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力竭的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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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再峰迴到客廳,拉開最底層抽屜摸索工作證。那本證件封皮泛白,塑料殼被磨得近乎透明。指尖觸到它時,有種微涼的陌生感。

  二十八歲的自己在照片裡:寸頭利落,藍色工裝筆挺,眼神清澈得像沒攪動過的湖水。他拿起筆,在照片右邊重重寫下:「2003.06.17-2018.10.20,幸運餘額已用盡。」

  寫完,他將工作證輕輕塞回抽屜深處,指尖卻意外觸到另一個硬殼本——封面冰涼粗糙,是醫院的病曆本。不用看,也知道是父親的。心猛地一縮,像被無形的手攥緊。指尖無意識收緊,病曆本封皮發出輕微的呻吟。

  他緩緩翻開第一頁,診斷日期「2018年9月3日」像烙印,角落的紅色印章更是刺目。診斷欄冷冰冰地寫著:「肺部陰影,建議進一步檢查,排除器質性病變。」

  手指開始發抖,翻到第二頁。附著的CT報告單上,幾行字像淬了毒的針:「右肺上葉占位性病變,大小2.2×1.8cm,形態不規則,邊緣毛糙,建議穿刺活檢明確診斷。」

  10月8日的住院通知單上,那枚鮮紅的醫院公章,灼得他眼睛生疼。章再峰握著病曆本的手劇烈顫抖,指節繃得慘白,連帶著薄薄的紙頁都在簌簌作響。

  那些被他刻意屏蔽、深埋的細節,此刻如洪水決堤般湧出:父親在火鍋店驟然捂嘴的佝僂身影;母親快步上前拍背,轉身時眼底那抹倉皇;李建國的提醒……

  原來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守著這個秘密。只有他,像個徹頭徹尾的傻子。不,不是被蒙蔽,是他自己選擇了「朝下看」——眼睛死死盯著晉升名額和眼前那點蠅頭瑣事,刻意地、用力地忽略掉身後父親那一聲聲壓抑的咳嗽。愧疚,沉重如鉛,沉沉地墜在胸口,悶得他幾乎無法呼吸。

  天光終於艱難地刺透窗簾縫隙,在地板上投下幾道細長的光影。陳晚揉著脹痛的太陽穴推開書房門,腦袋昏沉得像灌滿了鉛。

  剛走到客廳,便看見章再峰坐在餐桌前。父親的病曆本平攤在他面前,他的指尖正無意識地在粗糙的封面上反覆摩挲,神情是前所未有的凝重。「你……」她剛吐出一個字。

  「我陪爸辦住院手續。」章再峰的聲音低沉卻異常清晰,截斷了她的話頭,「先做穿刺,後續我來安排。你專心評職稱,家裡的事,不用操心。」

  他說完,起身走向衛生間。他站在鏡子前,審視著裡面的男人:眼袋松垂,法令紋深刻,下巴的線條已有些模糊,眼底堆積著濃得化不開的疲憊和一種近乎麻木的「算了」的妥協。

  他掬起一捧冷水,狠狠拍在臉上。冰涼刺骨的觸感瞬間沿著皮膚蔓延,像電流激醒了昏沉的神經。再拍第二下時,他盯著鏡中那雙被冷水激得泛紅、卻終於有了焦點的眼睛,一字一頓地低語:「章再峰,朝上看看。」

  鏡中人滿臉水珠,狼狽不堪,但那種渾渾噩噩的「算了」的頹喪氣,仿佛被這冷水沖刷掉了一層,露出底下幾分久違的、帶著痛感的清醒。

  他拿起手機,點開與趙偉的對話框。這一次,指尖沒有半分猶豫和反覆刪改,利落地敲擊屏幕,字句如釘:「危樓項目,我負責技術攻堅,你協調對接各方資源。分工明確,效率至上。」

  臥室外,熟悉的煙火氣正絲絲縷縷地飄散開來:陳晚在廚房熱牛奶,微波爐發出沉悶的嗡鳴;兒子章錦洋揉著眼睛從臥室出來,低頭在沙發縫裡找校服外套;陽台傳來父親極力壓低的咳嗽聲,手掌緊緊捂著嘴,生怕驚擾了家人;母親捧著厚外套跟在一旁,絮絮叨叨的叮囑聲裡帶著不易察覺的憂心:「降溫了,加衣,千萬別著涼……」

  這個清晨,與過往無數的清晨並無二致,卻在細微的褶皺里,悄然裂開了一道縫隙,透出破局前那縷微弱卻執拗的光。

  桃州市的清晨,天光透亮,天空是溫潤的淡青。遠處第一班公交車的引擎聲由遠及近,街角早點鋪的蒸籠正噴涌著大團大團的白氣,油條濃郁的焦香混著水汽,在清冷的空氣里瀰漫開來。

  命運的帳單,此刻終於無比清晰地攤開在他眼前。接下來,唯有躬身入局,坦然承受。

  陳晚七點四十分將車停進桃州學院停車場。這輛白色Polo開了七年,里程剛過十萬,車漆早已黯淡無光,像蒙了一層洗不掉的灰。

  她夾著講義,快步走向教學樓,黑色高跟鞋敲擊水泥地面的聲響,在空曠的清晨顯得格外冷硬、急促。

  第一節課是《教育原理》,大二,301教室。陳晚提前十分鐘抵達,打開多媒體設備,插入U盤。電腦屏幕慢悠悠地讀取文件,進度條蝸行牛步,像極了她那陷入泥沼、寸步難行的職稱之路,緩慢得令人窒息。


  屏幕亮起的瞬間,她瞥見了自己的倒影:臉色蒼白,嘴唇乾裂起皮,額角竟赫然藏著一根刺眼的白髮,像一道無聲的嘲諷。她幾乎是本能地、帶著一絲倉皇的狠勁,迅速伸手將它拔掉,仿佛要抹去一個暴露軟弱的證據。

  八點整,學生陸續走進教室。桃州學院是二本院校,學生大多來自本地和周邊地區,臉上帶著一種「不算拔尖卻絕不認命」的倔強。

  陳晚向來對這樣的孩子有份特殊的親近,因為他們身上有自己當年的影子——靠著苦讀拼出一條路,攥著一點微光就拼盡全力往前拱。可此刻,她無暇感懷,腦海里塞滿了論文修改、課題申報、課時量核算的冰冷數字。

  「同學們,今天我們講教育目標的分類學。」她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標題,聲音在安靜的教室里顯得有些空曠。「打開課本第127頁。」

  九十分鐘的課,她緊湊地講了八十分鐘,預留十分鐘提問。然而教室里鴉雀無聲,沒有一隻手願意舉起。她無奈地點了個名,後排一個男生慢悠悠站起身,支支吾吾複述了幾句她剛講過的原話,連語序都沒打亂。

  陳晚面無表情地點點頭,示意他坐下,心底卻在飛速盤算:如果每人敷衍一分鐘,累積的無效時間將是一個可怕的數字。這些多出來的時間,沒有分毫額外補貼,也無法計入教學業績,只像無底洞般吞噬著她本已枯竭的精力。

  系裡給她釘死了固定課時:10節——4門必修,2門選修,分攤到每周五天,幾乎天天連軸轉。每節課45分鐘,意味著每周要在講台上持續輸出整整七個半小時的聲波與體力。

  而學院教師的平均課時才8節,多出來的那2節,被系裡輕飄飄地歸為「基礎工作量」。理由總是冠冕堂皇:系裡「師資力量緊張」,無人能頂;「評副教授需要亮眼的教學業績」,多上課是為她「鋪路」。

  系主任王教授每每語重心長:「小陳啊,課多,說明你不可或缺。」

  「不可或缺」——這個詞一直像一塊沉重的鉛牌,沉甸甸地掛在她脖子上,勒得她幾乎喘不過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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