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4章 深夜的權衡
「第二，」齊默爾曼的嘴角浮現出一絲冷酷的笑意，「我們也要準備一些『輿論彈藥』。英國人不是說我們是野蠻人嗎？那我們就告訴他們，什麼是真正的野蠻。」
施特賴歇爾不解地看著他。
「潛艇戰。」齊默爾曼走到辦公桌後，抽出一份標著「絕密」的文件，「總參謀部海軍辦公室已經提交了方案：從1917年2月1日起，實行無限制潛艇戰。任何進入指定戰區的船隻，無論是交戰國還是中立國，無論載運什麼貨物，都將被無條件擊沉。」
「但那是……」施特賴歇爾倒吸一口冷氣，「那會殺死成千上萬的平民，而且肯定會激怒中立國，尤其是美麗卡！」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理由。」齊默爾曼的眼睛眯成一條縫，「一個能讓德國人民接受，甚至讓部分國際輿論理解的理由。比如說……英國的封鎖正在讓德國兒童餓死，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採取極端措施自衛。」
他坐下來，開始快速書寫。
「起草一份報告，給外交部長。內容如下：第一，英國秘密遊說美麗卡參戰，已取得實質性進展。第二，美麗卡一旦參戰，戰爭必敗。第三，因此，我們必須在美麗卡完成動員前，用最猛烈的手段迫使英國屈服。而無限制潛艇戰，是唯一可能快速見效的手段。」
施特賴歇爾記錄著，手在微微顫抖。他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更多的船隻沉沒，更多的生命消失，更多的仇恨被點燃。
「還有，」齊默爾曼補充，「通知我們在斯德哥爾摩的人，加快與墨西哥的接觸。那份關於『德墨同盟』的提議，不是已經起草好了嗎？」
「是的，長官。但那是備用方案，只有在局勢極端惡化時才會使用……」
「局勢已經極端惡化了，少校。」齊默爾曼打斷他，「英國人把阿斯奎斯都派去華盛頓了，你以為他們是在玩遊戲嗎？不，這是生死存亡的較量。我們要麼贏，要麼死。而在這種較量中，沒有規則，沒有底線，只有勝利。」
他停頓，語氣稍微緩和。
「另外，給蘭芳的陳峰發電報。用最高加密等級。告訴他這裡發生的一切，特別是英國在美麗卡的行動。提醒他，如果美麗卡參戰，他的所有投資——那些坦克、那些戰艦、那些僱傭兵合同——都可能血本無歸。問問他，有什麼建議。」
「您認為陳峰會幫我們？」
「他會幫他自己。」齊默爾曼冷笑，「那個華夏人只認利益。而我們的利益，在這一點上暫時一致。去吧，立刻辦。」
施特賴歇爾立正敬禮，轉身離開。辦公室里又只剩下齊默爾曼一人。他走到窗前，拉開厚重的窗簾。窗外，柏林的夜晚一片漆黑
這個城市，這個國家，已經為戰爭付出了太多。兩百萬人傷亡，經濟瀕臨崩潰，食物配給降到最低限度。而現在，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前線的敵人，而是來自大洋彼岸那個自稱中立、卻早已偏袒一方的巨人。
齊默爾曼拿起桌上的相框。裡面是他和妻子、兩個兒子的合影，攝於1913年夏天，在波羅的海的度假勝地。那時他們都笑著，陽光燦爛，未來似乎無限美好。現在，大兒子在凡爾登陣亡，小兒子在東線凍傷了雙腳，妻子在紅十字會醫院每天工作十四小時。
「我們會贏的。」他對著照片低聲說，不知道是在安慰家人，還是在安慰自己，「無論付出什麼代價。」
他放下相框，坐回桌前，繼續閱讀那份關於無限制潛艇戰的方案。紙上的數字冷酷而精確：預計每月擊沉噸位60萬至80萬噸，六個月內迫使英國投降。代價：中立國船隻損失約20%，可能引發美麗卡參戰。
可能。
齊默爾曼在「可能」兩個字下面畫了一條橫線。戰爭就是賭博，而他現在要押上所有的籌碼。
華盛頓，白宮，晚上十一點。
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獨自坐在橢圓辦公室里，沒有開大燈，只有書桌上的一盞綠色玻璃罩檯燈亮著。燈光照亮了一小片區域：阿斯奎斯留下的三份文件夾攤開著，旁邊是威爾遜自己做的筆記，字跡小而密集。
他已經在這裡坐了三個小時。
壁爐里的火快要熄滅了，但他沒有叫侍者來添柴。寒冷讓人清醒，而他需要絕對的清醒來處理這些信息。
第一份文件，軍事平衡圖表。那些紅藍線條像心電圖一樣起伏，而最近六個月，紅線持續上升，藍線在掙扎。結論很明確：如果沒有外部干預，德國將贏得這場戰爭。時間可能在1917年夏天，最晚不超過1918年初。
第二份文件，經濟數據。三十二億出口，二十一億九千萬債務。這些數字在威爾遜腦中盤旋。他不是經濟學家，但他理解這些數字的含義——它們代表著成千上萬的美麗卡工廠、農場、礦山，代表著數百萬個工作崗位，代表著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無數家庭的生計。
如果協約國戰敗，如果德國拒付債務，如果歐洲市場對美麗卡關閉……
經濟衰退。工廠倒閉。失業潮。社會動盪。
威爾遜閉上眼睛。他能想像報紙的頭條：《華爾街崩潰，百萬失業》、《農民破產，小麥爛在地里》、《美國陷入大蕭條》。而他，伍德羅·威爾遜，將成為把國家帶向災難的總統。
但另一邊呢？
如果他支持協約國，如果美麗卡介入戰爭，那將意味著什麼？
徵兵。年輕的男人——可能是學生，可能是工人，可能是農民——穿上軍裝，登上運輸船，前往三千英里外的陌生大陸，走進戰壕，面對機槍、大炮、毒氣。他們會死，會殘廢，會帶著永遠無法癒合的心理創傷回來。
威爾遜想起自己年輕時的理想。他曾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書，講授政治學和歷史，告訴學生們：理性、對話、國際法，這些才是解決衝突的途徑。戰爭是野蠻的倒退，是文明的失敗。
而現在，他坐在這裡，考慮是否要把這個國家推入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衝突。
門被輕輕敲響。
「進來。」
門開了，他的私人秘書約瑟夫·圖馬爾蒂走了進來。這個忠誠的愛爾蘭裔美麗卡人手裡端著一個托盤，上面有一壺咖啡和幾塊三明治。
「總統先生，您還沒吃晚飯。」
「我不餓，約瑟夫。」
施特賴歇爾不解地看著他。
「潛艇戰。」齊默爾曼走到辦公桌後，抽出一份標著「絕密」的文件，「總參謀部海軍辦公室已經提交了方案：從1917年2月1日起，實行無限制潛艇戰。任何進入指定戰區的船隻，無論是交戰國還是中立國，無論載運什麼貨物，都將被無條件擊沉。」
「但那是……」施特賴歇爾倒吸一口冷氣，「那會殺死成千上萬的平民，而且肯定會激怒中立國，尤其是美麗卡！」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理由。」齊默爾曼的眼睛眯成一條縫，「一個能讓德國人民接受，甚至讓部分國際輿論理解的理由。比如說……英國的封鎖正在讓德國兒童餓死，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採取極端措施自衛。」
他坐下來，開始快速書寫。
「起草一份報告，給外交部長。內容如下：第一，英國秘密遊說美麗卡參戰，已取得實質性進展。第二，美麗卡一旦參戰，戰爭必敗。第三，因此，我們必須在美麗卡完成動員前，用最猛烈的手段迫使英國屈服。而無限制潛艇戰，是唯一可能快速見效的手段。」
施特賴歇爾記錄著，手在微微顫抖。他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更多的船隻沉沒，更多的生命消失，更多的仇恨被點燃。
「還有，」齊默爾曼補充，「通知我們在斯德哥爾摩的人，加快與墨西哥的接觸。那份關於『德墨同盟』的提議，不是已經起草好了嗎？」
「是的，長官。但那是備用方案，只有在局勢極端惡化時才會使用……」
「局勢已經極端惡化了，少校。」齊默爾曼打斷他，「英國人把阿斯奎斯都派去華盛頓了，你以為他們是在玩遊戲嗎？不，這是生死存亡的較量。我們要麼贏，要麼死。而在這種較量中，沒有規則，沒有底線，只有勝利。」
他停頓，語氣稍微緩和。
「另外，給蘭芳的陳峰發電報。用最高加密等級。告訴他這裡發生的一切，特別是英國在美麗卡的行動。提醒他，如果美麗卡參戰，他的所有投資——那些坦克、那些戰艦、那些僱傭兵合同——都可能血本無歸。問問他，有什麼建議。」
「您認為陳峰會幫我們？」
「他會幫他自己。」齊默爾曼冷笑，「那個華夏人只認利益。而我們的利益，在這一點上暫時一致。去吧，立刻辦。」
施特賴歇爾立正敬禮，轉身離開。辦公室里又只剩下齊默爾曼一人。他走到窗前，拉開厚重的窗簾。窗外，柏林的夜晚一片漆黑
這個城市，這個國家，已經為戰爭付出了太多。兩百萬人傷亡，經濟瀕臨崩潰，食物配給降到最低限度。而現在，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前線的敵人，而是來自大洋彼岸那個自稱中立、卻早已偏袒一方的巨人。
齊默爾曼拿起桌上的相框。裡面是他和妻子、兩個兒子的合影，攝於1913年夏天，在波羅的海的度假勝地。那時他們都笑著，陽光燦爛，未來似乎無限美好。現在，大兒子在凡爾登陣亡，小兒子在東線凍傷了雙腳，妻子在紅十字會醫院每天工作十四小時。
「我們會贏的。」他對著照片低聲說，不知道是在安慰家人，還是在安慰自己，「無論付出什麼代價。」
他放下相框，坐回桌前，繼續閱讀那份關於無限制潛艇戰的方案。紙上的數字冷酷而精確：預計每月擊沉噸位60萬至80萬噸，六個月內迫使英國投降。代價：中立國船隻損失約20%，可能引發美麗卡參戰。
可能。
齊默爾曼在「可能」兩個字下面畫了一條橫線。戰爭就是賭博，而他現在要押上所有的籌碼。
華盛頓，白宮，晚上十一點。
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獨自坐在橢圓辦公室里，沒有開大燈，只有書桌上的一盞綠色玻璃罩檯燈亮著。燈光照亮了一小片區域：阿斯奎斯留下的三份文件夾攤開著，旁邊是威爾遜自己做的筆記，字跡小而密集。
他已經在這裡坐了三個小時。
壁爐里的火快要熄滅了，但他沒有叫侍者來添柴。寒冷讓人清醒，而他需要絕對的清醒來處理這些信息。
第一份文件，軍事平衡圖表。那些紅藍線條像心電圖一樣起伏，而最近六個月，紅線持續上升，藍線在掙扎。結論很明確：如果沒有外部干預，德國將贏得這場戰爭。時間可能在1917年夏天，最晚不超過1918年初。
第二份文件，經濟數據。三十二億出口，二十一億九千萬債務。這些數字在威爾遜腦中盤旋。他不是經濟學家，但他理解這些數字的含義——它們代表著成千上萬的美麗卡工廠、農場、礦山，代表著數百萬個工作崗位，代表著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無數家庭的生計。
如果協約國戰敗，如果德國拒付債務，如果歐洲市場對美麗卡關閉……
經濟衰退。工廠倒閉。失業潮。社會動盪。
威爾遜閉上眼睛。他能想像報紙的頭條：《華爾街崩潰，百萬失業》、《農民破產，小麥爛在地里》、《美國陷入大蕭條》。而他，伍德羅·威爾遜，將成為把國家帶向災難的總統。
但另一邊呢？
如果他支持協約國，如果美麗卡介入戰爭，那將意味著什麼？
徵兵。年輕的男人——可能是學生，可能是工人，可能是農民——穿上軍裝，登上運輸船，前往三千英里外的陌生大陸，走進戰壕，面對機槍、大炮、毒氣。他們會死，會殘廢，會帶著永遠無法癒合的心理創傷回來。
威爾遜想起自己年輕時的理想。他曾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書，講授政治學和歷史，告訴學生們：理性、對話、國際法，這些才是解決衝突的途徑。戰爭是野蠻的倒退，是文明的失敗。
而現在，他坐在這裡，考慮是否要把這個國家推入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衝突。
門被輕輕敲響。
「進來。」
門開了，他的私人秘書約瑟夫·圖馬爾蒂走了進來。這個忠誠的愛爾蘭裔美麗卡人手裡端著一個托盤，上面有一壺咖啡和幾塊三明治。
「總統先生，您還沒吃晚飯。」
「我不餓，約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