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 命運的比較
聚會的酒喝到後半程，話題不知不覺就拐到了「命」上。
最先提起這茬的是蔣立情。他喝了不少，臉紅得像豬肝，靠在椅背上，眼睛眯成一條縫，嘴裡嘟囔著：「你們說我命好不好？開了兩家店，買了車買了房，閨女學美術一年花好幾萬……可我總覺得，活著活著，就把自己活丟了。」
桌上安靜了一瞬。周海接了一句：「你命還不好？你瞅瞅我，一天到晚跟水泥沙子打交道，嗓子都廢了，咳起來像拉風箱。我有時候想，我這輩子是不是選錯了路？當初要是跟你一樣去做服裝，說不定現在也在城裡開大店了。」蔣立情擺擺手，說：「做服裝就不苦？你那是沒見過我剛開始的時候，一個人扛著大包擠火車，從廣州回來，站了一路，腳腫得鞋都脫不下來。」
蔣剛立夾了一塊臘肉，嚼了很久才咽下去。他說：「你們都別吵了。命好不好，不是看掙了多少錢。你看周峰，家裡房子也蓋了，兒子也上大學了，可他這身體……命這東西，說不清楚的。」
周峰坐在角落裡，手裡端著那杯白開水，一直沒有說話。聽到蔣剛立提到他，他笑了笑，笑容很淡，像冬天的日頭，有光，不暖。「我啊，命不算好，也不算壞。年輕時候能吃能幹，誰想到現在連碗粥都喝不了。但我認了。人這一輩子，哪能十全十美？老天爺給你一樣，就要拿走一樣。你們有健康的身體，我沒有；我有你們這些兄弟，別人不一定有。」
這番話說完，酒桌上徹底安靜了。掛在頭頂的燈泡被風吹得輕輕晃，光影在每個人的臉上搖來搖去，像水波。
周日樂放下酒杯，清了清嗓子。「我講個真事。去年我們學校有個老師，四十出頭，教了二十年書，評上了高級職稱，女兒也考上了重點高中。體檢的時候查出了肝癌，不到三個月就走了。他走之前我去看他，他拉著我的手說，『周校長，我這輩子沒出過省，連大海都沒看過。』你們說，他命好不好？論工作，他比誰都認真；論家庭，他比誰都顧家。可老天爺沒給他時間。」
周景熙聽到這裡，心裡像被什麼東西撞了一下。他想起了ZS，想起了那片灰濛濛的海。他在採石場搬了八年石頭，每天能聽到海浪拍打礁石的聲音，可他從來沒有認真看過一次海。他那時候只想著掙錢、活著、離開。後來去了海南，又在山裡待了三年，見過的最大的「海」，是橡膠林被風吹過時翻湧的綠浪。他真的見過海嗎？見過。他認真看過海嗎？沒有。他忽然覺得，自己跟周日樂說的那個老師，其實沒多大區別——都在忙著活，忘了停下來看一看。
蔣琪把碗裡的湯喝完，擦了擦嘴，接過話頭。「我來說說我吧。你們覺得我好，縣委辦副主任，女兒上了醫科大學。可你們不知道，我走到今天這一步，掉了多少頭髮，熬了多少夜。剛調到縣委辦那幾年，每天寫材料寫到凌晨兩三點，第二天七點又要起來上班。我女兒從小學到高中，我沒給她開過一場家長會。她老師有一次問她，『你媽是做什麼的？』她說，『我媽是寫材料的。』老師說，『寫材料怎麼連家長會都不來？』我女兒回來學給我聽，我聽了，哭了。」
周起瓊一直沒怎麼說話，這時候忽然開口了。「你們都別說自己苦了。我最苦的時候，你們誰看見了？」她頓了頓，聲音低了下去，「我離婚那年，差一點就想不開了。孩子才幾歲，我一個人帶著，白天上班，晚上帶孩子，連哭的時間都沒有。有一次我女兒半夜發高燒，我一個人抱著她跑到醫院，掛了急診，醫生說要住院。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抱著她，等天亮，等繳費，等辦手續。那一夜，我才知道什麼叫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後來我想通了，靠誰都不如靠自己。離婚怎麼了？我一個人照樣能把孩子養大，照樣能把日子過好。」
周景熙聽著這些話，手裡的酒杯端起來又放下，放下又端起來。他想起自己走過的那些路。ZG、SH、HZ、ZS、海南、DG。被人冤枉過，被人騙過，窮得睡過西湖邊的長椅，餓得吃過垃圾桶里的饅頭。他以為自己是最苦的那個。現在他發現，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有一本難念的經。蔣立情的服裝店，剛開張的時候被房東騙過，被供應商坑過，差點血本無歸。周海開貨車那幾年，出過一次事故，車翻了，人沒事，但一個月沒緩過來。蔣剛立殺豬，手指被切掉半截，接上了，現在還是彎的。周日樂當校長，被家長堵在辦公室罵過，被上級穿小鞋，差點被撤職。蔣琪寫材料寫到視網膜脫落，做了手術才保住眼睛。周起瓊更不用說了，離婚、辭職、創業，哪一樣不是拿命在拼。他們誰都不比誰容易。但他們誰都沒有認輸。
周峰忽然咳了起來，咳得很厲害，彎著腰，臉漲得通紅。他老婆趕緊給他拍背，倒了杯溫水。咳了好一會兒才緩過來。他直起身，喘了幾口氣，說：「你們聽聽，我這肺都快咳出來了。但我不怕。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死了以後，你們把我忘了。」李覺說：「不會忘的。咱們這些人，誰也不會忘了誰。」周峰笑了，說：「那就好。」
李覺站起來，把每個人的酒杯都倒滿了。他端著酒杯，環顧了一圈，說：「來，咱們干一杯。不為別的，就為咱們都還活著，都還在。」大家站起來，碰了杯，一飲而盡。酒是烈的，從喉嚨一路燒下去，燒到胃裡，燒到心裡。周峰杯里還是白開水，他也幹了，燙得直伸舌頭，但臉上是笑的。
酒席散了，人們三三兩兩地往外走。周景熙沒有馬上走，他站在四樓的露台上，看著夜色中的石橋村。遠處的山黑黢黢的，像一頭頭蹲伏的巨獸。村裡的燈火一盞一盞地亮著，昏黃的，溫暖的，像大地長出的星星。李覺走過來，站在他旁邊，遞給他一支煙。他不會抽，但還是接過來，夾在耳朵上。
「景熙，你在想什麼？」李覺問。
「我在想，咱們這些人，走出去的時候都不容易。有的去了廣東，有的去了浙江，有的去了海南。有的當了老闆，有的當了幹部，有的當了作家。有的病了，有的離了，有的還在拼。但不管怎麼樣，咱們都還記著這個村子，都還記著彼此。這就夠了。」
李覺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
那天晚上，周景熙回到家裡，從小燕手裡接過一杯熱茶，喝了幾口，然後坐在那張父親給他買的書桌前。他從抽屜里摸出那個本子，翻開新的一頁，拿起筆，寫道：
「2012年正月初三夜。今晚在李覺家喝酒，大家聊起了命。蔣立情說把自己活丟了，周海說是不是選錯了路，蔣剛立說命不是看掙多少錢。周日樂講了他們學校一個老師的事，四十出頭就走了，連大海都沒看過。蔣琪說她掉了多少頭髮、熬了多少夜。周起瓊說她最難的時候，差點想不開。周峰說他不怕死，怕的是死了以後大家把他忘了。李覺說，不為別的，就為咱們都還活著。是啊，活著就好。不管命好不好，不管路對不對，活著就有希望。咱們這些人，誰也沒有認輸。這就夠了。」
最先提起這茬的是蔣立情。他喝了不少，臉紅得像豬肝，靠在椅背上，眼睛眯成一條縫，嘴裡嘟囔著：「你們說我命好不好？開了兩家店，買了車買了房，閨女學美術一年花好幾萬……可我總覺得，活著活著，就把自己活丟了。」
桌上安靜了一瞬。周海接了一句：「你命還不好？你瞅瞅我，一天到晚跟水泥沙子打交道，嗓子都廢了，咳起來像拉風箱。我有時候想，我這輩子是不是選錯了路？當初要是跟你一樣去做服裝，說不定現在也在城裡開大店了。」蔣立情擺擺手，說：「做服裝就不苦？你那是沒見過我剛開始的時候，一個人扛著大包擠火車，從廣州回來，站了一路，腳腫得鞋都脫不下來。」
蔣剛立夾了一塊臘肉，嚼了很久才咽下去。他說：「你們都別吵了。命好不好，不是看掙了多少錢。你看周峰，家裡房子也蓋了，兒子也上大學了，可他這身體……命這東西，說不清楚的。」
周峰坐在角落裡，手裡端著那杯白開水，一直沒有說話。聽到蔣剛立提到他，他笑了笑，笑容很淡，像冬天的日頭，有光，不暖。「我啊，命不算好，也不算壞。年輕時候能吃能幹，誰想到現在連碗粥都喝不了。但我認了。人這一輩子，哪能十全十美？老天爺給你一樣，就要拿走一樣。你們有健康的身體，我沒有；我有你們這些兄弟，別人不一定有。」
這番話說完，酒桌上徹底安靜了。掛在頭頂的燈泡被風吹得輕輕晃，光影在每個人的臉上搖來搖去，像水波。
周日樂放下酒杯，清了清嗓子。「我講個真事。去年我們學校有個老師，四十出頭，教了二十年書，評上了高級職稱，女兒也考上了重點高中。體檢的時候查出了肝癌，不到三個月就走了。他走之前我去看他，他拉著我的手說，『周校長，我這輩子沒出過省，連大海都沒看過。』你們說，他命好不好？論工作，他比誰都認真；論家庭，他比誰都顧家。可老天爺沒給他時間。」
周景熙聽到這裡，心裡像被什麼東西撞了一下。他想起了ZS，想起了那片灰濛濛的海。他在採石場搬了八年石頭，每天能聽到海浪拍打礁石的聲音，可他從來沒有認真看過一次海。他那時候只想著掙錢、活著、離開。後來去了海南，又在山裡待了三年，見過的最大的「海」，是橡膠林被風吹過時翻湧的綠浪。他真的見過海嗎？見過。他認真看過海嗎？沒有。他忽然覺得，自己跟周日樂說的那個老師，其實沒多大區別——都在忙著活，忘了停下來看一看。
蔣琪把碗裡的湯喝完，擦了擦嘴，接過話頭。「我來說說我吧。你們覺得我好，縣委辦副主任，女兒上了醫科大學。可你們不知道，我走到今天這一步，掉了多少頭髮，熬了多少夜。剛調到縣委辦那幾年，每天寫材料寫到凌晨兩三點，第二天七點又要起來上班。我女兒從小學到高中，我沒給她開過一場家長會。她老師有一次問她，『你媽是做什麼的？』她說，『我媽是寫材料的。』老師說，『寫材料怎麼連家長會都不來？』我女兒回來學給我聽，我聽了，哭了。」
周起瓊一直沒怎麼說話，這時候忽然開口了。「你們都別說自己苦了。我最苦的時候，你們誰看見了？」她頓了頓，聲音低了下去，「我離婚那年，差一點就想不開了。孩子才幾歲，我一個人帶著，白天上班，晚上帶孩子，連哭的時間都沒有。有一次我女兒半夜發高燒，我一個人抱著她跑到醫院，掛了急診，醫生說要住院。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抱著她，等天亮，等繳費，等辦手續。那一夜，我才知道什麼叫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後來我想通了，靠誰都不如靠自己。離婚怎麼了？我一個人照樣能把孩子養大，照樣能把日子過好。」
周景熙聽著這些話，手裡的酒杯端起來又放下，放下又端起來。他想起自己走過的那些路。ZG、SH、HZ、ZS、海南、DG。被人冤枉過，被人騙過，窮得睡過西湖邊的長椅，餓得吃過垃圾桶里的饅頭。他以為自己是最苦的那個。現在他發現，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有一本難念的經。蔣立情的服裝店，剛開張的時候被房東騙過，被供應商坑過，差點血本無歸。周海開貨車那幾年，出過一次事故，車翻了，人沒事，但一個月沒緩過來。蔣剛立殺豬，手指被切掉半截，接上了，現在還是彎的。周日樂當校長，被家長堵在辦公室罵過，被上級穿小鞋，差點被撤職。蔣琪寫材料寫到視網膜脫落，做了手術才保住眼睛。周起瓊更不用說了，離婚、辭職、創業，哪一樣不是拿命在拼。他們誰都不比誰容易。但他們誰都沒有認輸。
周峰忽然咳了起來，咳得很厲害，彎著腰，臉漲得通紅。他老婆趕緊給他拍背，倒了杯溫水。咳了好一會兒才緩過來。他直起身，喘了幾口氣，說：「你們聽聽，我這肺都快咳出來了。但我不怕。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死了以後，你們把我忘了。」李覺說：「不會忘的。咱們這些人，誰也不會忘了誰。」周峰笑了，說：「那就好。」
李覺站起來，把每個人的酒杯都倒滿了。他端著酒杯，環顧了一圈，說：「來，咱們干一杯。不為別的，就為咱們都還活著，都還在。」大家站起來，碰了杯，一飲而盡。酒是烈的，從喉嚨一路燒下去，燒到胃裡，燒到心裡。周峰杯里還是白開水，他也幹了，燙得直伸舌頭，但臉上是笑的。
酒席散了，人們三三兩兩地往外走。周景熙沒有馬上走，他站在四樓的露台上，看著夜色中的石橋村。遠處的山黑黢黢的，像一頭頭蹲伏的巨獸。村裡的燈火一盞一盞地亮著，昏黃的，溫暖的，像大地長出的星星。李覺走過來，站在他旁邊，遞給他一支煙。他不會抽，但還是接過來，夾在耳朵上。
「景熙，你在想什麼？」李覺問。
「我在想，咱們這些人，走出去的時候都不容易。有的去了廣東，有的去了浙江，有的去了海南。有的當了老闆，有的當了幹部，有的當了作家。有的病了，有的離了，有的還在拼。但不管怎麼樣，咱們都還記著這個村子，都還記著彼此。這就夠了。」
李覺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
那天晚上，周景熙回到家裡，從小燕手裡接過一杯熱茶，喝了幾口，然後坐在那張父親給他買的書桌前。他從抽屜里摸出那個本子，翻開新的一頁，拿起筆，寫道：
「2012年正月初三夜。今晚在李覺家喝酒，大家聊起了命。蔣立情說把自己活丟了，周海說是不是選錯了路，蔣剛立說命不是看掙多少錢。周日樂講了他們學校一個老師的事，四十出頭就走了，連大海都沒看過。蔣琪說她掉了多少頭髮、熬了多少夜。周起瓊說她最難的時候，差點想不開。周峰說他不怕死，怕的是死了以後大家把他忘了。李覺說，不為別的，就為咱們都還活著。是啊，活著就好。不管命好不好，不管路對不對，活著就有希望。咱們這些人，誰也沒有認輸。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