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林恩的反擊：《文學的門》
文學的門——致諾曼·普拉特教授
作者：林恩
普拉特教授：
感謝您在《紐約書評》上花了兩千字來討論我的小說。對於一個計程車司機來說，這是莫大的榮幸。畢竟，您平時評論的對象是索爾·貝婁和約翰·厄普代克，而我平時打交道的對象是醉鬼和皮條客。我們能在同一份報紙上出現，本身就說明美國還是一個充滿奇蹟的國家。
您在文章中提出了一個核心論點：類型文學是「廉價的情感刺激」，是「糖果」，是「沒有營養的」；而嚴肅文學——您那些談論「人類處境的複雜性」的文學——才是值得被記住的。
我理解這個論點，我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同意它。
但我想請您回答一個問題：莎士比亞算嚴肅文學還是類型文學？
我知道這個問題看起來很蠢。莎士比亞當然是嚴肅文學，他是西方文學的巔峰。他的作品被印在大學教科書里，被刻在劇院的門楣上，被用來折磨一代又一代英文系的學生。
但如果您穿越回1600年的倫敦，走進環球劇場——您會看到什麼？
您會看到一個謀殺故事（《哈姆雷特》），一個復仇故事（《奧賽羅》），一個鬼故事（《麥克白》），一個關於暴風雨和魔法的奇幻故事（《暴風雨》）。
台下坐著的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是倫敦的屠夫、麵包師、妓女和小偷。他們花一個便士買站票，站在泥地里看戲，往台上扔果皮。
莎士比亞不是在「揭示人類處境的複雜性」，他是在講故事，講能讓屠夫和麵包師站在泥地里三個小時也不肯走的故事。恐懼、懸念、快感、眼淚、大笑——您所說的那些「廉價的情感刺激」——是莎士比亞手裡最鋒利的刀。
只不過，他用這些刀切開的東西，剛好是人類靈魂最深處的某樣東西。
所以問題不在於一本書是「類型文學」還是「嚴肅文學」，問題在於：刀夠不夠鋒利，切得夠不夠深。
您說《沉默的羔羊》像一份好萊塢劇本提案，說它的節奏是「剪輯台上的節奏」，我不否認。但您有沒有想過一種可能性：也許文學的節奏不只有一種？
也許除了您所推崇的那種緩慢的、內省的、一杯茶配一下午的節奏之外，還存在另一種節奏——一種更快、更危險、更接近心跳的節奏，一種讓讀者翻完一頁之後雙手發抖的節奏？
這種節奏不比您的節奏低級，它只是不同。
您說我「選擇了捷徑」，說我「把才華浪費在了不值得的地方」。
教授，我想告訴您一件事。
我在凌晨兩點的曼哈頓開計程車，每天有十幾個陌生人從后座來了又去。他們不讀《紐約書評》，他們不知道索爾·貝婁是誰，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這輩子走進書店的次數用一隻手就能數完。
但他們害怕。
他們害怕黑暗、害怕陌生人、害怕獨處、害怕自己腦子裡那些午夜三點鐘才敢想的念頭。這種恐懼是真實的，和您在學術論文裡分析的「存在主義焦慮」一樣真實。
我寫的東西就是給他們看的。
給那些凌晨兩點還醒著的人，給那些不敢關燈的人，給那些從來不會走進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但會在地鐵上翻開一本三塊九毛五的平裝書的人。
如果這就是您所說的「捷徑」——那我很樂意繼續走下去。
因為文學不應該有門。或者說，如果文學有門的話，那扇門不應該只有一個方向。它不應該只朝內打開——朝著大學的研討室、朝著文學評論家的書桌、朝著那些只在雞尾酒會上被討論的書。
它也應該朝外打開。
朝著曼哈頓的街道，朝著計程車的后座，朝著地鐵，朝著便利店，朝著每一個在深夜買了一本書、只是因為有人告訴他「這本書會讓你睡不著覺」的普通人。
您說類型文學是糖果。
也許吧。但有時候，一個在深夜獨自一人、什麼都沒有的人，最需要的恰恰就是一顆糖。
而好的糖果和壞的糖果之間的區別，不在於它是不是糖果，而在於它是不是用真的糖做的。
我不願去誇誇其談文學是什麼，因為我想我不明白，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把故事講好。
最後，您在文章中暗示我的書是「黃銅」。我不確定您是否真的讀完了全部一百五十頁。如果您讀到了最後——地下室里，女探員一個人站在黑暗中，槍響了，殺手倒了，但她不確定他是不是真的死了——
如果您讀到了那一段，還覺得那只是「廉價的情感刺激」——
那我建議您今晚回家之後，關上書房的燈，在黑暗裡站一分鐘。
只要一分鐘。
然後告訴我，黑暗是嚴肅的，還是類型的。
此致
敬禮
林恩
曼哈頓皇冠車行35號
文章刊出的當天，蕾婭的電話被打爆了。
三家報紙和兩家電台同時聯繫諾-米勒出版代理，要求採訪林恩。《紐約郵報》的八卦版用了一個整版的標題：「計程車司機大戰哥倫比亞教授——紐約文壇年度罵戰」。
《村聲》周報在一天之內加印了兩次。編輯後來告訴蕾婭，這一期的銷量是過去一年裡最高的。
諾曼·普拉特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一篇簡短的回應，只有三百字，核心只有一句話：「林恩先生用莎士比亞來為自己辯護，這恰恰證明了我的觀點——他是一個極其聰明的人，但聰明和深刻是兩回事。」
但風向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紐約的文化圈現在亂成了一鍋粥。
一派是以各大美國高校為代表的——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天主教福特漢姆大學，都紛紛聲援諾曼·普拉特，覺得林恩和蘭登書屋在羞辱文學的尊嚴。
另一派則是紐約的市民圈，曼哈頓的地下超市、各條大街上的書店、哪怕是地鐵站里的報刊亭，都擺著林恩的這本《沉默的羔羊》。
在所有這些爭論的背後，有一個數字在安靜地、不聲不響地上漲。
巴諾書店的店員告訴蕾婭：《村聲》那篇文章刊出之後的兩天裡，《沉默的羔羊》在第五大道店的日銷量翻了三倍。
從「新書推薦」的第六位，升到了第三位。
前面只剩下《大白鯊》和那本貓的攝影集。
弗里曼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在電話里吼了一嗓子：
「操！幹掉那隻貓！」
作者：林恩
普拉特教授：
感謝您在《紐約書評》上花了兩千字來討論我的小說。對於一個計程車司機來說，這是莫大的榮幸。畢竟，您平時評論的對象是索爾·貝婁和約翰·厄普代克，而我平時打交道的對象是醉鬼和皮條客。我們能在同一份報紙上出現，本身就說明美國還是一個充滿奇蹟的國家。
您在文章中提出了一個核心論點：類型文學是「廉價的情感刺激」，是「糖果」，是「沒有營養的」；而嚴肅文學——您那些談論「人類處境的複雜性」的文學——才是值得被記住的。
我理解這個論點，我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同意它。
但我想請您回答一個問題：莎士比亞算嚴肅文學還是類型文學？
我知道這個問題看起來很蠢。莎士比亞當然是嚴肅文學，他是西方文學的巔峰。他的作品被印在大學教科書里，被刻在劇院的門楣上，被用來折磨一代又一代英文系的學生。
但如果您穿越回1600年的倫敦，走進環球劇場——您會看到什麼？
您會看到一個謀殺故事（《哈姆雷特》），一個復仇故事（《奧賽羅》），一個鬼故事（《麥克白》），一個關於暴風雨和魔法的奇幻故事（《暴風雨》）。
台下坐著的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是倫敦的屠夫、麵包師、妓女和小偷。他們花一個便士買站票，站在泥地里看戲，往台上扔果皮。
莎士比亞不是在「揭示人類處境的複雜性」，他是在講故事，講能讓屠夫和麵包師站在泥地里三個小時也不肯走的故事。恐懼、懸念、快感、眼淚、大笑——您所說的那些「廉價的情感刺激」——是莎士比亞手裡最鋒利的刀。
只不過，他用這些刀切開的東西，剛好是人類靈魂最深處的某樣東西。
所以問題不在於一本書是「類型文學」還是「嚴肅文學」，問題在於：刀夠不夠鋒利，切得夠不夠深。
您說《沉默的羔羊》像一份好萊塢劇本提案，說它的節奏是「剪輯台上的節奏」，我不否認。但您有沒有想過一種可能性：也許文學的節奏不只有一種？
也許除了您所推崇的那種緩慢的、內省的、一杯茶配一下午的節奏之外，還存在另一種節奏——一種更快、更危險、更接近心跳的節奏，一種讓讀者翻完一頁之後雙手發抖的節奏？
這種節奏不比您的節奏低級，它只是不同。
您說我「選擇了捷徑」，說我「把才華浪費在了不值得的地方」。
教授，我想告訴您一件事。
我在凌晨兩點的曼哈頓開計程車，每天有十幾個陌生人從后座來了又去。他們不讀《紐約書評》，他們不知道索爾·貝婁是誰，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這輩子走進書店的次數用一隻手就能數完。
但他們害怕。
他們害怕黑暗、害怕陌生人、害怕獨處、害怕自己腦子裡那些午夜三點鐘才敢想的念頭。這種恐懼是真實的，和您在學術論文裡分析的「存在主義焦慮」一樣真實。
我寫的東西就是給他們看的。
給那些凌晨兩點還醒著的人，給那些不敢關燈的人，給那些從來不會走進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但會在地鐵上翻開一本三塊九毛五的平裝書的人。
如果這就是您所說的「捷徑」——那我很樂意繼續走下去。
因為文學不應該有門。或者說，如果文學有門的話，那扇門不應該只有一個方向。它不應該只朝內打開——朝著大學的研討室、朝著文學評論家的書桌、朝著那些只在雞尾酒會上被討論的書。
它也應該朝外打開。
朝著曼哈頓的街道，朝著計程車的后座，朝著地鐵，朝著便利店，朝著每一個在深夜買了一本書、只是因為有人告訴他「這本書會讓你睡不著覺」的普通人。
您說類型文學是糖果。
也許吧。但有時候，一個在深夜獨自一人、什麼都沒有的人，最需要的恰恰就是一顆糖。
而好的糖果和壞的糖果之間的區別，不在於它是不是糖果，而在於它是不是用真的糖做的。
我不願去誇誇其談文學是什麼，因為我想我不明白，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把故事講好。
最後，您在文章中暗示我的書是「黃銅」。我不確定您是否真的讀完了全部一百五十頁。如果您讀到了最後——地下室里，女探員一個人站在黑暗中，槍響了，殺手倒了，但她不確定他是不是真的死了——
如果您讀到了那一段，還覺得那只是「廉價的情感刺激」——
那我建議您今晚回家之後，關上書房的燈，在黑暗裡站一分鐘。
只要一分鐘。
然後告訴我，黑暗是嚴肅的，還是類型的。
此致
敬禮
林恩
曼哈頓皇冠車行35號
文章刊出的當天，蕾婭的電話被打爆了。
三家報紙和兩家電台同時聯繫諾-米勒出版代理，要求採訪林恩。《紐約郵報》的八卦版用了一個整版的標題：「計程車司機大戰哥倫比亞教授——紐約文壇年度罵戰」。
《村聲》周報在一天之內加印了兩次。編輯後來告訴蕾婭，這一期的銷量是過去一年裡最高的。
諾曼·普拉特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一篇簡短的回應，只有三百字，核心只有一句話：「林恩先生用莎士比亞來為自己辯護，這恰恰證明了我的觀點——他是一個極其聰明的人，但聰明和深刻是兩回事。」
但風向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紐約的文化圈現在亂成了一鍋粥。
一派是以各大美國高校為代表的——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天主教福特漢姆大學，都紛紛聲援諾曼·普拉特，覺得林恩和蘭登書屋在羞辱文學的尊嚴。
另一派則是紐約的市民圈，曼哈頓的地下超市、各條大街上的書店、哪怕是地鐵站里的報刊亭，都擺著林恩的這本《沉默的羔羊》。
在所有這些爭論的背後，有一個數字在安靜地、不聲不響地上漲。
巴諾書店的店員告訴蕾婭：《村聲》那篇文章刊出之後的兩天裡，《沉默的羔羊》在第五大道店的日銷量翻了三倍。
從「新書推薦」的第六位，升到了第三位。
前面只剩下《大白鯊》和那本貓的攝影集。
弗里曼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在電話里吼了一嗓子：
「操！幹掉那隻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