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鋪子來了故人找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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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九年春節,陳阿圓在泉州陳家鋪子度過了第一個年。

  臘月二十八,林清石開著貨車回永春接人。蘇阿梅、家寧、家興坐在駕駛室里,家寧抱著一個用舊床單包著的大包袱,裡面是換洗的衣裳和幾罐自家醃的鹹菜。家興趴在後車窗上,看著永春的山一點一點地往後退,退到最後看不見了,他才轉回頭,安安靜靜地坐在蘇阿梅旁邊。

  蘇阿梅的眼睛已經很難看清遠處的東西了。她眯著眼睛,透過擋風玻璃上那道用膠帶粘住的裂縫,看著前方的路。路是灰白色的,彎彎曲曲的,像一條被誰隨手扔在地上的布帶子。她看不清路邊的樹,看不清遠處的山,看不清天上的雲。但她看得清身邊的家興——他的臉,圓圓的,紅撲撲的,鼻樑上有一道淺淺的疤痕,是去年從龍眼樹上摔下來磕的。她伸出手,摸了摸那道疤,家興沒有躲,也沒有說話,就那麼讓她摸。

  「阿嬤,泉州有海嗎?」家興忽然問了一句。

  「有。」

  「海大嗎?」

  「大。比你看到的所有東西加起來都大。」

  家興想了想,又問:「比阿公的扁擔還大?」

  蘇阿梅的手停了一下,然後繼續摸他的頭。「大。比扁擔大,比扁擔挑過的路大,比路走過的山大海大。什麼都可以拿扁擔來比。扁擔挑起過你阿母和你阿叔,從緬甸挑回泉州,挑了三年。扁擔挑起過陳家鋪子的招牌,挑了幾十年。扁擔還會繼續挑下去。」

  貨車開進泉州城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街道兩邊的店鋪門口掛起了紅燈籠,有的店鋪已經貼上了春聯,紅紙黑字,在暮色里格外顯眼。幾個小孩在路邊放鞭炮,炮聲噼里啪啦的,家興興奮地從座位上站起來,腦袋撞到了車頂,又坐了下去。

  「疼嗎?」家寧問。

  「不疼。」家興捂著腦袋,眼睛還盯著窗外,滿臉的興奮。他看見了那些紅燈籠,看見了那些春聯,看見了那些在地上打滾的炮仗紙屑,看見了路邊攤上擺著的糖果和年糕。永春也有過年,但沒有這麼大的陣仗——永春的山村安靜,過年就是貼一副對聯、放一掛鞭炮、吃一頓年夜飯,不像泉州這樣到處都是人、到處是紅色、到處是聲音。

  車停在承天巷口。巷子窄,貨車開不進去,林清石把車停在巷口的路燈下,熄了火。家興第一個跳下車,站在巷口,朝巷子裡面看。巷子很窄,很黑,只有深處有一點亮光——那是陳家鋪子的煤油燈透過窗戶紙漏出來的光,昏黃的,小小的,但在黑暗中格外顯眼,像一隻在遠處眨著的眼睛。

  「就是那裡。」林清石指著那點亮光說。

  家興跑進去了。他的腳步聲在青石板上嗒嗒嗒地響,像有人在用筷子敲碗邊。家寧在後面喊「家興你慢點跑」,他不聽,跑得更快了,跑到鋪子門口,停下來,推開門,沖了進去。

  陳阿圓正在櫃檯後麵包金棗。她聽見門響,抬起頭,看見家興站在門口,臉跑得通紅,額頭上全是汗,嘴裡喘著粗氣,像一隻剛剛被人從水裡撈出來的小狗。

  「阿母!」他喊了一聲,撲過去抱住了她的腰。

  陳阿圓手裡的金棗掉了,骨碌碌地滾到地上,滾到櫃檯底下。她沒有去撿,彎下腰,把家興抱了起來。他已經十一歲了,不輕了,她抱他有些吃力,腿在抖,腰在彎,但她沒有放手,就那麼抱著他,把臉埋在他肩膀上,聞著他身上的味道——永春的泥土味,山上的野草味,貨車上柴油的煙味,還有一點點他偷偷吃了金棗之後殘留在嘴裡的甜味。

  「阿母,你哭了?」家興的手摸到了她的臉,摸到了濕濕的東西。

  「沒有,」陳阿圓把他放下來,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煙燻的。」

  灶間裡沒有生火。

  蘇阿梅走進來的時候,手扶著門框,腳在地上慢慢地探著。鋪子裡的地面是夯土的,不平,有幾處凹坑和凸起的石頭,她看不見,腳探到了凸起的石頭,踉蹌了一下,家寧在後面扶住了她。

  「阿嬤,小心。」

  蘇阿梅站穩了,站在鋪子中間,睜大了眼睛,努力地想要看清這個地方。她看到了模糊的輪廓——左邊是貨架,貨架上有罈罈罐罐;右邊是櫃檯,櫃檯後面站著一個人;頭頂是屋頂,屋頂上有梁、有瓦、有蜘蛛網。她看不清顏色,看不清質地,看不清人的表情。但她的鼻子還靈。她聞到了金棗的甜味,醃茶葉的鹹味,蝦醬的腥味,新鋪的稻草的乾燥氣味,舊木頭的霉味,煤油燈燃燒的焦味。

  她聞到了陳家鋪子的味道。這個味道她太熟悉了。三十年了,從緬甸到泉州,從泉州到永春,從永春又回到泉州。這個味道從來沒有變過。金棗還是那個金棗,醃茶葉還是那個醃茶葉,蝦醬還是那個蝦醬。做這些的人變了——從陳遠水變成了陳阿圓,從陳阿圓變成了家寧、家安、家興。但味道沒有變。


  她伸出手,朝著櫃檯的方向摸索。陳阿圓從櫃檯後面走出來,握住了母親的手,把它放在櫃檯上。蘇阿梅的手指觸到了櫃檯上的粗陶碗,碗沿上有一個缺口——不是當年那隻,但缺口的形狀和位置一模一樣。陳阿圓特意從永春帶了一隻碗過來,用一個缺口一模一樣的換掉了那隻完好的。蘇阿梅的手指在那個缺口上來來回回地摸了很多遍,摸到指腹上的指紋都快被磨平了,她才把手收回來。

  「你阿爸要是還在……」她沒有說下去,轉過身,在家寧的攙扶下,慢慢走向後面那間小屋。

  年夜飯是陳阿圓和家寧一起做的。

  灶台是林清石修過的,灶膛里的火燒得很旺,鍋里的油滋滋地響。陳阿圓切菜,家寧燒火,兩個人背對著背,忙得不可開交。

  「家寧,火小一點,紅燒肉要收汁了。」

  家寧抽出一根柴火,灶膛里的火小了一些,鍋里的湯汁咕嘟咕嘟地冒泡,慢慢變稠了,掛在肉上,亮晶晶的。

  「家寧,鹽。」

  家寧從灶台上把鹽罐遞過去,陳阿圓用手指捏了一撮鹽,撒在鍋里,用鍋鏟翻了翻,舀了一點湯汁嘗了嘗,點了點頭。

  「再燉一會兒就好了。」她把鍋蓋蓋上,轉過身,從案板上端起切好的蘿蔔,倒進旁邊的湯鍋里。湯鍋里的水已經燒開了,蘿蔔倒進去,沸水安靜了一會兒,然後又沸騰起來,把蘿蔔塊推得上下翻滾,像一群在水裡嬉戲的小魚。

  蘇阿梅坐在小屋的床沿上,聽著灶間裡鍋碗瓢盆的聲音。她聽見陳阿圓喊「火小一點」,聽見家寧應「知道了」,聽見鍋鏟碰到鐵鍋的叮噹聲,聽見菜刀碰到案板的咚咚聲。這些聲音她聽了一輩子了,在緬甸聽的是蘇阿梅在灶間忙活的聲音,在泉州聽的是陳阿圓在灶間忙活的聲音,在永春聽的是林母在灶間忙活的聲音。這些聲音不一樣,緬甸的灶台是磚砌的,鍋是鐵鍋,鍋鏟是鐵的,聲音脆;泉州的灶台也是磚砌的,但鍋是鋁鍋,聲音悶;永春的灶台是泥糊的,聲音又不同。但這些聲音都是一樣的——都是家的聲音。

  年夜飯擺在小屋裡的那張舊木桌上。木桌是林清石從巷口收破爛的老陳那裡買來的,用了八塊錢,四條腿不一樣長,他在桌腿底下墊了三塊瓦片才穩當。桌上擺了六道菜:紅燒肉、清燉雞、炒青菜、蘿蔔湯、炸帶魚、一盤金棗。沒有魚——不是買不起,是陳阿圓覺得「魚」和「余」諧音,有餘是好的,但她不想有餘。她想要剛剛好。剛剛好就夠了。

  一家人圍著桌子坐下來。蘇阿梅坐主位,那是林清石特意留給她的。她在桌邊摸了半天,摸到椅子的位置,坐下去,兩隻手放在桌上,摸索著面前的碗筷。家寧把一碗飯端到她面前,把筷子塞進她手裡。

  「阿嬤,飯在你面前,菜在你右手邊。」

  蘇阿梅用筷子在右手邊探了探,碰到了盤子,夾了一筷子菜,放進嘴裡,嚼了嚼。

  「咸了。」她說。

  陳阿圓愣了一下。菜是她燒的,她嘗過,不咸。她看了看家寧,家寧搖了搖頭,意思是「我覺得不咸」。陳阿圓沒有追問,夾了一筷子那道菜放進嘴裡,不咸。

  「阿母,不咸。」

  蘇阿梅沒有爭辯。她把那口菜咽下去,又喝了一口湯。湯是蘿蔔湯,清淡的,她喝了一口就說「淡了」。家寧趕緊去灶台端了一碟鹽過來,蘇阿梅用手指捏了一點放進湯里,攪了攪,又喝了一口,點了點頭。

  陳阿圓看著母親,心裡忽然明白了。不是菜咸了,不是湯淡了。是陳遠水不在了。這些菜的口味,是陳阿圓按照自己記憶中的味道做的——那個味道,是蘇阿梅年輕時候的味道,是陳遠水還活著的時候餐桌上的味道。但蘇阿梅吃到的不是那個味道。她吃到的是女兒的手藝,不是丈夫的手藝。不是不好吃,是不一樣了。

  不一樣就好了。

  不一樣,才說明日子在往前走。

  家興吃飯的時候特別安靜,不像家安小時候那樣挑食,不愛吃青菜。他什麼都吃,給什麼吃什麼,吃飯的時候不抬頭,不東張西望,不跟人說話。他吃東西的樣子,像陳遠水——低著頭,抿著嘴,筷子夾得穩,碗端得平,每一粒米都吃乾淨。

  家安在泉州待了幾天就回永春了。他還要上學,高一的課程緊,過了初五就要開學。林清石初四那天把他送回去,順便從永春拉了一車貨到泉州。貨車在永春和泉州之間跑了一個來回,裝的貨物比上一次多了不少,車斗里的罈子擠得滿滿的,家安坐在罈子中間,兩隻手抓著麻繩,身體隨著車子的顛簸一上一下地晃。

  「阿爸,等我畢業了,我來開車。」家安在車斗里喊。


  林清石在前面開車,聽不清他說什麼,從後視鏡里看了他一眼,看見他在笑。

  家安是在笑。他坐在罈子中間,陽光照在他臉上,照在他那件洗得發白的軍綠色棉襖上。棉襖是林清石穿過的,改小了給他穿的,袖口的螺紋已經鬆了,露出裡面的棉絮。他不在乎,他覺得坐在罈子中間、被阿爸開著貨車載著、在永春和泉州之間的山路上跑,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

  一九七九年春天,陳家鋪子的生意慢慢有了起色。

  陳阿圓每天天不亮就起來,先在灶台上燒一壺水,泡一壺茶,然後把門板一塊一塊地卸下來,靠在牆邊。門板很重,她已經習慣了,卸第一塊的時候有些吃力,卸到第三塊就順了。她把門板卸完,把地掃乾淨,把貨物重新擺整齊,然後站在櫃檯後面,等著客人。

  老客人開始回來了。

  林伯每天下午都會來坐一會兒。他拄著拐杖,從巷子深處的院子裡走出來,走得很慢,兩百米的巷子他要走七八分鐘。他走到鋪子門口,在門檻上坐下來,不買東西,就是坐著。陳阿圓給他倒一碗茶,他接過去喝一口,放在腳邊,看著巷子裡來來往往的人。

  「你阿爸以前也這樣。」林伯有一天忽然說了一句,「下午沒什麼生意的時候,他就搬一把椅子坐在門口,泡一壺茶,看著巷子。我問他看什麼,他說看路。我說路有什麼好看的,他說路好看。路每天都不一樣。今天走這條路的人,跟昨天走這條路的人不一樣。今天走這條路的理由,跟昨天走這條路的理由不一樣。」

  陳阿圓站在櫃檯後面,聽著林伯說這些,沒有說話。她也在看路。她站在櫃檯後面,透過敞開的門,看著承天巷。巷子是窄的,青石板鋪的,兩邊的老房子牆上長滿了青苔。春天來了,青苔更綠了,牆縫裡鑽出了幾株野草,細長的莖頂著幾片嫩綠的葉子,在風裡微微地搖。

  她看見了形形色色的人——提著菜籃子的老太太,背著書包的學生,騎著自行車上班的工人,推著嬰兒車的年輕母親,拄著拐杖的老人,牽著手的情侶。這些人從巷子的一頭走進來,從另一頭走出去,有的會在她的鋪子門口停下來,看一眼,問一句,買或不買,然後繼續走。他們走得很快,腳步匆匆,像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去辦,有重要的人要去見,有重要的地方要去抵達。

  她在想,這些人裡面,有沒有一個人,像她阿爸一樣,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走來的?有沒有人走過比她阿爸更長的路?有沒有人正在走一條比她阿爸更難的路?

  她不知道。但她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每個人都走得很辛苦,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活著。

  她站在櫃檯後面,賣她的金棗、醃茶葉、蝦醬。她的鋪子很小,貨物很少,賺的錢也不多。但她的鋪子在這條路上,她在路上,路在腳下。

  一天下午,一個中年婦女走進了鋪子。

  她的衣裳很舊了,袖口磨破了,衣領泛黃。頭髮花白,臉上的皺紋很深,像是被風沙和歲月一刀一刀刻出來的。她站在鋪子裡,四處看,目光在貨架上掃來掃去,像在找什麼。

  「你要買什麼?」陳阿圓從櫃檯後面走出來。

  那女人沒有回答。她還在找,目光從貨架上移到櫃檯上,從櫃檯上移到牆上。她的目光最後停在了牆上那根扁擔上。她看著那根扁擔,看了很久,久到陳阿圓以為她不會說話了。

  「這根扁擔……」那女人終於開口了,聲音沙啞,像很久沒有喝過水,「是誰的?」

  陳阿圓看著她,心裡忽然有什麼東西動了一下。「我阿爸的。」

  「你阿爸叫什麼?」

  「陳遠水。」

  那女人的眼淚一下子就涌了出來。她沒有哭出聲,眼淚就那麼無聲無息地從眼眶裡湧出來,順著臉上的皺紋往下流,流到嘴角,流到下巴,滴在她那件磨破了袖口的衣裳上。

  「你阿爸……他還活著嗎?」

  「走了。三年前走的。」

  那女人用手背擦了一下眼淚,又擦了一下,但眼淚越擦越多,擦不干,她乾脆不擦了。她走到櫃檯前面,伸出手,摸了摸櫃檯上的粗陶碗。碗裡裝著金棗,金黃金黃的,在陽光下發出透亮的光。

  「我姓王,叫王秀蘭。你阿爸認識我。一九四三年,在保山。你阿爸在破廟旁邊救了我一命。」

  陳阿圓愣住了。

  「你阿爸那時候挑著兩個孩子,一個籮筐里坐著你,一個籮筐里坐著你弟弟。你阿母發著高燒,躺在破廟裡。你阿爸出去找藥,在回來的路上遇到了我。我被一群潰兵圍住了,他們搶我的包袱,還要……你阿爸看見了,放下手裡的藥,從地上撿起一根木棍,沖了過來。他瘸著一條腿,臉上全是傷,渾身是泥,但他衝過來了。那些潰兵以為他後面還有人,跑了。」


  王秀蘭停了一下。

  「你阿爸把他們趕走了,把包袱還給我,對我說了一句話。他說,往前走,不要回頭。前面有路。」

  她看著那根扁擔。

  「我往前走了,沒有回頭。我走到了昆明,走到了貴州,走到了四川。一九五〇年,我到了福建。我找了你阿爸三十多年。」

  陳阿圓站在那裡,手撐著櫃檯,手指在發抖。她看著面前這個女人,看著她的白髮,她的皺紋,她磨破了袖口的衣裳,她無聲無息的眼淚。

  「你阿爸的扁擔,我摸一下,行嗎?」王秀蘭問。

  陳阿圓點了點頭。

  王秀蘭走到牆邊,伸出手,摸了摸那根扁擔。她的手在發抖,手指在扁擔上慢慢地滑過,從這頭滑到那頭,從那頭滑到這頭。她的手指摸到了那三道麻繩,摸到了木頭上的裂紋和坑窪,摸到了被汗水和雨水浸泡了半個多世紀的黑色。

  「謝謝你,陳遠水。」她對著那根扁擔說了一句話,聲音很輕,輕得像是怕驚動了什麼。

  然後她轉過身,從口袋裡摸出兩分錢,放在櫃檯上,從粗陶碗裡捏了一顆金棗,放進嘴裡,慢慢地嚼著。

  她嚼了很長時間,像是在品一顆棗子的味道,又像是在品一段幾十年的歲月。她從口袋裡摸出一張紙,紙上寫著一行字:

  「承天巷,陳家鋪子。」

  她把那張紙放在櫃檯上,用手按了按,然後轉過身,慢慢地走向門口。走到門口,她停下來,沒有回頭。

  「你阿爸救過我的命。我沒有什麼可以報答他的。這顆金棗,我吃了。就當是替他吃的。」

  她走了。腳步聲在青石板上慢慢地遠去,噠,噠,噠,越來越遠,越來越輕,最後消失在巷口的風裡。

  陳阿圓站在那裡,手裡握著那兩分錢。錢是熱的,帶著王秀蘭手心的溫度。她把那兩分錢放進櫃檯下面的陶罐里,硬幣落在罐底,叮的一聲。

  她想起了父親說過的那句話。

  「你吃掉的每一顆金棗,都是日子。」

  今天,一個叫王秀蘭的女人,替她父親吃了一顆金棗。那顆金棗是父親救過的一個人,走了三十多年的路,終於走到陳家鋪子裡來吃的。那顆金棗的味道,父親沒有吃到,但他應該知道了。

  她站在櫃檯後面,看著巷口。

  風從海上吹過來,濕濕的,鹹鹹的,帶著春天的氣息和遠處輪船的汽笛聲。她閉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她聞到了金棗的甜,醃茶葉的咸,蝦醬的腥,舊木頭的霉,新稻草的香,煤油燈的焦,母親頭髮的白,父親扁擔的黑。她聞到了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從緬甸飄過來,從滇緬公路飄過來,從泉州飄過來,從永春飄過來,從承天巷的這頭飄到那頭,飄進她的鋪子裡,飄進她的鼻子裡,飄進她的心裡。

  她睜開眼睛,家興不知道什麼時候走進了鋪子,蹲在櫃檯前面,手裡拿著一顆金棗,正在往嘴裡塞。

  「家興。」

  家興抬起頭,嘴裡含著金棗,腮幫子鼓鼓的,看著她。

  「金棗好吃嗎?」

  家興嚼了嚼,咽下去了。「好吃。」

  「什麼味道?」

  家興想了想。「甜的。」

  「還有呢?」

  「有一點點酸。」

  「還有呢?」

  家興又想了想,想了很久。「沒有了。」

  陳阿圓蹲下來,平視著兒子的眼睛。家興的眼睛是棕色的,不是黑色的,像林清石——不是純黑的黑,是那種在陽光下會變成琥珀色的、帶一點點暖意的棕色。他的眼睛裡有她的影子,一個小小的、模糊的、站在櫃檯後面的女人。

  「還有苦。」陳阿圓說,「金棗是先酸後甜,吃到最裡面有一點點苦。你吃到了嗎?」

  家興歪著腦袋想了想,又舔了舔嘴唇。「好像有一點。不仔細吃吃不出來。」

  「日子也是這樣。」陳阿圓站起來,把櫃檯上粗陶碗的位置調整了一下,把那顆被家興捏過的金棗擺正。「不仔細嘗,就不知道它是什麼味道。」

  她轉過身,走進後面那間小屋。

  灶台上的水燒開了,水蒸氣頂著鍋蓋,噗噗地響。她揭開鍋蓋,白汽猛地撲上來,糊了她一臉。她在白汽里站了一會兒,等白汽散了,才伸手去拿鍋鏟。


  鍋鏟在鍋里攪了幾下,粥已經煮好了。她把鍋蓋蓋回去,把灶膛里的柴火抽出來幾根,讓火小一些。粥在鍋里悶著,餘溫會讓它變得更稠、更香。

  她站在灶台前,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臉上,她看著那團跳動的火焰,火焰的顏色從紅到黃,從黃到藍,一層一層的。

  她從口袋裡摸出那個銅板。

  銅板磨得發亮,中間的方孔被一根紅繩穿著。紅繩已經褪色了,從大紅色變成了粉色,從粉色變成了白色,從白色變成了灰白色。繩子磨得很細了,有幾處已經快要斷了,她用指甲輕輕撥了撥,斷了幾根纖維,更多的纖維還連著。

  她不敢再碰了。

  她把銅板重新放回口袋裡,拍了拍口袋,確認不會掉出來。

  蘇阿梅坐在小屋的床沿上。她的腿邊放著一個竹籃,竹籃里是家寧從永春帶過來的毛線,大紅色的,準備給家興織一件毛衣。她摸到毛線團,找到了線頭,開始起針。竹針是她用筷子和砂紙磨的,磨得光滑,不扎手。她的手指不靈活了,關節腫了,起針的時候線總是從手指上滑掉。她起了一遍又一遍,起了十幾遍,終於起好了。她開始織,一針一針地織,竹針碰在一起,嗒嗒嗒的,聲音很小,但很清脆。

  陳阿圓站在灶間門口,看著母親織毛衣。蘇阿梅低著頭,眯著眼睛,手指在毛線上慢慢地移動。毛線是紅色的,大紅色。陳遠水生前最喜歡紅色。他說紅色看得見。在很遠的地方就能看見。在緬甸的時候,他在鋪子門口掛了一面紅色的布旗,不是國旗,不是店旗,就是一塊紅布。他說紅色好,紅色是血的顏色,血是熱的,人活著血就是熱的。

  蘇阿梅用大紅色的毛線給家興織毛衣。家興穿上這件毛衣,走在承天巷的青石板上,走在這條父親走過、阿公走過、阿母走過的路上。紅色在巷子裡跳躍著,像一團小小的火焰,在灰黑色的巷子裡燒著。

  燒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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