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爭吵！
他把手裡那疊稿紙扔到茶几上。
「保羅寫了一稿。我改了一些。林恩，你上周給我提的那些想法我也寫下來了。現在我們三個坐下來，把它變成一個我們都能接受的東西。」
「我不能接受。」施拉德說。
房間裡安靜了一秒。
「保羅。」斯科塞斯說。
「馬丁，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施拉德抬起頭，看著斯科塞斯，又看林恩，然後緩緩說出：
「特拉維斯不是越戰退伍兵。他從來就不是。」
「他可以是。」斯科塞斯說。
「他不可以。」施拉德說，「如果他是越戰退伍兵，那這個故事就變成了另一個故事。一個關於戰爭的故事。關於創傷後應激的故事。關於我們如何對待退伍軍人的故事。」
「所以呢？」林恩說。
施拉德轉過頭，看著他。
「那不是我的故事。」
「我知道，這是你的故事，我只覺得在這個基礎上加上越戰的設定會更好。」
施拉德沉默了幾秒。
「我的故事是一個人的孤獨。」他說，「是一個男人在這個城市裡，看著它爛下去，自己也跟著爛下去。他沒有過去，因為過去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現在在這裡，在這輛車裡，在這條街上，看著那些妓女和皮條客和政客，想著『總有一天真正的雨會來，把這些垃圾都沖走』。」
「那很漂亮。」林恩說，「但那是詩。那不是電影。」
施拉德的臉色變了。
「你說什麼？」
「我說那是詩。」
林恩說繼續說道：「我看過原劇本，你寫得很漂亮。但是漂亮的句子不是電影。」
「那你告訴我電影是什麼，林恩先生。」施拉德說，「你寫過電影嗎？你看過多少電影？你在電影行業幹過多久？你在編劇行業又幹過多久？」
馬丁·斯科塞斯的眼神在他們身上遊走，他知道，現在說什麼也於事無補。
「沒有。」
「那你懂什麼？」
「我懂觀眾。」林恩說，「觀眾需要知道這個人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他們不會相信一個突然拿起槍的人。他們需要理由。」
「他的理由就是這個爛透的城市！」施拉德說，聲音提高了，「理由就是他看到的那些骯髒的東西！」
「每個人都看到那些東西，保羅。」林恩說，「每個在紐約開計程車的司機都看到骯髒的東西。」
林恩頓了頓，他直直地盯著施拉德：
「可是我們沒有都去買槍。」
斯科塞斯在桌子邊上又點上一根煙，沒說話。
施拉德笑了一下。
「那你想要什麼？」他說，「你想要一個有 PTSD的士兵？你想要讓他有創傷閃回？你想要讓他在每次聽見鞭炮聲的時候就倒在地上捂著頭？林恩，那是周日晚上NBC播的爛俗肥皂劇。」
「我不是想要那些。」林恩說。
「那你想要什麼？」
「我想要一個人，他從越南回來。他沒有家。他沒有朋友。他沒有人可以說話。他開始開計程車，因為他睡不著覺。他在車裡看著這個城市，他看到那些他在越南看到過的東西——暴力、墮落、瘋狂——只是這次沒有人開槍，沒有人喊他的名字，沒有人告訴他敵人在哪裡。他開始迷失。他不知道自己是誰。他去約一個女孩子出去，因為他以為那樣會讓他重新成為一個正常人。結果他把她帶去了色情電影院。」
林恩停了一下。
「因為他已經不知道什麼是正常了。」
房間裡很安靜。
斯科塞斯吐出一口煙，慢慢說：「繼續說。」
「他開始健身。」林恩說，「不是因為他想變強壯。是因為他的身體是他唯一能控制的東西。這個城市他控制不了。他的思想他控制不了。他的夢他控制不了。但是他的身體——他可以讓它變硬，變精確，變成一個武器。因為武器是他認識的東西。武器是他在越南學會的東西。」
施拉德沒有說話。
「然後他看見了那個小妓女。」林恩說，「艾瑞斯。那個十二歲的女孩。他決定救她。但是保羅——」
他看著施拉德。
「——他救她不是因為他是好人。他救她是因為他需要一個敵人。他需要開槍殺死一個敵人。他需要一次任務。他是一個回到平民社會的士兵，他最需要的是一次任務。」
斯科塞斯把煙在菸灰缸里摁滅了。
「這就是我要的。」他小聲說。
施拉德站起來，走到窗邊。
他背對著他們，看著外面。時代廣場方向傳來汽車喇叭的聲音，悶悶的，隔著兩層玻璃。
「你讀過我寫的那些關於布列松的文章嗎？」他沒有回頭。
「讀過。」林恩說。
林恩記得，在未來的某本電影評論合集裡，他讀過施拉德的那些文字——關於超驗風格，關於小津安二郎，關於德萊葉。
施拉德是一個神學家出身的人。他關心的不是現實，是靈魂。
「那你應該知道我想要什麼。」施拉德說，「我想要一個超越現實的人物。一個原型。一個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地下室人一樣的角色——他的孤獨不需要解釋，他的憤怒不需要理由。他就是存在。他就是這個時代的症狀。」
「保羅。」林恩說。
施拉德轉過頭：「我不想讓他變成一個案例研究。我不想讓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坐在電影院裡點頭說『啊，這就是越戰的後果』。我不想讓我的電影變成一個該死的反戰電影。」
「那不是反戰電影。」林恩說。
「是的。」施拉德說，「只要你給他一個標籤——越戰退伍兵——觀眾就會用那個標籤去理解他。他們就不會看他本身了。他們只會看那個標籤。」
林恩沉默了一會兒。
然後他說：
「我開了這麼多年計程車。我每天晚上載那些人。妓女、皮條客、毒販、回家吵架的夫妻、下班喝醉的白領。我也載過一些退伍兵。他們不說話。他們上車，說一個地址，然後就看著窗外。他們的眼睛是空的，像有人把他們身體裡的什麼東西掏走了。」
林恩停了一下。
「上個月我載過一個。」
「他讓我開到布魯克林大橋。到了橋上他讓我停車。」
「我停了。他下車，站在欄杆邊上，看著水。」
「我坐在車裡等他。我想他可能要跳河自殺。」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想我應該報警，但是車上沒有電話。我就那麼等著。」
「然後呢？」斯科塞斯說。
「然後他回來了。」林恩說，「他回到車裡，讓我載他去布魯克林的一家酒吧。他付了錢，多給了我兩塊，下車走了。」
房間裡很安靜。
「那才是退伍兵。」林恩說，「不是閃回，不是發抖，不是大喊大叫。是空蕩蕩的。是橋上那十分鐘。」
「保羅寫了一稿。我改了一些。林恩，你上周給我提的那些想法我也寫下來了。現在我們三個坐下來，把它變成一個我們都能接受的東西。」
「我不能接受。」施拉德說。
房間裡安靜了一秒。
「保羅。」斯科塞斯說。
「馬丁，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施拉德抬起頭，看著斯科塞斯，又看林恩，然後緩緩說出：
「特拉維斯不是越戰退伍兵。他從來就不是。」
「他可以是。」斯科塞斯說。
「他不可以。」施拉德說，「如果他是越戰退伍兵，那這個故事就變成了另一個故事。一個關於戰爭的故事。關於創傷後應激的故事。關於我們如何對待退伍軍人的故事。」
「所以呢？」林恩說。
施拉德轉過頭，看著他。
「那不是我的故事。」
「我知道，這是你的故事，我只覺得在這個基礎上加上越戰的設定會更好。」
施拉德沉默了幾秒。
「我的故事是一個人的孤獨。」他說，「是一個男人在這個城市裡，看著它爛下去，自己也跟著爛下去。他沒有過去，因為過去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現在在這裡，在這輛車裡，在這條街上，看著那些妓女和皮條客和政客，想著『總有一天真正的雨會來，把這些垃圾都沖走』。」
「那很漂亮。」林恩說，「但那是詩。那不是電影。」
施拉德的臉色變了。
「你說什麼？」
「我說那是詩。」
林恩說繼續說道：「我看過原劇本，你寫得很漂亮。但是漂亮的句子不是電影。」
「那你告訴我電影是什麼，林恩先生。」施拉德說，「你寫過電影嗎？你看過多少電影？你在電影行業幹過多久？你在編劇行業又幹過多久？」
馬丁·斯科塞斯的眼神在他們身上遊走，他知道，現在說什麼也於事無補。
「沒有。」
「那你懂什麼？」
「我懂觀眾。」林恩說，「觀眾需要知道這個人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他們不會相信一個突然拿起槍的人。他們需要理由。」
「他的理由就是這個爛透的城市！」施拉德說，聲音提高了，「理由就是他看到的那些骯髒的東西！」
「每個人都看到那些東西，保羅。」林恩說，「每個在紐約開計程車的司機都看到骯髒的東西。」
林恩頓了頓，他直直地盯著施拉德：
「可是我們沒有都去買槍。」
斯科塞斯在桌子邊上又點上一根煙，沒說話。
施拉德笑了一下。
「那你想要什麼？」他說，「你想要一個有 PTSD的士兵？你想要讓他有創傷閃回？你想要讓他在每次聽見鞭炮聲的時候就倒在地上捂著頭？林恩，那是周日晚上NBC播的爛俗肥皂劇。」
「我不是想要那些。」林恩說。
「那你想要什麼？」
「我想要一個人，他從越南回來。他沒有家。他沒有朋友。他沒有人可以說話。他開始開計程車，因為他睡不著覺。他在車裡看著這個城市，他看到那些他在越南看到過的東西——暴力、墮落、瘋狂——只是這次沒有人開槍，沒有人喊他的名字，沒有人告訴他敵人在哪裡。他開始迷失。他不知道自己是誰。他去約一個女孩子出去，因為他以為那樣會讓他重新成為一個正常人。結果他把她帶去了色情電影院。」
林恩停了一下。
「因為他已經不知道什麼是正常了。」
房間裡很安靜。
斯科塞斯吐出一口煙，慢慢說：「繼續說。」
「他開始健身。」林恩說，「不是因為他想變強壯。是因為他的身體是他唯一能控制的東西。這個城市他控制不了。他的思想他控制不了。他的夢他控制不了。但是他的身體——他可以讓它變硬，變精確，變成一個武器。因為武器是他認識的東西。武器是他在越南學會的東西。」
施拉德沒有說話。
「然後他看見了那個小妓女。」林恩說，「艾瑞斯。那個十二歲的女孩。他決定救她。但是保羅——」
他看著施拉德。
「——他救她不是因為他是好人。他救她是因為他需要一個敵人。他需要開槍殺死一個敵人。他需要一次任務。他是一個回到平民社會的士兵，他最需要的是一次任務。」
斯科塞斯把煙在菸灰缸里摁滅了。
「這就是我要的。」他小聲說。
施拉德站起來，走到窗邊。
他背對著他們，看著外面。時代廣場方向傳來汽車喇叭的聲音，悶悶的，隔著兩層玻璃。
「你讀過我寫的那些關於布列松的文章嗎？」他沒有回頭。
「讀過。」林恩說。
林恩記得，在未來的某本電影評論合集裡，他讀過施拉德的那些文字——關於超驗風格，關於小津安二郎，關於德萊葉。
施拉德是一個神學家出身的人。他關心的不是現實，是靈魂。
「那你應該知道我想要什麼。」施拉德說，「我想要一個超越現實的人物。一個原型。一個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地下室人一樣的角色——他的孤獨不需要解釋，他的憤怒不需要理由。他就是存在。他就是這個時代的症狀。」
「保羅。」林恩說。
施拉德轉過頭：「我不想讓他變成一個案例研究。我不想讓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坐在電影院裡點頭說『啊，這就是越戰的後果』。我不想讓我的電影變成一個該死的反戰電影。」
「那不是反戰電影。」林恩說。
「是的。」施拉德說，「只要你給他一個標籤——越戰退伍兵——觀眾就會用那個標籤去理解他。他們就不會看他本身了。他們只會看那個標籤。」
林恩沉默了一會兒。
然後他說：
「我開了這麼多年計程車。我每天晚上載那些人。妓女、皮條客、毒販、回家吵架的夫妻、下班喝醉的白領。我也載過一些退伍兵。他們不說話。他們上車，說一個地址，然後就看著窗外。他們的眼睛是空的，像有人把他們身體裡的什麼東西掏走了。」
林恩停了一下。
「上個月我載過一個。」
「他讓我開到布魯克林大橋。到了橋上他讓我停車。」
「我停了。他下車，站在欄杆邊上，看著水。」
「我坐在車裡等他。我想他可能要跳河自殺。」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想我應該報警，但是車上沒有電話。我就那麼等著。」
「然後呢？」斯科塞斯說。
「然後他回來了。」林恩說，「他回到車裡，讓我載他去布魯克林的一家酒吧。他付了錢，多給了我兩塊，下車走了。」
房間裡很安靜。
「那才是退伍兵。」林恩說，「不是閃回，不是發抖，不是大喊大叫。是空蕩蕩的。是橋上那十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