武田藥品。醫藥股是防禦性配置，不管經濟好不好，人生病了總要吃藥。
一億買了任天堂。
「任天堂？」藤原大輔這回是真的懵了，「那不是做花牌的嗎？去年才轉型做玩具……」
「對。就是那個任天堂。」
「你確定？玩具公司……能賺大錢？」
「他們不只是做玩具的。」藤原清逸說，「他們在做一件以前沒有人做過的事。」
藤原大輔看著兒子的表情，想了半天，最終一咬牙：「行吧。反正前面的都聽你的了。」
剩下大約一億円，留在銀行里作為現金儲備。
到1974年12月，藤原家的資產狀況是這樣的：
豐田股票，帳面價值約四億二千萬（漲幅約40%）。本田股票，帳面價值約四億（漲幅約60%）。索尼股票，帳面價值約兩億五千萬（漲幅約25%）。松下股票，帳面價值約一億七千萬（漲幅約13%）。武田藥品，帳面價值約一億一千萬（漲幅約10%）。任天堂股票，帳面價值約一億（基本持平——這家公司當時確實還在轉型陣痛期，股價沒什麼起色，但藤原清逸不急）。
加上銀行里的一億多現金。
總計約十五億六千萬円。
三年。從一億一千萬到十五億六千萬。翻了十四倍。
藤原大輔現在已經不發抖了。他學會了看K線圖，學會了聽財經新聞，甚至開始自己研究公司的財報。當然，他研究的結果最後都會拿來跟兒子討論——而每次討論的結果，都是兒子的判斷更准。
他已經習慣了。
但他還是會時不時地想起三年前那個夏天的傍晚，兒子在閣樓里對他說的話。
「父親，您信我嗎？」
「信。」
「那就不怕。」
現在他懂了。不是不怕，而是知道，有人比自己更清楚前面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