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謝穎(上)
十一月中旬，天徹底冷下來了。
顧尋收到一張通知，說中文系有個講座，請的是外語系的謝穎教授，講俄羅斯文學。自願參加，不算考勤。
他把通知折起來，塞進口袋。
劉建軍看見了，說：「你去不？」
顧尋說：「去。」
劉建軍說：「那我跟你一塊兒去，反正晚上沒事。」
顧尋看了他一眼。
劉建軍說：「咋，不歡迎？」
顧尋說：「沒有。」
講座在文科樓階梯教室，晚上七點。
兩個人六點半就到了。裡頭已經坐了不少人，大多是高年級的，也有幾個老師模樣的人坐在前排。他們找了靠後的位置坐下。
劉建軍四處張望，小聲說：「人不少啊。」
顧尋沒說話。
教室里暖氣燒得足，有點悶。劉建軍脫了外套，搭在椅背上，掏出本小說翻起來。顧尋坐在那，看著講台。
講台上放著一杯水，一個麥克風，幾本書。
他想起父親的筆記本。
那些筆記本是父親留下的。一共五本，用線裝訂的，封面已經發黃。顧尋十三歲那年撬開那口舊木箱，一本一本翻過。後來他把它們帶到京城來，壓在枕頭底下。
五本筆記本里，有三本是聽課筆記。字跡工整，密密麻麻，記著老師講的內容。另外兩本，是父親自己寫的。
寫他對讀過的書的感想，寫他對生活的困惑，寫他對那個時代的觀察。
有一頁寫著：
「今天讀《安娜·卡列尼娜》，讀到安娜最後臥軌，心裡堵得慌。她不是壞人，她只是想要一點自己的日子。可那個時代，不讓她要。我合上書，坐在那兒，半天沒動。我想，我自己呢？我想要的，能要嗎？」
另一頁寫著：
「托爾斯泰寫列文割草那段，讓我想起咱村的麥收。一樣的熱，一樣的累，一樣的踏實。可列文割完草，還能回到書齋里想問題。咱村的人，割一輩子草，從來不問為啥。我不知道哪種更好。」
還有幾頁，是顧尋看過最多遍的。
那些頁上，父親的字跡不像別處那樣工整，有些潦草，有些地方被水漬暈開了。
「我學會了沉默。可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我還是會看見。」
「那天晚上，有人來敲門。我沒開。我聽著腳步聲走遠，坐了一夜。天亮的時候，我在想，我是不是應該開門？可開了門，又能怎樣？」
「後來，那個人也不見了。」
「我開始寫日記。把每天看見的事，聽見的事，記下來。不是為了給別人看。是怕自己忘了。可有些事，記下來了，就更忘不掉。」
「我不怕吃苦。我怕的是，吃了苦，還是什麼都改變不了。」
「那些年，校園裡空蕩蕩的。梧桐樹還在，葉子落了又長，長了又落。人卻不一樣了。」
顧尋那時候小，看不太懂。
後來大了，慢慢從母親嘴裡，從村里老人的閒話里，拼湊出一些事。
他知道父親經歷過的。
現在他坐在這間階梯教室里，等著聽謝穎的講座，又想起這些話來。
他想，父親當年，是不是也坐在這間教室里，聽過誰的講座？
是不是也像他一樣，在台下看著台上的人？
他想起那張照片。
聞亭底下，四個年輕人站成一排。
最左邊那個，穿著中山裝，眉眼和他一模一樣。
那是1965年。
二十年前。
七點整，謝穎進來了。
她穿著深藍色的外套，頭髮盤著，步子不快不慢。走到講台前，把手裡幾本書放下，抬起頭，看著台下。
教室里安靜下來。
劉建軍把書合上，也抬起頭看了一眼，小聲說：「女教授啊。」
顧尋沒理他。
謝穎開口，聲音不高，但穩。
「今天講托爾斯泰。講他的《安娜·卡列尼娜》。」
她頓了頓。
「這本書，很多人讀過。但今天我想換一個角度。我們不談安娜的愛情悲劇，不談卡列寧的虛偽，不談渥倫斯基的淺薄。我們來談談，托爾斯泰為什麼要寫這樣一本書。」
她翻開書，找到一頁。
「1873年，托爾斯泰開始寫《安娜·卡列尼娜》。那一年他四十五歲，已經發表了《戰爭與和平》，名滿天下。可他並不快樂。他在日記里寫：『我找不到活著的意義。如果沒有人告訴我為什麼活著，我寧願去死。』」
她抬起頭。
「所以《安娜·卡列尼娜》這本書，表面看是一個女人的悲劇，骨子裡是托爾斯泰自己的掙扎。」
她開始講。
講俄國農奴制改革後的社會動盪，講貴族階級的沒落，講新興資產階級的崛起。講托爾斯泰如何通過兩條線索——安娜的城市悲劇和列文的鄉村探索——來呈現那個時代的撕裂。
「安娜為什麼必須死？不是因為她背叛了婚姻，不是因為她被社會拋棄。是因為她活在一個沒有出路的世界裡。她要愛情，可愛情給不了她歸宿；她要自由，可自由只讓她更孤獨。她試圖衝破一切束縛，可衝破之後，發現外面什麼都沒有。」
她停了一下。
「這是托爾斯泰的高明之處。他不批判安娜，也不同情安娜。他只是把她放在那個時代里，讓她自己走完該走的路。」
劉建軍在旁邊打了個哈欠，小聲嘀咕：「有點深。」
顧尋沒理他。
謝穎繼續講。
講列文。講他回到鄉下，試圖在土地上尋找生活的意義。講他和農民一起割草，從勞動中獲得踏實。講他和吉蒂的婚姻，從激情走向平淡，最後在信仰中找到寄託。
「托爾斯泰把自己的困惑給了安娜，把自己的探索給了列文。安娜走向毀滅，列文走向救贖。這是兩種可能性，也是托爾斯泰內心兩種聲音的對話。」
她頓了頓。
「可列文真的找到答案了嗎？書里寫他最後接受了信仰，可托爾斯泰自己呢？他寫完這本書後，仍然在痛苦中掙扎，最後在八十多歲高齡離家出走，死在一個小火車站上。」
她看著台下。
「所以我想說的是，偉大的文學，從來不給你答案。它只是把問題擺在你面前，讓你自己去看，自己去想。安娜的悲劇是問題，列文的探索也是問題。托爾斯泰把這些問題寫出來，不是為了教育誰，是為了讓自己看清楚。」
她合上書。
「可看清楚了，然後呢？」
她停頓了一下，目光掃過台下。
「托爾斯泰看清楚了，可他解決不了。他一生都在尋找答案，一生都沒找到。他痛苦，他掙扎，他八十多歲了還要離家出走。有人說他瘋了，有人說他傻了。可我覺得，他只是太清醒了。」
她的聲音低下來。
「清醒的人，往往是最痛苦的。因為他們看見了別人看不見的東西，就再也回不去了。他們活在人群里，卻永遠是個異類。」
教室里安靜得很。
沒人說話，沒人動。
劉建軍張著嘴，小說掉在腿上都不知道。
顧尋坐在那，心裡動了一下。
他想起了父親。
想起父親筆記本上的那些字。
「我學會了沉默。可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
「看見了，就回不去了。」
謝穎繼續說。
「而且，有些時候，清醒不光會讓你痛苦，還會讓無路可走。」
她頓了頓，沒有往下說。
可台下的人，都聽懂了。
顧尋想起父親筆記本里那一頁。
「那幾年，校園裡空蕩蕩的。梧桐樹還在，葉子落了又長，長了又落。人卻不一樣了。」
謝穎沉默了幾秒。
然後她抬起頭，說：「有問題可以問。」
學生們舉手。一個接一個站起來，問各種問題。她一一回答，不急不慢。
一個學生問：「您覺得安娜和渥倫斯基之間是真愛嗎？」
謝穎想了想。
「是真愛，也是假愛。真在那個瞬間，他們確實為彼此燃燒過。假在那種燃燒持續不了多久。渥倫斯基要的是征服，安娜要的是全部。兩個人要的東西不一樣，再真的愛也走不下去。」
又一個學生問：「列文的探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有什麼不同？」
謝穎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是在極端的處境裡拷問上帝。列文不一樣，他在日常里尋找。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上。這是兩位作家最大的不同。」
還有一個學生問：「您剛才說清醒的人最痛苦。那為什麼要清醒？糊塗過一輩子不是更好嗎？」
謝穎沉默了一會兒。
她看著那個提問的學生，慢慢說：
「沒有人選擇清醒。是清醒選擇了你。」
她頓了頓。
「你讀了書，你見了世面，你開始想問題。你以為你在主動思考，其實你是被動的。是那些書，那些人，那些經歷，把你變成了一個清醒的人。你回不去了。」
「回不去，就只能往前走。」
「往前走，可能會更痛苦。」
「可這是唯一的出路。」
那個學生坐下去了。
顧尋坐在後排，聽著這些話。
他想起父親。
想起父親離開京城那天，站在月台上，看著這座待了四年的城市。
他那時候在想什麼？
是不是也知道自己回不來了？
不是回不來定西。
是回不來那個不問問題的自己。
他帶著一雙被打開的眼睛回去了。
在那個黃土坡上，活了一輩子。
他看見了太多。
可他說不出來。
有些話，不能說。
他只能把它們寫下來，鎖在那口舊木箱裡。
等著有一天，有人能看見。
顧尋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父親不是失敗。
他是選擇了清醒，哪怕清醒意味著痛苦，意味著孤獨，意味著沉默。
他帶著那份清醒，活到了三十四歲。
然後他死在磚窯上。
可他留下了那些筆記本。
那些他看見的事，他記下來了。
那些他說不出的話，他寫下來了。
問的人越來越少了。
謝穎的目光掃過台下，從左到右，從右到左。
掃到後排的時候，在他臉上停了一下。
很短。
短到別人注意不到。
可顧尋注意到了。
她看著他，就那麼一下，然後目光移開了。
顧尋沒動。
他坐在那，和她的目光對上的那一瞬間，心裡動了一下。
他不知道她看見了什麼。
是那張和父親一樣的臉？
還是那雙眼睛裡，和父親一樣的東西？
講座結束了。人們站起來，往外走。前排幾個學生圍上去，還想問問題。
謝穎站在講台前，和他們說著話。
劉建軍站起來，伸了個懶腰。
「可算完了，聽得我腦袋疼。」
他把小說塞進口袋，看著顧尋。
「走不走？」
顧尋說：「你先走，我一會兒。」
劉建軍說：「行，那我回宿舍了。外頭冷，別待太久。」
他走了。
顧尋慢慢往外走。
走到門口的時候，她那邊的人群散了。她拿起桌上的書，往門口走。
顧尋站在門邊，讓開道。
她走過來。
走到他身邊的時候，腳步頓了頓。
很輕，幾乎看不出來。
可她頓了頓。
然後她沒停，走了過去。
顧尋站在那，看著她的背影。
深藍色的外套，盤著的頭髮，步子不快不慢。
她走到樓梯口，下去了。
顧尋站了一會兒，也往下走。
外頭很冷。風颳著，把地上的落葉吹起來，打著旋。
他站在樓門口，看見她的背影已經走遠了。
往外語系的方向。
他站在那，看著那個方向，看了很久。
然後他轉身，往宿舍走。
路上風大，他把手插進口袋裡。
口袋裡有一張紙，是那張講座通知。他掏出來看了一眼，折好，又放回去。
回到宿舍，劉建軍已經躺床上了。
「回來了？講座咋樣？」
顧尋說：「挺好。」
劉建軍說：「我聽不太懂，什麼安娜列文的，繞來繞去。不過那教授講得是真穩，一句廢話沒有。」
顧尋說：「嗯。」
劉建軍說：「你聽懂了？」
顧尋說：「懂一些。」
劉建軍說：「那你給我講講，她最後說的那個啥意思？清醒是病，治不好。那咋辦？」
顧尋想了想。
「往前走。」
劉建軍愣了一下。
「往前走？往哪兒走？」
顧尋說：「不知道。」
劉建軍躺回去，嘟囔了一句：「不懂你們這些寫東西的。」
他想起謝穎看他那一眼。
想起她從他身邊走過時，那頓了頓的腳步。
想起她講的那些話。
「沒有人選擇清醒。是清醒選擇了你。」
他想起父親。
清醒選擇了父親。
父親帶著那份清醒，在黃土坡上活了一輩子。
有些話，他不能說。
可他寫下來了。
顧尋收到一張通知，說中文系有個講座，請的是外語系的謝穎教授，講俄羅斯文學。自願參加，不算考勤。
他把通知折起來，塞進口袋。
劉建軍看見了，說：「你去不？」
顧尋說：「去。」
劉建軍說：「那我跟你一塊兒去，反正晚上沒事。」
顧尋看了他一眼。
劉建軍說：「咋，不歡迎？」
顧尋說：「沒有。」
講座在文科樓階梯教室，晚上七點。
兩個人六點半就到了。裡頭已經坐了不少人，大多是高年級的，也有幾個老師模樣的人坐在前排。他們找了靠後的位置坐下。
劉建軍四處張望，小聲說：「人不少啊。」
顧尋沒說話。
教室里暖氣燒得足，有點悶。劉建軍脫了外套，搭在椅背上，掏出本小說翻起來。顧尋坐在那，看著講台。
講台上放著一杯水，一個麥克風，幾本書。
他想起父親的筆記本。
那些筆記本是父親留下的。一共五本，用線裝訂的，封面已經發黃。顧尋十三歲那年撬開那口舊木箱，一本一本翻過。後來他把它們帶到京城來，壓在枕頭底下。
五本筆記本里，有三本是聽課筆記。字跡工整，密密麻麻，記著老師講的內容。另外兩本，是父親自己寫的。
寫他對讀過的書的感想，寫他對生活的困惑，寫他對那個時代的觀察。
有一頁寫著：
「今天讀《安娜·卡列尼娜》，讀到安娜最後臥軌，心裡堵得慌。她不是壞人，她只是想要一點自己的日子。可那個時代，不讓她要。我合上書，坐在那兒，半天沒動。我想，我自己呢？我想要的，能要嗎？」
另一頁寫著：
「托爾斯泰寫列文割草那段，讓我想起咱村的麥收。一樣的熱，一樣的累，一樣的踏實。可列文割完草，還能回到書齋里想問題。咱村的人，割一輩子草，從來不問為啥。我不知道哪種更好。」
還有幾頁，是顧尋看過最多遍的。
那些頁上，父親的字跡不像別處那樣工整，有些潦草，有些地方被水漬暈開了。
「我學會了沉默。可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我還是會看見。」
「那天晚上，有人來敲門。我沒開。我聽著腳步聲走遠，坐了一夜。天亮的時候，我在想，我是不是應該開門？可開了門，又能怎樣？」
「後來，那個人也不見了。」
「我開始寫日記。把每天看見的事，聽見的事，記下來。不是為了給別人看。是怕自己忘了。可有些事，記下來了，就更忘不掉。」
「我不怕吃苦。我怕的是，吃了苦，還是什麼都改變不了。」
「那些年，校園裡空蕩蕩的。梧桐樹還在，葉子落了又長，長了又落。人卻不一樣了。」
顧尋那時候小，看不太懂。
後來大了，慢慢從母親嘴裡，從村里老人的閒話里，拼湊出一些事。
他知道父親經歷過的。
現在他坐在這間階梯教室里，等著聽謝穎的講座，又想起這些話來。
他想，父親當年，是不是也坐在這間教室里，聽過誰的講座？
是不是也像他一樣，在台下看著台上的人？
他想起那張照片。
聞亭底下，四個年輕人站成一排。
最左邊那個，穿著中山裝，眉眼和他一模一樣。
那是1965年。
二十年前。
七點整，謝穎進來了。
她穿著深藍色的外套，頭髮盤著，步子不快不慢。走到講台前，把手裡幾本書放下，抬起頭，看著台下。
教室里安靜下來。
劉建軍把書合上，也抬起頭看了一眼，小聲說：「女教授啊。」
顧尋沒理他。
謝穎開口，聲音不高，但穩。
「今天講托爾斯泰。講他的《安娜·卡列尼娜》。」
她頓了頓。
「這本書，很多人讀過。但今天我想換一個角度。我們不談安娜的愛情悲劇，不談卡列寧的虛偽，不談渥倫斯基的淺薄。我們來談談，托爾斯泰為什麼要寫這樣一本書。」
她翻開書，找到一頁。
「1873年，托爾斯泰開始寫《安娜·卡列尼娜》。那一年他四十五歲，已經發表了《戰爭與和平》，名滿天下。可他並不快樂。他在日記里寫：『我找不到活著的意義。如果沒有人告訴我為什麼活著，我寧願去死。』」
她抬起頭。
「所以《安娜·卡列尼娜》這本書，表面看是一個女人的悲劇，骨子裡是托爾斯泰自己的掙扎。」
她開始講。
講俄國農奴制改革後的社會動盪，講貴族階級的沒落，講新興資產階級的崛起。講托爾斯泰如何通過兩條線索——安娜的城市悲劇和列文的鄉村探索——來呈現那個時代的撕裂。
「安娜為什麼必須死？不是因為她背叛了婚姻，不是因為她被社會拋棄。是因為她活在一個沒有出路的世界裡。她要愛情，可愛情給不了她歸宿；她要自由，可自由只讓她更孤獨。她試圖衝破一切束縛，可衝破之後，發現外面什麼都沒有。」
她停了一下。
「這是托爾斯泰的高明之處。他不批判安娜，也不同情安娜。他只是把她放在那個時代里，讓她自己走完該走的路。」
劉建軍在旁邊打了個哈欠，小聲嘀咕：「有點深。」
顧尋沒理他。
謝穎繼續講。
講列文。講他回到鄉下，試圖在土地上尋找生活的意義。講他和農民一起割草，從勞動中獲得踏實。講他和吉蒂的婚姻，從激情走向平淡，最後在信仰中找到寄託。
「托爾斯泰把自己的困惑給了安娜，把自己的探索給了列文。安娜走向毀滅，列文走向救贖。這是兩種可能性，也是托爾斯泰內心兩種聲音的對話。」
她頓了頓。
「可列文真的找到答案了嗎？書里寫他最後接受了信仰，可托爾斯泰自己呢？他寫完這本書後，仍然在痛苦中掙扎，最後在八十多歲高齡離家出走，死在一個小火車站上。」
她看著台下。
「所以我想說的是，偉大的文學，從來不給你答案。它只是把問題擺在你面前，讓你自己去看，自己去想。安娜的悲劇是問題，列文的探索也是問題。托爾斯泰把這些問題寫出來，不是為了教育誰，是為了讓自己看清楚。」
她合上書。
「可看清楚了，然後呢？」
她停頓了一下，目光掃過台下。
「托爾斯泰看清楚了，可他解決不了。他一生都在尋找答案，一生都沒找到。他痛苦，他掙扎，他八十多歲了還要離家出走。有人說他瘋了，有人說他傻了。可我覺得，他只是太清醒了。」
她的聲音低下來。
「清醒的人，往往是最痛苦的。因為他們看見了別人看不見的東西，就再也回不去了。他們活在人群里，卻永遠是個異類。」
教室里安靜得很。
沒人說話，沒人動。
劉建軍張著嘴，小說掉在腿上都不知道。
顧尋坐在那，心裡動了一下。
他想起了父親。
想起父親筆記本上的那些字。
「我學會了沉默。可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
「看見了，就回不去了。」
謝穎繼續說。
「而且，有些時候，清醒不光會讓你痛苦，還會讓無路可走。」
她頓了頓，沒有往下說。
可台下的人，都聽懂了。
顧尋想起父親筆記本里那一頁。
「那幾年，校園裡空蕩蕩的。梧桐樹還在，葉子落了又長，長了又落。人卻不一樣了。」
謝穎沉默了幾秒。
然後她抬起頭，說：「有問題可以問。」
學生們舉手。一個接一個站起來，問各種問題。她一一回答，不急不慢。
一個學生問：「您覺得安娜和渥倫斯基之間是真愛嗎？」
謝穎想了想。
「是真愛，也是假愛。真在那個瞬間，他們確實為彼此燃燒過。假在那種燃燒持續不了多久。渥倫斯基要的是征服，安娜要的是全部。兩個人要的東西不一樣，再真的愛也走不下去。」
又一個學生問：「列文的探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有什麼不同？」
謝穎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是在極端的處境裡拷問上帝。列文不一樣，他在日常里尋找。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上。這是兩位作家最大的不同。」
還有一個學生問：「您剛才說清醒的人最痛苦。那為什麼要清醒？糊塗過一輩子不是更好嗎？」
謝穎沉默了一會兒。
她看著那個提問的學生，慢慢說：
「沒有人選擇清醒。是清醒選擇了你。」
她頓了頓。
「你讀了書，你見了世面，你開始想問題。你以為你在主動思考，其實你是被動的。是那些書，那些人，那些經歷，把你變成了一個清醒的人。你回不去了。」
「回不去，就只能往前走。」
「往前走，可能會更痛苦。」
「可這是唯一的出路。」
那個學生坐下去了。
顧尋坐在後排，聽著這些話。
他想起父親。
想起父親離開京城那天，站在月台上，看著這座待了四年的城市。
他那時候在想什麼？
是不是也知道自己回不來了？
不是回不來定西。
是回不來那個不問問題的自己。
他帶著一雙被打開的眼睛回去了。
在那個黃土坡上，活了一輩子。
他看見了太多。
可他說不出來。
有些話，不能說。
他只能把它們寫下來，鎖在那口舊木箱裡。
等著有一天，有人能看見。
顧尋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父親不是失敗。
他是選擇了清醒，哪怕清醒意味著痛苦，意味著孤獨，意味著沉默。
他帶著那份清醒，活到了三十四歲。
然後他死在磚窯上。
可他留下了那些筆記本。
那些他看見的事，他記下來了。
那些他說不出的話，他寫下來了。
問的人越來越少了。
謝穎的目光掃過台下，從左到右，從右到左。
掃到後排的時候，在他臉上停了一下。
很短。
短到別人注意不到。
可顧尋注意到了。
她看著他，就那麼一下，然後目光移開了。
顧尋沒動。
他坐在那，和她的目光對上的那一瞬間，心裡動了一下。
他不知道她看見了什麼。
是那張和父親一樣的臉？
還是那雙眼睛裡，和父親一樣的東西？
講座結束了。人們站起來，往外走。前排幾個學生圍上去，還想問問題。
謝穎站在講台前，和他們說著話。
劉建軍站起來，伸了個懶腰。
「可算完了，聽得我腦袋疼。」
他把小說塞進口袋，看著顧尋。
「走不走？」
顧尋說：「你先走，我一會兒。」
劉建軍說：「行，那我回宿舍了。外頭冷，別待太久。」
他走了。
顧尋慢慢往外走。
走到門口的時候，她那邊的人群散了。她拿起桌上的書，往門口走。
顧尋站在門邊，讓開道。
她走過來。
走到他身邊的時候，腳步頓了頓。
很輕，幾乎看不出來。
可她頓了頓。
然後她沒停，走了過去。
顧尋站在那，看著她的背影。
深藍色的外套，盤著的頭髮，步子不快不慢。
她走到樓梯口，下去了。
顧尋站了一會兒，也往下走。
外頭很冷。風颳著，把地上的落葉吹起來，打著旋。
他站在樓門口，看見她的背影已經走遠了。
往外語系的方向。
他站在那，看著那個方向，看了很久。
然後他轉身，往宿舍走。
路上風大，他把手插進口袋裡。
口袋裡有一張紙，是那張講座通知。他掏出來看了一眼，折好，又放回去。
回到宿舍，劉建軍已經躺床上了。
「回來了？講座咋樣？」
顧尋說：「挺好。」
劉建軍說：「我聽不太懂，什麼安娜列文的，繞來繞去。不過那教授講得是真穩，一句廢話沒有。」
顧尋說：「嗯。」
劉建軍說：「你聽懂了？」
顧尋說：「懂一些。」
劉建軍說：「那你給我講講，她最後說的那個啥意思？清醒是病，治不好。那咋辦？」
顧尋想了想。
「往前走。」
劉建軍愣了一下。
「往前走？往哪兒走？」
顧尋說：「不知道。」
劉建軍躺回去，嘟囔了一句：「不懂你們這些寫東西的。」
他想起謝穎看他那一眼。
想起她從他身邊走過時，那頓了頓的腳步。
想起她講的那些話。
「沒有人選擇清醒。是清醒選擇了你。」
他想起父親。
清醒選擇了父親。
父親帶著那份清醒，在黃土坡上活了一輩子。
有些話，他不能說。
可他寫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