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章 法庭
在哈蒙德的法庭里，量刑不過是一道數學題。
變量從來不包含被告的女兒會不會在某個下午坐在空蕩蕩的客廳里，對著一個空出來的座位發呆。
當輕傷害案的量刑成了一種對社會治安的表態，被告席上的人就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案例編號，一塊墊在法官升遷台階上的磚。
瑪格麗特知道自己沒有立場來為被告說情，也知道這對於冷麵無情的哈蒙德法官恐怕沒有意義。
她將法官的想法記下，把日程表收進文件夾，隨後說：
「法官先生，貝勒斯先生昨晚來過電話，說有急事，讓你今天儘快回他。」
「知道了。」
哈蒙德走進內間辦公室，關上門。
那張紅木辦公桌上只擺了電話、筆筒和一本攤開的《俄克拉荷馬州刑法典》。
牆上掛著他的法學學位證書以及一張81年裡根到俄克拉荷馬城參加籌款晚宴時的握手合影。
為了確保自己被安排在握手隊伍的前排，他還提前一周給主辦方打了四個電話，換了三個不同的理由。
第一個是司法系統的代表需要曝光率。
第二個是他可以幫忙引薦縣裡的主要捐款人。
第三個是純粹的私人情面。
第四個電話他沒打，因為主辦方已經答應了。
他坐在皮椅上，望著書架最上面一層。
一個褪色的相框裡裝著三個人。
貝勒斯、克勞福德和他三十年前在大學法學院門口的台階上拍的。
他們都來自小鎮工人家庭，都在那個還相信法律能改變世界的年代裡互相借筆記，分享泡麵和未來夢想。
三十年後，他們都變成了有錢有權的混蛋。
克勞福德卷了幾十萬美元逃到德州。
貝勒斯靠次品建材餵飽了半個縣的公共工程。
而他每日坐在法官席上，一天能簽發十幾張判決書。
「哼哼。」
他伸手把相框翻倒，面朝下貼在書架的木板隔層上。
上午九點整，哈蒙德從法官席上俯視整個法庭。
木質座椅的皮革面已經被無數個緊張出汗的背脊磨得鋥亮，旁聽席上坐著幾個等待自己案子的人，表情都很焦慮。
幾分鐘後，法警宣布開庭，所有人齊刷刷站起來。
第一個緩刑違規聽證的被告是個二十四歲的黑人，瘦得像一根竹竿，囚服在他身上都顯得大了兩個號。
他因為未按時向緩刑官報到被起訴。
公設辯護人替他解釋說，他母親心臟病發作住院，他在縣醫院陪護了三天，因此錯過了報到日期。
檢察官提供了醫院記錄，確認真實。
不過哈蒙德聽完陳述後，卻低頭看了看案卷。
案卷旁邊放著一份麥克萊恩縣立矯正中心上周提交的《床位空置周報》。
當前可用床位超過50個，迫於矯正局的規定，他必須在半年之內將那座監獄的床位填滿。
如果他不把犯人送過去，床位協議仍然要按照90%的入住率給予補貼。
這可不行，哪怕哈蒙德有意針對林戈，逼其讓利，但也不能明面上和州矯正局作對。
讓床位空著，對他們沒有任何好處，因此這時候哈蒙德還是知道分寸的。
他當然不會讓上面那些人為難，畢竟自己是位嚴肅正直，高效率的法官。
開庭前，瑪格麗特會把這份報告放在案卷堆的最上面，提醒他距離這個指標還有多少。
法槌落下。
哈蒙德冷漠地開口：
「緩刑撤銷，十天內到麥克萊恩縣立矯正中心報到，服完剩餘刑期。」
「法官大人……」
公設辯護人從椅子上彈起來，嘴張開，法槌已經落下了第二聲。
在麥克萊恩縣，哈蒙德的法槌就是句號。
年輕律師重新跌回椅子裡，手裡的筆滾落到地上。
對於哈蒙德來說，審判不過是法庭上的日常，享受這份權利帶來的威嚴，才是他最喜歡的事物。
第二起緩刑聽證後，輕傷害案的被告被法警押進來。
對方是個40歲出頭的男人，被帶進來時，臉上的淤青還沒消。
助理檢察官馬克斯低聲告訴他認罪協議已被法官否決，他愣了很久，然後轉向旁聽席。
旁聽席第三排坐著他的妻子和女兒。
女人今天特意給女兒穿了一條粉色的裙子，她想讓法官看到這個家庭還在努力，還在認真生活。
她看到丈夫看向自己，努力擠出一個微笑。
「什麼？十二個月？！」
被告的手銬發出細碎的金屬碰撞聲，一臉難以置信。
「上次開庭檢察官說最多六個月......」
「我女兒下個月受洗，我答應過她......」
「抱歉，我實在沒辦法。」
馬克斯低著頭整理桌上的文件，他不敢看被告的眼睛，也不敢回頭看旁聽席。
哈蒙德的法槌再次落下。
「嗚嗚～」
旁聽席上，那個女人懷裡的嬰兒被槌聲驚醒，開始啼哭。
嬰兒的吵鬧讓法官的臉上露出一絲不耐煩：
「休庭！」
哭聲在穹頂下迴旋，法警關上了押解通道的鐵門，哭聲也被金屬撞擊聲切斷。
……
下午五點半，哈蒙德的別克駛離法院。
天黑得早，天空是深灰色的，雲層壓低得像是快要擦到教堂的尖頂。
他沿著第六街往西開，限速35，他此時的車速已經有些偏高了。
但哈蒙德對此並不擔心。
來麥克萊恩縣十五年，他從未吃過一張超速罰單，從不曾在任何公開場合失態。
一個法官的生命里最不該出現的東西，就是第一次。
所以當後視鏡里亮起紅藍閃光後，他並沒有第一時間反應。
一輛塔爾薩縣警局的巡邏車緊貼在他的別克後面，車頂的警燈在昏暗的天色中閃爍。
警笛短促地響了一聲，示意他靠邊停車。
哈蒙德把別克停在路肩上，熄了火，雙手放在方向盤上。
這個動作不是出於緊張，而是出於一個在法律系統里浸泡了半輩子的人的本能。
你永遠不能讓警察看到你的手在做什麼不確定的事。
他判過很多犯人就是因為這一點進的監獄，哪怕他們實際上沒有做什麼出格的舉動。
變量從來不包含被告的女兒會不會在某個下午坐在空蕩蕩的客廳里，對著一個空出來的座位發呆。
當輕傷害案的量刑成了一種對社會治安的表態，被告席上的人就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案例編號，一塊墊在法官升遷台階上的磚。
瑪格麗特知道自己沒有立場來為被告說情，也知道這對於冷麵無情的哈蒙德法官恐怕沒有意義。
她將法官的想法記下，把日程表收進文件夾，隨後說：
「法官先生，貝勒斯先生昨晚來過電話，說有急事，讓你今天儘快回他。」
「知道了。」
哈蒙德走進內間辦公室，關上門。
那張紅木辦公桌上只擺了電話、筆筒和一本攤開的《俄克拉荷馬州刑法典》。
牆上掛著他的法學學位證書以及一張81年裡根到俄克拉荷馬城參加籌款晚宴時的握手合影。
為了確保自己被安排在握手隊伍的前排，他還提前一周給主辦方打了四個電話，換了三個不同的理由。
第一個是司法系統的代表需要曝光率。
第二個是他可以幫忙引薦縣裡的主要捐款人。
第三個是純粹的私人情面。
第四個電話他沒打，因為主辦方已經答應了。
他坐在皮椅上，望著書架最上面一層。
一個褪色的相框裡裝著三個人。
貝勒斯、克勞福德和他三十年前在大學法學院門口的台階上拍的。
他們都來自小鎮工人家庭，都在那個還相信法律能改變世界的年代裡互相借筆記，分享泡麵和未來夢想。
三十年後，他們都變成了有錢有權的混蛋。
克勞福德卷了幾十萬美元逃到德州。
貝勒斯靠次品建材餵飽了半個縣的公共工程。
而他每日坐在法官席上，一天能簽發十幾張判決書。
「哼哼。」
他伸手把相框翻倒，面朝下貼在書架的木板隔層上。
上午九點整，哈蒙德從法官席上俯視整個法庭。
木質座椅的皮革面已經被無數個緊張出汗的背脊磨得鋥亮，旁聽席上坐著幾個等待自己案子的人，表情都很焦慮。
幾分鐘後，法警宣布開庭，所有人齊刷刷站起來。
第一個緩刑違規聽證的被告是個二十四歲的黑人，瘦得像一根竹竿，囚服在他身上都顯得大了兩個號。
他因為未按時向緩刑官報到被起訴。
公設辯護人替他解釋說，他母親心臟病發作住院，他在縣醫院陪護了三天，因此錯過了報到日期。
檢察官提供了醫院記錄，確認真實。
不過哈蒙德聽完陳述後，卻低頭看了看案卷。
案卷旁邊放著一份麥克萊恩縣立矯正中心上周提交的《床位空置周報》。
當前可用床位超過50個，迫於矯正局的規定，他必須在半年之內將那座監獄的床位填滿。
如果他不把犯人送過去，床位協議仍然要按照90%的入住率給予補貼。
這可不行，哪怕哈蒙德有意針對林戈，逼其讓利，但也不能明面上和州矯正局作對。
讓床位空著，對他們沒有任何好處，因此這時候哈蒙德還是知道分寸的。
他當然不會讓上面那些人為難，畢竟自己是位嚴肅正直，高效率的法官。
開庭前，瑪格麗特會把這份報告放在案卷堆的最上面，提醒他距離這個指標還有多少。
法槌落下。
哈蒙德冷漠地開口：
「緩刑撤銷，十天內到麥克萊恩縣立矯正中心報到，服完剩餘刑期。」
「法官大人……」
公設辯護人從椅子上彈起來，嘴張開，法槌已經落下了第二聲。
在麥克萊恩縣，哈蒙德的法槌就是句號。
年輕律師重新跌回椅子裡，手裡的筆滾落到地上。
對於哈蒙德來說，審判不過是法庭上的日常，享受這份權利帶來的威嚴，才是他最喜歡的事物。
第二起緩刑聽證後，輕傷害案的被告被法警押進來。
對方是個40歲出頭的男人，被帶進來時，臉上的淤青還沒消。
助理檢察官馬克斯低聲告訴他認罪協議已被法官否決，他愣了很久，然後轉向旁聽席。
旁聽席第三排坐著他的妻子和女兒。
女人今天特意給女兒穿了一條粉色的裙子，她想讓法官看到這個家庭還在努力，還在認真生活。
她看到丈夫看向自己，努力擠出一個微笑。
「什麼？十二個月？！」
被告的手銬發出細碎的金屬碰撞聲，一臉難以置信。
「上次開庭檢察官說最多六個月......」
「我女兒下個月受洗，我答應過她......」
「抱歉，我實在沒辦法。」
馬克斯低著頭整理桌上的文件，他不敢看被告的眼睛，也不敢回頭看旁聽席。
哈蒙德的法槌再次落下。
「嗚嗚～」
旁聽席上，那個女人懷裡的嬰兒被槌聲驚醒，開始啼哭。
嬰兒的吵鬧讓法官的臉上露出一絲不耐煩：
「休庭！」
哭聲在穹頂下迴旋，法警關上了押解通道的鐵門，哭聲也被金屬撞擊聲切斷。
……
下午五點半，哈蒙德的別克駛離法院。
天黑得早，天空是深灰色的，雲層壓低得像是快要擦到教堂的尖頂。
他沿著第六街往西開，限速35，他此時的車速已經有些偏高了。
但哈蒙德對此並不擔心。
來麥克萊恩縣十五年，他從未吃過一張超速罰單，從不曾在任何公開場合失態。
一個法官的生命里最不該出現的東西，就是第一次。
所以當後視鏡里亮起紅藍閃光後，他並沒有第一時間反應。
一輛塔爾薩縣警局的巡邏車緊貼在他的別克後面，車頂的警燈在昏暗的天色中閃爍。
警笛短促地響了一聲，示意他靠邊停車。
哈蒙德把別克停在路肩上，熄了火，雙手放在方向盤上。
這個動作不是出於緊張，而是出於一個在法律系統里浸泡了半輩子的人的本能。
你永遠不能讓警察看到你的手在做什麼不確定的事。
他判過很多犯人就是因為這一點進的監獄，哪怕他們實際上沒有做什麼出格的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