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 新的開始
九月的第一天，秦墨去了法學院。他沒有報名，他只是來聽的。沈牧之說第一堂課，你來吧。他說好。
法學院在本市大學的老校區，一棟灰色的五層樓房，門口有兩棵銀杏樹，葉子還綠著，但邊緣已經開始泛黃了。秦墨把車停在校園裡，走了進去。走廊里很安靜，牆上貼著各種通知和海報。他找到階梯教室，推開門，從最後一排溜進去，靠著牆坐下來。
教室很大，能坐兩百人。來的人不多，稀稀落落地坐著。有人在看手機，有人在聊天，有人在翻課本。秦墨把咖啡放在桌面上，靠著椅背，等著。
沈牧之從側門走進來的時候，教室里安靜了一下。他穿著一件深藍色的襯衫，沒有打領帶，袖子卷到手肘。手裡拿著一個教案夾，走到講台前，把教案放下。他站在那裡，看著下面的學生。一百多個陌生的面孔，有的在看他，有的還在看手機。
他打開教案。第一頁上寫著兩個字：「真相。」他看了很久。教室里更安靜了。有人把手機收起來了。
沈牧之抬起頭。「我叫沈牧之。這學期，我們講證據。」
他翻開第二頁。「什麼是證據？法律上說，證據是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人證、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這些都是證據。但證據不只是這些。證據是你看到的東西，你聽到的東西，你聞到的東西。是你站在那裡，看到一個人從樓上掉下來，聽到骨頭碎的聲音，聞到血的味道。這些，也是證據。」
秦墨坐在最後一排，靠著牆，看著沈牧之的背影。他想起方誠。方誠也站在講台上過嗎？不，方誠是律師，不是老師。但他教過陳默，教過陸鳴，教過張明遠。他教他們怎麼活著。這也是老師。
沈牧之繼續講。「我做了八年律師。刑事辯護。我幫人打官司，幫人脫罪。我從來不問當事人『你做了沒有』。我只問『警方有什麼證據』。這是我的職業。我做了八年，沒有輸過一場官司。」
他停了一下。「但我輸了。輸給了一個人。他叫方誠。他是一個律師，也是我的合伙人。他用了十年時間，把恆遠地產的所有罪行都查了出來。他找到了證據，找到了證人，找到了那些埋在地下二十年的人。然後他死了。他用他的命，換了所有人的生。」
教室里很安靜。沒有人看手機了。所有人都看著沈牧之。
「方誠說過一句話——『真相不是終點，是起點』。我以前不懂。我以為真相就是真相，查到了就結束了。但不是。真相是起點。是那些等了二十年的人的起點，是那些終於可以安息的人的起點，是那些還活著、還要繼續往前走的人的起點。」
他翻開第三頁。「這學期，我們不只講法律上的證據。我們講——怎麼找到真相。怎麼在沒有人告訴你的時候，自己去找。怎麼在所有人都不讓你找的時候，還要找。怎麼在找到了之後，把它交出去。」
秦墨坐在最後一排，喝了一口咖啡。苦的。他沒有加糖。沈牧之的聲音在教室里迴蕩，不高不低，每一個字都很清楚。
「我認識一個人。他是一個警察。他從重案組被調到了檔案室，因為他在辦案的時候違反了程序。他私自轉移嫌疑人，未經批准接觸涉案人員，私下錄音。這些事，每一件都夠他受處分的。他被記了大過，免了職，調到了檔案室。但他沒有停。他還在查。他查了半年，查了十個項目，十個失蹤的人。他把那些等了二十年的人，一個一個地告知了。」
他停了一下。「他今天也來了。坐在最後一排。」
教室里的人轉過頭，看著最後一排。秦墨坐在那裡，手裡拿著咖啡，靠著牆。他沒有站起來，也沒有點頭。只是坐在那裡，看著沈牧之。
沈牧之笑了。「他不喜歡被人看。我們繼續上課。」
他轉過身，在黑板上寫下了兩個字：「證據。」粉筆字寫得很端正，一筆一畫。
「這學期，我們從這兩個字開始。」
秦墨坐在最後一排，把咖啡喝完。他聽著沈牧之講課。沈牧之講得很慢，每一個概念都舉例子。他講人證，講了趙德勝。他講物證，講了劉志強的日記。他講書證，講了恆遠地產與化工廠的合同。他講視聽資料，講了方誠拍的那些照片。他講電子數據，講了劉志強電腦里的記錄。他講得很細，把每一個案子都拆開來講。怎麼發現的，怎麼查到的，怎麼證實的。學生聽得很認真，有人在記筆記，有人在提問。
秦墨沒有記筆記。他不需要記。那些案子，他都知道。那些人，他都見過。那些證據，他都摸過。他只是坐在那裡，聽著。
下課鈴響了。沈牧之合上教案。「今天就到這裡。下周同一時間，我們講證據鏈。」
學生陸續走了。秦墨站起來，走到講台前。沈牧之在收拾東西，看到他，抬起頭。
「怎麼樣？」
「挺好。」
「你坐得住？」
「坐住了。沒睡著。」
沈牧之笑了。他把教案夾在腋下，兩個人走出教室。走廊里很安靜，陽光從窗戶照進來，在地板上畫出一個一個光斑。
「你下周還來嗎？」沈牧之問。
「來。反正也沒什麼事。」
「檔案室呢？」
「老周在。有案子他會叫我。」
兩個人走出教學樓，站在門口。銀杏樹的葉子在風中輕輕搖晃，陽光照在葉子上，綠得發亮。
「沈牧之，」秦墨說，「你剛才在課上講的那些——方誠的事，恆遠地產的案子。你為什麼要講這些？」
沈牧之沉默了一會兒。「因為有人要記住。那些等了二十年的人，他們記住了。方誠記住了。我記住了。但他們會老的。我也會老的。需要有人接下去。」
「你才四十。」
「四十了。方誠死的時候，三十八。」
秦墨沒有說話。兩個人站在銀杏樹下，風吹過來，葉子沙沙響。
「秦墨，你還會查嗎？」
「查。檔案室里還有案子。2000年、1999年、1998年之前的。」
「查得到嗎？」
「查不到就記著。記著那些沒有名字的人。記著那些等不到的人。」
沈牧之看著他。「那要記多久？」
秦墨想了想。「一輩子。」
沈牧之點了點頭。「我幫你記。」
兩個人走出校園，站在門口。街上的人很多，有學生，有老師，有賣小吃的小販。陽光照在他們身上，暖洋洋的。
「沈牧之，」秦墨說，「方誠的墓，你什麼時候去？」
「下周日。他的生日。」
「我跟你一起。」
「好。」
秦墨上了車，發動引擎。他開出了校園，匯入了車流。經過中心廣場的時候，他看了一眼紀念碑。碑身還是那樣白，底座下面的台階空無一人。他沒有停，繼續開。
開到了檔案室。老周在值班室里泡茶，看到他進來，把一杯茶推到櫃檯上。
「回來了？」
「回來了。去聽課了。」
「聽什麼課？」
「證據學。」
老周愣了一下。「你去聽課？」
「嗯。沈牧之講的。」
老周笑了。「他講得好嗎？」
「挺好。沒睡著。」
老周把茶杯推過來。「喝口茶。剛泡的。」
秦墨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茉莉花茶，很燙，很香。
他上了樓，坐在辦公室里。他打開抽屜，拿出那本筆記本。他翻到第一頁，看著張志遠的名字。然後他翻到最後一頁，看著那些家屬說的話。他看了很久。然後他合上筆記本，鎖進抽屜里。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巷子裡，那隻黃白花的貓蹲在垃圾箱旁邊，舔著爪子。陽光照在圍牆上，把牆上的裂縫照得一清二楚。他看著那隻貓，看了一會兒。然後他轉過身，回到桌前，打開另一本案卷。2000年的失蹤案。一個叫劉大柱的人，在城北的一個工地上失蹤了。那個工地不是恆遠地產的，是另一家早就倒閉的公司。
秦墨翻開第一頁，在筆記本上寫下了劉大柱的名字。
窗外，陽光越來越亮。巷子裡，有人推著自行車走過，車鈴叮咚響了一聲。秦墨的呼吸漸漸變得均勻。
他低下頭，開始看那份案卷。
下午，沈牧之發來一條消息：「下周日的安排。早上九點，我去接你。先去買花，然後去公墓。」
秦墨回覆：「好。」
「方悅也來。她從老家過來。」
「好。」
「她問你，要不要一起去吃個飯。」
秦墨看著屏幕，想了很久。「不去了。你們吃。」
沈牧之沒有再問。
秦墨把手機放在桌上，繼續看案卷。劉大柱，三十五歲，瓦工。2000年春天失蹤。案卷只有一頁紙，報案人是他的妻子，叫王秀英。出警民警：馬建國。結論：「可能自己走的。」
秦墨在筆記本上畫了一個圈，寫上「未告知」。然後他查了王秀英的地址。城北，一個老小區。他站起來，拿起車鑰匙，走出辦公室。
他下了樓，老周在值班室里抬起頭。「又出去？」
「嗯。去一趟城北。」
「找誰？」
「劉大柱的妻子。」
老周沉默了一會兒。「2000年那個？」
「對。」
「還查？」
「查。能查到的，都查。」
老周點了點頭。「去吧。」
秦墨走出檔案室，上了車。城北的老小區在郊區，開車要四十分鐘。他到了之後，按照地址找到了那棟樓。六層的紅磚樓，外牆的水泥已經發黑了。他上了三樓，敲了302的門。沒有人應。他又敲了敲。隔壁的門開了，一個老太太探出頭來。
「你找誰？」
「王秀英。劉大柱的妻子。」
「老王啊。搬走了。去年搬的。」
「搬哪裡了？」
「不知道。她兒子來接的。她身體不好，去跟兒子住了。」
「她身體怎麼了？」
「肺不好。咳了好幾年了。她男人失蹤之後，她就一直咳。」
秦墨沉默了一會兒。「她兒子叫什麼？住哪裡？」
「不知道。她就說『去兒子那』，沒留地址。」
秦墨點了點頭。「謝謝。」
他走出小區，上了車。坐在駕駛座上，他沒有立刻發動。王秀英搬走了。他不知道她去了哪裡。他不知道她還等不等。他拿出筆記本，在劉大柱的名字旁邊寫了一行字：「妻子搬走，地址不詳。未告知。」
他合上筆記本，靠在椅背上。窗外，陽光照在老小區的樓上，把牆上的裂縫照得一清二楚。他發動了車子，開回了檔案室。
老周在值班室里，看到他進來，把一杯茶推到櫃檯上。
「找到了？」
「沒有。搬走了。不知道去哪裡了。」
老周沉默了一會兒。「又一個等不到的。」
秦墨上了樓，坐在辦公室里。他打開筆記本，看著劉大柱的名字。在旁邊又加了一行字：「等不到。」
他合上筆記本，鎖進抽屜里。他站起來，走到窗前。巷子裡，那隻黃白花的貓不在了。垃圾箱旁邊空蕩蕩的。他看著那個空位置，看了一會兒。
然後他轉過身，回到桌前，打開另一本案卷。1999年的失蹤案。一個叫李大山的人，在城東的一個工地上失蹤了。
他翻開第一頁，在筆記本上寫下了李大山的名字。
窗外，天暗了。路燈亮起來，照著圍牆和巷子。秦墨的呼吸漸漸變得均勻。他低下頭，開始看那份案卷。
法學院在本市大學的老校區，一棟灰色的五層樓房，門口有兩棵銀杏樹，葉子還綠著，但邊緣已經開始泛黃了。秦墨把車停在校園裡，走了進去。走廊里很安靜，牆上貼著各種通知和海報。他找到階梯教室，推開門，從最後一排溜進去，靠著牆坐下來。
教室很大，能坐兩百人。來的人不多，稀稀落落地坐著。有人在看手機，有人在聊天，有人在翻課本。秦墨把咖啡放在桌面上，靠著椅背，等著。
沈牧之從側門走進來的時候，教室里安靜了一下。他穿著一件深藍色的襯衫，沒有打領帶，袖子卷到手肘。手裡拿著一個教案夾，走到講台前，把教案放下。他站在那裡，看著下面的學生。一百多個陌生的面孔，有的在看他，有的還在看手機。
他打開教案。第一頁上寫著兩個字：「真相。」他看了很久。教室里更安靜了。有人把手機收起來了。
沈牧之抬起頭。「我叫沈牧之。這學期，我們講證據。」
他翻開第二頁。「什麼是證據？法律上說，證據是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人證、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這些都是證據。但證據不只是這些。證據是你看到的東西，你聽到的東西，你聞到的東西。是你站在那裡，看到一個人從樓上掉下來，聽到骨頭碎的聲音，聞到血的味道。這些，也是證據。」
秦墨坐在最後一排，靠著牆，看著沈牧之的背影。他想起方誠。方誠也站在講台上過嗎？不，方誠是律師，不是老師。但他教過陳默，教過陸鳴，教過張明遠。他教他們怎麼活著。這也是老師。
沈牧之繼續講。「我做了八年律師。刑事辯護。我幫人打官司，幫人脫罪。我從來不問當事人『你做了沒有』。我只問『警方有什麼證據』。這是我的職業。我做了八年，沒有輸過一場官司。」
他停了一下。「但我輸了。輸給了一個人。他叫方誠。他是一個律師，也是我的合伙人。他用了十年時間，把恆遠地產的所有罪行都查了出來。他找到了證據，找到了證人，找到了那些埋在地下二十年的人。然後他死了。他用他的命，換了所有人的生。」
教室里很安靜。沒有人看手機了。所有人都看著沈牧之。
「方誠說過一句話——『真相不是終點，是起點』。我以前不懂。我以為真相就是真相，查到了就結束了。但不是。真相是起點。是那些等了二十年的人的起點，是那些終於可以安息的人的起點，是那些還活著、還要繼續往前走的人的起點。」
他翻開第三頁。「這學期，我們不只講法律上的證據。我們講——怎麼找到真相。怎麼在沒有人告訴你的時候，自己去找。怎麼在所有人都不讓你找的時候，還要找。怎麼在找到了之後，把它交出去。」
秦墨坐在最後一排，喝了一口咖啡。苦的。他沒有加糖。沈牧之的聲音在教室里迴蕩，不高不低，每一個字都很清楚。
「我認識一個人。他是一個警察。他從重案組被調到了檔案室，因為他在辦案的時候違反了程序。他私自轉移嫌疑人，未經批准接觸涉案人員，私下錄音。這些事，每一件都夠他受處分的。他被記了大過，免了職，調到了檔案室。但他沒有停。他還在查。他查了半年，查了十個項目，十個失蹤的人。他把那些等了二十年的人，一個一個地告知了。」
他停了一下。「他今天也來了。坐在最後一排。」
教室里的人轉過頭，看著最後一排。秦墨坐在那裡，手裡拿著咖啡，靠著牆。他沒有站起來，也沒有點頭。只是坐在那裡，看著沈牧之。
沈牧之笑了。「他不喜歡被人看。我們繼續上課。」
他轉過身，在黑板上寫下了兩個字：「證據。」粉筆字寫得很端正，一筆一畫。
「這學期，我們從這兩個字開始。」
秦墨坐在最後一排，把咖啡喝完。他聽著沈牧之講課。沈牧之講得很慢，每一個概念都舉例子。他講人證，講了趙德勝。他講物證，講了劉志強的日記。他講書證，講了恆遠地產與化工廠的合同。他講視聽資料，講了方誠拍的那些照片。他講電子數據，講了劉志強電腦里的記錄。他講得很細，把每一個案子都拆開來講。怎麼發現的，怎麼查到的，怎麼證實的。學生聽得很認真，有人在記筆記，有人在提問。
秦墨沒有記筆記。他不需要記。那些案子，他都知道。那些人，他都見過。那些證據，他都摸過。他只是坐在那裡，聽著。
下課鈴響了。沈牧之合上教案。「今天就到這裡。下周同一時間，我們講證據鏈。」
學生陸續走了。秦墨站起來，走到講台前。沈牧之在收拾東西，看到他，抬起頭。
「怎麼樣？」
「挺好。」
「你坐得住？」
「坐住了。沒睡著。」
沈牧之笑了。他把教案夾在腋下，兩個人走出教室。走廊里很安靜，陽光從窗戶照進來，在地板上畫出一個一個光斑。
「你下周還來嗎？」沈牧之問。
「來。反正也沒什麼事。」
「檔案室呢？」
「老周在。有案子他會叫我。」
兩個人走出教學樓，站在門口。銀杏樹的葉子在風中輕輕搖晃，陽光照在葉子上，綠得發亮。
「沈牧之，」秦墨說，「你剛才在課上講的那些——方誠的事，恆遠地產的案子。你為什麼要講這些？」
沈牧之沉默了一會兒。「因為有人要記住。那些等了二十年的人，他們記住了。方誠記住了。我記住了。但他們會老的。我也會老的。需要有人接下去。」
「你才四十。」
「四十了。方誠死的時候，三十八。」
秦墨沒有說話。兩個人站在銀杏樹下，風吹過來，葉子沙沙響。
「秦墨，你還會查嗎？」
「查。檔案室里還有案子。2000年、1999年、1998年之前的。」
「查得到嗎？」
「查不到就記著。記著那些沒有名字的人。記著那些等不到的人。」
沈牧之看著他。「那要記多久？」
秦墨想了想。「一輩子。」
沈牧之點了點頭。「我幫你記。」
兩個人走出校園，站在門口。街上的人很多，有學生，有老師，有賣小吃的小販。陽光照在他們身上，暖洋洋的。
「沈牧之，」秦墨說，「方誠的墓，你什麼時候去？」
「下周日。他的生日。」
「我跟你一起。」
「好。」
秦墨上了車，發動引擎。他開出了校園，匯入了車流。經過中心廣場的時候，他看了一眼紀念碑。碑身還是那樣白，底座下面的台階空無一人。他沒有停，繼續開。
開到了檔案室。老周在值班室里泡茶，看到他進來，把一杯茶推到櫃檯上。
「回來了？」
「回來了。去聽課了。」
「聽什麼課？」
「證據學。」
老周愣了一下。「你去聽課？」
「嗯。沈牧之講的。」
老周笑了。「他講得好嗎？」
「挺好。沒睡著。」
老周把茶杯推過來。「喝口茶。剛泡的。」
秦墨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茉莉花茶，很燙，很香。
他上了樓，坐在辦公室里。他打開抽屜，拿出那本筆記本。他翻到第一頁，看著張志遠的名字。然後他翻到最後一頁，看著那些家屬說的話。他看了很久。然後他合上筆記本，鎖進抽屜里。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巷子裡，那隻黃白花的貓蹲在垃圾箱旁邊，舔著爪子。陽光照在圍牆上，把牆上的裂縫照得一清二楚。他看著那隻貓，看了一會兒。然後他轉過身，回到桌前，打開另一本案卷。2000年的失蹤案。一個叫劉大柱的人，在城北的一個工地上失蹤了。那個工地不是恆遠地產的，是另一家早就倒閉的公司。
秦墨翻開第一頁，在筆記本上寫下了劉大柱的名字。
窗外，陽光越來越亮。巷子裡，有人推著自行車走過，車鈴叮咚響了一聲。秦墨的呼吸漸漸變得均勻。
他低下頭，開始看那份案卷。
下午，沈牧之發來一條消息：「下周日的安排。早上九點，我去接你。先去買花，然後去公墓。」
秦墨回覆：「好。」
「方悅也來。她從老家過來。」
「好。」
「她問你，要不要一起去吃個飯。」
秦墨看著屏幕，想了很久。「不去了。你們吃。」
沈牧之沒有再問。
秦墨把手機放在桌上，繼續看案卷。劉大柱，三十五歲，瓦工。2000年春天失蹤。案卷只有一頁紙，報案人是他的妻子，叫王秀英。出警民警：馬建國。結論：「可能自己走的。」
秦墨在筆記本上畫了一個圈，寫上「未告知」。然後他查了王秀英的地址。城北，一個老小區。他站起來，拿起車鑰匙，走出辦公室。
他下了樓，老周在值班室里抬起頭。「又出去？」
「嗯。去一趟城北。」
「找誰？」
「劉大柱的妻子。」
老周沉默了一會兒。「2000年那個？」
「對。」
「還查？」
「查。能查到的，都查。」
老周點了點頭。「去吧。」
秦墨走出檔案室，上了車。城北的老小區在郊區，開車要四十分鐘。他到了之後，按照地址找到了那棟樓。六層的紅磚樓，外牆的水泥已經發黑了。他上了三樓，敲了302的門。沒有人應。他又敲了敲。隔壁的門開了，一個老太太探出頭來。
「你找誰？」
「王秀英。劉大柱的妻子。」
「老王啊。搬走了。去年搬的。」
「搬哪裡了？」
「不知道。她兒子來接的。她身體不好，去跟兒子住了。」
「她身體怎麼了？」
「肺不好。咳了好幾年了。她男人失蹤之後，她就一直咳。」
秦墨沉默了一會兒。「她兒子叫什麼？住哪裡？」
「不知道。她就說『去兒子那』，沒留地址。」
秦墨點了點頭。「謝謝。」
他走出小區，上了車。坐在駕駛座上，他沒有立刻發動。王秀英搬走了。他不知道她去了哪裡。他不知道她還等不等。他拿出筆記本，在劉大柱的名字旁邊寫了一行字：「妻子搬走，地址不詳。未告知。」
他合上筆記本，靠在椅背上。窗外，陽光照在老小區的樓上，把牆上的裂縫照得一清二楚。他發動了車子，開回了檔案室。
老周在值班室里，看到他進來，把一杯茶推到櫃檯上。
「找到了？」
「沒有。搬走了。不知道去哪裡了。」
老周沉默了一會兒。「又一個等不到的。」
秦墨上了樓，坐在辦公室里。他打開筆記本，看著劉大柱的名字。在旁邊又加了一行字：「等不到。」
他合上筆記本，鎖進抽屜里。他站起來，走到窗前。巷子裡，那隻黃白花的貓不在了。垃圾箱旁邊空蕩蕩的。他看著那個空位置，看了一會兒。
然後他轉過身，回到桌前，打開另一本案卷。1999年的失蹤案。一個叫李大山的人，在城東的一個工地上失蹤了。
他翻開第一頁，在筆記本上寫下了李大山的名字。
窗外，天暗了。路燈亮起來，照著圍牆和巷子。秦墨的呼吸漸漸變得均勻。他低下頭，開始看那份案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