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阿公的日記我續上
一九七九年秋天，家寧在永春達埔的老屋裡收拾東西，翻出了一本帳簿。
帳簿是陳遠水的。封面的牛皮紙已經發黃髮脆，邊角捲起來了，像一片被火烤過的枯葉。她小心翼翼地翻開，裡面的紙頁也黃了，但字跡還能看清。字是陳遠水寫的，用毛筆，筆畫歪歪扭扭的，像剛學會寫字的孩子寫的。有的字寫錯了，用墨水塗掉，在旁邊重寫；有的字寫了一半，筆沒墨了，後面的筆畫淡淡的，像快要消失的路。
家寧蹲在床底下，把那本帳簿翻了一遍又一遍。帳簿上記的不是帳——不是多少錢、多少貨、多少進、多少出。帳簿上記的是路。
「一九四二年一月，曼德勒，日本飛機炸了，鋪子塌了一半。阿圓四歲。」
「一九四二年三月，從曼德勒出發，往北走。阿梅發熱，不退。阿圓在籮筐里不哭。」
「一九四二年四月，保山。阿梅病好了。我的腿斷了。走不動，爬也要爬。阿圓在籮筐里看我，不哭，就是看。」
「一九四二年五月，到雲南。腿接上了，歪了。阿梅哭。我說沒事。」
「一九四三年，在廣西。小兒子耳朵壞了，發燒燒的。阿梅哭了三天。我沒哭。哭有什麼用。」
「一九四四年，在廣東。阿圓六歲了。她問我，阿爸到了沒有。我說快到了。她又問快到是什麼時候。我說快了。她又問快了是什麼時候。我說你數到一百就到了。她數了一百，沒到。她又數了一百，沒到。她數了一整天，天黑了，還沒到。她不數了，睡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了。在梅州。阿梅哭了。阿圓也哭了。我沒哭。路還沒走完。」
「一九四六年一月，到家了。泉州。陳家鋪子開了。」
家寧蹲在床底下，借著從窗戶照進來的一線光，一頁一頁地翻著那本帳簿。她的眼淚滴在發黃的紙頁上，把「阿圓」兩個字洇濕了。她趕緊用手背去擦，擦不掉，墨水化開了，兩個字變成了一團模糊的黑色，像一個小小的黑洞，把光吸進去了。
她合上帳簿，把它貼在胸口，蹲在床底下哭了好一會兒。
她哭的時候沒有聲音。她不想讓任何人聽見。灶間裡蘇阿梅在剝花生，院子裡家興在餵雞，巷子裡有人在喊孩子的名字。這些聲音蓋住了她的哭聲，或者說她的哭聲太小了，小到連那扇沒有關嚴的門都傳不出去。
她從床底下爬出來，拍了拍膝蓋上的灰，把帳簿放回原處——包在一塊舊布里，塞在床底下的最裡面，貼著牆根。她站起來，深吸了一口氣，用手背把臉上的淚痕擦乾，然後走出房間，走進灶間。
蘇阿梅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面前放著一竹籃花生。她用手指把花生殼捏開，把花生米挑出來扔進碗裡，殼扔在地上。她的眼睛不好，捏花生殼的時候要湊得很近，有時候捏不准，花生殼沒捏開，花生米整個塞進嘴裡嚼了，嚼了幾下又吐出來——生的花生不好吃，澀的。
「阿嬤，我來剝。」家寧蹲下來，從竹籃里抓了一把花生。
蘇阿梅沒有讓開，也沒有說話。兩個人蹲在灶台前，面對面剝花生。花生殼在她們手裡咔嚓咔嚓地響，像有人在掰斷細小的骨頭。
「阿嬤，阿公的帳簿，你看過嗎？」家寧低著頭剝花生。
蘇阿梅手上的動作停了一下。「什麼帳簿？」
「記帳的。一本舊的，牛皮紙封面的。」
蘇阿梅沉默了一會兒。她把手裡的花生殼捏碎了，花生米掉在地上，骨碌碌地滾到灶台底下。她沒有去撿，把碎殼扔在地上，又拿起一顆。
「你阿公那個帳簿，是他的命。」
家寧抬起頭看著蘇阿梅。蘇阿梅的眼睛還是那樣，渾濁的，蒙著一層灰白色的膜，像隔著一層霧在看人。但那層霧後面有什麼東西在閃——不是光，不是淚，是一種說不清的、像水底下的石頭被陽光照著時發出的那種幽幽的、沉沉的亮。
「他記的不是帳，是人。每一個他遇到過的人，他都記著。」
蘇阿梅停了一下，把手裡捏開的花生米放進碗裡。
「他在緬甸的時候，鋪子裡來了一個英國人，買了兩包茶葉，給了一張大鈔。你阿公找不開，那個英國人說不找了，就當給小費。你阿公追出去半條街，把錢找給他。那個英國人說，你是個誠實的人。你阿公把這句話記在帳簿上了。」
「他在逃難的路上，遇到一個瘸子，拄著兩根拐杖，走得比他還慢。他和那個瘸子走了一段路，走了一個多月。後來那個瘸子走不動了，坐在路邊，不走了。你阿公把自己僅有的半塊餅子留給了他。那個瘸子叫什麼名字，你阿公不知道。他把那個瘸子記成了『拄兩根拐杖的人』。」
「他在泉州開鋪子的時候，有一個客人欠了兩分錢，一直沒還。你阿公沒有催他，也沒有記他的名字。他在帳簿上記的是『欠兩分錢的那個客人』。那個人後來還了。還了兩分錢，還帶了一串自家種的龍眼。你阿公把那串龍眼掛在鋪子門口，掛了好幾天，捨不得吃。」
家寧聽著，手裡的花生忘了剝。
蘇阿梅又拿起一顆花生，捏開了，花生米掉進碗裡，殼扔在地上。
「你阿公走了以後，我想過把那個帳簿燒給他。後來沒燒。燒了就沒有人知道那些人了，那些他遇到過的人，那些『拄兩根拐杖的人』，那些『欠兩分錢的人』。他記了他們一輩子，不能燒。」
她把最後一顆花生捏開，把花生米放進碗裡，把碎殼攏了攏，堆在腳邊。然後她站起來，拍了拍裙子上的灰，走到灶台邊，舀了一瓢水，慢慢地喝著。
「家寧。」她放下水瓢，沒有回頭。
「阿嬤。」
「你阿公那個帳簿，你拿去看。看完放回去就行了。他不在了，但那些人在。你把那些人記住，他就沒白活。」
那天晚上，家寧把那本帳簿從床底下拿了出來。
她坐在煤油燈下，一頁一頁地翻著。燈光很暗，她把帳簿湊得很近，鼻子快碰到紙頁了。紙頁上的字在燈光下有些反光，墨跡是黑色的，紙是黃色的，黑和黃疊在一起，像秋天的樹葉落在泥地上。
她一頁一頁地翻，一個字一個字地看。很多字她不認識——陳遠水識字不多，寫的字也不規範，有的是錯別字，有的是他自己發明的簡寫字，有的是寫了一半就停下來的縮寫。但她連蒙帶猜，大概能看懂。
她翻到最後一頁。最後一頁只有一行字，寫在紙頁的最下方，字跡比前面的都要潦草，像是寫的時候手在發抖，筆尖握不穩。
「一九七六年八月，我走不動了。阿圓給我煮了一碗麵。」
「我吃了。」
「好吃。」
下面還有一行更小的字，歪歪扭扭的，擠在紙頁的右下角，差點被紙邊裁掉了。
「我對不起阿圓。把她從緬甸挑回來，沒有讓她過上好日子。」
家寧把那行小字看了很多遍。她把這行字刻在了腦子裡——不是記在心裡，是刻在腦子裡，像陳遠水當年把「阿圓站櫃檯」刻在碗底一樣，一筆一划，深深的，深到骨頭裡，深到髓腔里，深到那個永遠都不會被時間磨滅的地方。
她把帳簿合上，熄了燈，躺在床上，睜著眼睛看著黑暗中的天花板。
天花板是木頭的，有幾條裂縫，裂縫裡有蜘蛛網。她看不見，但她知道它們在那裡。它們在那裡很久了，從她住進這間屋子起就在那裡了。她從來沒有清理過它們，不是懶，是她覺得蜘蛛也要活著。蜘蛛織網，網破了再織，織了再破，破了再織。一隻蜘蛛一輩子能織多少張網？她不知道。但她知道阿公的一輩子寫了多少字。一本帳簿，幾十頁紙，幾百個字。
他把一輩子的路，寫在了幾百個字里。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家寧做了決定。
她要從永春搬到泉州去。
不是去玩，不是去幫忙，是去長住。她要在泉州讀初三，在泉州的學校參加中考，考泉州的中學，考泉州的大學——如果她考得上。她要離開永春了，離開這個她出生、長大、跑了十四年的小山村。她要走了。
走的那天早上，天還沒亮她就起來了。她輕手輕腳地走出房間，沒有開燈。灶間是黑的，院子是黑的，村子是黑的。只有東邊的天有一點點亮，白白的，淡淡的，像一張沒有上色的紙。
她在灶台上燒了一鍋水，給自己下了一碗麵線。面線是陳阿圓做的，從泉州帶回來的。她把水燒開了，把面線下進去，用筷子攪了攪。面線在沸水裡翻滾著，由硬變軟，由直變彎。她往碗裡放了一勺豬油、一勺醬油、幾滴香油，把煮好的面線撈進碗裡，撒上蔥花。
她端著那碗面線，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一口一口地吃著。
面線很長。她吸了一根，吸了好幾下才吸完。面線的尾巴在嘴邊甩了一下，湯汁濺在她的下巴上，燙得她嘶了一聲。
她想起了陳遠水。她想起了陳遠水吃麵線的樣子——低著頭，吸得很慢，面線在他嘴裡像一條白色的蛇，一點一點地被吞進去。他的嘴在動，腮幫子鼓著，眼睛眯著，像是在品嘗一樣很珍貴的東西，又像是在跟那根面線告別。
她把那碗面線吃完了，把碗洗了放回碗櫃，拿起牆角那個藍布包袱，走出了灶間。
蘇阿梅站在院子門口。
天還沒有大亮，路燈已經滅了，但太陽還沒出來。蘇阿梅站在門口，穿著一件藏青色的棉襖，頭髮花白，臉上沒有表情。她看著家寧的方向——她的眼睛看不清，但她知道家寧站在那裡。她知道她的孫女站在那裡，手裡提著一個包袱，包袱里裝著幾件換洗衣裳和那本被她從床底下翻出來的帳簿。
「阿嬤。」家寧喊了一聲。
蘇阿梅沒有應。「到了泉州，給你阿母幫忙。她一個人忙不過來。家安要上學，家興還小，你阿爸要送貨。你去幫幫她。」
「我知道。」
「書也要讀。不能因為幫忙就不讀書。你阿母供得起你。」
「我知道。」
蘇阿梅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了一句家寧沒有預料到的話：「你阿公那個帳簿，你帶上吧。」
家寧愣住了。
「你阿公寫的那些字，別人看不懂。你看得懂。你帶著，就像他也去了泉州。」
家寧低著頭，看著手裡那個藍布包袱。包袱里沒有那本帳簿。她把帳簿包在另外一塊布里，塞在床底下的最裡面，貼著牆根。她不敢帶——她覺得那是阿公留給永春的東西，不能帶走。
「阿嬤，我沒有帶。我把它放在床底下，貼著你睡覺的那面牆。」
蘇阿梅沒有說話。
家寧不知道她在想什麼，但她覺得她阿嬤在想什麼。在想什麼？在想陳遠水。在想要是陳遠水還在，他會怎麼說。他會不會說「去吧，泉州好」，還是說「別去了，永春也有書讀」？家寧不知道。她來不及想清楚了。
她轉過身，背著那個藍布包袱，沿著村道，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了。
蘇阿梅站在院子門口，看著孫女越來越小的背影。她看不清了，那個背影在晨霧裡模糊了，像一個正在被水洗掉的墨跡。她伸出手，對著那個方向，揮了揮。她的手在晨霧裡劃了幾下，像一隻翅膀受了傷的鳥在掙扎著想要飛起來。
家寧沒有回頭。
她走出了村子，走上了通往鎮上的土路。土路很窄，兩邊的田野里還殘留著上一季收割後的稻茬。晨霧很大，霧從田野里升起來，瀰漫在路上，瀰漫在她的腳邊。她的布鞋和褲腿被霧水打濕了，鞋面上沾著露珠和泥點。她走得很輕，但腳步很急，像是在追趕什麼，又像是在逃離什麼。
她走了一程，停下來，回過頭。
村子已經看不見了。霧把一切都吞了，樹看不見了，房子看不見了，院子門口那個穿著藏青色棉襖的人看不見了。她只看見一片白茫茫的霧，霧的盡頭是山，山的盡頭是天，天的盡頭是另一個霧。
她轉過身，繼續走。
家寧到泉州的時候，已經是中午了。
她背著那個藍布包袱，走在承天巷的青石板上。巷子很窄，兩邊的老房子牆上長滿了青苔，青苔很綠，綠得像剛刷了一層油漆。巷子深處有一棵大榕樹，榕樹的枝葉從巷子盡頭的院子裡伸出來，遮住了半個巷口。
她走進陳家鋪子。
鋪子裡沒有客人。陳阿圓站在櫃檯後面，低著頭，正在用報紙包金棗。她聽見腳步聲，抬起頭，看見了家寧。
家寧站在門口，背著包袱，頭髮被霧水打濕了，一縷一縷地貼在額頭上。她的臉被風吹得通紅，鼻子尖也紅了，嘴唇乾裂，上下嘴唇粘在一起了。她站在那裡，像一棵被從土裡拔出來又種下去的小樹苗，葉子蔫了，根還沒扎穩，但她站在那裡，沒有倒。
陳阿圓把手裡的金棗放下，從櫃檯後面走出來。
她沒有叫家寧的名字。她沒有問她為什麼來了，沒有問她阿嬤怎麼辦，沒有問她功課落下了沒有，沒有問她吃飯了沒有。她什麼都都沒有問。她走到家寧面前，伸出手，把她額頭上那縷濕了的頭髮別到耳後。她的手指在家寧的額頭上停留了一下，就一下，很短。
「進來。」她說，然後把家寧肩上的藍布包袱拿下來，放在櫃檯上，拍了拍包袱上的灰，「吃了沒有？」
「在家吃了面線。」
「餓不餓？」
「不餓。」
陳阿圓看著她。家寧的嘴唇還是乾的，上下嘴唇粘在一起的地方有一道淺淺的白色印子，是幹了的口水留下的。她走到灶間，倒了一碗溫水，端出來遞給家寧。
家寧接過碗，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溫水從喉嚨流下去，流到胃裡，胃暖了，手暖了。她把碗放在櫃檯上，碗底的水漬在櫃檯上印了一個圓圓的圈，像一輪小小的月亮。
「家寧，」陳阿圓說，「既然來了，就住下。後面那間小屋，你和你阿嬤以前來的時候住的那間，收拾出來了。床板鋪好了，被子曬過了。你去看看還缺什麼。」
家寧走進後面那間小屋。
屋子很小，六七平方米，一扇朝北的小窗戶，窗戶外是一條窄巷子，巷子對面是一堵長滿青苔的磚牆。床板靠牆放著，上面鋪了稻草和棉被。棉被是新的，大紅色的綢面，上面繡著龍鳳呈祥的圖案——是陳阿圓當年出嫁的時候蘇阿梅給她做的陪嫁，她一直捨不得用，壓在箱底壓了快十四年了。
家寧坐在床沿上，手摸著那床大紅綢面的被子。被面是滑的，涼的，手指摸上去像摸到了水。她把臉貼在被面上，被面上有一股樟腦丸的氣味，苦苦的，涼涼的，像薄荷。
她閉上眼睛。
她聽見了灶間裡陳阿圓切菜的聲音——咚咚咚，有節奏的，不緊不慢的，像心跳。她聽見了巷子裡有人在喊孩子的名字——阿明，回家吃飯了。她聽見了遠處開元寺的鐘聲——嗡——慢慢地在空中散開，像一圈一圈的水紋。
她睜開眼睛。
陽光透過那扇朝北的小窗戶照進來，照在大紅色的被面上，龍鳳的圖案在陽光里閃著金光，像要從被面上飛起來。
她想起了那本帳簿。
她把臉從被面上抬起來，從包袱里翻出那本帳簿。帳簿不是原來的那本——原來的那本她留在了永春，放在床底下，貼著蘇阿梅睡覺的那面牆。這本是她從永春帶過來的，不是陳遠水的帳簿，是她自己的。她從鎮上買了一個新本子，牛皮紙封面，跟陳遠水那本一模一樣。她坐在灶台前，借著煤油燈的光，拿毛筆蘸了墨，在第一頁的第一行寫下了第一個字：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家寧到了泉州。」
她寫得很慢，一筆一划，工工整整。字是黑色的，紙是黃色的，墨在紙上洇開了一點，筆畫的邊緣模糊了，像遠山的輪廓。她寫完了這一行字，把毛筆放在桌上，看著這行字看了很久。這行字跟陳遠水那本帳簿上的字不一樣——她的字工整，他的字歪扭；她的字規矩，他的字隨意。但紙是一樣的，墨是一樣的，顏色是一樣的——黑和黃，路和土，天和地。
她合上帳簿，把它放在枕頭底下。枕頭是蕎麥皮的，硬硬的，拱起來的，帳簿放在枕頭底下，枕頭變得更拱了，像一座小小的山丘。
她躺在山丘上，閉上眼睛。
泉州的第一天，開始了。
帳簿是陳遠水的。封面的牛皮紙已經發黃髮脆，邊角捲起來了，像一片被火烤過的枯葉。她小心翼翼地翻開，裡面的紙頁也黃了，但字跡還能看清。字是陳遠水寫的，用毛筆，筆畫歪歪扭扭的，像剛學會寫字的孩子寫的。有的字寫錯了，用墨水塗掉，在旁邊重寫；有的字寫了一半，筆沒墨了，後面的筆畫淡淡的，像快要消失的路。
家寧蹲在床底下，把那本帳簿翻了一遍又一遍。帳簿上記的不是帳——不是多少錢、多少貨、多少進、多少出。帳簿上記的是路。
「一九四二年一月，曼德勒，日本飛機炸了，鋪子塌了一半。阿圓四歲。」
「一九四二年三月，從曼德勒出發，往北走。阿梅發熱，不退。阿圓在籮筐里不哭。」
「一九四二年四月，保山。阿梅病好了。我的腿斷了。走不動，爬也要爬。阿圓在籮筐里看我，不哭，就是看。」
「一九四二年五月，到雲南。腿接上了，歪了。阿梅哭。我說沒事。」
「一九四三年，在廣西。小兒子耳朵壞了，發燒燒的。阿梅哭了三天。我沒哭。哭有什麼用。」
「一九四四年，在廣東。阿圓六歲了。她問我，阿爸到了沒有。我說快到了。她又問快到是什麼時候。我說快了。她又問快了是什麼時候。我說你數到一百就到了。她數了一百，沒到。她又數了一百，沒到。她數了一整天，天黑了，還沒到。她不數了，睡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了。在梅州。阿梅哭了。阿圓也哭了。我沒哭。路還沒走完。」
「一九四六年一月，到家了。泉州。陳家鋪子開了。」
家寧蹲在床底下，借著從窗戶照進來的一線光，一頁一頁地翻著那本帳簿。她的眼淚滴在發黃的紙頁上，把「阿圓」兩個字洇濕了。她趕緊用手背去擦，擦不掉，墨水化開了，兩個字變成了一團模糊的黑色，像一個小小的黑洞，把光吸進去了。
她合上帳簿，把它貼在胸口，蹲在床底下哭了好一會兒。
她哭的時候沒有聲音。她不想讓任何人聽見。灶間裡蘇阿梅在剝花生，院子裡家興在餵雞，巷子裡有人在喊孩子的名字。這些聲音蓋住了她的哭聲，或者說她的哭聲太小了，小到連那扇沒有關嚴的門都傳不出去。
她從床底下爬出來，拍了拍膝蓋上的灰，把帳簿放回原處——包在一塊舊布里，塞在床底下的最裡面，貼著牆根。她站起來，深吸了一口氣，用手背把臉上的淚痕擦乾，然後走出房間，走進灶間。
蘇阿梅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面前放著一竹籃花生。她用手指把花生殼捏開，把花生米挑出來扔進碗裡，殼扔在地上。她的眼睛不好，捏花生殼的時候要湊得很近，有時候捏不准，花生殼沒捏開，花生米整個塞進嘴裡嚼了，嚼了幾下又吐出來——生的花生不好吃，澀的。
「阿嬤，我來剝。」家寧蹲下來，從竹籃里抓了一把花生。
蘇阿梅沒有讓開，也沒有說話。兩個人蹲在灶台前，面對面剝花生。花生殼在她們手裡咔嚓咔嚓地響，像有人在掰斷細小的骨頭。
「阿嬤，阿公的帳簿，你看過嗎？」家寧低著頭剝花生。
蘇阿梅手上的動作停了一下。「什麼帳簿？」
「記帳的。一本舊的，牛皮紙封面的。」
蘇阿梅沉默了一會兒。她把手裡的花生殼捏碎了，花生米掉在地上，骨碌碌地滾到灶台底下。她沒有去撿，把碎殼扔在地上，又拿起一顆。
「你阿公那個帳簿，是他的命。」
家寧抬起頭看著蘇阿梅。蘇阿梅的眼睛還是那樣，渾濁的，蒙著一層灰白色的膜，像隔著一層霧在看人。但那層霧後面有什麼東西在閃——不是光，不是淚，是一種說不清的、像水底下的石頭被陽光照著時發出的那種幽幽的、沉沉的亮。
「他記的不是帳，是人。每一個他遇到過的人，他都記著。」
蘇阿梅停了一下，把手裡捏開的花生米放進碗裡。
「他在緬甸的時候，鋪子裡來了一個英國人，買了兩包茶葉，給了一張大鈔。你阿公找不開，那個英國人說不找了，就當給小費。你阿公追出去半條街，把錢找給他。那個英國人說，你是個誠實的人。你阿公把這句話記在帳簿上了。」
「他在逃難的路上，遇到一個瘸子，拄著兩根拐杖，走得比他還慢。他和那個瘸子走了一段路，走了一個多月。後來那個瘸子走不動了，坐在路邊，不走了。你阿公把自己僅有的半塊餅子留給了他。那個瘸子叫什麼名字，你阿公不知道。他把那個瘸子記成了『拄兩根拐杖的人』。」
「他在泉州開鋪子的時候，有一個客人欠了兩分錢，一直沒還。你阿公沒有催他，也沒有記他的名字。他在帳簿上記的是『欠兩分錢的那個客人』。那個人後來還了。還了兩分錢，還帶了一串自家種的龍眼。你阿公把那串龍眼掛在鋪子門口，掛了好幾天，捨不得吃。」
家寧聽著，手裡的花生忘了剝。
蘇阿梅又拿起一顆花生，捏開了，花生米掉進碗裡，殼扔在地上。
「你阿公走了以後，我想過把那個帳簿燒給他。後來沒燒。燒了就沒有人知道那些人了，那些他遇到過的人，那些『拄兩根拐杖的人』，那些『欠兩分錢的人』。他記了他們一輩子，不能燒。」
她把最後一顆花生捏開，把花生米放進碗裡，把碎殼攏了攏，堆在腳邊。然後她站起來，拍了拍裙子上的灰，走到灶台邊，舀了一瓢水，慢慢地喝著。
「家寧。」她放下水瓢，沒有回頭。
「阿嬤。」
「你阿公那個帳簿，你拿去看。看完放回去就行了。他不在了，但那些人在。你把那些人記住，他就沒白活。」
那天晚上，家寧把那本帳簿從床底下拿了出來。
她坐在煤油燈下，一頁一頁地翻著。燈光很暗，她把帳簿湊得很近，鼻子快碰到紙頁了。紙頁上的字在燈光下有些反光，墨跡是黑色的，紙是黃色的，黑和黃疊在一起，像秋天的樹葉落在泥地上。
她一頁一頁地翻，一個字一個字地看。很多字她不認識——陳遠水識字不多，寫的字也不規範，有的是錯別字，有的是他自己發明的簡寫字，有的是寫了一半就停下來的縮寫。但她連蒙帶猜，大概能看懂。
她翻到最後一頁。最後一頁只有一行字，寫在紙頁的最下方，字跡比前面的都要潦草，像是寫的時候手在發抖，筆尖握不穩。
「一九七六年八月，我走不動了。阿圓給我煮了一碗麵。」
「我吃了。」
「好吃。」
下面還有一行更小的字，歪歪扭扭的，擠在紙頁的右下角，差點被紙邊裁掉了。
「我對不起阿圓。把她從緬甸挑回來，沒有讓她過上好日子。」
家寧把那行小字看了很多遍。她把這行字刻在了腦子裡——不是記在心裡，是刻在腦子裡，像陳遠水當年把「阿圓站櫃檯」刻在碗底一樣，一筆一划，深深的，深到骨頭裡，深到髓腔里，深到那個永遠都不會被時間磨滅的地方。
她把帳簿合上，熄了燈，躺在床上，睜著眼睛看著黑暗中的天花板。
天花板是木頭的，有幾條裂縫，裂縫裡有蜘蛛網。她看不見，但她知道它們在那裡。它們在那裡很久了，從她住進這間屋子起就在那裡了。她從來沒有清理過它們，不是懶，是她覺得蜘蛛也要活著。蜘蛛織網，網破了再織，織了再破，破了再織。一隻蜘蛛一輩子能織多少張網？她不知道。但她知道阿公的一輩子寫了多少字。一本帳簿，幾十頁紙，幾百個字。
他把一輩子的路，寫在了幾百個字里。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家寧做了決定。
她要從永春搬到泉州去。
不是去玩，不是去幫忙，是去長住。她要在泉州讀初三，在泉州的學校參加中考，考泉州的中學，考泉州的大學——如果她考得上。她要離開永春了，離開這個她出生、長大、跑了十四年的小山村。她要走了。
走的那天早上，天還沒亮她就起來了。她輕手輕腳地走出房間，沒有開燈。灶間是黑的，院子是黑的，村子是黑的。只有東邊的天有一點點亮，白白的，淡淡的，像一張沒有上色的紙。
她在灶台上燒了一鍋水，給自己下了一碗麵線。面線是陳阿圓做的，從泉州帶回來的。她把水燒開了，把面線下進去，用筷子攪了攪。面線在沸水裡翻滾著，由硬變軟，由直變彎。她往碗裡放了一勺豬油、一勺醬油、幾滴香油，把煮好的面線撈進碗裡，撒上蔥花。
她端著那碗面線，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一口一口地吃著。
面線很長。她吸了一根，吸了好幾下才吸完。面線的尾巴在嘴邊甩了一下，湯汁濺在她的下巴上，燙得她嘶了一聲。
她想起了陳遠水。她想起了陳遠水吃麵線的樣子——低著頭，吸得很慢，面線在他嘴裡像一條白色的蛇，一點一點地被吞進去。他的嘴在動，腮幫子鼓著，眼睛眯著，像是在品嘗一樣很珍貴的東西，又像是在跟那根面線告別。
她把那碗面線吃完了，把碗洗了放回碗櫃，拿起牆角那個藍布包袱，走出了灶間。
蘇阿梅站在院子門口。
天還沒有大亮，路燈已經滅了，但太陽還沒出來。蘇阿梅站在門口，穿著一件藏青色的棉襖，頭髮花白，臉上沒有表情。她看著家寧的方向——她的眼睛看不清，但她知道家寧站在那裡。她知道她的孫女站在那裡，手裡提著一個包袱，包袱里裝著幾件換洗衣裳和那本被她從床底下翻出來的帳簿。
「阿嬤。」家寧喊了一聲。
蘇阿梅沒有應。「到了泉州，給你阿母幫忙。她一個人忙不過來。家安要上學，家興還小，你阿爸要送貨。你去幫幫她。」
「我知道。」
「書也要讀。不能因為幫忙就不讀書。你阿母供得起你。」
「我知道。」
蘇阿梅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了一句家寧沒有預料到的話：「你阿公那個帳簿，你帶上吧。」
家寧愣住了。
「你阿公寫的那些字，別人看不懂。你看得懂。你帶著，就像他也去了泉州。」
家寧低著頭，看著手裡那個藍布包袱。包袱里沒有那本帳簿。她把帳簿包在另外一塊布里，塞在床底下的最裡面，貼著牆根。她不敢帶——她覺得那是阿公留給永春的東西，不能帶走。
「阿嬤，我沒有帶。我把它放在床底下，貼著你睡覺的那面牆。」
蘇阿梅沒有說話。
家寧不知道她在想什麼，但她覺得她阿嬤在想什麼。在想什麼？在想陳遠水。在想要是陳遠水還在，他會怎麼說。他會不會說「去吧，泉州好」，還是說「別去了，永春也有書讀」？家寧不知道。她來不及想清楚了。
她轉過身，背著那個藍布包袱，沿著村道，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了。
蘇阿梅站在院子門口，看著孫女越來越小的背影。她看不清了，那個背影在晨霧裡模糊了，像一個正在被水洗掉的墨跡。她伸出手，對著那個方向，揮了揮。她的手在晨霧裡劃了幾下，像一隻翅膀受了傷的鳥在掙扎著想要飛起來。
家寧沒有回頭。
她走出了村子，走上了通往鎮上的土路。土路很窄，兩邊的田野里還殘留著上一季收割後的稻茬。晨霧很大，霧從田野里升起來，瀰漫在路上，瀰漫在她的腳邊。她的布鞋和褲腿被霧水打濕了，鞋面上沾著露珠和泥點。她走得很輕，但腳步很急，像是在追趕什麼，又像是在逃離什麼。
她走了一程，停下來，回過頭。
村子已經看不見了。霧把一切都吞了，樹看不見了，房子看不見了，院子門口那個穿著藏青色棉襖的人看不見了。她只看見一片白茫茫的霧，霧的盡頭是山，山的盡頭是天，天的盡頭是另一個霧。
她轉過身，繼續走。
家寧到泉州的時候，已經是中午了。
她背著那個藍布包袱，走在承天巷的青石板上。巷子很窄，兩邊的老房子牆上長滿了青苔，青苔很綠，綠得像剛刷了一層油漆。巷子深處有一棵大榕樹，榕樹的枝葉從巷子盡頭的院子裡伸出來，遮住了半個巷口。
她走進陳家鋪子。
鋪子裡沒有客人。陳阿圓站在櫃檯後面，低著頭，正在用報紙包金棗。她聽見腳步聲，抬起頭，看見了家寧。
家寧站在門口，背著包袱，頭髮被霧水打濕了，一縷一縷地貼在額頭上。她的臉被風吹得通紅，鼻子尖也紅了，嘴唇乾裂，上下嘴唇粘在一起了。她站在那裡，像一棵被從土裡拔出來又種下去的小樹苗，葉子蔫了，根還沒扎穩，但她站在那裡，沒有倒。
陳阿圓把手裡的金棗放下，從櫃檯後面走出來。
她沒有叫家寧的名字。她沒有問她為什麼來了，沒有問她阿嬤怎麼辦，沒有問她功課落下了沒有，沒有問她吃飯了沒有。她什麼都都沒有問。她走到家寧面前，伸出手，把她額頭上那縷濕了的頭髮別到耳後。她的手指在家寧的額頭上停留了一下，就一下，很短。
「進來。」她說，然後把家寧肩上的藍布包袱拿下來，放在櫃檯上，拍了拍包袱上的灰，「吃了沒有？」
「在家吃了面線。」
「餓不餓？」
「不餓。」
陳阿圓看著她。家寧的嘴唇還是乾的，上下嘴唇粘在一起的地方有一道淺淺的白色印子，是幹了的口水留下的。她走到灶間，倒了一碗溫水，端出來遞給家寧。
家寧接過碗，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溫水從喉嚨流下去，流到胃裡，胃暖了，手暖了。她把碗放在櫃檯上，碗底的水漬在櫃檯上印了一個圓圓的圈，像一輪小小的月亮。
「家寧，」陳阿圓說，「既然來了，就住下。後面那間小屋，你和你阿嬤以前來的時候住的那間，收拾出來了。床板鋪好了，被子曬過了。你去看看還缺什麼。」
家寧走進後面那間小屋。
屋子很小，六七平方米，一扇朝北的小窗戶，窗戶外是一條窄巷子，巷子對面是一堵長滿青苔的磚牆。床板靠牆放著，上面鋪了稻草和棉被。棉被是新的，大紅色的綢面，上面繡著龍鳳呈祥的圖案——是陳阿圓當年出嫁的時候蘇阿梅給她做的陪嫁，她一直捨不得用，壓在箱底壓了快十四年了。
家寧坐在床沿上，手摸著那床大紅綢面的被子。被面是滑的，涼的，手指摸上去像摸到了水。她把臉貼在被面上，被面上有一股樟腦丸的氣味，苦苦的，涼涼的，像薄荷。
她閉上眼睛。
她聽見了灶間裡陳阿圓切菜的聲音——咚咚咚，有節奏的，不緊不慢的，像心跳。她聽見了巷子裡有人在喊孩子的名字——阿明，回家吃飯了。她聽見了遠處開元寺的鐘聲——嗡——慢慢地在空中散開，像一圈一圈的水紋。
她睜開眼睛。
陽光透過那扇朝北的小窗戶照進來，照在大紅色的被面上，龍鳳的圖案在陽光里閃著金光，像要從被面上飛起來。
她想起了那本帳簿。
她把臉從被面上抬起來，從包袱里翻出那本帳簿。帳簿不是原來的那本——原來的那本她留在了永春，放在床底下，貼著蘇阿梅睡覺的那面牆。這本是她從永春帶過來的，不是陳遠水的帳簿，是她自己的。她從鎮上買了一個新本子，牛皮紙封面，跟陳遠水那本一模一樣。她坐在灶台前，借著煤油燈的光，拿毛筆蘸了墨，在第一頁的第一行寫下了第一個字：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家寧到了泉州。」
她寫得很慢，一筆一划，工工整整。字是黑色的，紙是黃色的，墨在紙上洇開了一點，筆畫的邊緣模糊了，像遠山的輪廓。她寫完了這一行字，把毛筆放在桌上，看著這行字看了很久。這行字跟陳遠水那本帳簿上的字不一樣——她的字工整，他的字歪扭；她的字規矩，他的字隨意。但紙是一樣的，墨是一樣的，顏色是一樣的——黑和黃，路和土，天和地。
她合上帳簿，把它放在枕頭底下。枕頭是蕎麥皮的，硬硬的，拱起來的，帳簿放在枕頭底下，枕頭變得更拱了，像一座小小的山丘。
她躺在山丘上，閉上眼睛。
泉州的第一天，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