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碎花
江波回到市局的時候，劉桐還在打電話。他的聲音很低，在安靜的走廊里聽不清說什麼，只有嗡嗡的聲響，像一隻困在玻璃瓶里的蒼蠅。他的手指繞著電話線，一圈一圈的，纏上又放開，放開又纏上。他面前的桌子上攤著一張中國地圖，上面用紅筆畫滿了圈。蕪湖、九江、岳陽、黃岡、南昌，還有更多的地方，合肥、安慶、池州、銅陵、馬鞍山，每一個他打過電話的城市，每一個他查到的家屬住的地方。那些紅圈密密麻麻的，像一張網，又像一條沒有盡頭、不知疲倦的路。地圖的邊角已經捲起來了，被他的胳膊壓著，壓出一道一道的摺痕。
江波走過去，站在他身邊。劉桐掛了電話，抬起頭，眼睛紅紅的，眼鏡片上有一層霧氣，鼻樑上有鏡架壓出的紅印。他用袖子擦了擦眼鏡，重新戴上。
「波SIR，李梅的家屬查到了。她姐還活著，在合肥。八十了，躺在床上起不來了。她女兒接的電話，說老太太一直念叨，梅子什麼時候回來。每年過年都要多擺一副碗筷，李梅小時候最愛吃的糖醋排骨，每年都要做，做了就放在那兒，等涼了，倒了，第二天再做。她女兒說，老太太糊塗了，有時候不認識人，但記得李梅，記得她愛吃糖醋排骨。」
江波的手握緊了。「告訴她了嗎？」
劉桐點頭。他的喉結滾動了一下，像是在咽什麼東西。「她女兒說，老太太聽完以後，沒說話。過了一會兒，說，把碗筷收了吧。她女兒說，媽，你不等了？老太太說，不等了。說完就閉上眼睛，像是睡著了。她女兒叫她，她不答應。過了一會兒，又睜開眼睛，說，梅子小時候，最愛穿碎花裙子。」
江波走到白板前，在李梅的名字旁邊寫了一個字：已查。那些名字，一個一個地查，一個一個地告訴家屬，一個一個地讓他們把碗筷收起來，把糖醋排骨倒掉，把那個不會回來的人從心裡挪走。那些等的人，等了一輩子，等來了一個電話，等來了幾行字，等來了一句「溺水」或「失蹤」，然後說，不等了。不是不想等了，是等不起了。八十六了，八十了，眼睛瞎了，腿斷了，躺在床上起不來了，還在等。現在不用等了。那個人不會回來了。她最愛穿碎花裙子。
「波SIR，劉小琴的家屬也查到了。她媽死了，她爸也死了。還有一個哥哥，在銅陵。他說，他找了很多年，到處貼尋人啟事，到處問，到處求人。花了很多錢，跑了很多地方，沒有結果。他媽死的時候，一直念叨她的名字。他爸死的時候，也一直念叨。他說，現在知道了，可以給他媽他爸上墳的時候說一聲了。他還說，小琴小時候，最喜歡去江邊玩，喜歡看船，喜歡看水。她失蹤那天，就是去江邊。他一直後悔，那天沒有陪她去。」
劉桐的聲音越來越低，低得幾乎聽不見。江波沒有說話。他想起先生筆記本里的那些字：劉小琴，女，二十歲，服務員。1992年11月3日失蹤。老浮橋。被董建民掐死，扔進江里。她是第四個。對不起。二十歲，剛工作沒多久，還沒有嫁人，還沒有孩子，還沒有活夠。她喜歡去江邊玩，喜歡看船，喜歡看水。她失蹤那天，就是去江邊。她哥哥一直後悔，那天沒有陪她去。他不知道，就算他陪她去，也救不了她。那個人會等她一個人，等她落單，等她走到沒有人的地方。他等了很久，等了很多個晚上，等了很多個像她的人。
「波SIR，還有一個人。」劉桐的聲音有些猶豫，像是在考慮該怎麼說。他翻到筆記本的後面幾頁，那些頁面的紙更黃了，邊角卷得更厲害，有些地方甚至發脆了，一碰就要碎。
江波轉過身。「誰？」
劉桐從箱子裡拿出一本筆記本，翻到其中一頁，指著上面的一個名字。那個名字寫在頁角，字跡很淡，很輕，像是寫的人已經沒有力氣了，筆尖幾乎沒碰到紙。周平，男，七歲。1985年7月淹死在老浮橋。被董建民見死不救。他是周正的兒子。周正等了他很多年。每年都來掃墓。對不起。
江波的手握緊了。周平。周正的兒子。七歲，淹死在老浮橋。董建民救了他的孿生弟弟，沒有救他。他看著他掙扎，看著他沉下去，看著他死。他走了，沒有回頭。周正等了他很多年，每年都來掃墓，每年都站在江邊，看著江水，看著那個他兒子淹死的地方。他查了很多年，查到了真相，不敢說。他怕，怕那個人殺他，怕他殺他家人。他活著，像一個死人。他等了三十多年，等來了一個電話，等來了幾行字，等來了一句「對不起」。他兒子七歲，喜歡去江邊玩，喜歡看船，喜歡看水。他淹死的那天，就是去江邊。他爸爸跳下去救他，沒救上來。摸到他的手，滑了。再摸，沒有了。
江波看著那個名字，沉默了很久。「打電話了嗎？」
劉桐搖頭。他的手指在電話上停著，沒有拿起來。「我不知道該怎麼說。說他的兒子是被見死不救的？說那個人已經死了？說他等了很多年，等來了一句對不起？」
江波拿起電話，撥了周正的號碼。電話響了很多聲才接。周正的聲音有些沙啞，像剛睡醒，又像一直沒睡，像砂紙磨過石頭。
「周正，是我。江波。」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江波聽見了呼吸聲，很重，像在壓抑什麼。
「查到了？」
「查到了。你兒子周平，1985年7月淹死在老浮橋。董建民見死不救。他救了自己的孿生弟弟，沒有救你兒子。」
電話那頭沉默了更久。久得江波以為電話斷了。然後他聽見了呼吸聲，更重了，像一個人在哭，但忍著不發出聲音。
「我知道。」周正的聲音很輕，像從很遠的地方飄來，像江水在低語。「我一直知道。我看見他了。他救了一個孩子，走了。我兒子在水裡喊救命，他沒有回頭。我跳下去，沒來得及。水太深了，太急了。我摸到我兒子的手，滑了。再摸，沒有了。我摸了好久，在水底摸，摸到石頭，摸到水草，摸到爛木頭，就是摸不到他。」
江波的手在發抖。「你為什麼不說？」
「說了有什麼用？他是警察，他是好人，他救了人。我說他見死不救，誰信？他救了一個，沒救另一個。他沒錯。他只是沒有救我兒子。他救的那個孩子，後來也死了。跳江了。他救了他，他活了三十年，然後跳江了。我兒子沒活成。誰活得更久？誰更幸運？」
江波沉默了很久。「周正，對不起。」
周正笑了，笑得很輕，很苦。那笑聲在電話里顯得很空洞，像從一口枯井裡傳上來的。「不用對不起。他死了，我兒子也死了。都死了。還說什麼對不起。我每年去掃墓，給他掃，也給我兒子掃。他們葬在一個公墓里，隔了幾排。我站在我兒子墓前，能看見他的墓。我站在他墓前，能看見我兒子的墓。他們都在看著我。一個問我，為什麼不救他？一個問我，為什麼要救他？我不知道。我誰都沒救。」
電話掛了。江波站在那兒，握著電話，聽著嘟嘟嘟的聲音。他把電話放下，走到窗邊。天快亮了，灰白色的光從雲層里透出來，照在遠處的江面上。江水還是那條江水，橋還是那座橋，塔還是那座塔。那個七歲的孩子淹死在江里，他的父親跳下去救他，沒救上來。他摸到他的手，滑了。再摸，沒有了。他等了很多年，等來了一個電話，等來了一句「他見死不救」。他笑了，說都死了。還說什麼對不起。
劉桐走過來，站在他身邊。他的眼鏡片上還有霧氣，他摘下來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波SIR，那些名字，都查完了。」
江波轉過身。白板上那些名字旁邊，有的寫著「已查」，有的畫著圈。已查的，是查到了家屬的。畫圈的，是查不到的。查不到的，像趙秀英，像高德明，像那些沒有名字的人。他們消失了，沒有人找過他們，沒有人等過他們。他們像一滴水，落進江里，沒了。他們也有名字，也有臉，也有愛穿的衣服，也有愛吃的東西。但沒有人記得了。先生記得，但他也走了。
「波SIR，還有一件事。」劉桐從箱子裡拿出一張照片，遞給江波。那是一張黑白照片，已經發黃，邊角捲曲，表面還有幾道摺痕，像是被折過又展平的。照片上是一個年輕女人，扎著兩條辮子，辮子又粗又長，搭在肩膀上。穿著碎花布衫，小碎花的，深色的底子，淺色的花。她站在江邊，身後是中江塔，江水在陽光下泛著光。她笑得溫柔，眼睛彎彎的，嘴角翹著，露出一排整齊的牙齒。眉眼和秀英很像，但更年輕，更亮，像剛升起的太陽，像還沒被風雨打過的花。
「這是誰？」江波問。
劉桐指著照片背面的一行字。字跡很淡，很輕，像是寫的人已經沒有力氣了，筆尖幾乎沒碰到紙。秀英，1985年。先生拍的。
江波的手在發抖。先生拍的。他拍過秀英。他認識秀英。他什麼都知道，什麼都不說。只是拍下來，然後在後面寫一個名字。他拍過阿珍，拍過小梅，拍過那些失蹤的女人。他也拍過秀英。他站在江邊，看著她們，拍下她們。他知道她們會死，但他沒有告訴她們。他只是在筆記本里寫下她們的名字，寫下日期，寫下地點，然後寫一句對不起。他拍了秀英，知道她是誰，知道她住哪裡，知道她在等誰。他沒有告訴她有人在找她，有人在殺像她的人。他什麼都沒說。只是拍下來，然後藏起來。
江波把照片翻過來，又看了一遍。秀英站在江邊，笑得溫柔。風吹起她的頭髮，裙擺在風裡飄著。她不知道有人在拍她，不知道有人喜歡她，不知道有人因為喜歡她而殺人。她只是在江邊站著，笑著，等一個人。她等了那個人很多年，等到他死了，等到他的兒子來找她。她不知道，有一個人在找她，找了三十多年，殺了三十多個人。她什麼都不知道。
「劉桐，查一下先生的身份。他叫什麼，他從哪裡來，他為什麼加入J組織。所有的，都查。」
劉桐點頭。
江波走到白板前，把那張照片貼在中間。秀英，1985年。她站在江邊，笑得溫柔。旁邊是那些失蹤女人的名字，阿珍，小梅，陳芳，王麗，趙秀英，劉小琴，孫小梅。她們都像她，都不是她。那個人殺了她們，因為不是她。先生拍了她們，因為她們像她。他們都是因為她。
天亮的時候，劉桐查到了。
「波SIR，先生的身份查到了。他叫周遠山。1950年生，1980年入警，1998年失蹤。他是周正的哥哥。」
江波愣住了。周正的哥哥？那個每年去掃墓的人，那個兒子淹死在江里的人，他的哥哥是先生？那個在筆記本里寫下「對不起」的人，是周正的哥哥？那個看著他侄子淹死沒有去救的人，是周正的哥哥？
「他是你父親的老師。也是周正的哥哥。周平是他的侄子。他看著他侄子淹死，沒有去救。他站在江邊，看著，然後走了。和董建民一樣。他回來告訴周正，平兒沒了。周正問他，你在哪兒？他說，在江邊。周正問他，你看見了？他說，看見了。周正問他，你為什麼不去救？他沒有說話。」
江波站在那兒，腦子裡一片空白。先生是周正的哥哥，是周平的伯父。他看著他侄子淹死，沒有去救。他站在江邊，看著，然後走了。和董建民一樣。他們都站在門口看著，看著別人死，然後轉身離開。一個看著阿珍死，一個看著周平死。一個說對不起，一個說對不起。對不起有什麼用？阿珍聽不到了，周平也聽不到了。他們聽不到了，他們也回不來了。
他想起先生筆記本里的那些字：周平，男，七歲。1985年7月淹死在老浮橋。被董建民見死不救。他是周正的兒子。周正等了他很多年。每年都來掃墓。對不起。他記下了，寫了對不起。但他沒有去救。他站在江邊，看著他的侄子淹死，看著他的弟弟跳進江里救人，看著他的手滑了，看著他兒子沉下去。他什麼都沒做。他只是在筆記本里寫了一句對不起。他寫了三十多年對不起，寫了三十多個名字，寫了三十多句對不起。他沒有救過一個人。他只是在寫。
江波拿起電話，打給周正。電話響了很多聲才接。周正的聲音很疲憊，像一夜沒睡，像很多年沒睡。
「周正，先生是你哥哥？」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江波聽見了呼吸聲，很重，像一個人在喘氣，又像一個人在壓抑什麼。
「是。他是我哥。」
「他知道周平會死？」
周正的聲音很輕。「知道。他看見了。他站在江邊，看見了。他沒有去救。他回來告訴我，平兒沒了。我問他，你在哪兒？他說，在江邊。我問他，你看見了？他說，看見了。我問他，你為什麼不去救？他沒有說話。他站了很久，然後走了。走了以後，再也沒回來。他變成了先生，變成了J組織的人。他不是我哥哥了。」
江波的手握緊了。「他是你哥哥。他是周平的伯父。」
「他是先生。他是J組織的人。他不是我哥哥。我哥哥死了。1985年就死了。站在江邊，看著他侄子淹死，沒有去救的那個人，不是我哥哥。是先生。我哥哥不會看著平兒死。他會跳下去，會把他拉上來，會把他抱回家。我哥哥會那樣做。那個人不會。」
電話掛了。江波站在那兒，握著電話，聽著嘟嘟嘟的聲音。他把電話放下，走到窗邊。
天亮了。陽光照在江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金子，亮得晃眼。江水還是那條江水，橋還是那座橋，塔還是那座塔。先生走了。他去了哪裡？他去找他爸了？還是去找J組織的人？還是他只是老了，走不動了，找一個地方安靜地死去了？他會不會像老關一樣，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他會不會像董建民一樣，跳進江里，再也不上來？他會不會像那些失蹤的人一樣，變成白板上的一個名字，筆記本里的一行字，一句「對不起」？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會繼續查。為了那些死去的人，為了那些失蹤的人，為了他爸，為了先生，為了周平，為了周正，為了那些把碗筷收起來的人，為了那些還在等的人。
湯圓走過來，蹭了蹭他的腿。它的眼睛在晨光里亮晶晶的，看著他，像是在問：我們還要找嗎？
他蹲下去，摸著它的頭。湯圓的毛很軟，很暖，在陽光下泛著金色的光。
「湯圓，我們還沒找到他。」
湯圓叫了一聲。那一聲叫，在空曠的辦公室里迴蕩，傳得很遠很遠。
江波走過去，站在他身邊。劉桐掛了電話，抬起頭，眼睛紅紅的，眼鏡片上有一層霧氣，鼻樑上有鏡架壓出的紅印。他用袖子擦了擦眼鏡，重新戴上。
「波SIR，李梅的家屬查到了。她姐還活著，在合肥。八十了，躺在床上起不來了。她女兒接的電話，說老太太一直念叨，梅子什麼時候回來。每年過年都要多擺一副碗筷，李梅小時候最愛吃的糖醋排骨，每年都要做，做了就放在那兒，等涼了，倒了，第二天再做。她女兒說，老太太糊塗了，有時候不認識人，但記得李梅，記得她愛吃糖醋排骨。」
江波的手握緊了。「告訴她了嗎？」
劉桐點頭。他的喉結滾動了一下，像是在咽什麼東西。「她女兒說，老太太聽完以後，沒說話。過了一會兒，說，把碗筷收了吧。她女兒說，媽，你不等了？老太太說，不等了。說完就閉上眼睛，像是睡著了。她女兒叫她，她不答應。過了一會兒，又睜開眼睛，說，梅子小時候，最愛穿碎花裙子。」
江波走到白板前，在李梅的名字旁邊寫了一個字：已查。那些名字，一個一個地查，一個一個地告訴家屬，一個一個地讓他們把碗筷收起來，把糖醋排骨倒掉，把那個不會回來的人從心裡挪走。那些等的人，等了一輩子，等來了一個電話，等來了幾行字，等來了一句「溺水」或「失蹤」，然後說，不等了。不是不想等了，是等不起了。八十六了，八十了，眼睛瞎了，腿斷了，躺在床上起不來了，還在等。現在不用等了。那個人不會回來了。她最愛穿碎花裙子。
「波SIR，劉小琴的家屬也查到了。她媽死了，她爸也死了。還有一個哥哥，在銅陵。他說，他找了很多年，到處貼尋人啟事，到處問，到處求人。花了很多錢，跑了很多地方，沒有結果。他媽死的時候，一直念叨她的名字。他爸死的時候，也一直念叨。他說，現在知道了，可以給他媽他爸上墳的時候說一聲了。他還說，小琴小時候，最喜歡去江邊玩，喜歡看船，喜歡看水。她失蹤那天，就是去江邊。他一直後悔，那天沒有陪她去。」
劉桐的聲音越來越低，低得幾乎聽不見。江波沒有說話。他想起先生筆記本里的那些字：劉小琴，女，二十歲，服務員。1992年11月3日失蹤。老浮橋。被董建民掐死，扔進江里。她是第四個。對不起。二十歲，剛工作沒多久，還沒有嫁人，還沒有孩子，還沒有活夠。她喜歡去江邊玩，喜歡看船，喜歡看水。她失蹤那天，就是去江邊。她哥哥一直後悔，那天沒有陪她去。他不知道，就算他陪她去，也救不了她。那個人會等她一個人，等她落單，等她走到沒有人的地方。他等了很久，等了很多個晚上，等了很多個像她的人。
「波SIR，還有一個人。」劉桐的聲音有些猶豫，像是在考慮該怎麼說。他翻到筆記本的後面幾頁，那些頁面的紙更黃了，邊角卷得更厲害，有些地方甚至發脆了，一碰就要碎。
江波轉過身。「誰？」
劉桐從箱子裡拿出一本筆記本，翻到其中一頁，指著上面的一個名字。那個名字寫在頁角，字跡很淡，很輕，像是寫的人已經沒有力氣了，筆尖幾乎沒碰到紙。周平，男，七歲。1985年7月淹死在老浮橋。被董建民見死不救。他是周正的兒子。周正等了他很多年。每年都來掃墓。對不起。
江波的手握緊了。周平。周正的兒子。七歲，淹死在老浮橋。董建民救了他的孿生弟弟，沒有救他。他看著他掙扎，看著他沉下去，看著他死。他走了，沒有回頭。周正等了他很多年，每年都來掃墓，每年都站在江邊，看著江水，看著那個他兒子淹死的地方。他查了很多年，查到了真相，不敢說。他怕，怕那個人殺他，怕他殺他家人。他活著，像一個死人。他等了三十多年，等來了一個電話，等來了幾行字，等來了一句「對不起」。他兒子七歲，喜歡去江邊玩，喜歡看船，喜歡看水。他淹死的那天，就是去江邊。他爸爸跳下去救他，沒救上來。摸到他的手，滑了。再摸，沒有了。
江波看著那個名字，沉默了很久。「打電話了嗎？」
劉桐搖頭。他的手指在電話上停著，沒有拿起來。「我不知道該怎麼說。說他的兒子是被見死不救的？說那個人已經死了？說他等了很多年，等來了一句對不起？」
江波拿起電話，撥了周正的號碼。電話響了很多聲才接。周正的聲音有些沙啞，像剛睡醒，又像一直沒睡，像砂紙磨過石頭。
「周正，是我。江波。」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江波聽見了呼吸聲，很重，像在壓抑什麼。
「查到了？」
「查到了。你兒子周平，1985年7月淹死在老浮橋。董建民見死不救。他救了自己的孿生弟弟，沒有救你兒子。」
電話那頭沉默了更久。久得江波以為電話斷了。然後他聽見了呼吸聲，更重了，像一個人在哭，但忍著不發出聲音。
「我知道。」周正的聲音很輕，像從很遠的地方飄來，像江水在低語。「我一直知道。我看見他了。他救了一個孩子，走了。我兒子在水裡喊救命，他沒有回頭。我跳下去，沒來得及。水太深了，太急了。我摸到我兒子的手，滑了。再摸，沒有了。我摸了好久，在水底摸，摸到石頭，摸到水草，摸到爛木頭，就是摸不到他。」
江波的手在發抖。「你為什麼不說？」
「說了有什麼用？他是警察，他是好人，他救了人。我說他見死不救，誰信？他救了一個，沒救另一個。他沒錯。他只是沒有救我兒子。他救的那個孩子，後來也死了。跳江了。他救了他，他活了三十年，然後跳江了。我兒子沒活成。誰活得更久？誰更幸運？」
江波沉默了很久。「周正，對不起。」
周正笑了，笑得很輕，很苦。那笑聲在電話里顯得很空洞，像從一口枯井裡傳上來的。「不用對不起。他死了，我兒子也死了。都死了。還說什麼對不起。我每年去掃墓，給他掃，也給我兒子掃。他們葬在一個公墓里，隔了幾排。我站在我兒子墓前，能看見他的墓。我站在他墓前，能看見我兒子的墓。他們都在看著我。一個問我，為什麼不救他？一個問我，為什麼要救他？我不知道。我誰都沒救。」
電話掛了。江波站在那兒，握著電話，聽著嘟嘟嘟的聲音。他把電話放下，走到窗邊。天快亮了，灰白色的光從雲層里透出來，照在遠處的江面上。江水還是那條江水，橋還是那座橋，塔還是那座塔。那個七歲的孩子淹死在江里，他的父親跳下去救他，沒救上來。他摸到他的手，滑了。再摸，沒有了。他等了很多年，等來了一個電話，等來了一句「他見死不救」。他笑了，說都死了。還說什麼對不起。
劉桐走過來，站在他身邊。他的眼鏡片上還有霧氣，他摘下來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波SIR，那些名字，都查完了。」
江波轉過身。白板上那些名字旁邊，有的寫著「已查」，有的畫著圈。已查的，是查到了家屬的。畫圈的，是查不到的。查不到的，像趙秀英，像高德明，像那些沒有名字的人。他們消失了，沒有人找過他們，沒有人等過他們。他們像一滴水，落進江里，沒了。他們也有名字，也有臉，也有愛穿的衣服，也有愛吃的東西。但沒有人記得了。先生記得，但他也走了。
「波SIR，還有一件事。」劉桐從箱子裡拿出一張照片，遞給江波。那是一張黑白照片，已經發黃，邊角捲曲，表面還有幾道摺痕，像是被折過又展平的。照片上是一個年輕女人，扎著兩條辮子，辮子又粗又長，搭在肩膀上。穿著碎花布衫，小碎花的，深色的底子，淺色的花。她站在江邊，身後是中江塔，江水在陽光下泛著光。她笑得溫柔，眼睛彎彎的，嘴角翹著，露出一排整齊的牙齒。眉眼和秀英很像，但更年輕，更亮，像剛升起的太陽，像還沒被風雨打過的花。
「這是誰？」江波問。
劉桐指著照片背面的一行字。字跡很淡，很輕，像是寫的人已經沒有力氣了，筆尖幾乎沒碰到紙。秀英，1985年。先生拍的。
江波的手在發抖。先生拍的。他拍過秀英。他認識秀英。他什麼都知道，什麼都不說。只是拍下來，然後在後面寫一個名字。他拍過阿珍，拍過小梅，拍過那些失蹤的女人。他也拍過秀英。他站在江邊，看著她們，拍下她們。他知道她們會死，但他沒有告訴她們。他只是在筆記本里寫下她們的名字，寫下日期，寫下地點，然後寫一句對不起。他拍了秀英，知道她是誰，知道她住哪裡，知道她在等誰。他沒有告訴她有人在找她，有人在殺像她的人。他什麼都沒說。只是拍下來，然後藏起來。
江波把照片翻過來，又看了一遍。秀英站在江邊，笑得溫柔。風吹起她的頭髮，裙擺在風裡飄著。她不知道有人在拍她，不知道有人喜歡她，不知道有人因為喜歡她而殺人。她只是在江邊站著，笑著，等一個人。她等了那個人很多年，等到他死了，等到他的兒子來找她。她不知道，有一個人在找她，找了三十多年，殺了三十多個人。她什麼都不知道。
「劉桐，查一下先生的身份。他叫什麼，他從哪裡來，他為什麼加入J組織。所有的，都查。」
劉桐點頭。
江波走到白板前，把那張照片貼在中間。秀英，1985年。她站在江邊，笑得溫柔。旁邊是那些失蹤女人的名字，阿珍，小梅，陳芳，王麗，趙秀英，劉小琴，孫小梅。她們都像她，都不是她。那個人殺了她們，因為不是她。先生拍了她們，因為她們像她。他們都是因為她。
天亮的時候，劉桐查到了。
「波SIR，先生的身份查到了。他叫周遠山。1950年生，1980年入警，1998年失蹤。他是周正的哥哥。」
江波愣住了。周正的哥哥？那個每年去掃墓的人，那個兒子淹死在江里的人，他的哥哥是先生？那個在筆記本里寫下「對不起」的人，是周正的哥哥？那個看著他侄子淹死沒有去救的人，是周正的哥哥？
「他是你父親的老師。也是周正的哥哥。周平是他的侄子。他看著他侄子淹死，沒有去救。他站在江邊，看著，然後走了。和董建民一樣。他回來告訴周正，平兒沒了。周正問他，你在哪兒？他說，在江邊。周正問他，你看見了？他說，看見了。周正問他，你為什麼不去救？他沒有說話。」
江波站在那兒，腦子裡一片空白。先生是周正的哥哥，是周平的伯父。他看著他侄子淹死，沒有去救。他站在江邊，看著，然後走了。和董建民一樣。他們都站在門口看著，看著別人死，然後轉身離開。一個看著阿珍死，一個看著周平死。一個說對不起，一個說對不起。對不起有什麼用？阿珍聽不到了，周平也聽不到了。他們聽不到了，他們也回不來了。
他想起先生筆記本里的那些字：周平，男，七歲。1985年7月淹死在老浮橋。被董建民見死不救。他是周正的兒子。周正等了他很多年。每年都來掃墓。對不起。他記下了，寫了對不起。但他沒有去救。他站在江邊，看著他的侄子淹死，看著他的弟弟跳進江里救人，看著他的手滑了，看著他兒子沉下去。他什麼都沒做。他只是在筆記本里寫了一句對不起。他寫了三十多年對不起，寫了三十多個名字，寫了三十多句對不起。他沒有救過一個人。他只是在寫。
江波拿起電話，打給周正。電話響了很多聲才接。周正的聲音很疲憊，像一夜沒睡，像很多年沒睡。
「周正，先生是你哥哥？」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江波聽見了呼吸聲，很重，像一個人在喘氣，又像一個人在壓抑什麼。
「是。他是我哥。」
「他知道周平會死？」
周正的聲音很輕。「知道。他看見了。他站在江邊，看見了。他沒有去救。他回來告訴我，平兒沒了。我問他，你在哪兒？他說，在江邊。我問他，你看見了？他說，看見了。我問他，你為什麼不去救？他沒有說話。他站了很久，然後走了。走了以後，再也沒回來。他變成了先生，變成了J組織的人。他不是我哥哥了。」
江波的手握緊了。「他是你哥哥。他是周平的伯父。」
「他是先生。他是J組織的人。他不是我哥哥。我哥哥死了。1985年就死了。站在江邊，看著他侄子淹死，沒有去救的那個人，不是我哥哥。是先生。我哥哥不會看著平兒死。他會跳下去，會把他拉上來，會把他抱回家。我哥哥會那樣做。那個人不會。」
電話掛了。江波站在那兒，握著電話，聽著嘟嘟嘟的聲音。他把電話放下，走到窗邊。
天亮了。陽光照在江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金子，亮得晃眼。江水還是那條江水，橋還是那座橋，塔還是那座塔。先生走了。他去了哪裡？他去找他爸了？還是去找J組織的人？還是他只是老了，走不動了，找一個地方安靜地死去了？他會不會像老關一樣，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他會不會像董建民一樣，跳進江里，再也不上來？他會不會像那些失蹤的人一樣，變成白板上的一個名字，筆記本里的一行字，一句「對不起」？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會繼續查。為了那些死去的人，為了那些失蹤的人，為了他爸，為了先生，為了周平，為了周正，為了那些把碗筷收起來的人，為了那些還在等的人。
湯圓走過來，蹭了蹭他的腿。它的眼睛在晨光里亮晶晶的，看著他，像是在問：我們還要找嗎？
他蹲下去，摸著它的頭。湯圓的毛很軟，很暖，在陽光下泛著金色的光。
「湯圓，我們還沒找到他。」
湯圓叫了一聲。那一聲叫，在空曠的辦公室里迴蕩，傳得很遠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