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4 章 脫北者
一九五零年的最後一個月，諒山邊防哨所的日子越來越難熬。
連長趙大勇是桂省平樂人，原先是第七軍的排長，南撤時被留下來守邊境。
他的哨所在山腰上，木板房，鐵皮頂，屋裡生個炭盆，到半夜還是凍手凍腳。
自從從上頭下了死命令，邊境全線封鎖。
巡邏隊從每天兩趟加到四趟，鐵絲網加高，地雷區往外擴了五十米。
鷹醬顧問說這叫建立可控邊界，趙大勇不懂這些詞，就知道一件事。
現在想從北邊過來，難了，但人還是不停的往這邊來。
起初是零星的，三五成群。
大多是邊境的普通農民，拖家帶口，背著包袱，說老家日子不好過，聽說南華這邊分田分地，想來討生活。
按政策，這些人要查身份，沒問題的送到後方安置點，該分田分田，該安排活計安排活計。
可最近半個月，來的不一樣了。
這天下午，趙大勇正帶人在三號界碑附近巡邏，步話機響了：「連長，四號哨卡抓到一伙人，二十幾個，您來看看。」
趙大勇趕到時，那伙人正蹲在哨卡外面的空地上，被四個兵看著。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二十來口子，衣衫倒不算破爛，但滿臉風霜，鞋上全是泥。
有幾個女人在抹眼淚，小孩子凍得發抖。
帶班班長過來匯報：「查過了，都是荔浦那邊過來的。領頭的是個姓黃的。」
趙大勇皺眉，大冬天的，怎麼拖家帶口過來了？
他走過去，蹲在領頭那個老頭面前。老頭六十上下，穿著藏青棉袍，雖然髒了，料子看得出是好料子。
他臉上皺紋很深，眼神不停的躲閃。
「叫什麼名字？哪裡人？」趙大勇問。
老頭聲音沙啞：「黃德貴。荔浦黃家村的。」
「幹什麼的？」
黃德貴嘴唇哆嗦了一下，沒答話。
旁邊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接話：「長官，我們是種田的，想過來討口飯吃。」
趙大勇看了他一眼：「種田的？手伸出來我看看。」
男人伸出手。掌心有繭，但不算厚，手指細長，指甲縫乾淨，不像常年下地的。
趙大勇站起身，對班長說：「搜他們的行李。」
幾個兵上去，把那些人帶來的包袱、箱子打開。
這一開，哨卡前安靜了。
金銀首飾、玉器、大洋、還有一捆捆的紙，趙大勇拿起一看，是地契。
黃家村水田一百五十畝、旱地三十畝、山林八百畝……
一張張寫得清清楚楚，蓋著舊政府的紅印。
趙大勇把地契抖開：「種田的？黃德貴，你家的田夠一個村的人種了。」
黃德貴臉白了，撲通跪下：「長官饒命！我們真是走投無路了才過來的！」
他這一跪，後面那些男男女女全跪下了，哭成一片。
趙大勇讓他們起來，帶到哨所里問話。
炭盆燒著，暖和了些，黃德貴才斷斷續續說了實情。
黃家在荔浦是大戶，從清朝時候就是地主，傳到黃德貴這代，有田有山有鋪面。
去年桂軍南撤時，當時還留在境內的張文東派人到荔浦，勸鄉紳富戶一起走，說留下恐怕田產不保。
黃德貴搓著手：「我當時想啊，田是祖產，哪能說丟就丟？再說了，改朝換代多少回了，哪回不是換個收租的？
我們黃家守法納稅，種地交租，天經地義。張長官的好意我心領了，但故土難離啊……」
他就留下來了。
起初幾個月確實沒事，黃德貴還覺得，自己賭對了。
可到了秋天，事情變了。
黃家二十多口人，一畝地都沒留下，都分給了佃戶。
黃德貴聲音微微顫抖，「這還不算，上個月，村里把我爹的墳平了，說占地太多，要改成菜地。
我爹民國二十二年走的，墳修得是大了點，可那是風水先生看的地啊......」
他說不下去了，老淚縱橫。
旁邊一個中年女人，他兒媳婦接過話：「長官，我們真是沒法子了。成分一定，孩子上學都不讓去，說地主崽子要勞動改造。
我男人天天被拉去修路，回來一身傷。再待下去，命都沒了。」
趙大勇默默聽著。
他是貧農出身，小時候給地主扛過活，吃過苦。
按說他該恨這些地主老爺，可看著眼前這一家子老小，凍得發抖，嚇得夠嗆，又覺得可憐。
他指指收繳的東西：「你們帶這些金銀細軟，路上沒被搶？」
黃德貴的兒子開口了：「走了半個月山路，白天躲，晚上走，遇見好幾伙土匪，搶了一半去。剩下的這些……是我們全部家當了。」
趙大勇走出屋子，點上支煙。
鷹醬顧問傑克走了過來，他常駐諒山，負責指導防務。
「趙，這些人怎麼處理？」傑克用生硬的中文問。
「按條例，查清身份，沒問題的送安置點。」
傑克看看屋裡：「他們是大地主。按照他們的理論，是剝削者。太可憐了，也只能來到這裡才能生活。」
趙大勇吐口煙：「上尉，不管以前是地主還是貧農，只要遵紀守法，就是公民。哪有那麼多彎彎繞繞？」
傑克笑了笑：「本該就是這樣的。」
處理完手續，天快黑了。
趙大勇讓炊事班給這二十多口人做了熱飯，青菜燉罐頭肉，白米飯管飽。
那些人吃得狼吞虎咽，小孩子連碗底都舔乾淨。
飯後，黃德貴找到趙大勇，小心翼翼問：
「長官，我們到了安置點，真能分到地？」
「能。一人五畝，頭三年租子兩成。但話先說清楚，地是國家的，你只有使用權，不能買賣。幹得好，三年後可以續租。」
黃德貴連連點頭：「夠了夠了，有地種就行。」
正說著，哨所外又來了人。這次是一家四口，夫妻倆帶倆孩子。
男人穿中山裝，戴著眼鏡，一看就是個讀書人。
一問，是對面的中學教師，姓周。
周老師摘下眼鏡擦，開始哭訴：「我也是蠢，當初張長官派人到學校，說南華缺老師，待遇從優，還分房。
我想著，我是教書的，到哪不是教？再說桂林是老家，捨不得走。」
他留下繼續教書。起初還好，新政府重視教育，學校照常上課。
但慢慢地，教材換了，要教新思想、新政策。
這也沒什麼，教書育人嘛。
可到了十月份，學校開始思想整頓，所有教師要交代家庭背景、社會關係。
周老師家是小康，父親做過小生意，有幾間鋪面。
這一交代，壞了。
成分劃成小資，教學資格被審查，課不讓上了，調到後勤科搬書。
「搬書我也認了，可他們要我揭發同事，說誰誰誰講過反動話，誰誰誰藏書沒上交。
我不肯，就成了頑固分子。工資停發，房子要收回去，孩子在學校被同學罵資產階級狗崽子。」
他妻子在旁邊哭：「長官，我們真是活不下去了。孩子天天回家哭，說同學不跟他玩，老師也不管。再待下去，孩子這輩子就毀了。」
趙大勇給他們登記，安排食宿。周老師臨走前，忽然問：「長官，南華那邊，還缺老師嗎？」
趙大勇最喜歡的就是這種人，他歡喜道：「缺，缺得很。新辦的小學，一個縣缺幾十個老師。
你有文化，過去考核過了就能上崗。工資不低，一個月800南華元起。」
周老師眼睛紅了，連連鞠躬：「謝謝，謝謝！」
夜深了，趙大勇在哨所值班室寫日誌。
今天接收了三十七名老鄉，其中地主家庭兩家，知識分子一家，其餘是普通農民。
他想起去年南撤時，張文東苦口婆心勸那些人走，說「時局變了，留下要吃虧」。
很多人不聽，覺得張文東危言聳聽。
現在呢？拖家帶口，翻山越嶺，跑到這邊來求一條活路。
傑克上尉進來，遞給他一杯熱咖啡：「趙，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邊在消滅階級，你們在接收階級。」
趙大勇喝口咖啡，苦的，他至今還喝不習慣這玩意。
「上尉，我們總統說過一句話：統治者就是階級的本身。
地主也好，知識分子也好，來了能種地、能教書，就是有用的人。
至於他們以前是幹什麼的……」他搖搖頭，「不重要。」
窗外，寒風呼嘯。
哨所里，新來的那些人擠在通鋪上睡著了，鼾聲起伏。
趙大勇繼續寫日誌。
明天這些人會被送往下游的安置點，分田的分田，安排工作的安排工作。
而北邊的邊境線上，還有多少人正在往這邊來，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這道邊境線兩邊，正在長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
而他守在這裡，就是要讓想過來的人，能有一條活路可走。
這就是他的任務。
簡單，也複雜。
連長趙大勇是桂省平樂人，原先是第七軍的排長，南撤時被留下來守邊境。
他的哨所在山腰上，木板房，鐵皮頂，屋裡生個炭盆，到半夜還是凍手凍腳。
自從從上頭下了死命令，邊境全線封鎖。
巡邏隊從每天兩趟加到四趟，鐵絲網加高，地雷區往外擴了五十米。
鷹醬顧問說這叫建立可控邊界，趙大勇不懂這些詞，就知道一件事。
現在想從北邊過來，難了，但人還是不停的往這邊來。
起初是零星的，三五成群。
大多是邊境的普通農民，拖家帶口，背著包袱，說老家日子不好過，聽說南華這邊分田分地，想來討生活。
按政策，這些人要查身份，沒問題的送到後方安置點，該分田分田，該安排活計安排活計。
可最近半個月，來的不一樣了。
這天下午，趙大勇正帶人在三號界碑附近巡邏，步話機響了：「連長，四號哨卡抓到一伙人，二十幾個，您來看看。」
趙大勇趕到時，那伙人正蹲在哨卡外面的空地上，被四個兵看著。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二十來口子，衣衫倒不算破爛，但滿臉風霜，鞋上全是泥。
有幾個女人在抹眼淚，小孩子凍得發抖。
帶班班長過來匯報：「查過了，都是荔浦那邊過來的。領頭的是個姓黃的。」
趙大勇皺眉，大冬天的，怎麼拖家帶口過來了？
他走過去，蹲在領頭那個老頭面前。老頭六十上下，穿著藏青棉袍，雖然髒了，料子看得出是好料子。
他臉上皺紋很深，眼神不停的躲閃。
「叫什麼名字？哪裡人？」趙大勇問。
老頭聲音沙啞：「黃德貴。荔浦黃家村的。」
「幹什麼的？」
黃德貴嘴唇哆嗦了一下，沒答話。
旁邊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接話：「長官，我們是種田的，想過來討口飯吃。」
趙大勇看了他一眼：「種田的？手伸出來我看看。」
男人伸出手。掌心有繭，但不算厚，手指細長，指甲縫乾淨，不像常年下地的。
趙大勇站起身，對班長說：「搜他們的行李。」
幾個兵上去，把那些人帶來的包袱、箱子打開。
這一開，哨卡前安靜了。
金銀首飾、玉器、大洋、還有一捆捆的紙，趙大勇拿起一看，是地契。
黃家村水田一百五十畝、旱地三十畝、山林八百畝……
一張張寫得清清楚楚，蓋著舊政府的紅印。
趙大勇把地契抖開：「種田的？黃德貴，你家的田夠一個村的人種了。」
黃德貴臉白了，撲通跪下：「長官饒命！我們真是走投無路了才過來的！」
他這一跪，後面那些男男女女全跪下了，哭成一片。
趙大勇讓他們起來，帶到哨所里問話。
炭盆燒著，暖和了些，黃德貴才斷斷續續說了實情。
黃家在荔浦是大戶，從清朝時候就是地主，傳到黃德貴這代，有田有山有鋪面。
去年桂軍南撤時，當時還留在境內的張文東派人到荔浦，勸鄉紳富戶一起走，說留下恐怕田產不保。
黃德貴搓著手：「我當時想啊，田是祖產，哪能說丟就丟？再說了，改朝換代多少回了，哪回不是換個收租的？
我們黃家守法納稅，種地交租，天經地義。張長官的好意我心領了，但故土難離啊……」
他就留下來了。
起初幾個月確實沒事，黃德貴還覺得，自己賭對了。
可到了秋天，事情變了。
黃家二十多口人，一畝地都沒留下，都分給了佃戶。
黃德貴聲音微微顫抖，「這還不算，上個月，村里把我爹的墳平了，說占地太多，要改成菜地。
我爹民國二十二年走的，墳修得是大了點，可那是風水先生看的地啊......」
他說不下去了，老淚縱橫。
旁邊一個中年女人，他兒媳婦接過話：「長官，我們真是沒法子了。成分一定，孩子上學都不讓去，說地主崽子要勞動改造。
我男人天天被拉去修路，回來一身傷。再待下去，命都沒了。」
趙大勇默默聽著。
他是貧農出身，小時候給地主扛過活，吃過苦。
按說他該恨這些地主老爺，可看著眼前這一家子老小，凍得發抖，嚇得夠嗆，又覺得可憐。
他指指收繳的東西：「你們帶這些金銀細軟，路上沒被搶？」
黃德貴的兒子開口了：「走了半個月山路，白天躲，晚上走，遇見好幾伙土匪，搶了一半去。剩下的這些……是我們全部家當了。」
趙大勇走出屋子，點上支煙。
鷹醬顧問傑克走了過來，他常駐諒山，負責指導防務。
「趙，這些人怎麼處理？」傑克用生硬的中文問。
「按條例，查清身份，沒問題的送安置點。」
傑克看看屋裡：「他們是大地主。按照他們的理論，是剝削者。太可憐了，也只能來到這裡才能生活。」
趙大勇吐口煙：「上尉，不管以前是地主還是貧農，只要遵紀守法，就是公民。哪有那麼多彎彎繞繞？」
傑克笑了笑：「本該就是這樣的。」
處理完手續，天快黑了。
趙大勇讓炊事班給這二十多口人做了熱飯，青菜燉罐頭肉，白米飯管飽。
那些人吃得狼吞虎咽，小孩子連碗底都舔乾淨。
飯後，黃德貴找到趙大勇，小心翼翼問：
「長官，我們到了安置點，真能分到地？」
「能。一人五畝，頭三年租子兩成。但話先說清楚，地是國家的，你只有使用權，不能買賣。幹得好，三年後可以續租。」
黃德貴連連點頭：「夠了夠了，有地種就行。」
正說著，哨所外又來了人。這次是一家四口，夫妻倆帶倆孩子。
男人穿中山裝，戴著眼鏡，一看就是個讀書人。
一問，是對面的中學教師，姓周。
周老師摘下眼鏡擦，開始哭訴：「我也是蠢，當初張長官派人到學校，說南華缺老師，待遇從優，還分房。
我想著，我是教書的，到哪不是教？再說桂林是老家，捨不得走。」
他留下繼續教書。起初還好，新政府重視教育，學校照常上課。
但慢慢地，教材換了，要教新思想、新政策。
這也沒什麼，教書育人嘛。
可到了十月份，學校開始思想整頓，所有教師要交代家庭背景、社會關係。
周老師家是小康，父親做過小生意，有幾間鋪面。
這一交代，壞了。
成分劃成小資，教學資格被審查，課不讓上了，調到後勤科搬書。
「搬書我也認了，可他們要我揭發同事，說誰誰誰講過反動話，誰誰誰藏書沒上交。
我不肯，就成了頑固分子。工資停發，房子要收回去，孩子在學校被同學罵資產階級狗崽子。」
他妻子在旁邊哭：「長官，我們真是活不下去了。孩子天天回家哭，說同學不跟他玩，老師也不管。再待下去，孩子這輩子就毀了。」
趙大勇給他們登記，安排食宿。周老師臨走前，忽然問：「長官，南華那邊，還缺老師嗎？」
趙大勇最喜歡的就是這種人，他歡喜道：「缺，缺得很。新辦的小學，一個縣缺幾十個老師。
你有文化，過去考核過了就能上崗。工資不低，一個月800南華元起。」
周老師眼睛紅了，連連鞠躬：「謝謝，謝謝！」
夜深了，趙大勇在哨所值班室寫日誌。
今天接收了三十七名老鄉，其中地主家庭兩家，知識分子一家，其餘是普通農民。
他想起去年南撤時，張文東苦口婆心勸那些人走，說「時局變了，留下要吃虧」。
很多人不聽，覺得張文東危言聳聽。
現在呢？拖家帶口，翻山越嶺，跑到這邊來求一條活路。
傑克上尉進來，遞給他一杯熱咖啡：「趙，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邊在消滅階級，你們在接收階級。」
趙大勇喝口咖啡，苦的，他至今還喝不習慣這玩意。
「上尉，我們總統說過一句話：統治者就是階級的本身。
地主也好，知識分子也好，來了能種地、能教書，就是有用的人。
至於他們以前是幹什麼的……」他搖搖頭，「不重要。」
窗外，寒風呼嘯。
哨所里，新來的那些人擠在通鋪上睡著了，鼾聲起伏。
趙大勇繼續寫日誌。
明天這些人會被送往下游的安置點，分田的分田，安排工作的安排工作。
而北邊的邊境線上，還有多少人正在往這邊來，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這道邊境線兩邊，正在長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
而他守在這裡，就是要讓想過來的人，能有一條活路可走。
這就是他的任務。
簡單，也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