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新的規則
林戈點點頭，看來埃莉諾已經有了思緒，他緊接著繼續說道：
「那麼還有第三件事。」
「如果有一天，我因為這座監獄被人告了，不管是犯人告我，還是州矯正局找我麻煩，還是其他什麼人，我需要一個不會臨陣退縮的律師。」
「你想長期僱傭我，知道我的收費標準嗎？」
埃莉諾把煙掐滅，手指在那個咖啡罐菸灰缸的邊緣敲了兩下，發出兩聲沉悶的金屬聲響。
「我的副手跟我說過，按結果收費。」
「對。」
埃莉諾從抽屜里拿出一張列印好的價目表，推到林戈面前。
那張紙被翻閱過很多次，邊緣都起了毛，上面用打字機打著幾行字：
【基礎諮詢費：50美元/次（首次免費）
合同起草/審查：200-1000美元（視複雜程度）
談判代表：按爭取到的利益的10%-20%收取。
訴訟代理：勝訴後按賠償/減免金額的25%-35%收取，敗訴不收。
特殊服務：面議】
林戈的目光落在最後一行，「特殊服務包括什麼？」
「包括你想像得到的，也包括你想像不到的。」
埃莉諾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
「比如，如果你需要讓某個縣的採購委員會主席改變主意，我可以幫你安排，我認識能做這件事的人。」
「當然，費用另算。」
林戈把價目表折好，放進口袋。
他沒有問「這樣做合法嗎」之類的蠢問題。
在一個監獄都可以私人承包的年代，合法和非法的界限從來不是由法律條文決定的。
而是由你的律師有多厲害，你的關係網有多廣，以及你願意承擔多大的風險決定的！
「我現在付不起這些，我剛借了五萬四的高利貸買下監獄，手上能周轉的資金還不到兩百美元。」
林戈的話雖然說得有些為難，但他的表情卻並沒有那麼難堪：
「丹福斯的訂單下周才能交第一批貨，拿到錢至少是兩周以後的事。」
埃莉諾看著他，發出一聲嗔笑。
窗外的廣播換了一首威利·納爾遜的《Always on My Mind》。
她的目光在歌聲中似乎微微晃動了一下，但只有一瞬間。
「首期付款可以給你寬限到11月1號，在此之前，我只收基礎諮詢費五十美元。」
「你身上有五十美元嗎？」
林戈從口袋裡掏出一卷皺巴巴的鈔票，數了數，四十三美元。
他想了想，把手錶摘下來，放在桌上。
那是一塊精工自動機械錶，是前身父親留下的，和林戈沒什麼感情。
埃莉諾看了一眼那塊表，沒有拿，只是問道：
「值多少？」
「在當鋪大概能當六十到八十美元，對我來說價值更高，它能夠提醒我時間的寶貴。」
「那你留著。」
她把表推回來。
「四十三美元，加上欠我七美元，我記帳。」
她從抽屜里拿出一本黑色封面的帳本，翻開，在第一行寫下：
「林戈·陳，1984年9月x日，欠款7美元，首期應付款日：1984年11月1日。」
字跡很潦草，但每一筆都寫得清清楚楚。
林戈看著那本帳本，心裡湧起一種奇怪的感覺。
這個女人不像他想像中的任何一種律師。
她不像那些穿三件套西裝，辦公室擺著皮沙發的傢伙。
也不像那些高舉正義旗幟，免費幫窮人打官司的理想主義者。
她更像是某種介於商人和清道夫之間的角色，幫你解決問題，然後從你拿到的好處里分走一部分。
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女人和雷·卡森也是一類人，風險投資者！
「你為什麼從舊金山搬到塔爾薩？」
林戈隨口問道。
埃莉諾正在合上帳本的手停了一下。
這個停頓很短暫，短到如果不是林戈刻意在觀察，根本不會注意到。
「因為舊金山的競爭太激烈了。」
她的語氣恢復了隨意：
「那邊的灰色地帶已經被無數律師瓜分完了。」
「我當年在舊金山，接一個案子要跟至少三個同行競爭，但在這裡……」
她朝窗外努了努下巴。
「塔爾薩的律師們還在忙著給石油公司審合同，根本看不上我做的這些小生意。」
「競爭小，利潤率高，這是最基本的商業邏輯，你應該比我懂。」
林戈點了點頭：
「這個解釋合情合理，但我想，這還不是全部的原因，對吧？」
一個人在舊金山做了那麼多年，突然搬到塔爾薩這種地方，背後一定有什麼事情。
「呵～」
過了一會兒，埃莉諾放下筆，站起來，走到窗邊，背對著林戈。
陽光照在她金色的頭髮上，讓那些被鉛筆別住的碎發呈現出一種蜂蜜般的色澤。
窗外的消防梯上落著一隻鴿子，正在用喙梳理翅膀下的羽毛。
塔爾薩的鴿子比其他城市的更瘦，可能是因為這裡連鴿子都不容易找到足夠的食物。
埃莉諾突然說：
「我父親是個混血華裔，以前在舊金山開中餐館。」
「菜單上有一道左宗棠雞，他做得很拿手，雖然那根本不是正宗的中菜。」
「但舊金山的食客們不在乎正不正宗，他們只在乎炸得夠不夠脆，醬汁夠不夠甜。」
「1971年，廚房油鍋起火，燒死了三個工人，但保險公司拒絕賠償這場本事故。」
「那個時候我還不是律師，我父親於是把房子賣了，把錢全賠給了那三個工人的家屬。」
「餐館也在那之後幾年走向了衰敗，我的父親也意外中風。」
她轉過身，看著林戈。
那雙淡綠色的眼睛裡已經沒有悲傷，只剩下經過時間打磨的看淡：
「那家餐館的房東是一個華裔商人，姓黃。」
「我父親欠他三個月房租，他在我父親中風後的第二天就申請了驅逐令。」
「法院判他勝訴，第二天，我父親的病床就從醫院被搬到了大街上。」
「我處理完後事，就搬到了塔爾薩。」
辦公室里安靜得只剩下窗外那首已經進入尾聲的歌。
埃莉諾攤開雙手，說：
「所以你看，我對規則這件事很較真。」
她的語氣就像是在說一件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
「那麼還有第三件事。」
「如果有一天，我因為這座監獄被人告了，不管是犯人告我，還是州矯正局找我麻煩，還是其他什麼人，我需要一個不會臨陣退縮的律師。」
「你想長期僱傭我，知道我的收費標準嗎？」
埃莉諾把煙掐滅，手指在那個咖啡罐菸灰缸的邊緣敲了兩下，發出兩聲沉悶的金屬聲響。
「我的副手跟我說過，按結果收費。」
「對。」
埃莉諾從抽屜里拿出一張列印好的價目表，推到林戈面前。
那張紙被翻閱過很多次，邊緣都起了毛，上面用打字機打著幾行字：
【基礎諮詢費：50美元/次（首次免費）
合同起草/審查：200-1000美元（視複雜程度）
談判代表：按爭取到的利益的10%-20%收取。
訴訟代理：勝訴後按賠償/減免金額的25%-35%收取，敗訴不收。
特殊服務：面議】
林戈的目光落在最後一行，「特殊服務包括什麼？」
「包括你想像得到的，也包括你想像不到的。」
埃莉諾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
「比如，如果你需要讓某個縣的採購委員會主席改變主意，我可以幫你安排，我認識能做這件事的人。」
「當然，費用另算。」
林戈把價目表折好，放進口袋。
他沒有問「這樣做合法嗎」之類的蠢問題。
在一個監獄都可以私人承包的年代，合法和非法的界限從來不是由法律條文決定的。
而是由你的律師有多厲害，你的關係網有多廣，以及你願意承擔多大的風險決定的！
「我現在付不起這些，我剛借了五萬四的高利貸買下監獄，手上能周轉的資金還不到兩百美元。」
林戈的話雖然說得有些為難，但他的表情卻並沒有那麼難堪：
「丹福斯的訂單下周才能交第一批貨，拿到錢至少是兩周以後的事。」
埃莉諾看著他，發出一聲嗔笑。
窗外的廣播換了一首威利·納爾遜的《Always on My Mind》。
她的目光在歌聲中似乎微微晃動了一下，但只有一瞬間。
「首期付款可以給你寬限到11月1號，在此之前，我只收基礎諮詢費五十美元。」
「你身上有五十美元嗎？」
林戈從口袋裡掏出一卷皺巴巴的鈔票，數了數，四十三美元。
他想了想，把手錶摘下來，放在桌上。
那是一塊精工自動機械錶，是前身父親留下的，和林戈沒什麼感情。
埃莉諾看了一眼那塊表，沒有拿，只是問道：
「值多少？」
「在當鋪大概能當六十到八十美元，對我來說價值更高，它能夠提醒我時間的寶貴。」
「那你留著。」
她把表推回來。
「四十三美元，加上欠我七美元，我記帳。」
她從抽屜里拿出一本黑色封面的帳本，翻開，在第一行寫下：
「林戈·陳，1984年9月x日，欠款7美元，首期應付款日：1984年11月1日。」
字跡很潦草，但每一筆都寫得清清楚楚。
林戈看著那本帳本，心裡湧起一種奇怪的感覺。
這個女人不像他想像中的任何一種律師。
她不像那些穿三件套西裝，辦公室擺著皮沙發的傢伙。
也不像那些高舉正義旗幟，免費幫窮人打官司的理想主義者。
她更像是某種介於商人和清道夫之間的角色，幫你解決問題，然後從你拿到的好處里分走一部分。
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女人和雷·卡森也是一類人，風險投資者！
「你為什麼從舊金山搬到塔爾薩？」
林戈隨口問道。
埃莉諾正在合上帳本的手停了一下。
這個停頓很短暫，短到如果不是林戈刻意在觀察，根本不會注意到。
「因為舊金山的競爭太激烈了。」
她的語氣恢復了隨意：
「那邊的灰色地帶已經被無數律師瓜分完了。」
「我當年在舊金山，接一個案子要跟至少三個同行競爭，但在這裡……」
她朝窗外努了努下巴。
「塔爾薩的律師們還在忙著給石油公司審合同，根本看不上我做的這些小生意。」
「競爭小，利潤率高，這是最基本的商業邏輯，你應該比我懂。」
林戈點了點頭：
「這個解釋合情合理，但我想，這還不是全部的原因，對吧？」
一個人在舊金山做了那麼多年，突然搬到塔爾薩這種地方，背後一定有什麼事情。
「呵～」
過了一會兒，埃莉諾放下筆，站起來，走到窗邊，背對著林戈。
陽光照在她金色的頭髮上，讓那些被鉛筆別住的碎發呈現出一種蜂蜜般的色澤。
窗外的消防梯上落著一隻鴿子，正在用喙梳理翅膀下的羽毛。
塔爾薩的鴿子比其他城市的更瘦，可能是因為這裡連鴿子都不容易找到足夠的食物。
埃莉諾突然說：
「我父親是個混血華裔，以前在舊金山開中餐館。」
「菜單上有一道左宗棠雞，他做得很拿手，雖然那根本不是正宗的中菜。」
「但舊金山的食客們不在乎正不正宗，他們只在乎炸得夠不夠脆，醬汁夠不夠甜。」
「1971年，廚房油鍋起火，燒死了三個工人，但保險公司拒絕賠償這場本事故。」
「那個時候我還不是律師，我父親於是把房子賣了，把錢全賠給了那三個工人的家屬。」
「餐館也在那之後幾年走向了衰敗，我的父親也意外中風。」
她轉過身，看著林戈。
那雙淡綠色的眼睛裡已經沒有悲傷，只剩下經過時間打磨的看淡：
「那家餐館的房東是一個華裔商人，姓黃。」
「我父親欠他三個月房租，他在我父親中風後的第二天就申請了驅逐令。」
「法院判他勝訴，第二天，我父親的病床就從醫院被搬到了大街上。」
「我處理完後事，就搬到了塔爾薩。」
辦公室里安靜得只剩下窗外那首已經進入尾聲的歌。
埃莉諾攤開雙手，說：
「所以你看，我對規則這件事很較真。」
她的語氣就像是在說一件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