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家寧成了老師，家興成功考上大學
陳水木走後的第三天，陳阿圓在他的枕頭底下發現了一樣東西。是一個布包，藍布的，邊角磨毛了，上面繡著一朵梅花——跟家寧當年那個包袱上的梅花一模一樣，連花瓣的數量都一樣，五瓣，不多不少。梅花是粉紅色的，五個花瓣，花蕊是黃色的，用絲線繡的，繡得很細，花瓣的邊緣有深淺不一的顏色變化，像真的一樣。她把布包打開，裡面是一張照片和一張紙條。照片是黑白的，邊角發黃了，上面是兩個人——陳遠水和陳水木。陳遠水十六歲，穿著長衫，長衫是灰白色的，布滿了細密的褶皺，像一張被人揉皺了的紙。他的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用髮膠固定著，一絲不亂。他的嘴角微微翹著，那不是笑，是一種很淡的、幾乎看不出來的表情。但你看出來了就知道那是在笑。他十六歲，正要離開家，去緬甸，去一個他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一個在地圖上找不到名字的地方、一個只有海和山和橡膠園的地方。他站在家門口，身後是那棵龍眼樹，樹還小，比他高不了多少，樹幹細得像他的手臂，樹枝上稀稀拉拉地掛著幾片葉子。幾十年後，那棵龍眼樹會長得很高很大，樹冠撐開像一把巨大的傘，遮住半個院子，樹幹粗得一個人抱不住，樹皮上長滿了青苔和裂紋。那時它已經不只是一棵樹了，它是這個家的根，是這個家的記憶，是這個家的魂魄。
陳水木七八歲，穿著短褂，短褂是深藍色的，布滿了補丁——膝蓋上有一塊，手肘上有一塊，領口上有一塊。他光著腳，十個腳趾頭像十顆剛從土裡刨出來的花生，沾著泥巴和草屑。他站在陳遠水旁邊，兩隻手垂在身體兩側，手指微微蜷著，像握著一把看不見的東西——是一把糖，他哥答應給他帶的緬甸的糖，棕色的，硬硬的，像一顆顆小石頭。他把那把看不見的糖握在手心裡，握了四十三年。紙條是從作業本上撕下來的，紙頁上還有橫線，是綠色的，淡淡的。紙的左邊有一道被撕破的痕跡，毛毛糙糙的，還有一些作業本上殘留的訂書針孔。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一行字，字跡跟陳遠水的一模一樣——歪歪扭扭的，像剛學會寫字的孩子寫的，有的字大得像碗口，有的字小得像綠豆，「阿」字的耳朵旁寫成了一個圓圈，「圓」字的方框寫成了一個三角形。
「阿圓，叔走了。這顆糖留給你。是甜的。」
陳阿圓把那張紙條看了一遍又一遍，看了十幾遍，看了幾十遍，看到那些字從黑變白，從白變模糊，從模糊變成一團一團的、在她眼前飄來飄去的光影。她把它疊好，疊成一個方方正正的小方塊，像疊一塊手帕，像疊一封信，像疊一條路。她把那小塊紙放進貼身的口袋裡，拍了拍口袋，確認不會掉出來。那是她這輩子收到的最短的一封信。也是她這輩子收到的最長的一封信。
她把那張照片翻過來。背面也有一行字，字跡不一樣——工整的，一筆一划的，像印刷體，像機器印出來的，不像人手寫出來的。每一個字的大小都一樣，間距都一樣，連筆畫的粗細都一樣。像是寫的人用了尺子，用了圓規，用了量角器，用了所有能用的工具，把這幾個字寫成了他這輩子最工整的幾個字。
「遠水、水木，一九四〇年，泉州。水木，哥對不起你。」
這是那個四十多歲的男人留下的。那天他從鋪子裡走出去的時候，背影瘦瘦的，肩膀窄窄的，走路的時候微微彎著腰，像一株被風吹彎了的小樹。他走到巷口，停下來，好像想回頭，但最終沒有回頭。他走了。他把照片留下了，紙條留下了，話留下了。人走了。
陳阿圓把照片貼在胸口，貼在心跳的地方。心在跳。撲通，撲通，撲通。照片裡的人在跳嗎？陳遠水在跳嗎？陳水木在跳嗎？他們不在了。但他們的心跳在這張照片裡，被壓在相紙下面，薄薄的，看不見的，但它在。她聽到了。
一九八七年春天，陳家鋪子門口的石榴樹又開花了。比去年多，比去年大，比去年紅。花瓣厚厚的，嫩嫩的，在陽光下透亮，像一張張浸了水的紅紙，又像一隻只剛剛破繭的蝴蝶的翅膀。花開得最旺的那幾天，整棵樹的樹冠都被紅色覆蓋了，遠遠看去像一團燃燒的火焰，把承天巷的半邊天都映紅了。蜜蜂在花間嗡嗡地飛著，翅膀在陽光下閃著金色的光。它們從這朵花飛到那朵花，從這枝頭飛到那枝頭，忙得不可開交，像一群在趕集的商人，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家興蹲在樹下，用手把落在地上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撿起來，放在手心裡。他撿得很仔細，每一片都不放過。他撿了滿滿一把花瓣，紅紅的，像一攤凝固的血。他把花瓣捧到陳阿圓面前。「阿母，給你。」
陳阿圓正在鋪子裡包金棗，手指上沾著糖漿，糖漿是黏的，把她的手指粘住了，張不開，像五根被膠水粘在一起的筷子。她低下頭，張開嘴。家興把花瓣一片一片地塞進她嘴裡，塞得很輕，像是怕弄疼了她。花瓣是苦的，澀澀的，嚼在嘴裡有一股青草的味道，還有一點點晨露的清涼、一點點泥土的腥氣、一點點陽光的溫暖。
「好吃嗎？」家興仰著臉問她。他的臉上有被太陽曬出來的紅，鼻樑上有一顆新長出來的青春痘，紅紅的，亮亮的，像一顆剛冒出來的小蘑菇。他的眼睛還是棕色的，跟家安一樣，跟林清石一樣，像山裡頭那種清泉，安安靜靜地看著人。那雙眼睛裡有她，有石榴樹，有石榴花。
「好吃。跟金棗一樣甜。」
家興看著她。他已經十六歲了，個子比陳阿圓高出了一個頭。他穿著家安穿過的舊衣裳——那件洗得發白的軍綠色棉襖，袖口的螺紋鬆了，露出裡面的棉絮，棉絮是灰白色的，一團一團的，像從雲朵上撕下來的碎片。他的頭髮長了，蓋住了耳朵，一縷一縷地垂在額前，像幾根黑色的線條在他臉上隨意地畫著。他站在石榴樹下，陽光從樹葉的縫隙里漏下來，落在他的臉上、肩上、手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長長的，瘦瘦的，像一棵正在往上躥的小樹。風吹過來，他的頭發動了，石榴樹的枝葉動了，地上的影子也動了。一切都在動。都在生長。
「阿母，你騙人。花瓣是苦的。金棗是甜的。它們不一樣。」
陳阿圓蹲下來，手裡拿著一顆金棗，塞進家興嘴裡。金棗金黃金黃的，在陽光下透亮，像一顆縮小的太陽。她把那顆太陽塞進他嘴裡。「這顆是甜的。你嘗嘗。」家興嚼了嚼，先酸後甜，酸味在舌尖上炸開，像一顆小小的炸彈，炸得他皺了一下眉頭。然後甜味上來了，從舌根慢慢地向前蔓延，像潮水漫過沙灘，一波一波的，柔柔的，軟軟的。吃到最裡面那一點點苦，很淡很淡，淡得像一個夢，醒了就忘了。他咽下去了。
「甜的。」他說。
陳阿圓站起來，看著他。他的嘴角沾著金棗的汁液，亮晶晶的，像塗了一層蜂蜜。她伸出手，用拇指把他的嘴角擦乾淨了。家興沒有躲。他的手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很大了，手指很長，骨節突出，指甲剪得很短。他把她的手握在手心裡，像握著一隻小鳥，輕輕的，怕捏碎了。
「阿母，你的手好小。」
「你的手好大。」
「我長大了。」
「你長大了。」
她把手從他手心裡抽出來，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肩膀寬了，跟家安一樣寬。他不再是那個蹲在龍眼樹下看螞蟻的孩子，不是那個趴在灶台上寫信的孩子，不是那個蹲在石榴樹旁邊用手拔草、用竹籤刻槓、用破陶罐澆水的孩子。他是一個大人了。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軍綠色棉襖，站在石榴樹下，陽光照著他，風吹著他，石榴花落在他頭上、肩上。他站在那裡，像一棵樹。
家寧師範畢業了。分配到了泉州一中，教語文，就是她當年考上高中的那所學校。她每天早上騎著自行車從承天巷出發，沿著中山路騎到學校，騎四十分鐘。自行車是家安買給她的，鳳凰牌的，女式車，大紅色的，車把上繫著一把鎖，鑰匙上拴著一個塑料娃娃——是一個穿紅裙子的小女孩，金色的頭髮，藍色的眼睛，笑得露出兩顆門牙。她穿著一件白色的襯衫，扎著馬尾辮，辮梢繫著一朵紅色的塑料花，是她從永春帶來的那朵，洗了幾十遍了，顏色從鮮紅變成了粉紅，從粉紅變成了淡紅，從淡紅變成了幾乎看不出的白色。但它還在那裡，在她的辮梢上，像一朵快要凋謝的花。
她騎著車，穿過中山路。早上的中山路很熱鬧，路邊的早餐攤冒著熱氣，油條在油鍋里翻滾，豆漿在鍋里咕嘟咕嘟地冒著泡，有人蹲在路邊吃麵線糊，有人端著豆漿站在公交站牌下等車，有人騎著自行車跟她並排走，車籃里裝著菜、裝著書包、裝著公文包。她騎得不快不慢，不急不躁，像她走承天巷的青石板一樣穩。她的車技是家安教的，在承天巷裡練的。她剛開始學的時候摔了好幾次，膝蓋磕破了皮，血滲出來，把褲腿染紅了。她沒有哭，站起來，拍拍膝蓋上的灰，繼續騎。家安在後面扶著車座，跑得氣喘吁吁。他鬆手了，她還不知道，騎了好遠才發現。她回頭看他，他站在巷口，笑著朝她揮手。
她把車停在校門口，鎖好，把鑰匙上的塑料娃娃塞進書包里。她走進校門，走過操場，走過教學樓，走過那棵大榕樹。榕樹還在那裡，樹冠還是那麼大，枝葉還是那麼密，樹須還是那麼長。雨水從樹葉上滴下來，一滴一滴的，落在她的頭髮上、肩上。她抬起頭，看著那棵榕樹。她想起了七年前的那個雨天，她第一次走進這所學校，撐著那把油紙傘，背著那個藍布包袱。她站在操場上，轉了三百六十度，把校園的每一個角落都看了一遍。那時候她是一個穿著布鞋的鄉下姑娘，不知道這座城市會不會接納她，不知道這所學校會不會接納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這裡待下去、能不能學好、能不能考上大學、能不能走出自己的路。
她走上樓梯，腳步聲在空曠的樓道里迴蕩，噔噔噔的，跟七年前一模一樣。她走到三樓，推開高一三班的門，走進去。教室里坐著四十八個學生。他們穿著白底藍條的校服，跟家寧當年穿的一模一樣——領口的螺紋是藍色的，袖口的螺紋也是藍色的，左胸口繡著「泉州一中」四個字，字是紅色的，用線繡的，密密麻麻的針腳像一群螞蟻排成了一條路。
他們有的在看書，有的在聊天，有的趴在桌上睡覺。他們抬起頭，看著講台上這個年輕的女老師。她的頭髮紮成馬尾辮，辮梢繫著一朵快要褪色的塑料花。她的臉是圓的，眼睛是大的，笑起來有兩個酒窩。她穿著一件白色的襯衫，襯衫的領口繡著一朵小花，是粉紅色的，五個花瓣。
「我叫陳家寧。你們可以叫我陳老師。」她轉過身，在黑板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字寫得很大，一筆一划，工工整整，「陳」字的耳朵旁寫得圓潤飽滿，「家」字的寶蓋頭像一把撐開的傘，「寧」字的丁字鉤寫得剛勁有力。粉筆在黑板上發出沙沙的聲音，像有人在用小刷子輕輕地掃著紙面。
她轉過身，看著坐在下面的那些學生。四十八個孩子，四十八張臉。有的圓，有的方，有的長，有的短。有的眼睛大，有的眼睛小。有的皮膚白，有的皮膚黑。有的坐得筆直，有的趴在桌上。有的在看她，有的在看窗外，有的在偷偷吃零食，有在偷偷傳紙條。他們都不一樣。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十五六歲，都是高一，都是第一次走進這所學校。跟家寧當年一樣。
都在人生的路上。剛剛起步。還不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遠、多難、多苦、多甜。但她知道。她已經走過了。她知道這條路不好走，坑坑窪窪的，彎彎曲曲的，有上坡有下坡，有石子有泥巴，有陽光有風雨。她走了三年，走完了。現在輪到他們了。
她拿起點名冊，念出了第一個名字。
「林曉薇。」
「到。」一個扎著馬尾辮的女生站起來，聲音很大，整間教室都聽見了。她的臉紅了，從脖子一直紅到耳朵根，紅得像灶膛里的炭火。
家寧看著她。林曉薇。她想起了當年那個坐在第一排、大聲說「我叫林曉薇，來自泉州實驗小學，喜歡唱歌跳舞」的女生。那是她在這個班上認識的第一個同學。她們後來成了好朋友，一起吃飯，一起自習，一起回宿舍，一起去食堂搶紅燒肉，一起在操場上跑步，一起在教學樓的樓頂看夕陽。畢業以後，林曉薇考上了廈門大學，去了廈門，她們還經常通信。信是林曉薇寫的，字跡潦草，像醫生開的處方，但每一封她都能讀懂。信里寫她在廈門的生活——鼓浪嶼的琴聲，廈大的鳳凰花，白城沙灘的日落，南普陀的鐘聲。那些信她一封都沒有丟，全放在枕頭底下，跟那本帳簿放在一起。
「林曉薇，好名字。」家寧說。
那個女生坐下來，臉還是紅的。她低下頭，看著桌上的課本，嘴角偷偷翹了一下。
家寧把點名冊放下，拿起語文書，翻到第一課。第一課是朱自清的《背影》。她開始讀。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她讀得很慢，聲音不大，但很清晰，每個字都送進了教室的每一個角落，送到了每一個人的耳朵里。她讀到父親爬月台買橘子的那段，聲音有些發抖。
「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
她停下來，喝了一口水。水是涼的，從喉嚨流下去，流到胃裡，胃涼了，手涼了。
「這一段，大家回去背下來。下周一檢查。」
下課鈴響了。學生們收拾書包，站起來，準備走。教室里一片嘈雜，椅子腿刮地面的吱嘎聲，書包拉鏈的刷刷聲，水瓶蓋擰開的咔咔聲，還有人在喊「等一下，我的筆掉了」。
「等一下。」家寧說。聲音不大，但學生們都聽到了，都停下來。教室里安靜了，連掉在地上的筆都能聽見。
「我說一件事。我小時候，在永春的山裡長大。我阿公從緬甸走回泉州，走了三年。他走的時候腿瘸了，耳朵聾了，但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個『苦』字。他說，路是走出來的，不是選出來的。你選了這條路，就要把它走到底。走到底了，路就通了。走不通了，換一條路，繼續走。不要停。停了就再也走不動了。」
她把手伸出來，在學生們面前翻了翻。手是白的，細的，指甲修得整整齊齊，沒有繭子。但在她的手掌心，有一條很細很細的疤，從生命線的中間橫穿過去，像一條乾涸的小溪。那是她小時候在永春被柴刀劃的。她上山撿柴火，柴刀從手裡滑了，刀刃划過她的手掌心，血一下子湧出來，紅紅的，熱熱的，滴在地上，滴在枯葉上。她沒有哭。她用布條把手纏住，繼續撿柴火。柴火撿完了，背回家，堆在灶台旁邊。陳阿圓看到她的手，眼淚一下子就湧出來了，抓住她的手，用嘴對著傷口吹氣——呼呼呼，涼涼的，痒痒的。
「後來我考上了泉州一中，坐在你們現在坐的這個教室里。我那時候的語文老師叫林國棟。他教了我三年。他告訴我說，陳家寧，你是讀書的料子，你要好好讀。他說，你阿公走完了他的路，你阿媽走完了她的路。現在輪到你了。你要把這條路走下去，走出你的樣子來。」
她把書合上，拿在手裡。書是藍色的封面，上面印著「語文」兩個字，字是白色的，行書，筆鋒凌厲，有骨有肉。
「我已經走完了我的學生時代。現在輪到你們了。你們的路，才剛剛開始。不要怕路遠，不要怕路難。路是走出來的，不是選出來的。」
沒有人說話。教室里很安靜。安靜得能聽見窗外的鳥叫，嘰嘰喳喳的，像一群在開會的麻雀。安靜得能聽見遠處操場上體育老師的哨子聲，嗶——嗶——嗶——安靜得能聽見自己的心跳，撲通，撲通，撲通。
「下課。」
一九八七年夏天，家安的「林家貨運」生意越來越好了。他從一輛貨車變成了兩輛——又買了一輛二手的，白色的，車頭是方的，擋風玻璃沒有裂縫，沒有膠帶，沒有劃痕。這輛車比他那輛好多了，發動機的聲音小，油耗低，座椅舒服，方向盤輕，離合松，油門靈。他開起來的時候感覺很不一樣——不像在開一輛車，像在開一艘船，在海面上滑行，絲滑的，不帶一絲顛簸。新請了一個司機，叫阿強，三十多歲，漳州人，開車技術很好，從來不超速、不闖紅燈、不疲勞駕駛。他以前在部隊開過車，在雲南的山路上練出來的，彎道技術一流，方向盤在他手裡像一根筷子，想怎麼轉就怎麼轉，精準得像一把尺子。家安讓他跑短途，泉州到廈門、泉州到福州，當天來回。自己跑長途，泉州到上海、泉州到廣州、泉州到BJ。
他去了一趟BJ。從泉州到BJ，兩千多公里，開了三天兩夜。他一個人開，累了就在服務區睡一會兒，醒了繼續開。他路過福建、浙江、江蘇、山東、河北，跨過了六七個省，穿過了無數個城市、無數個村莊、無數個隧道、無數座橋樑。他看到了不一樣的山——浙江的山是綠的，矮矮的，圓圓潤潤的，像一個個綠色的饅頭，一座挨著一座，擠在一起，像一家人圍坐在餐桌前吃飯。山東的山是青的，高高的，瘦瘦的，像一根根插在地上的劍，直直地指向天空，像是要把天捅個窟窿。河北的山是灰的，粗糙的，光禿禿的，像一堆堆被廢棄的礦石，山上沒有樹，沒有草，只有石頭，石頭，石頭。
他看到了不一樣的平原——江蘇的平原是一望無際的，平的像一塊巨大的案板，案板上切著方方正正的田塊，田塊里種著水稻、小麥、油菜花。油菜花開了，黃黃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像金色的海洋。風吹過來，油菜花翻起了波浪，一波一波的，從這頭推到那頭，從那頭推回來，像大海，但比大海安靜。河北的平原也是平的，但這裡的平跟江蘇的平不一樣，這裡的平帶著一種蒼茫的、灰撲撲的、像舊照片一樣的顏色。地是灰的，天是灰的，連空氣都是灰的。莊稼已經收割了，田野里只剩下短短短短茬茬的秸稈，像剃過的頭髮。秸稈茬子在風裡微微地搖著。
他看到了不一樣的人——浙江人說話像唱歌，嘰嘰咕咕的，一句都聽不懂。他們在服務區賣粽子，用竹葉包的，三角形的，裡面是糯米和肉，還有鹹蛋黃、板栗、香菇。他買了一個，咬了一口，糯米的軟糯，肉的咸香，蛋黃的沙糯，板栗的甘甜，香菇的鮮美，在嘴裡炸開了。他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粽子。山東人說話像吵架，聲音大得像打雷。他們請他吃飯，給他倒水，幫他指路。他們把熱騰騰的餃子端到他面前，說「兄弟，趁熱吃」，他吃了，燙得嘶了一聲，但咽下去了。餃子是韭菜雞蛋餡的，皮薄餡大，一口咬下去，汁水濺出來，燙得他舌頭都麻了。他看著那些山東人，他們的臉被太陽曬得黑紅，額頭上全是汗，笑起來露出白白的牙齒。他想起了永春的鄉親們。他們的臉也是黑紅的，額頭上也是汗，笑起來也露出白白的牙齒。
到了BJ，他把貨卸了，收了運費，沒有急著走。他把車停在路邊，坐在駕駛室里，看著這座城市。BJ很大，比泉州大得多，比上海大得多，比他去過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大。天安門廣場很大，大得能裝下整個永春達埔村。故宮很大，大得他走了半天都沒走完。長城很大，大得從山腳爬到山頂要走一個多鐘頭，大得從山海關到嘉峪關要走上萬年。他站在長城上，手扶著城牆，看著遠處的山。山一層一層的，密密匝匝的，一重一重的，像一幅沒有盡頭的畫。畫裡有霧，霧裡有山，山裡有樹，樹里有鳥。他看不見那些鳥，但他知道它們在。
他蹲在長城上，手摸著城牆上的磚。磚是青色的，粗糙的，被幾百年的風雨侵蝕得坑坑窪窪的。他把手指伸進一個坑裡，坑很深，手指夠不到底。這個坑是誰留下的？是幾百年前的一個士兵留下的嗎？他在城牆上站了很久很久，手握著長矛，看著北方的敵人。敵人的騎兵在草原上奔馳，馬蹄聲如雷鳴，刀光如閃電。但那個士兵沒有後退。他站在城牆上，像一根釘進石頭裡的釘子，拔不出來。他的手汗滴在磚上，一滴一滴的，滴了幾百年，滴出了一個坑。那個坑在磚裡面，在牆裡面，在長城的身體裡面，在歷史的骨頭裡面。
他站起來，轉過身，走下了長城。在長城腳下，有一個賣紀念品的小攤，攤主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戴著草帽，臉上全是皺紋，牙齒缺了好幾顆。攤上擺著各種小東西——長城模型、毛主席像章、京劇臉譜、摺扇、玉佩、葫蘆、核桃。家安在這些東西里看了看，拿起一個小葫蘆。葫蘆很小，只有拇指那麼大，黃色的，皮上有一個小小的疤，像一顆痣。
「多少錢？」他問。
「一塊。」老頭說。
家安掏出一塊錢，放在攤上。他把小葫蘆塞進口袋裡，拍了拍口袋。他想把這顆葫蘆帶回去給家興。家興小時候最喜歡葫蘆，在永春的時候，他在院子裡的龍眼樹下種過一棵葫蘆。葫蘆藤爬滿了架子，開著白花，結了許多小葫蘆。他每天放學後蹲在架子下面看葫蘆，看它們從綠色變成黃色，從軟變硬，從光滑變得粗糙。他把葫蘆摘下來，曬乾，在上面畫畫。他用毛筆在葫蘆上畫了雞、鴨、牛、羊、豬、狗，畫得不像，歪歪扭扭的，但家興很喜歡。那些葫蘆後來去哪兒了？他記不清了。大概在搬家的時候弄丟了，大概在某個角落裡落滿了灰，大概被老鼠啃了，大概在歲月的長河裡沉了底。
家安從BJ回來的時候，給每個人都帶了禮物。給陳阿圓帶了一件羊毛衫，大紅色的，領口繡著金色的花。給家寧帶了一支鋼筆，英雄牌的，筆尖是金的，上面刻著一條龍。給家興帶了一個葫蘆，就是他在長城腳下買的那顆小葫蘆。給林清石帶了一瓶二鍋頭，紅星牌的，五十六度。他走進鋪子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櫃檯上的煤油燈已經點著了。陳阿圓站在櫃檯後麵包金棗，手指在金棗和報紙之間翻飛著。她聽見腳步聲，抬起頭，看見了家安。他站在門口，穿著一件灰色的夾克，夾克上有灰、有油漬、有汗漬。他的臉黑了，瘦了，顴骨高了，眼窩深了。他的頭髮長了，蓋住了耳朵，一縷一縷地貼在額頭上。他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眼白髮黃，布滿血絲。
他從口袋裡掏出那瓶二鍋頭，放在櫃檯上。瓶子是綠色的，商標是紅色的，上面印著「紅星二鍋頭」幾個字。陳阿圓看著那瓶酒，看了很久，拿起來，放在櫃檯下面，放在陶罐旁邊。她沒有說好，也沒有說不好，沒有說謝謝，沒有說辛苦了。她拿著那瓶酒，放在櫃檯下面，就完了。家安看著她放那瓶酒，看著她把酒瓶放在陶罐旁邊，看著她的手在陶罐邊沿停了一下。
他從口袋裡掏出那顆小葫蘆，放在家興的手心裡。家興低頭看著手心裡的葫蘆，葫蘆很小，拇指那麼大，黃色的，皮上有一個小小的疤，像一顆痣。他把葫蘆舉到煤油燈下照了照，葫蘆在燈光下泛著暗暗的光，像一塊被磨光滑了的石頭。
「哥，這是給我的？」
「給你的。在長城腳下買的。」
家興把葫蘆攥在手心裡，攥得緊緊的。
一九八八年秋天，家興考上了大學。不是泉州師範學院，是福建農林大學，在福州。他學的是園藝，就是種果樹、種蔬菜、種花。他報到那天，家安開著貨車送他去。貨車是那輛白色的，車頭是方的，擋風玻璃沒有裂縫。家興坐在副駕駛，背著那個藍布包袱——就是家寧當年用過的那個，藍布已經洗得發白了，邊角磨出了毛邊，繡在上面的那朵梅花只剩下幾根粉紅色的線頭。包袱里裝著幾件換洗衣裳、那本帳簿、那把梳子、那枚銅板，還有蘇阿梅給他織的那件大紅色毛衣。毛衣已經小了，穿不下了，但他還是帶上了。
他要把這件毛衣帶在身邊。像他阿公帶著那顆糖一樣。含了一輩子，咽了一輩子，甜了一輩子。
陳水木七八歲，穿著短褂，短褂是深藍色的，布滿了補丁——膝蓋上有一塊，手肘上有一塊，領口上有一塊。他光著腳，十個腳趾頭像十顆剛從土裡刨出來的花生，沾著泥巴和草屑。他站在陳遠水旁邊，兩隻手垂在身體兩側，手指微微蜷著，像握著一把看不見的東西——是一把糖，他哥答應給他帶的緬甸的糖，棕色的，硬硬的，像一顆顆小石頭。他把那把看不見的糖握在手心裡，握了四十三年。紙條是從作業本上撕下來的，紙頁上還有橫線，是綠色的，淡淡的。紙的左邊有一道被撕破的痕跡，毛毛糙糙的，還有一些作業本上殘留的訂書針孔。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一行字，字跡跟陳遠水的一模一樣——歪歪扭扭的，像剛學會寫字的孩子寫的，有的字大得像碗口，有的字小得像綠豆，「阿」字的耳朵旁寫成了一個圓圈，「圓」字的方框寫成了一個三角形。
「阿圓，叔走了。這顆糖留給你。是甜的。」
陳阿圓把那張紙條看了一遍又一遍，看了十幾遍，看了幾十遍，看到那些字從黑變白，從白變模糊，從模糊變成一團一團的、在她眼前飄來飄去的光影。她把它疊好，疊成一個方方正正的小方塊，像疊一塊手帕，像疊一封信，像疊一條路。她把那小塊紙放進貼身的口袋裡，拍了拍口袋，確認不會掉出來。那是她這輩子收到的最短的一封信。也是她這輩子收到的最長的一封信。
她把那張照片翻過來。背面也有一行字，字跡不一樣——工整的，一筆一划的，像印刷體，像機器印出來的，不像人手寫出來的。每一個字的大小都一樣，間距都一樣，連筆畫的粗細都一樣。像是寫的人用了尺子，用了圓規，用了量角器，用了所有能用的工具，把這幾個字寫成了他這輩子最工整的幾個字。
「遠水、水木，一九四〇年，泉州。水木，哥對不起你。」
這是那個四十多歲的男人留下的。那天他從鋪子裡走出去的時候，背影瘦瘦的，肩膀窄窄的，走路的時候微微彎著腰，像一株被風吹彎了的小樹。他走到巷口，停下來，好像想回頭，但最終沒有回頭。他走了。他把照片留下了，紙條留下了，話留下了。人走了。
陳阿圓把照片貼在胸口，貼在心跳的地方。心在跳。撲通，撲通，撲通。照片裡的人在跳嗎？陳遠水在跳嗎？陳水木在跳嗎？他們不在了。但他們的心跳在這張照片裡，被壓在相紙下面，薄薄的，看不見的，但它在。她聽到了。
一九八七年春天，陳家鋪子門口的石榴樹又開花了。比去年多，比去年大，比去年紅。花瓣厚厚的，嫩嫩的，在陽光下透亮，像一張張浸了水的紅紙，又像一隻只剛剛破繭的蝴蝶的翅膀。花開得最旺的那幾天，整棵樹的樹冠都被紅色覆蓋了，遠遠看去像一團燃燒的火焰，把承天巷的半邊天都映紅了。蜜蜂在花間嗡嗡地飛著，翅膀在陽光下閃著金色的光。它們從這朵花飛到那朵花，從這枝頭飛到那枝頭，忙得不可開交，像一群在趕集的商人，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家興蹲在樹下，用手把落在地上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撿起來，放在手心裡。他撿得很仔細，每一片都不放過。他撿了滿滿一把花瓣，紅紅的，像一攤凝固的血。他把花瓣捧到陳阿圓面前。「阿母，給你。」
陳阿圓正在鋪子裡包金棗，手指上沾著糖漿，糖漿是黏的，把她的手指粘住了，張不開，像五根被膠水粘在一起的筷子。她低下頭，張開嘴。家興把花瓣一片一片地塞進她嘴裡，塞得很輕，像是怕弄疼了她。花瓣是苦的，澀澀的，嚼在嘴裡有一股青草的味道，還有一點點晨露的清涼、一點點泥土的腥氣、一點點陽光的溫暖。
「好吃嗎？」家興仰著臉問她。他的臉上有被太陽曬出來的紅，鼻樑上有一顆新長出來的青春痘，紅紅的，亮亮的，像一顆剛冒出來的小蘑菇。他的眼睛還是棕色的，跟家安一樣，跟林清石一樣，像山裡頭那種清泉，安安靜靜地看著人。那雙眼睛裡有她，有石榴樹，有石榴花。
「好吃。跟金棗一樣甜。」
家興看著她。他已經十六歲了，個子比陳阿圓高出了一個頭。他穿著家安穿過的舊衣裳——那件洗得發白的軍綠色棉襖，袖口的螺紋鬆了，露出裡面的棉絮，棉絮是灰白色的，一團一團的，像從雲朵上撕下來的碎片。他的頭髮長了，蓋住了耳朵，一縷一縷地垂在額前，像幾根黑色的線條在他臉上隨意地畫著。他站在石榴樹下，陽光從樹葉的縫隙里漏下來，落在他的臉上、肩上、手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長長的，瘦瘦的，像一棵正在往上躥的小樹。風吹過來，他的頭發動了，石榴樹的枝葉動了，地上的影子也動了。一切都在動。都在生長。
「阿母，你騙人。花瓣是苦的。金棗是甜的。它們不一樣。」
陳阿圓蹲下來，手裡拿著一顆金棗，塞進家興嘴裡。金棗金黃金黃的，在陽光下透亮，像一顆縮小的太陽。她把那顆太陽塞進他嘴裡。「這顆是甜的。你嘗嘗。」家興嚼了嚼，先酸後甜，酸味在舌尖上炸開，像一顆小小的炸彈，炸得他皺了一下眉頭。然後甜味上來了，從舌根慢慢地向前蔓延，像潮水漫過沙灘，一波一波的，柔柔的，軟軟的。吃到最裡面那一點點苦，很淡很淡，淡得像一個夢，醒了就忘了。他咽下去了。
「甜的。」他說。
陳阿圓站起來，看著他。他的嘴角沾著金棗的汁液，亮晶晶的，像塗了一層蜂蜜。她伸出手，用拇指把他的嘴角擦乾淨了。家興沒有躲。他的手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很大了，手指很長，骨節突出，指甲剪得很短。他把她的手握在手心裡，像握著一隻小鳥，輕輕的，怕捏碎了。
「阿母，你的手好小。」
「你的手好大。」
「我長大了。」
「你長大了。」
她把手從他手心裡抽出來，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肩膀寬了，跟家安一樣寬。他不再是那個蹲在龍眼樹下看螞蟻的孩子，不是那個趴在灶台上寫信的孩子，不是那個蹲在石榴樹旁邊用手拔草、用竹籤刻槓、用破陶罐澆水的孩子。他是一個大人了。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軍綠色棉襖，站在石榴樹下，陽光照著他，風吹著他，石榴花落在他頭上、肩上。他站在那裡，像一棵樹。
家寧師範畢業了。分配到了泉州一中，教語文，就是她當年考上高中的那所學校。她每天早上騎著自行車從承天巷出發，沿著中山路騎到學校，騎四十分鐘。自行車是家安買給她的，鳳凰牌的，女式車，大紅色的，車把上繫著一把鎖，鑰匙上拴著一個塑料娃娃——是一個穿紅裙子的小女孩，金色的頭髮，藍色的眼睛，笑得露出兩顆門牙。她穿著一件白色的襯衫，扎著馬尾辮，辮梢繫著一朵紅色的塑料花，是她從永春帶來的那朵，洗了幾十遍了，顏色從鮮紅變成了粉紅，從粉紅變成了淡紅，從淡紅變成了幾乎看不出的白色。但它還在那裡，在她的辮梢上，像一朵快要凋謝的花。
她騎著車，穿過中山路。早上的中山路很熱鬧，路邊的早餐攤冒著熱氣，油條在油鍋里翻滾，豆漿在鍋里咕嘟咕嘟地冒著泡，有人蹲在路邊吃麵線糊，有人端著豆漿站在公交站牌下等車，有人騎著自行車跟她並排走，車籃里裝著菜、裝著書包、裝著公文包。她騎得不快不慢，不急不躁，像她走承天巷的青石板一樣穩。她的車技是家安教的，在承天巷裡練的。她剛開始學的時候摔了好幾次，膝蓋磕破了皮，血滲出來，把褲腿染紅了。她沒有哭，站起來，拍拍膝蓋上的灰，繼續騎。家安在後面扶著車座，跑得氣喘吁吁。他鬆手了，她還不知道，騎了好遠才發現。她回頭看他，他站在巷口，笑著朝她揮手。
她把車停在校門口，鎖好，把鑰匙上的塑料娃娃塞進書包里。她走進校門，走過操場，走過教學樓，走過那棵大榕樹。榕樹還在那裡，樹冠還是那麼大，枝葉還是那麼密，樹須還是那麼長。雨水從樹葉上滴下來，一滴一滴的，落在她的頭髮上、肩上。她抬起頭，看著那棵榕樹。她想起了七年前的那個雨天，她第一次走進這所學校，撐著那把油紙傘，背著那個藍布包袱。她站在操場上，轉了三百六十度，把校園的每一個角落都看了一遍。那時候她是一個穿著布鞋的鄉下姑娘，不知道這座城市會不會接納她，不知道這所學校會不會接納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這裡待下去、能不能學好、能不能考上大學、能不能走出自己的路。
她走上樓梯，腳步聲在空曠的樓道里迴蕩，噔噔噔的，跟七年前一模一樣。她走到三樓，推開高一三班的門，走進去。教室里坐著四十八個學生。他們穿著白底藍條的校服，跟家寧當年穿的一模一樣——領口的螺紋是藍色的，袖口的螺紋也是藍色的，左胸口繡著「泉州一中」四個字，字是紅色的，用線繡的，密密麻麻的針腳像一群螞蟻排成了一條路。
他們有的在看書，有的在聊天，有的趴在桌上睡覺。他們抬起頭，看著講台上這個年輕的女老師。她的頭髮紮成馬尾辮，辮梢繫著一朵快要褪色的塑料花。她的臉是圓的，眼睛是大的，笑起來有兩個酒窩。她穿著一件白色的襯衫，襯衫的領口繡著一朵小花，是粉紅色的，五個花瓣。
「我叫陳家寧。你們可以叫我陳老師。」她轉過身，在黑板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字寫得很大，一筆一划，工工整整，「陳」字的耳朵旁寫得圓潤飽滿，「家」字的寶蓋頭像一把撐開的傘，「寧」字的丁字鉤寫得剛勁有力。粉筆在黑板上發出沙沙的聲音，像有人在用小刷子輕輕地掃著紙面。
她轉過身，看著坐在下面的那些學生。四十八個孩子，四十八張臉。有的圓，有的方，有的長，有的短。有的眼睛大，有的眼睛小。有的皮膚白，有的皮膚黑。有的坐得筆直，有的趴在桌上。有的在看她，有的在看窗外，有的在偷偷吃零食，有在偷偷傳紙條。他們都不一樣。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十五六歲，都是高一，都是第一次走進這所學校。跟家寧當年一樣。
都在人生的路上。剛剛起步。還不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遠、多難、多苦、多甜。但她知道。她已經走過了。她知道這條路不好走，坑坑窪窪的，彎彎曲曲的，有上坡有下坡，有石子有泥巴，有陽光有風雨。她走了三年，走完了。現在輪到他們了。
她拿起點名冊，念出了第一個名字。
「林曉薇。」
「到。」一個扎著馬尾辮的女生站起來，聲音很大，整間教室都聽見了。她的臉紅了，從脖子一直紅到耳朵根，紅得像灶膛里的炭火。
家寧看著她。林曉薇。她想起了當年那個坐在第一排、大聲說「我叫林曉薇，來自泉州實驗小學，喜歡唱歌跳舞」的女生。那是她在這個班上認識的第一個同學。她們後來成了好朋友，一起吃飯，一起自習，一起回宿舍，一起去食堂搶紅燒肉，一起在操場上跑步，一起在教學樓的樓頂看夕陽。畢業以後，林曉薇考上了廈門大學，去了廈門，她們還經常通信。信是林曉薇寫的，字跡潦草，像醫生開的處方，但每一封她都能讀懂。信里寫她在廈門的生活——鼓浪嶼的琴聲，廈大的鳳凰花，白城沙灘的日落，南普陀的鐘聲。那些信她一封都沒有丟，全放在枕頭底下，跟那本帳簿放在一起。
「林曉薇，好名字。」家寧說。
那個女生坐下來，臉還是紅的。她低下頭，看著桌上的課本，嘴角偷偷翹了一下。
家寧把點名冊放下，拿起語文書，翻到第一課。第一課是朱自清的《背影》。她開始讀。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她讀得很慢，聲音不大，但很清晰，每個字都送進了教室的每一個角落，送到了每一個人的耳朵里。她讀到父親爬月台買橘子的那段，聲音有些發抖。
「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
她停下來，喝了一口水。水是涼的，從喉嚨流下去，流到胃裡，胃涼了，手涼了。
「這一段，大家回去背下來。下周一檢查。」
下課鈴響了。學生們收拾書包，站起來，準備走。教室里一片嘈雜，椅子腿刮地面的吱嘎聲，書包拉鏈的刷刷聲，水瓶蓋擰開的咔咔聲，還有人在喊「等一下，我的筆掉了」。
「等一下。」家寧說。聲音不大，但學生們都聽到了，都停下來。教室里安靜了，連掉在地上的筆都能聽見。
「我說一件事。我小時候，在永春的山裡長大。我阿公從緬甸走回泉州，走了三年。他走的時候腿瘸了，耳朵聾了，但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個『苦』字。他說，路是走出來的，不是選出來的。你選了這條路，就要把它走到底。走到底了，路就通了。走不通了，換一條路，繼續走。不要停。停了就再也走不動了。」
她把手伸出來，在學生們面前翻了翻。手是白的，細的，指甲修得整整齊齊，沒有繭子。但在她的手掌心，有一條很細很細的疤，從生命線的中間橫穿過去，像一條乾涸的小溪。那是她小時候在永春被柴刀劃的。她上山撿柴火，柴刀從手裡滑了，刀刃划過她的手掌心，血一下子湧出來，紅紅的，熱熱的，滴在地上，滴在枯葉上。她沒有哭。她用布條把手纏住，繼續撿柴火。柴火撿完了，背回家，堆在灶台旁邊。陳阿圓看到她的手，眼淚一下子就湧出來了，抓住她的手，用嘴對著傷口吹氣——呼呼呼，涼涼的，痒痒的。
「後來我考上了泉州一中，坐在你們現在坐的這個教室里。我那時候的語文老師叫林國棟。他教了我三年。他告訴我說，陳家寧，你是讀書的料子，你要好好讀。他說，你阿公走完了他的路，你阿媽走完了她的路。現在輪到你了。你要把這條路走下去，走出你的樣子來。」
她把書合上，拿在手裡。書是藍色的封面，上面印著「語文」兩個字，字是白色的，行書，筆鋒凌厲，有骨有肉。
「我已經走完了我的學生時代。現在輪到你們了。你們的路，才剛剛開始。不要怕路遠，不要怕路難。路是走出來的，不是選出來的。」
沒有人說話。教室里很安靜。安靜得能聽見窗外的鳥叫，嘰嘰喳喳的，像一群在開會的麻雀。安靜得能聽見遠處操場上體育老師的哨子聲，嗶——嗶——嗶——安靜得能聽見自己的心跳，撲通，撲通，撲通。
「下課。」
一九八七年夏天，家安的「林家貨運」生意越來越好了。他從一輛貨車變成了兩輛——又買了一輛二手的，白色的，車頭是方的，擋風玻璃沒有裂縫，沒有膠帶，沒有劃痕。這輛車比他那輛好多了，發動機的聲音小，油耗低，座椅舒服，方向盤輕，離合松，油門靈。他開起來的時候感覺很不一樣——不像在開一輛車，像在開一艘船，在海面上滑行，絲滑的，不帶一絲顛簸。新請了一個司機，叫阿強，三十多歲，漳州人，開車技術很好，從來不超速、不闖紅燈、不疲勞駕駛。他以前在部隊開過車，在雲南的山路上練出來的，彎道技術一流，方向盤在他手裡像一根筷子，想怎麼轉就怎麼轉，精準得像一把尺子。家安讓他跑短途，泉州到廈門、泉州到福州，當天來回。自己跑長途，泉州到上海、泉州到廣州、泉州到BJ。
他去了一趟BJ。從泉州到BJ，兩千多公里，開了三天兩夜。他一個人開，累了就在服務區睡一會兒，醒了繼續開。他路過福建、浙江、江蘇、山東、河北，跨過了六七個省，穿過了無數個城市、無數個村莊、無數個隧道、無數座橋樑。他看到了不一樣的山——浙江的山是綠的，矮矮的，圓圓潤潤的，像一個個綠色的饅頭，一座挨著一座，擠在一起，像一家人圍坐在餐桌前吃飯。山東的山是青的，高高的，瘦瘦的，像一根根插在地上的劍，直直地指向天空，像是要把天捅個窟窿。河北的山是灰的，粗糙的，光禿禿的，像一堆堆被廢棄的礦石，山上沒有樹，沒有草，只有石頭，石頭，石頭。
他看到了不一樣的平原——江蘇的平原是一望無際的，平的像一塊巨大的案板，案板上切著方方正正的田塊，田塊里種著水稻、小麥、油菜花。油菜花開了，黃黃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像金色的海洋。風吹過來，油菜花翻起了波浪，一波一波的，從這頭推到那頭，從那頭推回來，像大海，但比大海安靜。河北的平原也是平的，但這裡的平跟江蘇的平不一樣，這裡的平帶著一種蒼茫的、灰撲撲的、像舊照片一樣的顏色。地是灰的，天是灰的，連空氣都是灰的。莊稼已經收割了，田野里只剩下短短短短茬茬的秸稈，像剃過的頭髮。秸稈茬子在風裡微微地搖著。
他看到了不一樣的人——浙江人說話像唱歌，嘰嘰咕咕的，一句都聽不懂。他們在服務區賣粽子，用竹葉包的，三角形的，裡面是糯米和肉，還有鹹蛋黃、板栗、香菇。他買了一個，咬了一口，糯米的軟糯，肉的咸香，蛋黃的沙糯，板栗的甘甜，香菇的鮮美，在嘴裡炸開了。他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粽子。山東人說話像吵架，聲音大得像打雷。他們請他吃飯，給他倒水，幫他指路。他們把熱騰騰的餃子端到他面前，說「兄弟，趁熱吃」，他吃了，燙得嘶了一聲，但咽下去了。餃子是韭菜雞蛋餡的，皮薄餡大，一口咬下去，汁水濺出來，燙得他舌頭都麻了。他看著那些山東人，他們的臉被太陽曬得黑紅，額頭上全是汗，笑起來露出白白的牙齒。他想起了永春的鄉親們。他們的臉也是黑紅的，額頭上也是汗，笑起來也露出白白的牙齒。
到了BJ，他把貨卸了，收了運費，沒有急著走。他把車停在路邊，坐在駕駛室里，看著這座城市。BJ很大，比泉州大得多，比上海大得多，比他去過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大。天安門廣場很大，大得能裝下整個永春達埔村。故宮很大，大得他走了半天都沒走完。長城很大，大得從山腳爬到山頂要走一個多鐘頭，大得從山海關到嘉峪關要走上萬年。他站在長城上，手扶著城牆，看著遠處的山。山一層一層的，密密匝匝的，一重一重的，像一幅沒有盡頭的畫。畫裡有霧，霧裡有山，山裡有樹，樹里有鳥。他看不見那些鳥，但他知道它們在。
他蹲在長城上，手摸著城牆上的磚。磚是青色的，粗糙的，被幾百年的風雨侵蝕得坑坑窪窪的。他把手指伸進一個坑裡，坑很深，手指夠不到底。這個坑是誰留下的？是幾百年前的一個士兵留下的嗎？他在城牆上站了很久很久，手握著長矛，看著北方的敵人。敵人的騎兵在草原上奔馳，馬蹄聲如雷鳴，刀光如閃電。但那個士兵沒有後退。他站在城牆上，像一根釘進石頭裡的釘子，拔不出來。他的手汗滴在磚上，一滴一滴的，滴了幾百年，滴出了一個坑。那個坑在磚裡面，在牆裡面，在長城的身體裡面，在歷史的骨頭裡面。
他站起來，轉過身，走下了長城。在長城腳下，有一個賣紀念品的小攤，攤主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戴著草帽，臉上全是皺紋，牙齒缺了好幾顆。攤上擺著各種小東西——長城模型、毛主席像章、京劇臉譜、摺扇、玉佩、葫蘆、核桃。家安在這些東西里看了看，拿起一個小葫蘆。葫蘆很小，只有拇指那麼大，黃色的，皮上有一個小小的疤，像一顆痣。
「多少錢？」他問。
「一塊。」老頭說。
家安掏出一塊錢，放在攤上。他把小葫蘆塞進口袋裡，拍了拍口袋。他想把這顆葫蘆帶回去給家興。家興小時候最喜歡葫蘆，在永春的時候，他在院子裡的龍眼樹下種過一棵葫蘆。葫蘆藤爬滿了架子，開著白花，結了許多小葫蘆。他每天放學後蹲在架子下面看葫蘆，看它們從綠色變成黃色，從軟變硬，從光滑變得粗糙。他把葫蘆摘下來，曬乾，在上面畫畫。他用毛筆在葫蘆上畫了雞、鴨、牛、羊、豬、狗，畫得不像，歪歪扭扭的，但家興很喜歡。那些葫蘆後來去哪兒了？他記不清了。大概在搬家的時候弄丟了，大概在某個角落裡落滿了灰，大概被老鼠啃了，大概在歲月的長河裡沉了底。
家安從BJ回來的時候，給每個人都帶了禮物。給陳阿圓帶了一件羊毛衫，大紅色的，領口繡著金色的花。給家寧帶了一支鋼筆，英雄牌的，筆尖是金的，上面刻著一條龍。給家興帶了一個葫蘆，就是他在長城腳下買的那顆小葫蘆。給林清石帶了一瓶二鍋頭，紅星牌的，五十六度。他走進鋪子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櫃檯上的煤油燈已經點著了。陳阿圓站在櫃檯後麵包金棗，手指在金棗和報紙之間翻飛著。她聽見腳步聲，抬起頭，看見了家安。他站在門口，穿著一件灰色的夾克，夾克上有灰、有油漬、有汗漬。他的臉黑了，瘦了，顴骨高了，眼窩深了。他的頭髮長了，蓋住了耳朵，一縷一縷地貼在額頭上。他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眼白髮黃，布滿血絲。
他從口袋裡掏出那瓶二鍋頭，放在櫃檯上。瓶子是綠色的，商標是紅色的，上面印著「紅星二鍋頭」幾個字。陳阿圓看著那瓶酒，看了很久，拿起來，放在櫃檯下面，放在陶罐旁邊。她沒有說好，也沒有說不好，沒有說謝謝，沒有說辛苦了。她拿著那瓶酒，放在櫃檯下面，就完了。家安看著她放那瓶酒，看著她把酒瓶放在陶罐旁邊，看著她的手在陶罐邊沿停了一下。
他從口袋裡掏出那顆小葫蘆，放在家興的手心裡。家興低頭看著手心裡的葫蘆，葫蘆很小，拇指那麼大，黃色的，皮上有一個小小的疤，像一顆痣。他把葫蘆舉到煤油燈下照了照，葫蘆在燈光下泛著暗暗的光，像一塊被磨光滑了的石頭。
「哥，這是給我的？」
「給你的。在長城腳下買的。」
家興把葫蘆攥在手心裡，攥得緊緊的。
一九八八年秋天，家興考上了大學。不是泉州師範學院，是福建農林大學，在福州。他學的是園藝，就是種果樹、種蔬菜、種花。他報到那天，家安開著貨車送他去。貨車是那輛白色的，車頭是方的，擋風玻璃沒有裂縫。家興坐在副駕駛，背著那個藍布包袱——就是家寧當年用過的那個，藍布已經洗得發白了，邊角磨出了毛邊，繡在上面的那朵梅花只剩下幾根粉紅色的線頭。包袱里裝著幾件換洗衣裳、那本帳簿、那把梳子、那枚銅板，還有蘇阿梅給他織的那件大紅色毛衣。毛衣已經小了，穿不下了，但他還是帶上了。
他要把這件毛衣帶在身邊。像他阿公帶著那顆糖一樣。含了一輩子，咽了一輩子，甜了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