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1章 北平·趙仲春的投名狀
時間：1948年10月27日
地點：保密站北平站、北平某處秘密地點、白清萍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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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趙仲春把白清萍叫到辦公室。
他的辦公桌上攤著一份名單，密密麻麻寫滿了名字。他用手指在名單上輕輕敲著，一下一下的，節奏很快。窗外的陽光從百葉窗的縫隙里漏進來，照在他臉上，他的表情看不太清。但白清萍看得見他嘴角那一絲笑意——不是得意的笑，是那種——終於找到了保命符的笑。
「白副站長，坐。」趙仲春指了指對面的椅子。
白清萍坐下。趙仲春把名單推過來。「你看看。」
白清萍接過來，低頭看。名單上寫著兩欄：一欄是「主張和平之民主人士」，一欄是「中共地下黨嫌疑分子」。每一欄都有十幾個名字。
她的目光掃過那些名字——有幾個她認識。
一位是燕京大學的教授，姓吳，五十多歲，戴眼鏡，說話慢條斯理的。白清萍在一次公開場合見過他，他講的是「和平是唯一的出路」。
另一位是北平的知名作家，姓林，寫過很多小說，呼籲停止內戰。
還有一位是律師，姓王，曾為被抓的學生辯護。
他們都是體面人，有家有口，有名有望。他們只是不想打仗，不想死。在趙仲春眼裡，這就是通共。
白清萍抬起頭，看著趙仲春。「這些人，都要抓？」
趙仲春把名單收回去，折好，放進抽屜里。「不是現在抓。是盯著。誰跳得高，就先抓誰。毛局長說了，北平城裡，不能有一個唱和平的。」他頓了頓，聲音低下來。「我已經向毛局長保證了，北平保密站絕不出一個叛徒。這些人，就是我的投名狀。」
白清萍沒有說話。她的手指在膝蓋上輕輕攥了一下，又鬆開了。她想起陳教授。陳教授也是「主張和平的民主人士」，趙仲春親自開的槍。那天她坐在辦公室里，聽見遠處傳來槍聲。她不知道趙仲春會不會對這些人也開槍。也許會。也許不會。她只知道，她攔不住。她只是副站長，一個從延安跑回來的女人，一個被所有人盯著的人。她什麼都做不了。
趙仲春靠在椅背上，點了一支煙。他吸了一口，慢慢吐出來。煙霧在陽光里飄散，灰濛濛的。「白副站長，你知道毛局長怎麼說嗎？」他的聲音裡帶著一種壓抑不住的得意。「他說，只要我幹得好，將來去台灣，給我一個處長的位置。處長。不是副的，是正的。」
白清萍看著他。「恭喜趙站長。」
趙仲春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嘴角扯了一下就收回去了。「恭喜什麼？還不知道能不能去成呢。共軍都快入關了，能不能活著離開北平，都是個問題。」
白清萍說：「那你還要抓這些人？」
趙仲春把煙按滅，看著她。「抓了，才有機會離開。不抓，毛局長憑什麼帶我走？我手裡沒有牌，他憑什麼要我？」
白清萍沒有說話。她想起李樹瓊。他也是人質，被關在台北，等著父親打贏仗。趙仲春也是人質，被關在北平，等著毛人鳳帶他走。他們都是籠子裡的人，籠子的鑰匙在別人手裡。不同的是，李樹瓊在等，趙仲春在殺。殺人，讓他覺得自己還有用，還有價值，還有機會。
--
白清萍站起來。「趙站長，沒什麼事我先走了。訓練班還有課。」
趙仲春擺了擺手。「去吧。」
她走到門口，手放在門把手上，停了一下。她沒有回頭。「趙站長，你不怕傅作義知道了？這些人里，有傅作義的人。」
趙仲春冷笑了一聲。那笑聲很輕，但很冷。「傅作義？他自身難保。三十五軍被圍在新保安，郭景雲要死要活的。他拿什麼管我？」他頓了頓。「再說了，我抓的是共黨，不是他的人。他能說什麼？」
白清萍拉開門，走出去。
--
白清萍回到辦公室，發現桌上多了一張電報單。她展開，上面寫著：
「北平現在應該快冬天了吧，台北沒有冬天也沒有秋天，清萍姐你要注意身體。我等你來！」
白清萍的手微微發抖。她看了兩遍，然後放下電報，靠在椅背上。電報雖然署著李樹瓊的名字，但話不是他說的。她一眼就看出來了。
因為最後那句「我等你來」——這不是李樹瓊的語氣。他從來不會說「我等你來」。他只會說「我會回來的」。
這是清蓮的話。只有清蓮，才會用這種語氣。
而且，她記得小時候，有一次白清蓮跟她說：「姐姐，我討厭北平的冬天，又冷又干。如果一年四季都是春天夏天就好了。」
台北沒有冬天也沒有秋天——只有春夏。那是清蓮在告訴她：我在這裡，我很好。你來了，我們一起過春夏。
白清萍把電報單折好，放進口袋裡。她沒有回電報。她不知道該怎麼回。說什麼？
說「我不來了」？她不能。她還想來。
說「我很快就來」？她來不了。她被困在這裡，哪裡都去不了。
說「謝謝你」？謝謝什麼呢？謝謝她願意等她？謝謝她願意把丈夫分一半給她？她說不出口。
她只是把電報單收好，然後站起來，走到窗邊。窗外的天快黑了，路燈亮了，昏黃的，照著空蕩蕩的院子。
她站在窗前，很久沒有動。
--
晚上，白清萍沒有回住處。
她在辦公室里坐著，沒有開燈。月光從百葉窗的縫隙里漏進來，在桌上投下一道一道的光影。她看著那些光影，看著它們在桌面上慢慢移動。她想著趙仲春的名單。那些名字，那些人。她想著陳教授倒在天橋附近的水泥地上，血從頭部流出來，染紅了灰白色的地面。她想著趙仲春收起槍，上了車，揚長而去。她想著自己坐在辦公室里，聽見遠處的槍聲。今晚，還會有槍聲嗎？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攔不住。她又想起那封電報。清蓮在等她。她不知道該怎麼回。她只能沉默。
九點。十點。十一點。遠處傳來幾聲槍響。不是一聲，是連續三四聲，間隔很短，悶悶的，像有人在往牆上扔磚頭。然後是短暫的安靜，接著又是一聲，比前面的都響。然後停了。
白清萍坐在黑暗中，一動不動。她聽見自己的心跳，很快。她把手放在小腹上，輕輕地。她想起孟老中醫說的話。「恐怕很難有孩子了。」沒有孩子也好。沒有孩子，她就不用擔心他會不會被抓，會不會被槍斃，會不會像陳教授一樣倒在血泊里。沒有孩子，她無牽無掛。死了，也就死了。她不知道自己是在安慰自己，還是在騙自己。她只知道，她必須活著。活著，才有機會。活著，才能等到那一天。等到了，她就不走了。
--
槍聲停了。窗外的巷子裡很安靜，只有風從牆頭吹過去，把枯藤吹得沙沙響。白清萍站起來，走到窗邊。窗外，路燈亮著，昏黃的，照著空蕩蕩的巷子。沒有人。只有風，只有落葉，只有那盞壞掉的路燈在晃。
她站在那裡，看了很久。然後她轉身，拿起包，走出辦公室。
走廊里很安靜，日光燈管一閃一閃的。她的皮鞋踩在地板上，聲音很響。她下了樓，走出保密站的大門。門口的兩個便衣在抽菸，看見她出來，站起來。她沒有理他們，走進夜色里。
--
回到住處，她沒有開燈。她坐在床邊，脫了鞋，把腳縮到床上。她抱著膝蓋，把下巴擱在膝蓋上。月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地板上，一片銀白。
她想著今晚的槍聲。又是誰？是名單上的人嗎？是吳教授？是林作家？是王律師？還是她不認識的人？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有人死了。也許是一個，也許是兩個。他們倒在血泊里，像陳教授一樣。他們的家人會哭，會喊，會罵。然後沉默。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這個城市已經習慣了沉默。習慣了槍聲，習慣了死亡，習慣了在恐懼中活著。她也習慣了。她每天去訓練班，上課，下課，回住處。她每天見趙仲春，點頭，微笑，說「趙站長早」、「趙站長辛苦了」。她每天在所有人面前裝作若無其事。她演得很好。沒有人看得出她在害怕，在憤怒，在絕望。
她又從口袋裡摸出那封電報，展開，在月光下看了一遍。「我等你來。」清蓮在等她。她不知道該怎麼回。她只能把電報折好，放回口袋，貼著胸口。
她躺下來，面朝天花板。那道裂縫還在，從東邊延伸到西邊，像一條乾涸的河。她把手放在小腹上，輕輕地。她想著那些死去的人。他們也有家人，也有孩子，也有等他們回家的人。他們死了，那些等他們的人怎麼辦？像她一樣，等著，等一個永遠回不來的人？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必須活著。活著，才能記住他們。活著，才能等。等戰爭結束，等李樹瓊回來，等那個也許永遠等不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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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月光在天花板上移動，從東邊移到西邊。她沒有睡著。她睜著眼睛，看著那道光。她想起趙仲春說的話。「毛局長說了，只要我幹得好，將來去台灣，給我一個處長的位置。」處長。他為了一個處長的位置，殺了多少人？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瘋了。他被恐懼逼瘋了。他怕死，怕被拋棄，怕像楊漢庭一樣，從這個世界消失。所以他拼命地殺。殺別人，讓自己活著。
她翻過身，面朝牆。牆是白的，什麼都沒有。她伸出手，摸著冰冷的牆壁。一下一下的。
她想起李樹瓊。他在台北，在草山，在那棟日式平房裡。他也在等。等父親打贏仗，等建豐同志放他走，等戰爭結束。他不知道她在這裡，一個人，聽著遠處的槍聲，摸著自己的肚子，想著那些死去的人。她不能告訴他。告訴了他，他會擔心。擔心也沒用。他回不來。她也出不去。她只收到了一封清蓮的電報。她不知道該怎麼回。她只能沉默。
她閉上眼睛。耳邊仿佛響起趙仲春的聲音。「北平保密站絕不出一個叛徒。」她不是叛徒。她只是不想殺人。她只是不想死。她只是想要一條活路。可在這個世道，活路是要用別人的命換的。她不想換。所以她只能等。等別人給她一條活路，或者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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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保密站北平站、北平某處秘密地點、白清萍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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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趙仲春把白清萍叫到辦公室。
他的辦公桌上攤著一份名單，密密麻麻寫滿了名字。他用手指在名單上輕輕敲著，一下一下的，節奏很快。窗外的陽光從百葉窗的縫隙里漏進來，照在他臉上，他的表情看不太清。但白清萍看得見他嘴角那一絲笑意——不是得意的笑，是那種——終於找到了保命符的笑。
「白副站長，坐。」趙仲春指了指對面的椅子。
白清萍坐下。趙仲春把名單推過來。「你看看。」
白清萍接過來，低頭看。名單上寫著兩欄：一欄是「主張和平之民主人士」，一欄是「中共地下黨嫌疑分子」。每一欄都有十幾個名字。
她的目光掃過那些名字——有幾個她認識。
一位是燕京大學的教授，姓吳，五十多歲，戴眼鏡，說話慢條斯理的。白清萍在一次公開場合見過他，他講的是「和平是唯一的出路」。
另一位是北平的知名作家，姓林，寫過很多小說，呼籲停止內戰。
還有一位是律師，姓王，曾為被抓的學生辯護。
他們都是體面人，有家有口，有名有望。他們只是不想打仗，不想死。在趙仲春眼裡，這就是通共。
白清萍抬起頭，看著趙仲春。「這些人，都要抓？」
趙仲春把名單收回去，折好，放進抽屜里。「不是現在抓。是盯著。誰跳得高，就先抓誰。毛局長說了，北平城裡，不能有一個唱和平的。」他頓了頓，聲音低下來。「我已經向毛局長保證了，北平保密站絕不出一個叛徒。這些人，就是我的投名狀。」
白清萍沒有說話。她的手指在膝蓋上輕輕攥了一下，又鬆開了。她想起陳教授。陳教授也是「主張和平的民主人士」，趙仲春親自開的槍。那天她坐在辦公室里，聽見遠處傳來槍聲。她不知道趙仲春會不會對這些人也開槍。也許會。也許不會。她只知道，她攔不住。她只是副站長，一個從延安跑回來的女人，一個被所有人盯著的人。她什麼都做不了。
趙仲春靠在椅背上，點了一支煙。他吸了一口，慢慢吐出來。煙霧在陽光里飄散，灰濛濛的。「白副站長，你知道毛局長怎麼說嗎？」他的聲音裡帶著一種壓抑不住的得意。「他說，只要我幹得好，將來去台灣，給我一個處長的位置。處長。不是副的，是正的。」
白清萍看著他。「恭喜趙站長。」
趙仲春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嘴角扯了一下就收回去了。「恭喜什麼？還不知道能不能去成呢。共軍都快入關了，能不能活著離開北平，都是個問題。」
白清萍說：「那你還要抓這些人？」
趙仲春把煙按滅，看著她。「抓了，才有機會離開。不抓，毛局長憑什麼帶我走？我手裡沒有牌，他憑什麼要我？」
白清萍沒有說話。她想起李樹瓊。他也是人質，被關在台北，等著父親打贏仗。趙仲春也是人質，被關在北平，等著毛人鳳帶他走。他們都是籠子裡的人，籠子的鑰匙在別人手裡。不同的是，李樹瓊在等，趙仲春在殺。殺人，讓他覺得自己還有用，還有價值，還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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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清萍站起來。「趙站長，沒什麼事我先走了。訓練班還有課。」
趙仲春擺了擺手。「去吧。」
她走到門口，手放在門把手上，停了一下。她沒有回頭。「趙站長，你不怕傅作義知道了？這些人里，有傅作義的人。」
趙仲春冷笑了一聲。那笑聲很輕，但很冷。「傅作義？他自身難保。三十五軍被圍在新保安，郭景雲要死要活的。他拿什麼管我？」他頓了頓。「再說了，我抓的是共黨，不是他的人。他能說什麼？」
白清萍拉開門，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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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清萍回到辦公室，發現桌上多了一張電報單。她展開，上面寫著：
「北平現在應該快冬天了吧，台北沒有冬天也沒有秋天，清萍姐你要注意身體。我等你來！」
白清萍的手微微發抖。她看了兩遍，然後放下電報，靠在椅背上。電報雖然署著李樹瓊的名字，但話不是他說的。她一眼就看出來了。
因為最後那句「我等你來」——這不是李樹瓊的語氣。他從來不會說「我等你來」。他只會說「我會回來的」。
這是清蓮的話。只有清蓮，才會用這種語氣。
而且，她記得小時候，有一次白清蓮跟她說：「姐姐，我討厭北平的冬天，又冷又干。如果一年四季都是春天夏天就好了。」
台北沒有冬天也沒有秋天——只有春夏。那是清蓮在告訴她：我在這裡，我很好。你來了，我們一起過春夏。
白清萍把電報單折好，放進口袋裡。她沒有回電報。她不知道該怎麼回。說什麼？
說「我不來了」？她不能。她還想來。
說「我很快就來」？她來不了。她被困在這裡，哪裡都去不了。
說「謝謝你」？謝謝什麼呢？謝謝她願意等她？謝謝她願意把丈夫分一半給她？她說不出口。
她只是把電報單收好，然後站起來，走到窗邊。窗外的天快黑了，路燈亮了，昏黃的，照著空蕩蕩的院子。
她站在窗前，很久沒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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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白清萍沒有回住處。
她在辦公室里坐著，沒有開燈。月光從百葉窗的縫隙里漏進來，在桌上投下一道一道的光影。她看著那些光影，看著它們在桌面上慢慢移動。她想著趙仲春的名單。那些名字，那些人。她想著陳教授倒在天橋附近的水泥地上，血從頭部流出來，染紅了灰白色的地面。她想著趙仲春收起槍，上了車，揚長而去。她想著自己坐在辦公室里，聽見遠處的槍聲。今晚，還會有槍聲嗎？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攔不住。她又想起那封電報。清蓮在等她。她不知道該怎麼回。她只能沉默。
九點。十點。十一點。遠處傳來幾聲槍響。不是一聲，是連續三四聲，間隔很短，悶悶的，像有人在往牆上扔磚頭。然後是短暫的安靜，接著又是一聲，比前面的都響。然後停了。
白清萍坐在黑暗中，一動不動。她聽見自己的心跳，很快。她把手放在小腹上，輕輕地。她想起孟老中醫說的話。「恐怕很難有孩子了。」沒有孩子也好。沒有孩子，她就不用擔心他會不會被抓，會不會被槍斃，會不會像陳教授一樣倒在血泊里。沒有孩子，她無牽無掛。死了，也就死了。她不知道自己是在安慰自己，還是在騙自己。她只知道，她必須活著。活著，才有機會。活著，才能等到那一天。等到了，她就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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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聲停了。窗外的巷子裡很安靜，只有風從牆頭吹過去，把枯藤吹得沙沙響。白清萍站起來，走到窗邊。窗外，路燈亮著，昏黃的，照著空蕩蕩的巷子。沒有人。只有風，只有落葉，只有那盞壞掉的路燈在晃。
她站在那裡，看了很久。然後她轉身，拿起包，走出辦公室。
走廊里很安靜，日光燈管一閃一閃的。她的皮鞋踩在地板上，聲音很響。她下了樓，走出保密站的大門。門口的兩個便衣在抽菸，看見她出來，站起來。她沒有理他們，走進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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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住處，她沒有開燈。她坐在床邊，脫了鞋，把腳縮到床上。她抱著膝蓋，把下巴擱在膝蓋上。月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地板上，一片銀白。
她想著今晚的槍聲。又是誰？是名單上的人嗎？是吳教授？是林作家？是王律師？還是她不認識的人？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有人死了。也許是一個，也許是兩個。他們倒在血泊里，像陳教授一樣。他們的家人會哭，會喊，會罵。然後沉默。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這個城市已經習慣了沉默。習慣了槍聲，習慣了死亡，習慣了在恐懼中活著。她也習慣了。她每天去訓練班，上課，下課，回住處。她每天見趙仲春，點頭，微笑，說「趙站長早」、「趙站長辛苦了」。她每天在所有人面前裝作若無其事。她演得很好。沒有人看得出她在害怕，在憤怒，在絕望。
她又從口袋裡摸出那封電報，展開，在月光下看了一遍。「我等你來。」清蓮在等她。她不知道該怎麼回。她只能把電報折好，放回口袋，貼著胸口。
她躺下來，面朝天花板。那道裂縫還在，從東邊延伸到西邊，像一條乾涸的河。她把手放在小腹上，輕輕地。她想著那些死去的人。他們也有家人，也有孩子，也有等他們回家的人。他們死了，那些等他們的人怎麼辦？像她一樣，等著，等一個永遠回不來的人？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必須活著。活著，才能記住他們。活著，才能等。等戰爭結束，等李樹瓊回來，等那個也許永遠等不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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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月光在天花板上移動，從東邊移到西邊。她沒有睡著。她睜著眼睛，看著那道光。她想起趙仲春說的話。「毛局長說了，只要我幹得好，將來去台灣，給我一個處長的位置。」處長。他為了一個處長的位置，殺了多少人？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瘋了。他被恐懼逼瘋了。他怕死，怕被拋棄，怕像楊漢庭一樣，從這個世界消失。所以他拼命地殺。殺別人，讓自己活著。
她翻過身，面朝牆。牆是白的，什麼都沒有。她伸出手，摸著冰冷的牆壁。一下一下的。
她想起李樹瓊。他在台北，在草山，在那棟日式平房裡。他也在等。等父親打贏仗，等建豐同志放他走，等戰爭結束。他不知道她在這裡，一個人，聽著遠處的槍聲，摸著自己的肚子，想著那些死去的人。她不能告訴他。告訴了他，他會擔心。擔心也沒用。他回不來。她也出不去。她只收到了一封清蓮的電報。她不知道該怎麼回。她只能沉默。
她閉上眼睛。耳邊仿佛響起趙仲春的聲音。「北平保密站絕不出一個叛徒。」她不是叛徒。她只是不想殺人。她只是不想死。她只是想要一條活路。可在這個世道，活路是要用別人的命換的。她不想換。所以她只能等。等別人給她一條活路，或者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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