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鍛鍊孩子，家安開始學做生意了
一九七九年夏天，陳家鋪子門口多了一輛板車。
板車是林清石自己做的。他用後山的杉木做了車架，用貨車報廢的輪胎做了車輪，用兩塊木板拼成了車斗。車斗不大，剛好能裝下四個罈子。他把板車推到鋪子門口，用紅漆在車斗上寫了四個字：陳家鋪子。
字是陳阿圓寫的。她用毛筆寫在紙上，林清石照著紙上的字用紅漆描。他沒有學過寫字，手又粗，描出來的字歪歪扭扭的，「陳」字的耳朵旁畫得像一隻蝸牛，「鋪」字的點畫得比橫還長。但他描得很認真，描完一個字退後兩步看看，不滿意，用濕布擦掉，重新描。
描了一整個下午，終於描完了。四個字歪歪扭扭地擠在車斗上，像四個站不穩的人靠在一起。陳阿圓站在板車前面看了很久，說了一句：「像你。」
「像我什麼？」林清石蹲在地上收拾油漆罐，頭也沒抬。
「像你這個人。歪歪扭扭的，但站得住。」
林清石把油漆罐的蓋子蓋好，用錘子把蓋子敲緊，站起來，拍了拍手上的灰，也看了看那四個字。歪是真的歪，「林」字的兩個「木」一個大一個小，「鋪」字的「金」字旁寫成了「全」，少了一橫。但他覺得好看。比他見過的所有的字都好看。
板車是給家安用的。
家安放暑假了。他在家裡待了三天就待不住了，每天在鋪子裡轉來轉去，像一隻被困在籠子裡的雞。他摸摸櫃檯，摸摸貨架，摸摸罈子，摸摸粗陶碗。他從鋪子這頭走到那頭，從那頭走到這頭，走了一個上午，走得陳阿圓頭都暈了。
「家安，你能不能坐著？」
「坐著幹什麼？」
「坐著不動。」
「我坐不住。」
陳阿圓看著他。家安穿著一件白色的背心，背心上印著「永春一中」四個字，是學校發的。領口和袖口的螺紋已經鬆了，背心掛在他身上，像一件袍子。他曬得很黑，比去年更黑了，脖子後面有一塊被太陽曬脫了皮的傷疤，新的皮還沒長好，粉紅色的，嫩嫩的，像剛出生的老鼠的皮膚。
「你去送板車。」陳阿圓說。
家安的眼睛亮了。「送什麼？」
「金棗。醃茶葉。蝦醬。每樣裝一點，推著板車在巷子裡賣。走街串巷，看看有沒有人買。」
「真的？」
「真的。賣的錢歸你，成本給我。」
家安興奮得在原地轉了三圈，轉得快了，腳絆了一下，差點摔倒。他扶住櫃檯，站穩了，臉上的笑容怎麼都收不住，整張臉像一朵被太陽曬開了的花。
「阿母，我能叫阿明跟我一起去嗎？」
「阿明是誰？」
「我同學。永春的。他也在泉州，他阿爸在這邊打工。」
陳阿圓想了想，點了點頭。「可以。但要等你把貨賣完再玩。」
家安從貨架上搬了四個罈子，小心翼翼地放進板車的車斗里。罈子用麻繩綁住，壇口用芭蕉葉封著，怕顛簸的時候灑出來。他把板車推出鋪子，推到巷子裡，在青石板上試了試。車輪是貨車輪胎改的，橡膠的，壓過青石板沒什麼聲音，只有一點點輕微的沙沙聲，像蛇在草叢裡爬。
「阿母，我走了。」家安站在板車旁邊，一隻手扶著車把，一隻手插在褲兜里。他的表情很認真，像一個要出征的將軍。他的背挺得直直的，肩膀雖然還是窄，但不再像以前那樣彎著了。
「早點回來。」陳阿圓站在鋪子門口。
「知道了！」
家安推著板車走了。他的腳步聲和板車車輪的聲音混在一起，嗒、嗒、嗒——沙、沙、沙，在巷子裡迴蕩，慢慢地遠了。
陳阿圓站在鋪子門口，看著那條空蕩蕩的巷子。巷子很長，彎彎曲曲的，看不到盡頭。她站在那裡看了很久，家寧從後面走出來，站在她旁邊。
「阿母，你在看什麼？」
「看路。」
「路有什麼好看的？」
陳阿圓沒有回答。家寧已經十五歲了，暑假過後就上初三了。她問這個問題的時候，語氣跟她十四歲的時候不一樣了。十四歲的時候她問「路有什麼好看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告訴我」。十五歲的時候她問「路有什麼好看的」，意思是「我知道，但我想聽你說」。
這個孩子長大了。
「你在路這頭，」陳阿圓看著巷子的盡頭，聲音很輕，「你哥在路那頭。路連著你們。」
家寧沒有說話。她也看著巷子，看著巷子盡頭那個模糊的、正在變小的、推著板車的人影。那個人影越來越小，越來越模糊，最後變成一個點，消失了。她看了幾秒鐘，然後轉過身，走進鋪子，拿起櫃檯上的抹布，開始擦貨架。
她擦得很用力，抹布在木板上沙沙地響，像是在跟誰較勁。
家安推著板車在承天巷裡走了一圈，沒有賣出去一樣東西。
承天巷太窄了，太偏了，走的人大多是住在巷子裡的老街坊，買菜的、接孩子的、遛彎的，都是熟面孔。家安推著板車從他們面前經過，他們看一眼，問一句「賣什麼的」，家安說「金棗、醃茶葉、蝦醬」，他們說「哦，陳家鋪子的」，然後就走了。沒有一個人停下來買。
家安在巷子裡轉了兩圈，車斗里的罈子還是滿的，一個都沒有少。他的額頭上冒出了汗，不是熱的，是急的。他站在巷子口的路燈下，看著板車上那四個歪歪扭扭的字，心裡在想：是不是我的字寫得太醜了，人家不想買？還是我的東西不好吃？還是我推車的姿勢不對？
他不知道。他從來沒有做過生意。他在永春的時候跟著林清石收過山貨、送過蘆柑，但那都是有人訂好了的，不用他吆喝，不用他推銷，不用他站在路邊等人來買。現在他需要自己吆喝了，他發現自己張不開嘴。
他站在巷口，張了好幾次嘴，聲音在喉嚨里轉了幾圈，就是出不來。他想喊「金棗——醃茶葉——蝦醬——」，但聲音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每次到了嗓子眼就縮回去了，像一隻不敢伸出頭的烏龜。
他站在巷口站了一刻鐘。一個老太太從他面前走過，看了他一眼；一個騎自行車的中年男人從他面前騎過，看了他一眼；一個抱小孩的年輕女人從他面前走過，看了他一眼；一個撿破爛的老頭從他面前走過，看了他一眼。他們都在看他，他都不敢喊。
他把板車推回去了。
陳阿圓正在鋪子裡給一個客人稱醃茶葉。客人是個四十多歲的男人，穿著白色的確良襯衫，頭髮梳得油光鋥亮，皮鞋擦得能照見人影。他買了半斤醃茶葉，付了八毛錢，把茶葉用紙包好，夾在腋下，走了。
家安把板車停在門口，走進鋪子。他的頭低著，不敢看陳阿圓。
「賣了多少？」陳阿圓問。
「沒賣出去。」
「一樣都沒賣出去？」
「嗯。」
陳阿圓看著他。家安的頭低得更深了，下巴快碰到胸口了。他的耳朵尖紅紅的，脖子也紅了，耳根也紅了。他整個人像一隻被煮熟的蝦，蜷縮著，恨不得鑽到地縫裡去。
「為什麼沒賣出去？」
家安不說話。
「是東西不好吃？」
家安搖了搖頭。
「是價錢太貴？」
又搖了搖頭。
「那是為什麼？」
家安抬起頭，看了陳阿圓一眼，又低下了。「我不敢喊。」
陳阿圓愣了一瞬。然後她笑了。不是笑他，是笑她自己。她想起了自己七歲那年第一次站在陳家鋪子的櫃檯後面，來了第一個客人——一個買鹽的中年婦女。她站在那裡，嘴巴張著，說不出話。那個中年婦女等了一會兒，不耐煩了，喊了一聲「有人嗎」。蘇阿梅從灶間跑出來，給她稱了鹽，把她打發走了。那天晚上，陳阿圓在被窩裡哭了一場。她不是哭沒賣出東西，是哭自己沒用——連一句「你要買什麼」都說不出來。
「家安，你過來。」陳阿圓走到櫃檯後面，從陶罐里捏了一顆金棗，放在他手心裡。
家安看著手心裡的金棗，金棗金黃金黃的，在陽光下透亮。
「阿母七歲的時候，第一次站櫃檯，來了客人，也不敢說話。客人等了很久，等不及了，喊我阿母出來。我阿母把客人打發了，我躲在櫃檯後面，哭了一晚上。」
家安抬起頭看著她。她站在櫃檯後面，陽光從朝東的窗戶照進來，照在她身上。她的頭髮已經白了，不是全白，是花白，黑的和白的混在一起，像黑白混紡的布。她的臉上有皺紋了，眼角有，額頭有，嘴角也有。
「後來呢？」家安問。
「後來你阿公教了我一句話。他說，你不用喊，不用叫，不用大聲說話。你站在那裡，把東西擺好，把櫃檯擦乾淨。客人來了，你就笑一下。他不買，沒關係。他買了，你就說謝謝。你不欠誰的，他也不欠你的。買賣是交換，不是求人。」
家安把那顆金棗放進嘴裡，嚼了嚼，酸甜的味道在嘴裡散開，瀰漫到整個口腔。
「阿母，我明天再去試試。」
「今天不去？」
「今天不去了。」家安把那顆金棗的核吐出來，捏在手心裡，「今天我先在鋪子裡練。你當客人，我當老闆。你走進來，我看著你，笑一下。你說『老闆，這個金棗怎麼賣』，我就說『一分錢一顆，兩分錢三顆』。你買三顆，給我兩分錢，我說『謝謝，慢走』。」
陳阿圓看著他，笑了。兒子在教她怎麼扮演客人。她從櫃檯前面繞過去，從門口走進來，站在家安面前，清了清嗓子。
「老闆，這個金棗怎麼賣？」
家安看著她的眼睛，嘴角往上翹了一下——那是他的笑。他的笑跟林清石一模一樣，不大，不誇張，不露牙齒，就是嘴角微微往上一翹，像一根被風吹彎了的草。
「一分錢一顆，兩分錢三顆。」
「那我買三顆。」陳阿圓從口袋裡摸出兩分錢，放在櫃檯上。
家安從粗陶碗裡捏了三顆金棗，用一張裁剪好的報紙包了，遞給陳阿圓。「謝謝，慢走。」
他遞東西的時候，手在發抖。但他說完了，每一個字都說清楚了。他的聲音不大，但很穩，沒有結巴，沒有卡殼，沒有在嗓子眼裡出不來。
陳阿圓接過那包金棗，把兩分錢放進陶罐里。她站在那裡，看著家安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棕色的，像林清石，但在陽光下會變成琥珀色，帶著一點點暖意。那雙眼睛裡現在有了光——不是剛才那種因為不好意思而躲閃的光，是一種亮亮的、直直的、像剛點著的燈一樣的光。
「明天，」陳阿圓說，「你去中山路上賣。」
家安愣了一下。「中山路？那邊人多，我……我怕。」
「怕什麼？」
「怕人多。」
「人多才買得多。你怕人多，你還做什麼生意？」
家安想了想。「那我先去承天巷口。承天巷口人多一點，但不像中山路那麼多。我先在那裡賣幾天，賣得好了，再去中山路。」
「行。」陳阿圓點了點頭，「你的事，你自己定。」
第二天，家安把板車推到了承天巷口。
承天巷口比巷子裡面熱鬧一些。巷口出去就是中山路，中山路上人來人往，自行車叮叮噹噹，小孩跑來跑去，小販吆喝聲此起彼伏。家安把板車停在巷口的路燈旁邊，不擋路，也不擋視線。他站在板車後面，兩隻手扶著車把，看著面前這條熱鬧的大街。
街上的人真多。有穿裙子的女人，有戴草帽的男人，有光著腳的小孩，有拄著拐杖的老人。有賣冰棍的，推著白色的小車，車上蓋著棉被，棉被下面藏著冰棍。有賣甘蔗的，地上鋪一塊塑料布，上面擺著削好的甘蔗段，白白的，水靈靈的。有賣氣球的，五顏六色的氣球綁在一根竹竿上，風一吹，氣球擠在一起，發出沙沙的聲音。
家安看著這些人，這些聲音，這些顏色，心裡還是有點怕。但他的手上沒有發抖。他深呼吸了幾次，把阿母教他的那句話在心裡默念了三遍：你不用喊，不用叫，不用大聲說話。你站在那裡，把東西擺好。客人來了，你就笑一下。
他把車斗里的罈子重新擺了一遍。醃茶葉擺最靠近外面的位置，金棗挨著醃茶葉，蝦醬放在最裡面。他又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報紙，鋪在車斗的邊緣上，把幾顆金棗剝開，露出金黃色的果肉，擺在報紙上。陽光照在金棗上，果肉透著亮，像一顆顆小小的寶石。
他站在那裡，等著。
第一個走過來的是一個年輕女人，抱著一個兩三歲的孩子。孩子手裡拿著一根冰棍，吃得滿臉都是。女人從板車前面走過，看了一眼板車上寫著的「陳家鋪子」四個字，又看了一眼罈子里的金棗，停了一下。
家安看著她，嘴角翹了一下。
「金棗怎麼賣？」女人問。
「一分錢一顆，兩分錢三顆。」家安的聲音很穩。
女人從口袋裡摸出兩分錢，放在車斗邊緣。「來三顆。」
家安從粗陶碗裡捏了三顆金棗，用報紙包了，遞給她。「謝謝，慢走。」
女人接過金棗，拆開一顆塞進孩子嘴裡。孩子嚼了嚼，不哭了，笑了。女人也笑了，看了家安一眼，說了一句「你年紀這么小就會做生意了」，然後抱著孩子走了。
家安站在那裡，手裡還握著那兩分錢。他的手在抖——不是害怕的抖，是興奮的抖。他做成了。他真的做成了。他賣掉了他的第一筆東西。不是阿母假裝客人買的，不是阿爸鼓勵他買的，是真正的、不認識的、第一次見面的客人買的。她買三顆金棗，付了兩分錢，說了「你年紀這么小就會做生意了」，然後走了。她不知道他是誰，不知道他從哪裡來，不知道他為了邁出這一步在巷口站了多久。
他把那兩分錢放進圍裙的口袋裡，拍了拍口袋，口袋鼓鼓的，兩分錢在裡面叮叮噹噹地響。那聲音很輕，但在他聽來，比鞭炮還響。
那一天他賣掉了半壇金棗，賺了六毛三分錢。
晚上回到家，他把圍裙口袋裡的硬幣倒在灶台上，一枚一枚地數。一分、兩分、五分、一毛，硬幣在灶台上摞成一摞，高的高、矮的矮，像一座袖珍的城市。他數了三遍，每一遍都是六毛三分。他把錢裝進一個舊信封里，在信封上寫了一行字：家安賣金棗的錢。
字寫得歪歪扭扭的，跟林清石寫在板車上的那四個字一樣歪，一樣扭。他看了幾秒鐘，把信封放在阿母的枕頭旁邊。
陳阿圓晚上睡覺的時候，摸到了那個信封。她沒有打開，不用打開。她摸到信封裡面硬硬的、圓圓的、一片一片的東西，就知道是什麼了。她把信封壓在枕頭底下，翻了個身，面朝牆。
她沒有哭。但她笑了。她笑的樣子，跟她阿爸當年在灶間門帘後面、不讓任何人看見的笑，一模一樣。
這個家，會好的。
家安的板車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他開始不只是推著板車在巷口賣了，他開始推著板車走街串巷。承天巷、開元寺、西街、東街，哪裡的巷子深、哪裡的人多、哪裡的老街坊認他這個「陳家鋪子的小老闆」，他就往哪裡推。他推車的姿勢越來越熟練了，上坡的時候身體前傾、腳蹬地、一步一步地往上推；下坡的時候身體後仰、手剎車、慢慢地往下放。他不再像剛開始那樣推一會兒就喘了，他的胳膊粗了，肩膀寬了，手上的繭子厚了，背也挺直了。
他開始不滿足於只賣金棗了。他從鋪子裡多拿了幾樣貨——醃茶葉、蝦醬、蘿蔔乾、醃芥菜，每樣裝一小壇，擺在車斗里。貨多了，車斗裝不下，他在板車的把手上掛了一個竹籃，籃子裡裝著用報紙包好的小包醃茶葉，一包兩分錢，專門賣給那些只想嘗嘗鮮的客人。
他還學會了一件事：記住客人的臉。
那個每周三下午都會來買醃茶葉的中年男人，姓黃，在開元寺旁邊的布店上班。他每次來都買兩毛錢的醃茶葉，說「嚼了這個才有精神看店」。家安記住了他的臉，他一走過來，家安就從罈子里舀出兩毛錢的醃茶葉，用報紙包好，遞給他。黃老闆每次都說「你這個後生記性真好」，家安就笑一下，不說話。
那個每天傍晚都會來買一顆金棗的老太太，姓吳，住在承天巷深處那間長滿青苔的老房子裡。她每天黃昏的時候出來散步，走到家安的板車前面，停下來，從口袋裡摸出一分錢，買一顆金棗。她把金棗放進嘴裡，慢慢地嚼著，一邊嚼一邊往前走，消失在巷子深處的暮色里。家安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不知道她家裡還有什麼人，不知道她為什麼要每天吃一顆金棗。他只知道她每天這個時候會來，每天買一顆，每天嚼著金棗消失在暮色里。
有一天，老太太沒有來。
第二天也沒有來。
第三天還是沒有來。
家安在巷口站到天黑，路燈亮起來了，整條街都暗了，只剩下路燈下那一小圈昏黃的光，照著板車上那四個歪歪扭扭的字。他推著板車回到鋪子裡，把車停在門口，走進灶間。
「阿母，」他說，「那個每天來買金棗的阿婆，今天也沒來。」
陳阿圓正在切菜，手上的動作沒有停。但她知道家安說的是誰。她也注意到了。那個老太太已經連續三天沒有來了。以前她每天都會來，像時鐘一樣準時——太陽落山的時候，她出現在巷口，拄著拐杖，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對襟大褂，慢慢地走過來。
「可能生病了。」陳阿圓說，「也可能是去兒女家了。」
家安沒有說話。他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看著灶膛里跳動的火焰。火焰是橘紅色的，有高有低，高的像樹，低的像草，最高的那根火焰在灶膛正中間，像一個正在跳舞的人——踮著腳尖，旋轉著，裙擺飛揚著。他看著那個人跳了很久，跳到火焰熄了，跳到灰燼暗了，跳到灶間完全黑了，他才站起來。
「阿母，我明天去她家看看。」
陳阿圓從灶台上端下鍋，把菜倒進盤子裡，擦了擦手。「你知道她住在哪裡？」
「承天巷最裡面那間院子。門是黑色的，門口有一棵石榴樹。」
「你怎麼知道的？」
「我推車經過的時候看到的。她每次買完金棗，就往那個方向走。我跟著她走過一次。」
陳阿圓看了家安一眼。他坐在黑暗中，背影瘦瘦的，肩膀窄窄的，但他的背是直的，從頭到尾都沒有彎過。
第二天下午，家安提早收了板車，推著空車走到承天巷最深處。巷子到這裡就到頭了，前面是一堵長滿青苔的磚牆，牆根下種著一棵石榴樹，樹幹歪歪扭扭的，枝葉稀稀疏疏的，但樹上掛著幾顆青色的石榴，還沒有熟，嘴還是閉著的。
黑色的木門關著。門上的漆已經剝落了，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木頭。門環是一隻生鏽的鐵環，掛在門上，風吹過的時候會輕輕響一聲。家安把板車靠在牆邊，走到門前，猶豫了一下，抬起手，在門上敲了三下。
沒有人應。
他又敲了三下，比前面三下重了一些。
門開了。開門的不是那個老太太，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穿著工作服，身上有一股油漆的味道。他的臉上有一道疤，從眉毛一直劃到嘴角，癒合得很好，但疤痕還是明顯的。
「你找誰？」
「我找……一個阿婆。每天傍晚去巷口買金棗的那個。」
男人看著家安，看了幾秒鐘，臉上的表情從疑惑變成了悲傷，從悲傷變成了平靜。
「你是陳家鋪子的？」
「嗯。」
「進來吧。」
男人把門推開，側身讓家安進去。院子不大，青石鋪的地，縫隙里長著野草。院子裡有一棵桂花樹，樹幹很粗，比家安的腰還粗，樹冠撐開來遮住了半個院子。桂花還沒有開，葉子綠得發亮，在陽光下閃著光。老太太坐在桂花樹下的藤椅上，腿上蓋著一張薄毯子，兩隻手放在薄毯子上，手指微微蜷著。她的臉色很差，白里透黃，像一張放久了的舊報紙。她的眼睛閉著，嘴唇微微張開，呼吸又淺又快。
「她病了。」男人說，「肺不好，老毛病了。這幾天一直在咳，起不來床。今天精神好一些，我扶她出來坐坐。」
家安走到藤椅前面，蹲下來。老太太的眼睛慢慢地睜開了，看著他，看了幾秒鐘，好像認出了他，又好像沒認出。她的眼白是渾濁的，眼球上有一層灰白色的膜，像隔著一層霧在看人。
「阿婆，」家安輕聲喊，「我是陳家鋪子的。你每天來買金棗的那個。」
老太太的手指動了一下。
「你還想吃金棗嗎？」
老太太的嘴唇動了動，像是在說什麼，但聲音太小了，家安聽不清。他把耳朵湊過去，貼著她的嘴邊。
「苦。」她說，「金棗……苦。」
家安愣了一下。金棗是甜的。他每天賣金棗，每天吃金棗，金棗是先酸後甜，吃到最裡面有一點點苦，但那是很淡很淡的苦，不仔細吃就吃不出來。老太太說金棗苦，她吃到了苦。她每天都在吃那個苦。她每天黃昏的時候從巷子深處走出來，拄著拐杖，走得很慢，走進暮色里，走到他的板車前面，買一顆金棗，慢慢地嚼著，嚼著那個苦，然後消失在更深的暮色里。
「阿婆，金棗是先酸後甜。你吃到後面的甜了嗎？」
老太太沒有回答。她的手指在薄毯子上輕輕地叩著，一下，一下，又一下，像是在數什麼，又像是在敲什麼。她的嘴唇又動了，這一次聲音大了一點。
「吃到了。」
家安蹲在那裡，看著老太太的臉。她的臉上有很多皺紋，額頭上有，眼角有，嘴角有，脖子上也有。那些皺紋像一張地圖，地圖上有山、有河、有路、有城。他不知道那些山在哪裡，那些河叫什麼名字，那些路通向哪裡，那些城住著什麼人。但他知道那些皺紋下面藏著故事——她走過很多路，經過很多事，見過很多人，吃過很多苦，也嘗過很多甜。那些甜、那些苦、那些路、那些事、那些人，都刻在她臉上，刻在她手上的每一根青筋里，刻在她手指上那枚磨得發亮的銀戒指里。
「阿婆，我給你拿金棗。」家安站起來，轉身要走。
老太太伸手拉住了他的衣角。她的手很輕，沒有力氣，家安只要往前走一步就能掙脫。但他沒有走。他站在那裡，低著頭，看著那隻拉住他衣角的手。那是一隻很老的手，皮膚像紙一樣薄，青筋一根一根地凸起來，像一張地圖上的河流。手指的關節腫了，變形了，戒指卡在無名指上，肉把戒指裹住了，像一棵樹的樹幹把一塊石頭包進去了，分不開了。
「不用拿了。」老太太說，「我吃過了。」
家安看著她。
「你剛才給我那顆，我吃了。」老太太鬆開他的衣角，手指在薄毯子上慢慢地劃著名，像是在寫什麼字，「你剛才蹲下來的時候，往我嘴裡塞了一顆。你沒注意。你自己都不知道。」
家安愣住了。他不記得自己往她嘴裡塞過金棗。
但他摸了摸口袋，口袋裡少了一顆金棗。那顆金棗是他出門前從罈子里抓的，放在口袋裡，準備在路上吃的。現在不見了。
他蹲在那裡，看著老太太。老太太看著他，嘴角動了一下——那是笑。她的笑容很小，不大，不誇張，不露牙齒，就是嘴角微微往上一翹，像一根被風吹彎了的草。
那根草被風吹了很久了，被風雨吹，被太陽曬，被雪壓，被人踩。但它還在那裡，彎著，但沒有斷。
家安從口袋裡掏出剩下的金棗，放在老太太的手心裡。手太小了，放不下兩顆，他把一顆放在她手心裡，另一顆放在她膝蓋上的薄毯子上。
「阿婆，這兩顆給你。明天我再給你帶。你好好養病，好了再來巷口找我。」
老太太沒有說話。她低下頭，看著手心裡的金棗。金棗金黃金黃的，在陽光下透亮，像一顆縮小的太陽。她把那顆太陽攥在手心裡，攥得緊緊的，像是怕它飛了。
家安站起來，轉過身，走到院子門口，停了一下，沒有回頭。
從那天起，家安每天下午都會推著板車到承天巷最深處，在那棵石榴樹旁邊停下來，把三顆金棗用紙包好，塞進那扇黑色木門的門縫裡。他不敲門，不進去，不等人應。他把金棗塞進去，就推著板車走了。
他走了以後，那扇黑色的門會打開一條縫。一隻手從門縫裡伸出來，把紙包拿進去。門關上。每天如此，沒有一天中斷。
那隻手，他不知道是誰的手。可能是老太太的手，可能是那個臉上有疤的男人的手，可能是別的人的手。他不去想。他只知道，金棗放進去了，門縫裡的手伸出來了，金棗拿進去了。
這就夠了。
板車是林清石自己做的。他用後山的杉木做了車架，用貨車報廢的輪胎做了車輪，用兩塊木板拼成了車斗。車斗不大，剛好能裝下四個罈子。他把板車推到鋪子門口，用紅漆在車斗上寫了四個字：陳家鋪子。
字是陳阿圓寫的。她用毛筆寫在紙上，林清石照著紙上的字用紅漆描。他沒有學過寫字，手又粗，描出來的字歪歪扭扭的，「陳」字的耳朵旁畫得像一隻蝸牛，「鋪」字的點畫得比橫還長。但他描得很認真，描完一個字退後兩步看看，不滿意，用濕布擦掉，重新描。
描了一整個下午，終於描完了。四個字歪歪扭扭地擠在車斗上，像四個站不穩的人靠在一起。陳阿圓站在板車前面看了很久，說了一句：「像你。」
「像我什麼？」林清石蹲在地上收拾油漆罐，頭也沒抬。
「像你這個人。歪歪扭扭的，但站得住。」
林清石把油漆罐的蓋子蓋好，用錘子把蓋子敲緊，站起來，拍了拍手上的灰，也看了看那四個字。歪是真的歪，「林」字的兩個「木」一個大一個小，「鋪」字的「金」字旁寫成了「全」，少了一橫。但他覺得好看。比他見過的所有的字都好看。
板車是給家安用的。
家安放暑假了。他在家裡待了三天就待不住了，每天在鋪子裡轉來轉去，像一隻被困在籠子裡的雞。他摸摸櫃檯，摸摸貨架，摸摸罈子，摸摸粗陶碗。他從鋪子這頭走到那頭，從那頭走到這頭，走了一個上午，走得陳阿圓頭都暈了。
「家安，你能不能坐著？」
「坐著幹什麼？」
「坐著不動。」
「我坐不住。」
陳阿圓看著他。家安穿著一件白色的背心，背心上印著「永春一中」四個字，是學校發的。領口和袖口的螺紋已經鬆了，背心掛在他身上，像一件袍子。他曬得很黑，比去年更黑了，脖子後面有一塊被太陽曬脫了皮的傷疤，新的皮還沒長好，粉紅色的，嫩嫩的，像剛出生的老鼠的皮膚。
「你去送板車。」陳阿圓說。
家安的眼睛亮了。「送什麼？」
「金棗。醃茶葉。蝦醬。每樣裝一點，推著板車在巷子裡賣。走街串巷，看看有沒有人買。」
「真的？」
「真的。賣的錢歸你，成本給我。」
家安興奮得在原地轉了三圈，轉得快了，腳絆了一下，差點摔倒。他扶住櫃檯，站穩了，臉上的笑容怎麼都收不住，整張臉像一朵被太陽曬開了的花。
「阿母，我能叫阿明跟我一起去嗎？」
「阿明是誰？」
「我同學。永春的。他也在泉州，他阿爸在這邊打工。」
陳阿圓想了想，點了點頭。「可以。但要等你把貨賣完再玩。」
家安從貨架上搬了四個罈子，小心翼翼地放進板車的車斗里。罈子用麻繩綁住，壇口用芭蕉葉封著，怕顛簸的時候灑出來。他把板車推出鋪子，推到巷子裡，在青石板上試了試。車輪是貨車輪胎改的，橡膠的，壓過青石板沒什麼聲音，只有一點點輕微的沙沙聲，像蛇在草叢裡爬。
「阿母，我走了。」家安站在板車旁邊，一隻手扶著車把，一隻手插在褲兜里。他的表情很認真，像一個要出征的將軍。他的背挺得直直的，肩膀雖然還是窄，但不再像以前那樣彎著了。
「早點回來。」陳阿圓站在鋪子門口。
「知道了！」
家安推著板車走了。他的腳步聲和板車車輪的聲音混在一起，嗒、嗒、嗒——沙、沙、沙，在巷子裡迴蕩，慢慢地遠了。
陳阿圓站在鋪子門口，看著那條空蕩蕩的巷子。巷子很長，彎彎曲曲的，看不到盡頭。她站在那裡看了很久，家寧從後面走出來，站在她旁邊。
「阿母，你在看什麼？」
「看路。」
「路有什麼好看的？」
陳阿圓沒有回答。家寧已經十五歲了，暑假過後就上初三了。她問這個問題的時候，語氣跟她十四歲的時候不一樣了。十四歲的時候她問「路有什麼好看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告訴我」。十五歲的時候她問「路有什麼好看的」，意思是「我知道，但我想聽你說」。
這個孩子長大了。
「你在路這頭，」陳阿圓看著巷子的盡頭，聲音很輕，「你哥在路那頭。路連著你們。」
家寧沒有說話。她也看著巷子，看著巷子盡頭那個模糊的、正在變小的、推著板車的人影。那個人影越來越小，越來越模糊，最後變成一個點，消失了。她看了幾秒鐘，然後轉過身，走進鋪子，拿起櫃檯上的抹布，開始擦貨架。
她擦得很用力，抹布在木板上沙沙地響，像是在跟誰較勁。
家安推著板車在承天巷裡走了一圈，沒有賣出去一樣東西。
承天巷太窄了，太偏了，走的人大多是住在巷子裡的老街坊，買菜的、接孩子的、遛彎的，都是熟面孔。家安推著板車從他們面前經過，他們看一眼，問一句「賣什麼的」，家安說「金棗、醃茶葉、蝦醬」，他們說「哦，陳家鋪子的」，然後就走了。沒有一個人停下來買。
家安在巷子裡轉了兩圈，車斗里的罈子還是滿的，一個都沒有少。他的額頭上冒出了汗，不是熱的，是急的。他站在巷子口的路燈下，看著板車上那四個歪歪扭扭的字，心裡在想：是不是我的字寫得太醜了，人家不想買？還是我的東西不好吃？還是我推車的姿勢不對？
他不知道。他從來沒有做過生意。他在永春的時候跟著林清石收過山貨、送過蘆柑，但那都是有人訂好了的，不用他吆喝，不用他推銷，不用他站在路邊等人來買。現在他需要自己吆喝了，他發現自己張不開嘴。
他站在巷口，張了好幾次嘴，聲音在喉嚨里轉了幾圈，就是出不來。他想喊「金棗——醃茶葉——蝦醬——」，但聲音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每次到了嗓子眼就縮回去了，像一隻不敢伸出頭的烏龜。
他站在巷口站了一刻鐘。一個老太太從他面前走過，看了他一眼；一個騎自行車的中年男人從他面前騎過，看了他一眼；一個抱小孩的年輕女人從他面前走過，看了他一眼；一個撿破爛的老頭從他面前走過，看了他一眼。他們都在看他，他都不敢喊。
他把板車推回去了。
陳阿圓正在鋪子裡給一個客人稱醃茶葉。客人是個四十多歲的男人，穿著白色的確良襯衫，頭髮梳得油光鋥亮，皮鞋擦得能照見人影。他買了半斤醃茶葉，付了八毛錢，把茶葉用紙包好，夾在腋下，走了。
家安把板車停在門口，走進鋪子。他的頭低著，不敢看陳阿圓。
「賣了多少？」陳阿圓問。
「沒賣出去。」
「一樣都沒賣出去？」
「嗯。」
陳阿圓看著他。家安的頭低得更深了，下巴快碰到胸口了。他的耳朵尖紅紅的，脖子也紅了，耳根也紅了。他整個人像一隻被煮熟的蝦，蜷縮著，恨不得鑽到地縫裡去。
「為什麼沒賣出去？」
家安不說話。
「是東西不好吃？」
家安搖了搖頭。
「是價錢太貴？」
又搖了搖頭。
「那是為什麼？」
家安抬起頭，看了陳阿圓一眼，又低下了。「我不敢喊。」
陳阿圓愣了一瞬。然後她笑了。不是笑他，是笑她自己。她想起了自己七歲那年第一次站在陳家鋪子的櫃檯後面，來了第一個客人——一個買鹽的中年婦女。她站在那裡，嘴巴張著，說不出話。那個中年婦女等了一會兒，不耐煩了，喊了一聲「有人嗎」。蘇阿梅從灶間跑出來，給她稱了鹽，把她打發走了。那天晚上，陳阿圓在被窩裡哭了一場。她不是哭沒賣出東西，是哭自己沒用——連一句「你要買什麼」都說不出來。
「家安，你過來。」陳阿圓走到櫃檯後面，從陶罐里捏了一顆金棗，放在他手心裡。
家安看著手心裡的金棗，金棗金黃金黃的，在陽光下透亮。
「阿母七歲的時候，第一次站櫃檯，來了客人，也不敢說話。客人等了很久，等不及了，喊我阿母出來。我阿母把客人打發了，我躲在櫃檯後面，哭了一晚上。」
家安抬起頭看著她。她站在櫃檯後面，陽光從朝東的窗戶照進來，照在她身上。她的頭髮已經白了，不是全白，是花白，黑的和白的混在一起，像黑白混紡的布。她的臉上有皺紋了，眼角有，額頭有，嘴角也有。
「後來呢？」家安問。
「後來你阿公教了我一句話。他說，你不用喊，不用叫，不用大聲說話。你站在那裡，把東西擺好，把櫃檯擦乾淨。客人來了，你就笑一下。他不買，沒關係。他買了，你就說謝謝。你不欠誰的，他也不欠你的。買賣是交換，不是求人。」
家安把那顆金棗放進嘴裡，嚼了嚼，酸甜的味道在嘴裡散開，瀰漫到整個口腔。
「阿母，我明天再去試試。」
「今天不去？」
「今天不去了。」家安把那顆金棗的核吐出來，捏在手心裡，「今天我先在鋪子裡練。你當客人，我當老闆。你走進來，我看著你，笑一下。你說『老闆，這個金棗怎麼賣』，我就說『一分錢一顆，兩分錢三顆』。你買三顆，給我兩分錢，我說『謝謝，慢走』。」
陳阿圓看著他，笑了。兒子在教她怎麼扮演客人。她從櫃檯前面繞過去，從門口走進來，站在家安面前，清了清嗓子。
「老闆，這個金棗怎麼賣？」
家安看著她的眼睛，嘴角往上翹了一下——那是他的笑。他的笑跟林清石一模一樣，不大，不誇張，不露牙齒，就是嘴角微微往上一翹，像一根被風吹彎了的草。
「一分錢一顆，兩分錢三顆。」
「那我買三顆。」陳阿圓從口袋裡摸出兩分錢，放在櫃檯上。
家安從粗陶碗裡捏了三顆金棗，用一張裁剪好的報紙包了，遞給陳阿圓。「謝謝，慢走。」
他遞東西的時候，手在發抖。但他說完了，每一個字都說清楚了。他的聲音不大，但很穩，沒有結巴，沒有卡殼，沒有在嗓子眼裡出不來。
陳阿圓接過那包金棗，把兩分錢放進陶罐里。她站在那裡，看著家安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棕色的，像林清石，但在陽光下會變成琥珀色，帶著一點點暖意。那雙眼睛裡現在有了光——不是剛才那種因為不好意思而躲閃的光，是一種亮亮的、直直的、像剛點著的燈一樣的光。
「明天，」陳阿圓說，「你去中山路上賣。」
家安愣了一下。「中山路？那邊人多，我……我怕。」
「怕什麼？」
「怕人多。」
「人多才買得多。你怕人多，你還做什麼生意？」
家安想了想。「那我先去承天巷口。承天巷口人多一點，但不像中山路那麼多。我先在那裡賣幾天，賣得好了，再去中山路。」
「行。」陳阿圓點了點頭，「你的事，你自己定。」
第二天，家安把板車推到了承天巷口。
承天巷口比巷子裡面熱鬧一些。巷口出去就是中山路，中山路上人來人往，自行車叮叮噹噹，小孩跑來跑去，小販吆喝聲此起彼伏。家安把板車停在巷口的路燈旁邊，不擋路，也不擋視線。他站在板車後面，兩隻手扶著車把，看著面前這條熱鬧的大街。
街上的人真多。有穿裙子的女人，有戴草帽的男人，有光著腳的小孩，有拄著拐杖的老人。有賣冰棍的，推著白色的小車，車上蓋著棉被，棉被下面藏著冰棍。有賣甘蔗的，地上鋪一塊塑料布，上面擺著削好的甘蔗段，白白的，水靈靈的。有賣氣球的，五顏六色的氣球綁在一根竹竿上，風一吹，氣球擠在一起，發出沙沙的聲音。
家安看著這些人，這些聲音，這些顏色，心裡還是有點怕。但他的手上沒有發抖。他深呼吸了幾次，把阿母教他的那句話在心裡默念了三遍：你不用喊，不用叫，不用大聲說話。你站在那裡，把東西擺好。客人來了，你就笑一下。
他把車斗里的罈子重新擺了一遍。醃茶葉擺最靠近外面的位置，金棗挨著醃茶葉，蝦醬放在最裡面。他又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報紙，鋪在車斗的邊緣上，把幾顆金棗剝開，露出金黃色的果肉，擺在報紙上。陽光照在金棗上，果肉透著亮，像一顆顆小小的寶石。
他站在那裡，等著。
第一個走過來的是一個年輕女人，抱著一個兩三歲的孩子。孩子手裡拿著一根冰棍，吃得滿臉都是。女人從板車前面走過，看了一眼板車上寫著的「陳家鋪子」四個字，又看了一眼罈子里的金棗，停了一下。
家安看著她，嘴角翹了一下。
「金棗怎麼賣？」女人問。
「一分錢一顆，兩分錢三顆。」家安的聲音很穩。
女人從口袋裡摸出兩分錢，放在車斗邊緣。「來三顆。」
家安從粗陶碗裡捏了三顆金棗，用報紙包了，遞給她。「謝謝，慢走。」
女人接過金棗，拆開一顆塞進孩子嘴裡。孩子嚼了嚼，不哭了，笑了。女人也笑了，看了家安一眼，說了一句「你年紀這么小就會做生意了」，然後抱著孩子走了。
家安站在那裡，手裡還握著那兩分錢。他的手在抖——不是害怕的抖，是興奮的抖。他做成了。他真的做成了。他賣掉了他的第一筆東西。不是阿母假裝客人買的，不是阿爸鼓勵他買的，是真正的、不認識的、第一次見面的客人買的。她買三顆金棗，付了兩分錢，說了「你年紀這么小就會做生意了」，然後走了。她不知道他是誰，不知道他從哪裡來，不知道他為了邁出這一步在巷口站了多久。
他把那兩分錢放進圍裙的口袋裡，拍了拍口袋，口袋鼓鼓的，兩分錢在裡面叮叮噹噹地響。那聲音很輕，但在他聽來，比鞭炮還響。
那一天他賣掉了半壇金棗，賺了六毛三分錢。
晚上回到家，他把圍裙口袋裡的硬幣倒在灶台上，一枚一枚地數。一分、兩分、五分、一毛，硬幣在灶台上摞成一摞，高的高、矮的矮，像一座袖珍的城市。他數了三遍，每一遍都是六毛三分。他把錢裝進一個舊信封里，在信封上寫了一行字：家安賣金棗的錢。
字寫得歪歪扭扭的，跟林清石寫在板車上的那四個字一樣歪，一樣扭。他看了幾秒鐘，把信封放在阿母的枕頭旁邊。
陳阿圓晚上睡覺的時候，摸到了那個信封。她沒有打開，不用打開。她摸到信封裡面硬硬的、圓圓的、一片一片的東西，就知道是什麼了。她把信封壓在枕頭底下，翻了個身，面朝牆。
她沒有哭。但她笑了。她笑的樣子，跟她阿爸當年在灶間門帘後面、不讓任何人看見的笑，一模一樣。
這個家，會好的。
家安的板車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他開始不只是推著板車在巷口賣了，他開始推著板車走街串巷。承天巷、開元寺、西街、東街，哪裡的巷子深、哪裡的人多、哪裡的老街坊認他這個「陳家鋪子的小老闆」，他就往哪裡推。他推車的姿勢越來越熟練了，上坡的時候身體前傾、腳蹬地、一步一步地往上推；下坡的時候身體後仰、手剎車、慢慢地往下放。他不再像剛開始那樣推一會兒就喘了，他的胳膊粗了，肩膀寬了，手上的繭子厚了，背也挺直了。
他開始不滿足於只賣金棗了。他從鋪子裡多拿了幾樣貨——醃茶葉、蝦醬、蘿蔔乾、醃芥菜，每樣裝一小壇，擺在車斗里。貨多了，車斗裝不下，他在板車的把手上掛了一個竹籃，籃子裡裝著用報紙包好的小包醃茶葉，一包兩分錢，專門賣給那些只想嘗嘗鮮的客人。
他還學會了一件事：記住客人的臉。
那個每周三下午都會來買醃茶葉的中年男人，姓黃，在開元寺旁邊的布店上班。他每次來都買兩毛錢的醃茶葉，說「嚼了這個才有精神看店」。家安記住了他的臉，他一走過來，家安就從罈子里舀出兩毛錢的醃茶葉，用報紙包好，遞給他。黃老闆每次都說「你這個後生記性真好」，家安就笑一下，不說話。
那個每天傍晚都會來買一顆金棗的老太太，姓吳，住在承天巷深處那間長滿青苔的老房子裡。她每天黃昏的時候出來散步，走到家安的板車前面，停下來，從口袋裡摸出一分錢，買一顆金棗。她把金棗放進嘴裡，慢慢地嚼著，一邊嚼一邊往前走，消失在巷子深處的暮色里。家安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不知道她家裡還有什麼人，不知道她為什麼要每天吃一顆金棗。他只知道她每天這個時候會來，每天買一顆，每天嚼著金棗消失在暮色里。
有一天，老太太沒有來。
第二天也沒有來。
第三天還是沒有來。
家安在巷口站到天黑，路燈亮起來了，整條街都暗了，只剩下路燈下那一小圈昏黃的光，照著板車上那四個歪歪扭扭的字。他推著板車回到鋪子裡，把車停在門口，走進灶間。
「阿母，」他說，「那個每天來買金棗的阿婆，今天也沒來。」
陳阿圓正在切菜，手上的動作沒有停。但她知道家安說的是誰。她也注意到了。那個老太太已經連續三天沒有來了。以前她每天都會來，像時鐘一樣準時——太陽落山的時候，她出現在巷口，拄著拐杖，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對襟大褂，慢慢地走過來。
「可能生病了。」陳阿圓說，「也可能是去兒女家了。」
家安沒有說話。他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看著灶膛里跳動的火焰。火焰是橘紅色的，有高有低，高的像樹，低的像草，最高的那根火焰在灶膛正中間，像一個正在跳舞的人——踮著腳尖，旋轉著，裙擺飛揚著。他看著那個人跳了很久，跳到火焰熄了，跳到灰燼暗了，跳到灶間完全黑了，他才站起來。
「阿母，我明天去她家看看。」
陳阿圓從灶台上端下鍋，把菜倒進盤子裡，擦了擦手。「你知道她住在哪裡？」
「承天巷最裡面那間院子。門是黑色的，門口有一棵石榴樹。」
「你怎麼知道的？」
「我推車經過的時候看到的。她每次買完金棗，就往那個方向走。我跟著她走過一次。」
陳阿圓看了家安一眼。他坐在黑暗中，背影瘦瘦的，肩膀窄窄的，但他的背是直的，從頭到尾都沒有彎過。
第二天下午，家安提早收了板車，推著空車走到承天巷最深處。巷子到這裡就到頭了，前面是一堵長滿青苔的磚牆，牆根下種著一棵石榴樹，樹幹歪歪扭扭的，枝葉稀稀疏疏的，但樹上掛著幾顆青色的石榴，還沒有熟，嘴還是閉著的。
黑色的木門關著。門上的漆已經剝落了，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木頭。門環是一隻生鏽的鐵環，掛在門上，風吹過的時候會輕輕響一聲。家安把板車靠在牆邊，走到門前，猶豫了一下，抬起手，在門上敲了三下。
沒有人應。
他又敲了三下，比前面三下重了一些。
門開了。開門的不是那個老太太，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穿著工作服，身上有一股油漆的味道。他的臉上有一道疤，從眉毛一直劃到嘴角，癒合得很好，但疤痕還是明顯的。
「你找誰？」
「我找……一個阿婆。每天傍晚去巷口買金棗的那個。」
男人看著家安，看了幾秒鐘，臉上的表情從疑惑變成了悲傷，從悲傷變成了平靜。
「你是陳家鋪子的？」
「嗯。」
「進來吧。」
男人把門推開，側身讓家安進去。院子不大，青石鋪的地，縫隙里長著野草。院子裡有一棵桂花樹，樹幹很粗，比家安的腰還粗，樹冠撐開來遮住了半個院子。桂花還沒有開，葉子綠得發亮，在陽光下閃著光。老太太坐在桂花樹下的藤椅上，腿上蓋著一張薄毯子，兩隻手放在薄毯子上，手指微微蜷著。她的臉色很差，白里透黃，像一張放久了的舊報紙。她的眼睛閉著，嘴唇微微張開，呼吸又淺又快。
「她病了。」男人說，「肺不好，老毛病了。這幾天一直在咳，起不來床。今天精神好一些，我扶她出來坐坐。」
家安走到藤椅前面，蹲下來。老太太的眼睛慢慢地睜開了，看著他，看了幾秒鐘，好像認出了他，又好像沒認出。她的眼白是渾濁的，眼球上有一層灰白色的膜，像隔著一層霧在看人。
「阿婆，」家安輕聲喊，「我是陳家鋪子的。你每天來買金棗的那個。」
老太太的手指動了一下。
「你還想吃金棗嗎？」
老太太的嘴唇動了動，像是在說什麼，但聲音太小了，家安聽不清。他把耳朵湊過去，貼著她的嘴邊。
「苦。」她說，「金棗……苦。」
家安愣了一下。金棗是甜的。他每天賣金棗，每天吃金棗，金棗是先酸後甜，吃到最裡面有一點點苦，但那是很淡很淡的苦，不仔細吃就吃不出來。老太太說金棗苦，她吃到了苦。她每天都在吃那個苦。她每天黃昏的時候從巷子深處走出來，拄著拐杖，走得很慢，走進暮色里，走到他的板車前面，買一顆金棗，慢慢地嚼著，嚼著那個苦，然後消失在更深的暮色里。
「阿婆，金棗是先酸後甜。你吃到後面的甜了嗎？」
老太太沒有回答。她的手指在薄毯子上輕輕地叩著，一下，一下，又一下，像是在數什麼，又像是在敲什麼。她的嘴唇又動了，這一次聲音大了一點。
「吃到了。」
家安蹲在那裡，看著老太太的臉。她的臉上有很多皺紋，額頭上有，眼角有，嘴角有，脖子上也有。那些皺紋像一張地圖，地圖上有山、有河、有路、有城。他不知道那些山在哪裡，那些河叫什麼名字，那些路通向哪裡，那些城住著什麼人。但他知道那些皺紋下面藏著故事——她走過很多路，經過很多事，見過很多人，吃過很多苦，也嘗過很多甜。那些甜、那些苦、那些路、那些事、那些人，都刻在她臉上，刻在她手上的每一根青筋里，刻在她手指上那枚磨得發亮的銀戒指里。
「阿婆，我給你拿金棗。」家安站起來，轉身要走。
老太太伸手拉住了他的衣角。她的手很輕，沒有力氣，家安只要往前走一步就能掙脫。但他沒有走。他站在那裡，低著頭，看著那隻拉住他衣角的手。那是一隻很老的手，皮膚像紙一樣薄，青筋一根一根地凸起來，像一張地圖上的河流。手指的關節腫了，變形了，戒指卡在無名指上，肉把戒指裹住了，像一棵樹的樹幹把一塊石頭包進去了，分不開了。
「不用拿了。」老太太說，「我吃過了。」
家安看著她。
「你剛才給我那顆，我吃了。」老太太鬆開他的衣角，手指在薄毯子上慢慢地劃著名，像是在寫什麼字，「你剛才蹲下來的時候，往我嘴裡塞了一顆。你沒注意。你自己都不知道。」
家安愣住了。他不記得自己往她嘴裡塞過金棗。
但他摸了摸口袋，口袋裡少了一顆金棗。那顆金棗是他出門前從罈子里抓的，放在口袋裡，準備在路上吃的。現在不見了。
他蹲在那裡，看著老太太。老太太看著他，嘴角動了一下——那是笑。她的笑容很小，不大，不誇張，不露牙齒，就是嘴角微微往上一翹，像一根被風吹彎了的草。
那根草被風吹了很久了，被風雨吹，被太陽曬，被雪壓，被人踩。但它還在那裡，彎著，但沒有斷。
家安從口袋裡掏出剩下的金棗，放在老太太的手心裡。手太小了，放不下兩顆，他把一顆放在她手心裡，另一顆放在她膝蓋上的薄毯子上。
「阿婆，這兩顆給你。明天我再給你帶。你好好養病，好了再來巷口找我。」
老太太沒有說話。她低下頭，看著手心裡的金棗。金棗金黃金黃的，在陽光下透亮，像一顆縮小的太陽。她把那顆太陽攥在手心裡，攥得緊緊的，像是怕它飛了。
家安站起來，轉過身，走到院子門口，停了一下，沒有回頭。
從那天起，家安每天下午都會推著板車到承天巷最深處，在那棵石榴樹旁邊停下來，把三顆金棗用紙包好，塞進那扇黑色木門的門縫裡。他不敲門，不進去，不等人應。他把金棗塞進去，就推著板車走了。
他走了以後，那扇黑色的門會打開一條縫。一隻手從門縫裡伸出來，把紙包拿進去。門關上。每天如此，沒有一天中斷。
那隻手，他不知道是誰的手。可能是老太太的手，可能是那個臉上有疤的男人的手，可能是別的人的手。他不去想。他只知道，金棗放進去了，門縫裡的手伸出來了，金棗拿進去了。
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