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 道士塔
第112章 道士塔
前世，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陳列館，雖然位於下寺三清宮，然而，因為從七十年代後期，三清宮廢棄多年，已經變得殘破不堪，因此，前世藏經洞被發現的百年之際，開始重新修繕，實際上，就是相當於在原址上重建此寺。
而它幾乎就是與17號洞窟藏經洞毗鄰，距離非常近，大約只有20米左右，從三清宮出門即可到達藏經洞附近。
當然，三清宮之所以毗鄰藏經洞，根據蘇亦研究得出來的結果，就是王圓籙故意的。
不然，下寺的位置，並不合適修建寺院，偏偏他就在此修建了三清宮。
藏經洞的文物已經被掏空，裡面沒有什麼東西，現在更多是象徵意義。因此，蘇亦四人也沒有到裡面參觀，而是直接去道士塔。
下寺三清宮位於敦煌莫高窟南區北端，二者遙遙相望，與道士塔的直線距離大約在幾百米左右，並不遠。
前世，王圓籙的道士塔位於「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西側，陳列中心是九十年代的日本援建的，現在嘛，並不存在。
因此，要找參照物標定道士塔的位置，可以說它位於莫高窟的對面。
跟前世不一樣，這個年代的道士塔，也並沒有人修繕，不過在敦煌莫高窟眾多的佛塔之中，就道士塔保存的最完好，不僅如此，它的塔身還內嵌碑文，嗯，也就是前面提及到的《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墓誌》。
碑文還挺長，四百多快到五百字。
內容如下：
研究所這邊，早就把碑文的內容抄錄下來，現在過來參觀，也只是看一看，並不會有什麼特別的發現。
就連蔡維棠都提醒道，「既然小蘇老師都說，《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不可信，那麼我覺得這塊碑文的內容，也不可全信，畢竟這塊墓誌是民國20年（1931
年）趙玉明、方至福為其師、師爺道士王圓籙去世百日而立，是為給王圓籙歌功頌德，最多能起到參考的作用。」
這一點，已經有學者做過考究。
比如，碑文之中記載，藏經洞發現於清光緒二十五年，即1899年。
這一點，學界就不認同。
學界所公認的，敦煌藏經洞發現於1900年，為什麼會有這個說法呢？
出處有兩。
第一，庚子發現說最早見於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相關記載如下：甲辰年（1904年）「初七日夜敦煌王廣文來云：莫高窟開於光緒二十六年，僅一丸泥，砉然扃鐍自啟，豈非顯晦有時哉。」
葉氏記此事之年，距發現藏經洞只有四年，比較可信。
第二，1900年發現說也見於《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
因此，學界基本上採用第二種說法。
從這一點來說，也證明道士塔的墓誌並不全是事實。
連道士塔的碑文都有假，斯坦因的書誇大其詞，也合乎常理。
蘇亦跟眾人談及此事，大家也都笑起來了，都覺得他這個發現，很有意思。
來到這裡，最終蘇亦還是忍不住拍了一張照片。
王圓籙本人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日子，都是一個反面人物，蔡維棠還告訴蘇亦，過去那些年，研究所內部還有人提議，要直接把道士塔給拆掉，最終還是常書鴻先生讓它保存下來。
要真的拆掉，也就沒有餘大師《文化苦旅》之中的名篇《道士塔》了。一想到這，蘇亦就覺得自己是不是應該提前寫一篇《道士塔》，這樣一來，也免去余大師勞神改稿了。畢竟，在他後來出版的《文物苦旅》之中，新版的《道士塔》
和舊版的《道士塔》完全就是兩篇文章。
一想到《文化苦旅》，蘇亦就覺得離譜。
這本書，每一個版本都有各種刪改，不是文章內容改了，就是文章篇數改了。
這樣一來，想要看全余大師相關文章，就需要買了好幾個版本的《文化苦旅》，這一個版本多了一篇文章，那一個版本少了一篇文章，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同一本書，內容完全不同，偏偏舊版已經停版了。想要讀完舊版《文化苦旅》
的文章，就要買好幾個版本，韭菜割了一波又一波，簡直離譜。
所以，離開道士塔的時候，蘇亦已經打定主意了，以後時間合適，一定要把相關的文章都幫余大師給寫完了，免得他那麼大的年紀了，還要辛苦改稿，第一篇文章嘛，就從《道士塔》開始。
離開道士塔，大家最後的一站，就是三危山。
樂傅和尚在鳴沙山休息，卻見到三危山佛光萬千，因此，覺得這裡是西方極樂世界，要在這裡開鑿洞窟修行。
汪濘生昨天晚上也夢見了佛光。
那麼早上有時間過來登山，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體驗。
三危山就在莫高窟的對面，因此，想要觀察莫高窟，對面的三危山就是最佳的觀察點，因為站在山頂可以把對面的莫高窟的情況，一覽無遺。
至於三危山，是否真的會出現佛光？
這個問題，等幾人登到山頂的時候，都忍不住討論起來。
對此，蔡維棠深信不疑，「是有可能的，聽說這是自然現象，具體有什麼說法，我也搞不清楚。」
趙殿增笑道，「那汪師兄，你說不定有機會，見到佛光呢！」
蘇亦解釋，「佛光在氣象學上被稱為日暈」或峨眉寶光」，是陽光通過空氣中的水滴發生衍射、反射、折射後形成的光學奇觀。當然，想要產生佛光，還要有一些必要條件，首先要有陽光，也有少數情況下為月光，而且，且觀測者需背對光源。此外，對水汽條件，也是有要求的，空氣中存在的霧氣、雲層，都可以成為光學介質，能對光線進行複雜的折射和衍射。此外，觀測角度也非常重要。」
「啥玩意？這東西，還需要觀察角度？」
蘇亦笑道，「當然，必須要觀測者、光源、水滴層三者需形成特定角度，使得折射後的光線聚焦於觀測者眼中，形成以觀測者影子為中心的彩色光環。因此，我推測當年樂僔和尚在鳴沙山休息發現佛光，是完全符合科學現象的。他在莫高窟崖壁那邊，想要休息過夜，必然是傍晚時分，然後背對著陽光，而三危山又在莫高窟的東面，這個時候，是可以看見佛光的！」
實際上，在敦煌莫高窟這邊，不少人都見到佛光。
比如，樊瑾詩先生，她就曾經見過莫高窟的佛光。
那是1995年夏天的一個傍晚，剛好是大雨過後，大泉河突發洪水，為保護洞窟，她帶領警衛隊戰士在大泉河邊抗洪。在壘沙包過程中，忽見大泉河東面的三危山上空出現了一大片金燦燦的光，金光照射不到的山丘黯然變成黑色。
金光轉瞬即逝，隨後，天空之中就多了兩道相交的彩虹。
她在口述自傳之中就說過，這是她從未見過的神奇景色。這種佛光大概就是樂傅和尚曾經看到過的，並因此生發出禪修的無限信心。這樣的佛光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見到過，她也只見到過唯一的這一次。
因此，對於莫高窟的佛光，蘇亦並不懷疑。
至於汪濘生，他想要見到佛光，就難了。
樊瑾詩在敦煌待了那麼多年，還只是看到這麼一次，他才待幾天，就想要看見佛光，哪有這麼幸運。
但是，沒有佛光，看晨光，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三危山巔有一個牌坊，名字很霸氣，叫南天門，眾人站在山頂，微風拂面，山色朦朧，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對面，是沉浸在晨曦之中的鳴沙山以及莫高窟，此刻，天邊朝陽升騰，群山顏色漸變，就好像整個天地之間，都打開了照明燈，群山與洞窟之間，都亮了起來。
蘇亦也沒有想到，他竟然在這個年代，跟一幫大老爺們，跑來三危山觀看日出。
前世，過來這邊旅遊都沒有這個雅興，不對，也不是沒有雅興，就是起不來，不然，敦煌莫高窟的日出應該是極美的，沒有想到卻在這個年代實現了。
日出了！
如果蘇亦是畫家，一定用畫筆記錄下這精彩的一幕。
然而，他不是。
他也能畫，但是嘛，現在不是沒有準備嗎？
蔡維棠告訴他，「以前常書鴻先生，就經常到大泉河的河畔寫生，還繪畫過莫高窟的日出，小蘇老師，你不是會繪畫嗎？到時候，也可以畫一畫嘛！」
蘇亦笑，「算了，我這個半吊子的水平，就不獻醜了。」
然後，他開始拿起相機拍了一組照片。
現在的相機，拍日出，容易過曝，但沒法畫，就先拍吧，管它呢。
但是，此刻整個鳴沙山主峰都沐浴在陽光之中，敦煌莫高窟的壯麗景色，開始盡數展現在眾人的眼前，尤其是依崖而建的九層樓，在陽光的照耀之下，光彩熠熠，亮麗奪目。
崖壁之中洞窟也像電影院之中燈光打在幕布的那一瞬間，頓時輪廓清晰，光影斑駁，如夢如幻。
被晨曦籠罩之下的，不僅有群山、洞窟，還有大泉河周邊的綠洲，綠意盎然的生機在這一刻，顯露得淋漓盡致，飛鳥翱翔，天地輝煌，這種身處戈壁荒漠的壯麗景色，就宛如一幅畫卷，在眾人的面前徐徐展開。
瞬間，汪濘生以及趙殿增兩人都忍不住發出一陣驚呼。
就連蔡維棠也說，這是他此生見到最美的一次日出。
蘇亦也決定了，以後有時間，確實應該好好記錄下敦煌莫高窟日出的美景，相機記錄不了，他不是還有畫筆嘛！
他們幾人，並沒有在三危山待太長時間。
見到日出之後，就返回中寺。
主要是八點多了，該吃早餐了。
研究所這邊的住房的情況是隨人員的流動不斷調整的，變動比較快。而，中寺後院，也就是皇慶寺的門外西面是伙房，東面是飯廳，飯廳的東面有一間庫房和兩間宿舍，反正研究所這邊雖然有食堂，但很小，跟蘇亦所習慣的北大食堂，根本就沒法相提並論。
到食堂吃早餐的時候，又撞見了常書鴻先生。
對方就開始詢問他們的參觀情況。
蔡維棠忍不住說道，「小蘇老師，確實有不少的發現。」
這話，頓時引起常書鴻的好奇心，「什麼情況？早上逛一圈，就有發現了？
」
然後，蔡維棠就開始繪聲繪色地描述蘇亦的發現，尤其是提及蘇亦通過上寺大殿繪畫的唐僧師徒四人的取經圖與下寺的繪畫相互驗證，最終證明斯坦因在書中說謊的時候，他本人就好像被附體一樣，越說越激動。
常書鴻聽完蔡維棠的解釋，也滿是意外，「上一次，在昭陵博物館，你通過《牛車圖》以及《新唐書·輿服志》的記載，論證阿史那忠墓的遷墓時間，我當時也滿是意外。沒有想到你才剛到莫高窟，就給我帶來驚喜了。」
「我這就是小打小鬧，上不了台面。」
常書鴻搖頭，「你這可不是小打小鬧，相當於給我們又開創了一個研究方向。
同樣，你重視三寺歷史以及建築群的研究，這也非常重要，算是提醒我，要對洞窟以外的文物加以保護了。
不管上寺、中寺還是下寺，其實都是敦煌莫高窟的一部分，莫高窟不能只有洞窟，也要有寺院。
過去那些年，因為住宿條件有限，我們確實在人為的改造這些寺院建築內部布局。
這個是客觀條件所致，我們不得不這樣做，以前國家也提倡古為今用，建築群也要利用起來。
利用起來沒有錯，但是在利用的過程之中，我們確實忽略對於它們的保護，甚至，對於三寺早期的建築群，也沒有形成系統性的測繪，並沒有把它們的原始數據保留出來。
這確實是一種疏忽。」
蘇亦也沒有想到，蔡維棠的一通話，會讓常書鴻有這樣的反思，也算是難得。
他想寬慰對方，卻又不知道說啥。
畢竟對方說的就是實情。
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之前，敦煌莫高窟這邊完全就屬於三寺管理時代。
在莫高窟三寺並存時代，上寺由喇嘛易昌恕與其徒弟徐漢卿住持，甚至，易喇嘛在民國年間任敦煌僧會司，在1928年至1935年重修莫高窟第96窟，創為九層大殿，他以僧會司兼理工程，可見易昌恕在當時敦煌也小有名氣。
後來他與弟子一直住在上寺，直到七十年代二人先後去逝。
至於中寺嘛，在四十年代便已成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辦公室。其後不久下寺也被敦煌文物研究所接管，唯獨上寺較晚才收歸研究所，因此一直基本上由僧人經營。
另外在四十年代三寺並存時代，三寺的生活維持均靠化緣、民間香火供養及自足，因此當時三寺的建築均外附有各自的一排香客住房與馬房。
其中上中寺的香客住房今天仍可看到遺址。而下寺的香客住房及馬房今雖不見。
還有當時整個莫高窟南區一千餘米的洞窟區分作三段，分別由上、中、下三寺主管，每一個寺廟都有自己的勢力範圍。
即上寺主管九層樓大佛殿以南，中寺為大佛殿至古漢橋一段，下寺管理古漢橋以北段，又分別以今138、454、344三窟為各自轄區的「娘娘殿」，收取香火錢。
轄區涇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
正由於今南北二大佛為易喇嘛所管範圍之內，因此1936年他在主持重修完九層樓之後，便著手南大佛（今130窟）的大殿修建工作，木料以備，但在四十年代由於張大千、常書鴻的到來而中止。
敦煌莫高窟，沒有正式納入國有的時候，管理體系有點亂。
納入敦煌藝術研究所管理之後，研究所這邊忙於對洞窟的保護與研究，確實疏忽了對三寺建築的保護與研究。畢竟在他們這些藝術家看來，三寺建築與歷史過於稀鬆平常，沒有太多值得研究與保護的地方。
然而，現在蘇亦這個北大的天才少年，一來到莫高窟，率先研究的不是洞窟壁畫與彩塑，而是三寺建築歷史以及王圓籙，如何讓常書鴻不意外。
意外之餘，他也開始反思。
既然對方開始反思了。
蘇亦也就順著這個話題繼續延伸。
「我是這樣覺得的，咱們對於文物保護的認知，是不斷的在改變的，現在稀鬆平常的建築群，未來也很有可能成為文物，畢竟，後人要是研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歷史，肯定就離不開常先生以及段先生你們，而，要研究你們必然就會研究到研究所所在的三寺，這樣一來，三寺歷史以及建築群的重要性，肯定會凸現出來。」
「所以，你就開始未雨綢繆？」常書鴻笑道。
蘇亦搖頭，「也不算，主要是我喜歡古建築以及繪畫，就開始觀察這些，然後觀察的過程之中，就聯想到向達先生的文章，自然而然就聯想到他翻譯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然後再跟汪老師以及趙老師兩位師兄的討論之中，就發現斯坦因在書中可能存在刻意美化他與王圓籙的可能性。而要證明這事的真偽，研究上寺壁畫、下寺的建造歷史以及王圓籙本人的生平，就變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他總不可能說，未來敦煌研究院要修繕全面修繕三寺建築，還搞出來各種陳列館吧。
這些不能說。
只能說這些冠冕堂皇的事情了。
常書鴻恍然，接受了這個解釋。
但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發現問題，就已經很能夠說明問題了。
沒有一定的積累，想要有所發現都困難。
了解事情的前因後果之後，常書鴻就笑道，「你這個發現挺有意思的，你要是感興趣的話，我可以讓小蔡以及其他人協助你測繪三寺建築，甚至，王圓籙本人的相關文獻資料，我們研究所的資料室都有收集，你可以隨意翻閱。你要真的能夠在莫高窟期間寫出這麼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不管是你導師宿柏先生還是夏鼐先生，都會非常高興的。」
「會不會太麻煩了啊？」蘇亦得了便宜還賣乖道。
常書鴻不以為然，「麻煩啥，有你這樣的專家，來幫我們查缺補漏，是我們的榮幸。你應該知道，我們研究所真正的考古人員非常稀少，自從你們馬師兄考回北大讀研究生之後，就剩下小樊主持大局了，我們想要組織相關的考古調查工作都非常困難，你要是願意投入這項研究之中，我還求之不得呢。」
期間，常書鴻還多汪濘生以及趙殿增說道，「你倆都是蘇亦的北大師兄，這件事，可不能袖手旁觀啊！」
汪濘生笑道，「能夠協助小蘇的工作，是我們的榮幸！」
趙殿增也笑道，「能夠跟汪師兄以及蘇亦師弟一起工作，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
最後，常書鴻也在感慨，「我們啊，在保護這些洞窟的同時，不知不覺之間，也在對周邊實物造成破壞！
比如清代的時候，也有人對莫高窟洞窟進行重修，然而，他們修復水平有限，又不懂得保護文物，因此，造成不小的破壞，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南北兩端洞窟的彩塑，被塗上鮮艷的顏料，再加上畫工粗糙，完全破壞這些彩塑的美感。
甚至，很多年代久遠的彩塑都被拆掉，然後重塑，就這樣一些時代久遠的彩塑都被覆蓋掉了，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因此，我也希望我們在莫高窟的保護過程之中，不要因為認知局限而加重對文物本身的破壞。」
這話算是常書鴻有感而出了。
聽到這話，蘇亦也意外不已。
沒有想到常書鴻先生，還有這麼超前的文物保護認知。
這可不是這個年代流行的文物保護理念。
不同的年代，對於文物保護的認知是不一樣的。
比如，前世在文保方面，從一開始的「修舊如舊」，到後來倡導的「最大限度的保持原狀」，這就是認知上的進步。
同樣，在七十年代的時候，國際上也有類似的理念了。
這一理念源於對「文物真實性」的重視。比如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明確將「真實性」作為遺產保護的核心標準，強調文物的歷史信息必須可考、可追溯，避免人為篡改。
國內嘛，現在還沒有相應的概念，甚至在這個方面還沒有跟國際接軌。
常書鴻先生能夠有這樣的認知，就很有國際視野了，這是相當了不起的認知。
敦煌文物研究所有這樣的領頭雁，應該說是整個敦煌莫高窟的幸運。
不過，常書鴻的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蘇亦自然就不客氣了。
他來敦煌，更多是一種情懷。
有對前世來這邊旅遊參觀的懷念，也有對今生拜入宿柏先生門下對敦煌石窟的致敬。
他來莫高窟，就是抱著學習的心態來的，並非有什麼學術上的野心。
不管是參觀洞窟壁畫，還是臨摹壁畫，亦或者是參與石窟寺考古，對於他來說都差不多。
同樣的，讓蘇亦參與三寺建築的測繪保護工作，他也不反感，反正都是一種學習，要是他在古建考古方面，可以從敦煌三寺建築群的測繪保護工作開始，也是一個不錯的起點。
有點類似於，他早前在故宮博物院參與藏傳佛教各種佛堂建築的測繪工作差不多，現在嘛，更進一步，不再局限於測繪，還加上一些相應的研究工作。
這種學習的機會，對於他來說，還是蠻珍惜的。
對於其他人來說，也是如此。至於，蔡維棠嘛，能夠跟蘇亦這個北大的少年天才一起工作，也不會拒絕。
早餐結束，蘇亦四人返回宿舍，樊瑾詩先生就找上門來，除他之外，還有研究所另外一個研究人員。
「來，跟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孫濡們同志，負責我們研究所古建的研究工作。」
此外，又把蘇亦三人介紹給孫濡們認識。
蘇亦也沒有想到常書鴻先生行動力這麼強，吃早餐的時候，才談及此事，現在就直接安排人過來了。
樊瑾詩解釋道，「常所長也著急，這一次，難得你們這位大專家過來，肯定不想錯過了。」
孫濡僩也說道，「很榮幸，有機會跟三位老師學習。」
汪濘生笑道，「我跟殿增也是外行，孫老師你跟小蘇才是專業的，應該是我們向你們學習才對！」
蘇亦也笑道，「孫老師才是專業的，在古建上，我也是一個外行。」
他這話，也不算謙虛。
孫濡僩確實是專業的，這位先生的名諱，蘇亦前世是聽說過的，也知道他擔任後來的敦煌研究所保護研究所所長，他本人在壁畫建築資料的調查臨墓、唐宋窟檐和石窟崖體的測繪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礎工作。
甚至還參與莫高窟1—4期石窟保護加固工程和榆林窟、西千佛洞加固工程的設計施工，主持多項文物保護維修項目。
而且，他也不是半路出家，而是1946年直接從四川藝專建築科畢業的，一到敦煌這邊工作，就開始投入古建的保護以及研究工作之中。
相比較蘇亦三人，孫濡僩確實是專家，而且他的年紀比蘇亦三人都大，叫一聲孫老師，一點都不過分。
常書鴻讓對方過來，就是過來指導工作的。
寒暄過後，眾人開始聊正題，然後開始商議工作方案。
實際上，工作方案，也非常簡單，就是給三寺建築群做測繪，工作嘛，難度不算太高，就是有些繁雜，短時間內，沒法完成。
再加上汪濘生以及趙殿增兩人都沒法在莫高窟這邊待太久，需要速戰速決。
因此，樊瑾詩就笑道，「你們啊，不需要著急，蘇亦你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而且我建議你們直接從下寺開始，你們不是研究太清宮以及王圓籙嗎？直接開始做下寺測繪工作更有針對性一些，至於上寺以及中寺，未來孫老師跟小蔡他們來完成即可，反正蘇亦你已經給出方向，研究所這邊也開始重視三寺建築群的保護以及研究工作，未來測繪數據肯定會一一完善的！」
樊瑾詩這個建議非常好。
獲得在場眾人的一致認同。
因此蘇亦他們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對三清宮建築展開測量。實際上，樊瑾詩建議蘇亦他們從下寺三清宮開始做測繪工作，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下寺這邊已經被廢棄了，並沒有人居住，建築保存的不太好，現在也算是做搶救性保護工作了。
測繪，測繪，顧名思義，就是測量與繪畫。
這個年代，沒啥高科技設備，測量全憑木梯以及皮尺。
於是，蘇亦、汪濘生、趙殿增、蔡維棠以及孫濡僩五人，就開始扛著木梯，在下寺三清宮爬上爬下，開始記錄著各種數據。
頗有當年梁思成以及林徽因兩位先生在測繪佛光寺的架勢！
測量，登記數據，然後，就是繪畫平面圖，又因為是古建測繪，還需要繪畫各種木作構建，這部分才是最為繁瑣的，工作量非常大。
五人之中，就只有蘇亦跟孫濡僩能畫，汪濘生、趙殿增以及蔡維棠三人，都沒有這個基本功。
蘇亦的手繪能力一展示出來，就立即收割蔡維棠欽佩的目光。
他並非首都京城的大學生，就算是學考古專業的，但也是遠離學術中心，偏安一隅，在敦煌莫高窟這邊資訊確實受限，他知道蘇亦是少年天才，知道他是恢復研究生考試之後，第一個提前畢業的碩士研究生，也知道蘇亦已經留校北大任教，甚至，還知道他在稻作起源方面的學術成果。
然而也僅限於此了。
因此，蘇亦在古建考古方面展現出來的能力，確實把他嚇一跳。
實際上，不僅蔡維棠，就連孫濡僩也感慨不已，「要是我們敦煌有你這樣的人才加入，未來在古建以及洞窟保護方面的研究，肯定會更上一層樓。」
蔡維棠笑道，「這不，小蘇老師不是來了嗎？」
孫濡僩立即笑道，「對，對，不僅小蘇老師來了，就連汪老師以及趙老師也都來了。」
由於三清宮的興建，也導致王圓籙需要大量的銀錢，又恰逢斯坦因出現，才導演了藏經洞文物的一幕幕悲劇上演。
如果王圓籙不修建三清宮，老老實實地住在上寺以及中寺，那麼藏經洞的文物也不會經歷百年流散的悲劇。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就好像余大師後來重寫《道士塔》的時候，把「他就是敦煌罪人！」刪掉，然後換成「莫高窟的驚人蘊藏，使王圓籙這個守護者與守護對象之間產生了文化等級上的巨大的落差。這個落差，就是黑洞。」這種沒啥營養的話一樣，隨著時間的流逝，社會的認知也是在改變。同樣把個人的選擇放在宏大的時代背景去敘事，都顯得微不足道，終究會變成歷史的一粒塵埃。
但不管怎麼樣，三清宮還是興建了，還變成歷史的一部分。
既然要測繪，就要弄清楚，三清宮的布局。
三清宮坐北面南，東西寬南北長，面積不大，南面開正門，西面一小門。
北面為正殿建築，兩側二小耳房，東西兩邊各一排廂房，東南角與西南角即為二道座。
廊院式建築，圍繞一圈廊柱、廊道。每間正面房屋均為面闊三間規模。房屋建築結構為卷棚頂，方磚墁頂。南門上豎一葫蘆寶瓶，為道觀之象徵。
通過蘇亦的他們測繪發現，原建築牆體均為土石結構，並有石塊砌成牆基。
所有暗柱明柱均有石柱礎，大多雕鑿規整。
正殿內北壁有像台，上塑道家三尊像，前世復建，已經不存在這玩意了。
因此，蘇亦忍不住多拍幾張照片，儘量多留下一些圖片資料。
不僅如此，三清宮還存在一些壁畫，比如正殿內東西壁道家經變故事畫、正殿外廊牆東西壁各畫有似天王像等。
見到蘇亦在這些壁畫面前駐足，孫濡僩解釋道，「這幾身天王像與洞窟中所見清代繪畫極似，風格也一致，如365窟前室等。你們到時候，去參觀洞窟的時候，再做對比，印象就比較深刻了。」
蘇亦說，「這麼說來，這些壁畫，就是當年修建三清宮的時候畫師從365窟的壁畫抄過來的？」
孫濡僩點了點頭，「差不多。」
「畫工嘛，有些參差不齊。研究價值沒有那麼高。」
蘇亦對此並不認同，「也不能這麼說，在藝術價值方面研究價值不那麼高，但是在研究王圓籙的身上，還是有一些價值的，比如為啥王圓籙不畫菩薩不畫羅漢壁畫，卻在這裡繪畫天王像，同樣，這些壁畫的畫工不精良，也說明王圓籙在興建三清宮的時候，確實缺錢找不到好的畫師，當然也有可能敦煌本地畫師水平不高，但是他要是真有錢，這些壁畫應該會非常精美的，比如，他可以從蘭州等地聘請水平更高的畫師過來嘛！」
聽到這話，孫濡僩也笑起來了。
「對，對，小蘇老師說的有道理，我在這個方面的認知，確實有些不足，不然在研究所工作那麼多年，也不至於讓這些東西荒廢如此之久。」
蘇亦連忙說道，「孫老師，您別介意，我就是瞎說的，要是不對，您批評。」
這個時候，汪濘生也笑道，「我們小蘇老師啊，確實是百年難得一遇的天才，因此，孫老師你習慣就好！」
頓時，所有人都笑起來了。
三清宮的壁畫，也不局限於天王畫像，南大門門道西壁繪二道士，一個背著另一個相戲，背著手拿葫蘆。二道士頭扎總角，身著道袍。又立一權。門道東壁繪二光頭人物，似為一個緊抱另一個，有強迫之形。二人均身著如同西壁服飾，寬袍大袖，並有飄帶。一人持一權並挑一葫蘆。此二副畫情節怪異，頗有幾分頑皮。另在門樓及正殿等山牆上方格孔等見有水墨山水人物，花草禽獸等畫。
蔡維棠好奇，「小蘇老師，知道這些彩畫上的人物動物，都畫的是啥嗎？」
蘇亦說道，「應該是根據明清流傳的《山海經》圖本來繪畫的！」
這話，就讓蔡維棠更加好奇了，「王圓籙為什麼會在三清宮繪製《山海經》
的彩畫呢？這其中有什麼特殊意義嗎？」
要不是蔡維棠的表情，過於誠懇，他都以為對方是故意充當他的捧哏了。
也許，這涉及到對方的知識盲區吧，於是他也認真解釋道，「《山海經》是道教思想的重要源頭之一，其中許多神話和宗教信仰內容被道教吸收。
如崑崙山被道教視為仙境，黃帝和西王母等成為道教崇奉的神仙，還有關於長生不死、肉體升天等思想也與道教信仰相關。
王圓籙作為道士，對與道教相關的經典和文化內容有一定了解，繪製《山海經》彩畫符合其宗教認知和信仰需求。
在鎮宅辟邪、傳教需求以及裝飾建築方面，《山海經》彩畫都是不錯的選擇。
此外，我個人覺得，這還跟晚清時期《山海經》的故事較為流行有關，社會上對其相關內容有一定的關注度。
王圓籙可能受到當時這種文化氛圍的影響，選擇以《山海經》為素材進行彩畫繪製，以順應當時的文化潮流。」
他這話立即引起汪濘生三人的注意。
就連孫濡僩也滿是意外，「小蘇老師，對於《山海經》圖本還有研究？」
蘇亦也不再謙虛，而是說道，「家裡有不少這類的圖本，只要見過，很容易就辨認出來，比如上面的鳳皇、應龍、人魚都是出自於《山海經》圖本。估計研究所這邊，早就有先生看出來了，只不過大家不怎麼在意而已！」
孫濡僩笑道，「其他先生知不知道，我不清楚，反正我是不知道的，要不是小蘇老師你給我們解惑，我至今都不知道！」
「孫老師，您謙虛了！」
孫濡僩哈哈大笑，「我可沒有，這一點，小蔡可以作證。」
汪濘生見狀，笑道，「恭喜，小蘇又有一重大發現！」
就連趙殿增也笑道，「小蘇，你可以啊，這才多久啊，你又有新發現了，就憑著三清宮的壁畫以及彩畫，你也可以寫一篇文章嘛。
一時之間，蘇亦有些哭笑不得。
又不是前世，好的研究方向都被前輩寫完了，新人只能撿一些邊角料來寫。
現在嘛，只要願意寫文章，有的是方向可以寫。
他要是跑過來三清宮這邊寫壁畫以及彩畫方面的文章，估計宿柏先生都要打死他。
太過於不務正業了。
但不管如何，蘇亦在下寺又有新發現這件事，很快就傳遍整個敦煌文物研究所了。
別說常書鴻和樊瑾詩兩位所領導，就連其他普通的研究人員，也知道京城來的這位少年不一樣了，不愧是天才少年，一來就搞事情啊！
由於他在繪畫方面表現出來太過於離譜的天賦。
別說常書鴻先生，就連副所長段汶傑先生，都忍不住把他拉到美術組那邊去幹活了。
一時之間，把蘇亦搞得哭笑不得。
一不小心，在敦煌莫高窟這邊，都變成香餑餑了。
前世，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陳列館，雖然位於下寺三清宮，然而，因為從七十年代後期，三清宮廢棄多年，已經變得殘破不堪，因此，前世藏經洞被發現的百年之際，開始重新修繕，實際上，就是相當於在原址上重建此寺。
而它幾乎就是與17號洞窟藏經洞毗鄰，距離非常近，大約只有20米左右，從三清宮出門即可到達藏經洞附近。
當然，三清宮之所以毗鄰藏經洞，根據蘇亦研究得出來的結果，就是王圓籙故意的。
不然，下寺的位置，並不合適修建寺院，偏偏他就在此修建了三清宮。
藏經洞的文物已經被掏空，裡面沒有什麼東西，現在更多是象徵意義。因此，蘇亦四人也沒有到裡面參觀，而是直接去道士塔。
下寺三清宮位於敦煌莫高窟南區北端，二者遙遙相望，與道士塔的直線距離大約在幾百米左右，並不遠。
前世，王圓籙的道士塔位於「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西側，陳列中心是九十年代的日本援建的，現在嘛，並不存在。
因此，要找參照物標定道士塔的位置，可以說它位於莫高窟的對面。
跟前世不一樣，這個年代的道士塔，也並沒有人修繕，不過在敦煌莫高窟眾多的佛塔之中，就道士塔保存的最完好，不僅如此，它的塔身還內嵌碑文，嗯，也就是前面提及到的《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墓誌》。
碑文還挺長，四百多快到五百字。
內容如下：
研究所這邊，早就把碑文的內容抄錄下來，現在過來參觀，也只是看一看，並不會有什麼特別的發現。
就連蔡維棠都提醒道，「既然小蘇老師都說，《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不可信，那麼我覺得這塊碑文的內容，也不可全信，畢竟這塊墓誌是民國20年（1931
年）趙玉明、方至福為其師、師爺道士王圓籙去世百日而立，是為給王圓籙歌功頌德，最多能起到參考的作用。」
這一點，已經有學者做過考究。
比如，碑文之中記載，藏經洞發現於清光緒二十五年，即1899年。
這一點，學界就不認同。
學界所公認的，敦煌藏經洞發現於1900年，為什麼會有這個說法呢？
出處有兩。
第一，庚子發現說最早見於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相關記載如下：甲辰年（1904年）「初七日夜敦煌王廣文來云：莫高窟開於光緒二十六年，僅一丸泥，砉然扃鐍自啟，豈非顯晦有時哉。」
葉氏記此事之年，距發現藏經洞只有四年，比較可信。
第二，1900年發現說也見於《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
因此，學界基本上採用第二種說法。
從這一點來說，也證明道士塔的墓誌並不全是事實。
連道士塔的碑文都有假，斯坦因的書誇大其詞，也合乎常理。
蘇亦跟眾人談及此事，大家也都笑起來了，都覺得他這個發現，很有意思。
來到這裡，最終蘇亦還是忍不住拍了一張照片。
王圓籙本人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日子，都是一個反面人物，蔡維棠還告訴蘇亦，過去那些年，研究所內部還有人提議，要直接把道士塔給拆掉，最終還是常書鴻先生讓它保存下來。
要真的拆掉，也就沒有餘大師《文化苦旅》之中的名篇《道士塔》了。一想到這，蘇亦就覺得自己是不是應該提前寫一篇《道士塔》，這樣一來，也免去余大師勞神改稿了。畢竟，在他後來出版的《文物苦旅》之中，新版的《道士塔》
和舊版的《道士塔》完全就是兩篇文章。
一想到《文化苦旅》，蘇亦就覺得離譜。
這本書，每一個版本都有各種刪改，不是文章內容改了，就是文章篇數改了。
這樣一來，想要看全余大師相關文章，就需要買了好幾個版本的《文化苦旅》，這一個版本多了一篇文章，那一個版本少了一篇文章，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同一本書，內容完全不同，偏偏舊版已經停版了。想要讀完舊版《文化苦旅》
的文章，就要買好幾個版本，韭菜割了一波又一波，簡直離譜。
所以，離開道士塔的時候，蘇亦已經打定主意了，以後時間合適，一定要把相關的文章都幫余大師給寫完了，免得他那麼大的年紀了，還要辛苦改稿，第一篇文章嘛，就從《道士塔》開始。
離開道士塔，大家最後的一站，就是三危山。
樂傅和尚在鳴沙山休息，卻見到三危山佛光萬千，因此，覺得這裡是西方極樂世界，要在這裡開鑿洞窟修行。
汪濘生昨天晚上也夢見了佛光。
那麼早上有時間過來登山，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體驗。
三危山就在莫高窟的對面，因此，想要觀察莫高窟，對面的三危山就是最佳的觀察點，因為站在山頂可以把對面的莫高窟的情況，一覽無遺。
至於三危山，是否真的會出現佛光？
這個問題，等幾人登到山頂的時候，都忍不住討論起來。
對此，蔡維棠深信不疑，「是有可能的，聽說這是自然現象，具體有什麼說法，我也搞不清楚。」
趙殿增笑道，「那汪師兄，你說不定有機會，見到佛光呢！」
蘇亦解釋，「佛光在氣象學上被稱為日暈」或峨眉寶光」，是陽光通過空氣中的水滴發生衍射、反射、折射後形成的光學奇觀。當然，想要產生佛光，還要有一些必要條件，首先要有陽光，也有少數情況下為月光，而且，且觀測者需背對光源。此外，對水汽條件，也是有要求的，空氣中存在的霧氣、雲層，都可以成為光學介質，能對光線進行複雜的折射和衍射。此外，觀測角度也非常重要。」
「啥玩意？這東西，還需要觀察角度？」
蘇亦笑道，「當然，必須要觀測者、光源、水滴層三者需形成特定角度，使得折射後的光線聚焦於觀測者眼中，形成以觀測者影子為中心的彩色光環。因此，我推測當年樂僔和尚在鳴沙山休息發現佛光，是完全符合科學現象的。他在莫高窟崖壁那邊，想要休息過夜，必然是傍晚時分，然後背對著陽光，而三危山又在莫高窟的東面，這個時候，是可以看見佛光的！」
實際上，在敦煌莫高窟這邊，不少人都見到佛光。
比如，樊瑾詩先生，她就曾經見過莫高窟的佛光。
那是1995年夏天的一個傍晚，剛好是大雨過後，大泉河突發洪水，為保護洞窟，她帶領警衛隊戰士在大泉河邊抗洪。在壘沙包過程中，忽見大泉河東面的三危山上空出現了一大片金燦燦的光，金光照射不到的山丘黯然變成黑色。
金光轉瞬即逝，隨後，天空之中就多了兩道相交的彩虹。
她在口述自傳之中就說過，這是她從未見過的神奇景色。這種佛光大概就是樂傅和尚曾經看到過的，並因此生發出禪修的無限信心。這樣的佛光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見到過，她也只見到過唯一的這一次。
因此，對於莫高窟的佛光，蘇亦並不懷疑。
至於汪濘生，他想要見到佛光，就難了。
樊瑾詩在敦煌待了那麼多年，還只是看到這麼一次，他才待幾天，就想要看見佛光，哪有這麼幸運。
但是，沒有佛光，看晨光，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三危山巔有一個牌坊，名字很霸氣，叫南天門，眾人站在山頂，微風拂面，山色朦朧，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對面，是沉浸在晨曦之中的鳴沙山以及莫高窟，此刻，天邊朝陽升騰，群山顏色漸變，就好像整個天地之間，都打開了照明燈，群山與洞窟之間，都亮了起來。
蘇亦也沒有想到，他竟然在這個年代，跟一幫大老爺們，跑來三危山觀看日出。
前世，過來這邊旅遊都沒有這個雅興，不對，也不是沒有雅興，就是起不來，不然，敦煌莫高窟的日出應該是極美的，沒有想到卻在這個年代實現了。
日出了！
如果蘇亦是畫家，一定用畫筆記錄下這精彩的一幕。
然而，他不是。
他也能畫，但是嘛，現在不是沒有準備嗎？
蔡維棠告訴他，「以前常書鴻先生，就經常到大泉河的河畔寫生，還繪畫過莫高窟的日出，小蘇老師，你不是會繪畫嗎？到時候，也可以畫一畫嘛！」
蘇亦笑，「算了，我這個半吊子的水平，就不獻醜了。」
然後，他開始拿起相機拍了一組照片。
現在的相機，拍日出，容易過曝，但沒法畫，就先拍吧，管它呢。
但是，此刻整個鳴沙山主峰都沐浴在陽光之中，敦煌莫高窟的壯麗景色，開始盡數展現在眾人的眼前，尤其是依崖而建的九層樓，在陽光的照耀之下，光彩熠熠，亮麗奪目。
崖壁之中洞窟也像電影院之中燈光打在幕布的那一瞬間，頓時輪廓清晰，光影斑駁，如夢如幻。
被晨曦籠罩之下的，不僅有群山、洞窟，還有大泉河周邊的綠洲，綠意盎然的生機在這一刻，顯露得淋漓盡致，飛鳥翱翔，天地輝煌，這種身處戈壁荒漠的壯麗景色，就宛如一幅畫卷，在眾人的面前徐徐展開。
瞬間，汪濘生以及趙殿增兩人都忍不住發出一陣驚呼。
就連蔡維棠也說，這是他此生見到最美的一次日出。
蘇亦也決定了，以後有時間，確實應該好好記錄下敦煌莫高窟日出的美景，相機記錄不了，他不是還有畫筆嘛！
他們幾人，並沒有在三危山待太長時間。
見到日出之後，就返回中寺。
主要是八點多了，該吃早餐了。
研究所這邊的住房的情況是隨人員的流動不斷調整的，變動比較快。而，中寺後院，也就是皇慶寺的門外西面是伙房，東面是飯廳，飯廳的東面有一間庫房和兩間宿舍，反正研究所這邊雖然有食堂，但很小，跟蘇亦所習慣的北大食堂，根本就沒法相提並論。
到食堂吃早餐的時候，又撞見了常書鴻先生。
對方就開始詢問他們的參觀情況。
蔡維棠忍不住說道，「小蘇老師，確實有不少的發現。」
這話，頓時引起常書鴻的好奇心，「什麼情況？早上逛一圈，就有發現了？
」
然後，蔡維棠就開始繪聲繪色地描述蘇亦的發現，尤其是提及蘇亦通過上寺大殿繪畫的唐僧師徒四人的取經圖與下寺的繪畫相互驗證，最終證明斯坦因在書中說謊的時候，他本人就好像被附體一樣，越說越激動。
常書鴻聽完蔡維棠的解釋，也滿是意外，「上一次，在昭陵博物館，你通過《牛車圖》以及《新唐書·輿服志》的記載，論證阿史那忠墓的遷墓時間，我當時也滿是意外。沒有想到你才剛到莫高窟，就給我帶來驚喜了。」
「我這就是小打小鬧，上不了台面。」
常書鴻搖頭，「你這可不是小打小鬧，相當於給我們又開創了一個研究方向。
同樣，你重視三寺歷史以及建築群的研究，這也非常重要，算是提醒我，要對洞窟以外的文物加以保護了。
不管上寺、中寺還是下寺，其實都是敦煌莫高窟的一部分，莫高窟不能只有洞窟，也要有寺院。
過去那些年，因為住宿條件有限，我們確實在人為的改造這些寺院建築內部布局。
這個是客觀條件所致，我們不得不這樣做，以前國家也提倡古為今用，建築群也要利用起來。
利用起來沒有錯，但是在利用的過程之中，我們確實忽略對於它們的保護，甚至，對於三寺早期的建築群，也沒有形成系統性的測繪，並沒有把它們的原始數據保留出來。
這確實是一種疏忽。」
蘇亦也沒有想到，蔡維棠的一通話，會讓常書鴻有這樣的反思，也算是難得。
他想寬慰對方，卻又不知道說啥。
畢竟對方說的就是實情。
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之前，敦煌莫高窟這邊完全就屬於三寺管理時代。
在莫高窟三寺並存時代，上寺由喇嘛易昌恕與其徒弟徐漢卿住持，甚至，易喇嘛在民國年間任敦煌僧會司，在1928年至1935年重修莫高窟第96窟，創為九層大殿，他以僧會司兼理工程，可見易昌恕在當時敦煌也小有名氣。
後來他與弟子一直住在上寺，直到七十年代二人先後去逝。
至於中寺嘛，在四十年代便已成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辦公室。其後不久下寺也被敦煌文物研究所接管，唯獨上寺較晚才收歸研究所，因此一直基本上由僧人經營。
另外在四十年代三寺並存時代，三寺的生活維持均靠化緣、民間香火供養及自足，因此當時三寺的建築均外附有各自的一排香客住房與馬房。
其中上中寺的香客住房今天仍可看到遺址。而下寺的香客住房及馬房今雖不見。
還有當時整個莫高窟南區一千餘米的洞窟區分作三段，分別由上、中、下三寺主管，每一個寺廟都有自己的勢力範圍。
即上寺主管九層樓大佛殿以南，中寺為大佛殿至古漢橋一段，下寺管理古漢橋以北段，又分別以今138、454、344三窟為各自轄區的「娘娘殿」，收取香火錢。
轄區涇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
正由於今南北二大佛為易喇嘛所管範圍之內，因此1936年他在主持重修完九層樓之後，便著手南大佛（今130窟）的大殿修建工作，木料以備，但在四十年代由於張大千、常書鴻的到來而中止。
敦煌莫高窟，沒有正式納入國有的時候，管理體系有點亂。
納入敦煌藝術研究所管理之後，研究所這邊忙於對洞窟的保護與研究，確實疏忽了對三寺建築的保護與研究。畢竟在他們這些藝術家看來，三寺建築與歷史過於稀鬆平常，沒有太多值得研究與保護的地方。
然而，現在蘇亦這個北大的天才少年，一來到莫高窟，率先研究的不是洞窟壁畫與彩塑，而是三寺建築歷史以及王圓籙，如何讓常書鴻不意外。
意外之餘，他也開始反思。
既然對方開始反思了。
蘇亦也就順著這個話題繼續延伸。
「我是這樣覺得的，咱們對於文物保護的認知，是不斷的在改變的，現在稀鬆平常的建築群，未來也很有可能成為文物，畢竟，後人要是研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歷史，肯定就離不開常先生以及段先生你們，而，要研究你們必然就會研究到研究所所在的三寺，這樣一來，三寺歷史以及建築群的重要性，肯定會凸現出來。」
「所以，你就開始未雨綢繆？」常書鴻笑道。
蘇亦搖頭，「也不算，主要是我喜歡古建築以及繪畫，就開始觀察這些，然後觀察的過程之中，就聯想到向達先生的文章，自然而然就聯想到他翻譯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然後再跟汪老師以及趙老師兩位師兄的討論之中，就發現斯坦因在書中可能存在刻意美化他與王圓籙的可能性。而要證明這事的真偽，研究上寺壁畫、下寺的建造歷史以及王圓籙本人的生平，就變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他總不可能說，未來敦煌研究院要修繕全面修繕三寺建築，還搞出來各種陳列館吧。
這些不能說。
只能說這些冠冕堂皇的事情了。
常書鴻恍然，接受了這個解釋。
但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發現問題，就已經很能夠說明問題了。
沒有一定的積累，想要有所發現都困難。
了解事情的前因後果之後，常書鴻就笑道，「你這個發現挺有意思的，你要是感興趣的話，我可以讓小蔡以及其他人協助你測繪三寺建築，甚至，王圓籙本人的相關文獻資料，我們研究所的資料室都有收集，你可以隨意翻閱。你要真的能夠在莫高窟期間寫出這麼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不管是你導師宿柏先生還是夏鼐先生，都會非常高興的。」
「會不會太麻煩了啊？」蘇亦得了便宜還賣乖道。
常書鴻不以為然，「麻煩啥，有你這樣的專家，來幫我們查缺補漏，是我們的榮幸。你應該知道，我們研究所真正的考古人員非常稀少，自從你們馬師兄考回北大讀研究生之後，就剩下小樊主持大局了，我們想要組織相關的考古調查工作都非常困難，你要是願意投入這項研究之中，我還求之不得呢。」
期間，常書鴻還多汪濘生以及趙殿增說道，「你倆都是蘇亦的北大師兄，這件事，可不能袖手旁觀啊！」
汪濘生笑道，「能夠協助小蘇的工作，是我們的榮幸！」
趙殿增也笑道，「能夠跟汪師兄以及蘇亦師弟一起工作，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
最後，常書鴻也在感慨，「我們啊，在保護這些洞窟的同時，不知不覺之間，也在對周邊實物造成破壞！
比如清代的時候，也有人對莫高窟洞窟進行重修，然而，他們修復水平有限，又不懂得保護文物，因此，造成不小的破壞，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南北兩端洞窟的彩塑，被塗上鮮艷的顏料，再加上畫工粗糙，完全破壞這些彩塑的美感。
甚至，很多年代久遠的彩塑都被拆掉，然後重塑，就這樣一些時代久遠的彩塑都被覆蓋掉了，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因此，我也希望我們在莫高窟的保護過程之中，不要因為認知局限而加重對文物本身的破壞。」
這話算是常書鴻有感而出了。
聽到這話，蘇亦也意外不已。
沒有想到常書鴻先生，還有這麼超前的文物保護認知。
這可不是這個年代流行的文物保護理念。
不同的年代，對於文物保護的認知是不一樣的。
比如，前世在文保方面，從一開始的「修舊如舊」，到後來倡導的「最大限度的保持原狀」，這就是認知上的進步。
同樣，在七十年代的時候，國際上也有類似的理念了。
這一理念源於對「文物真實性」的重視。比如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明確將「真實性」作為遺產保護的核心標準，強調文物的歷史信息必須可考、可追溯，避免人為篡改。
國內嘛，現在還沒有相應的概念，甚至在這個方面還沒有跟國際接軌。
常書鴻先生能夠有這樣的認知，就很有國際視野了，這是相當了不起的認知。
敦煌文物研究所有這樣的領頭雁，應該說是整個敦煌莫高窟的幸運。
不過，常書鴻的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蘇亦自然就不客氣了。
他來敦煌，更多是一種情懷。
有對前世來這邊旅遊參觀的懷念，也有對今生拜入宿柏先生門下對敦煌石窟的致敬。
他來莫高窟，就是抱著學習的心態來的，並非有什麼學術上的野心。
不管是參觀洞窟壁畫，還是臨摹壁畫，亦或者是參與石窟寺考古，對於他來說都差不多。
同樣的，讓蘇亦參與三寺建築的測繪保護工作，他也不反感，反正都是一種學習，要是他在古建考古方面，可以從敦煌三寺建築群的測繪保護工作開始，也是一個不錯的起點。
有點類似於，他早前在故宮博物院參與藏傳佛教各種佛堂建築的測繪工作差不多，現在嘛，更進一步，不再局限於測繪，還加上一些相應的研究工作。
這種學習的機會，對於他來說，還是蠻珍惜的。
對於其他人來說，也是如此。至於，蔡維棠嘛，能夠跟蘇亦這個北大的少年天才一起工作，也不會拒絕。
早餐結束，蘇亦四人返回宿舍，樊瑾詩先生就找上門來，除他之外，還有研究所另外一個研究人員。
「來，跟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孫濡們同志，負責我們研究所古建的研究工作。」
此外，又把蘇亦三人介紹給孫濡們認識。
蘇亦也沒有想到常書鴻先生行動力這麼強，吃早餐的時候，才談及此事，現在就直接安排人過來了。
樊瑾詩解釋道，「常所長也著急，這一次，難得你們這位大專家過來，肯定不想錯過了。」
孫濡僩也說道，「很榮幸，有機會跟三位老師學習。」
汪濘生笑道，「我跟殿增也是外行，孫老師你跟小蘇才是專業的，應該是我們向你們學習才對！」
蘇亦也笑道，「孫老師才是專業的，在古建上，我也是一個外行。」
他這話，也不算謙虛。
孫濡僩確實是專業的，這位先生的名諱，蘇亦前世是聽說過的，也知道他擔任後來的敦煌研究所保護研究所所長，他本人在壁畫建築資料的調查臨墓、唐宋窟檐和石窟崖體的測繪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礎工作。
甚至還參與莫高窟1—4期石窟保護加固工程和榆林窟、西千佛洞加固工程的設計施工，主持多項文物保護維修項目。
而且，他也不是半路出家，而是1946年直接從四川藝專建築科畢業的，一到敦煌這邊工作，就開始投入古建的保護以及研究工作之中。
相比較蘇亦三人，孫濡僩確實是專家，而且他的年紀比蘇亦三人都大，叫一聲孫老師，一點都不過分。
常書鴻讓對方過來，就是過來指導工作的。
寒暄過後，眾人開始聊正題，然後開始商議工作方案。
實際上，工作方案，也非常簡單，就是給三寺建築群做測繪，工作嘛，難度不算太高，就是有些繁雜，短時間內，沒法完成。
再加上汪濘生以及趙殿增兩人都沒法在莫高窟這邊待太久，需要速戰速決。
因此，樊瑾詩就笑道，「你們啊，不需要著急，蘇亦你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而且我建議你們直接從下寺開始，你們不是研究太清宮以及王圓籙嗎？直接開始做下寺測繪工作更有針對性一些，至於上寺以及中寺，未來孫老師跟小蔡他們來完成即可，反正蘇亦你已經給出方向，研究所這邊也開始重視三寺建築群的保護以及研究工作，未來測繪數據肯定會一一完善的！」
樊瑾詩這個建議非常好。
獲得在場眾人的一致認同。
因此蘇亦他們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對三清宮建築展開測量。實際上，樊瑾詩建議蘇亦他們從下寺三清宮開始做測繪工作，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下寺這邊已經被廢棄了，並沒有人居住，建築保存的不太好，現在也算是做搶救性保護工作了。
測繪，測繪，顧名思義，就是測量與繪畫。
這個年代，沒啥高科技設備，測量全憑木梯以及皮尺。
於是，蘇亦、汪濘生、趙殿增、蔡維棠以及孫濡僩五人，就開始扛著木梯，在下寺三清宮爬上爬下，開始記錄著各種數據。
頗有當年梁思成以及林徽因兩位先生在測繪佛光寺的架勢！
測量，登記數據，然後，就是繪畫平面圖，又因為是古建測繪，還需要繪畫各種木作構建，這部分才是最為繁瑣的，工作量非常大。
五人之中，就只有蘇亦跟孫濡僩能畫，汪濘生、趙殿增以及蔡維棠三人，都沒有這個基本功。
蘇亦的手繪能力一展示出來，就立即收割蔡維棠欽佩的目光。
他並非首都京城的大學生，就算是學考古專業的，但也是遠離學術中心，偏安一隅，在敦煌莫高窟這邊資訊確實受限，他知道蘇亦是少年天才，知道他是恢復研究生考試之後，第一個提前畢業的碩士研究生，也知道蘇亦已經留校北大任教，甚至，還知道他在稻作起源方面的學術成果。
然而也僅限於此了。
因此，蘇亦在古建考古方面展現出來的能力，確實把他嚇一跳。
實際上，不僅蔡維棠，就連孫濡僩也感慨不已，「要是我們敦煌有你這樣的人才加入，未來在古建以及洞窟保護方面的研究，肯定會更上一層樓。」
蔡維棠笑道，「這不，小蘇老師不是來了嗎？」
孫濡僩立即笑道，「對，對，不僅小蘇老師來了，就連汪老師以及趙老師也都來了。」
由於三清宮的興建，也導致王圓籙需要大量的銀錢，又恰逢斯坦因出現，才導演了藏經洞文物的一幕幕悲劇上演。
如果王圓籙不修建三清宮，老老實實地住在上寺以及中寺，那麼藏經洞的文物也不會經歷百年流散的悲劇。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就好像余大師後來重寫《道士塔》的時候，把「他就是敦煌罪人！」刪掉，然後換成「莫高窟的驚人蘊藏，使王圓籙這個守護者與守護對象之間產生了文化等級上的巨大的落差。這個落差，就是黑洞。」這種沒啥營養的話一樣，隨著時間的流逝，社會的認知也是在改變。同樣把個人的選擇放在宏大的時代背景去敘事，都顯得微不足道，終究會變成歷史的一粒塵埃。
但不管怎麼樣，三清宮還是興建了，還變成歷史的一部分。
既然要測繪，就要弄清楚，三清宮的布局。
三清宮坐北面南，東西寬南北長，面積不大，南面開正門，西面一小門。
北面為正殿建築，兩側二小耳房，東西兩邊各一排廂房，東南角與西南角即為二道座。
廊院式建築，圍繞一圈廊柱、廊道。每間正面房屋均為面闊三間規模。房屋建築結構為卷棚頂，方磚墁頂。南門上豎一葫蘆寶瓶，為道觀之象徵。
通過蘇亦的他們測繪發現，原建築牆體均為土石結構，並有石塊砌成牆基。
所有暗柱明柱均有石柱礎，大多雕鑿規整。
正殿內北壁有像台，上塑道家三尊像，前世復建，已經不存在這玩意了。
因此，蘇亦忍不住多拍幾張照片，儘量多留下一些圖片資料。
不僅如此，三清宮還存在一些壁畫，比如正殿內東西壁道家經變故事畫、正殿外廊牆東西壁各畫有似天王像等。
見到蘇亦在這些壁畫面前駐足，孫濡僩解釋道，「這幾身天王像與洞窟中所見清代繪畫極似，風格也一致，如365窟前室等。你們到時候，去參觀洞窟的時候，再做對比，印象就比較深刻了。」
蘇亦說，「這麼說來，這些壁畫，就是當年修建三清宮的時候畫師從365窟的壁畫抄過來的？」
孫濡僩點了點頭，「差不多。」
「畫工嘛，有些參差不齊。研究價值沒有那麼高。」
蘇亦對此並不認同，「也不能這麼說，在藝術價值方面研究價值不那麼高，但是在研究王圓籙的身上，還是有一些價值的，比如為啥王圓籙不畫菩薩不畫羅漢壁畫，卻在這裡繪畫天王像，同樣，這些壁畫的畫工不精良，也說明王圓籙在興建三清宮的時候，確實缺錢找不到好的畫師，當然也有可能敦煌本地畫師水平不高，但是他要是真有錢，這些壁畫應該會非常精美的，比如，他可以從蘭州等地聘請水平更高的畫師過來嘛！」
聽到這話，孫濡僩也笑起來了。
「對，對，小蘇老師說的有道理，我在這個方面的認知，確實有些不足，不然在研究所工作那麼多年，也不至於讓這些東西荒廢如此之久。」
蘇亦連忙說道，「孫老師，您別介意，我就是瞎說的，要是不對，您批評。」
這個時候，汪濘生也笑道，「我們小蘇老師啊，確實是百年難得一遇的天才，因此，孫老師你習慣就好！」
頓時，所有人都笑起來了。
三清宮的壁畫，也不局限於天王畫像，南大門門道西壁繪二道士，一個背著另一個相戲，背著手拿葫蘆。二道士頭扎總角，身著道袍。又立一權。門道東壁繪二光頭人物，似為一個緊抱另一個，有強迫之形。二人均身著如同西壁服飾，寬袍大袖，並有飄帶。一人持一權並挑一葫蘆。此二副畫情節怪異，頗有幾分頑皮。另在門樓及正殿等山牆上方格孔等見有水墨山水人物，花草禽獸等畫。
蔡維棠好奇，「小蘇老師，知道這些彩畫上的人物動物，都畫的是啥嗎？」
蘇亦說道，「應該是根據明清流傳的《山海經》圖本來繪畫的！」
這話，就讓蔡維棠更加好奇了，「王圓籙為什麼會在三清宮繪製《山海經》
的彩畫呢？這其中有什麼特殊意義嗎？」
要不是蔡維棠的表情，過於誠懇，他都以為對方是故意充當他的捧哏了。
也許，這涉及到對方的知識盲區吧，於是他也認真解釋道，「《山海經》是道教思想的重要源頭之一，其中許多神話和宗教信仰內容被道教吸收。
如崑崙山被道教視為仙境，黃帝和西王母等成為道教崇奉的神仙，還有關於長生不死、肉體升天等思想也與道教信仰相關。
王圓籙作為道士，對與道教相關的經典和文化內容有一定了解，繪製《山海經》彩畫符合其宗教認知和信仰需求。
在鎮宅辟邪、傳教需求以及裝飾建築方面，《山海經》彩畫都是不錯的選擇。
此外，我個人覺得，這還跟晚清時期《山海經》的故事較為流行有關，社會上對其相關內容有一定的關注度。
王圓籙可能受到當時這種文化氛圍的影響，選擇以《山海經》為素材進行彩畫繪製，以順應當時的文化潮流。」
他這話立即引起汪濘生三人的注意。
就連孫濡僩也滿是意外，「小蘇老師，對於《山海經》圖本還有研究？」
蘇亦也不再謙虛，而是說道，「家裡有不少這類的圖本，只要見過，很容易就辨認出來，比如上面的鳳皇、應龍、人魚都是出自於《山海經》圖本。估計研究所這邊，早就有先生看出來了，只不過大家不怎麼在意而已！」
孫濡僩笑道，「其他先生知不知道，我不清楚，反正我是不知道的，要不是小蘇老師你給我們解惑，我至今都不知道！」
「孫老師，您謙虛了！」
孫濡僩哈哈大笑，「我可沒有，這一點，小蔡可以作證。」
汪濘生見狀，笑道，「恭喜，小蘇又有一重大發現！」
就連趙殿增也笑道，「小蘇，你可以啊，這才多久啊，你又有新發現了，就憑著三清宮的壁畫以及彩畫，你也可以寫一篇文章嘛。
一時之間，蘇亦有些哭笑不得。
又不是前世，好的研究方向都被前輩寫完了，新人只能撿一些邊角料來寫。
現在嘛，只要願意寫文章，有的是方向可以寫。
他要是跑過來三清宮這邊寫壁畫以及彩畫方面的文章，估計宿柏先生都要打死他。
太過於不務正業了。
但不管如何，蘇亦在下寺又有新發現這件事，很快就傳遍整個敦煌文物研究所了。
別說常書鴻和樊瑾詩兩位所領導，就連其他普通的研究人員，也知道京城來的這位少年不一樣了，不愧是天才少年，一來就搞事情啊！
由於他在繪畫方面表現出來太過於離譜的天賦。
別說常書鴻先生，就連副所長段汶傑先生，都忍不住把他拉到美術組那邊去幹活了。
一時之間，把蘇亦搞得哭笑不得。
一不小心，在敦煌莫高窟這邊，都變成香餑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