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章 《霸王別姬》面世（二）
第144章 《霸王別姬》面世（二）
他救過段小樓的命，替他擋過打，在段小樓最落魄的時候偷偷接濟他。
改革開放後，程蝶衣和段小樓都已白髮蒼蒼，形同朽木。
有關部門組織搶救傳統藝術，請他們出山，再演《霸王別姬》。
闊別舞台十多年，當熟悉的鑼鼓點再次響起，當程蝶衣再次穿上虞姬的行頭，拿起那把霸王的寶劍，時光仿佛倒流。
然而，最後一幕，虞姬自刎。
程蝶衣沒有像以往那樣虛晃一劍，然後翩然下場。
他看著眼前蒼老、惶恐、眼神躲閃的「霸王」段小樓，又仿佛透過他，看著這荒誕破碎的一生，看著那些逝去的青春、夢想、情義和無數個自己。
他手腕一翻，劍刃真的抹過了脖頸。
血，濺在了繡著金線鳳凰的戲服上，也濺在了段小樓瞬間慘白的臉上。
不是殉情，更像是殉一種理想，殉那個「從一而終」的虞姬人格，殉那個在時代風暴和人性卑瑣中早已破碎的、關於「戲」與「情」的純粹信仰。
是終結，也是最後的、最極致的扮演。
讀到這裡，汪曾祺摘下老花鏡，用手背用力揉了揉發酸發脹的眼眶。
辦公室里極靜，只有老劉翻動報紙的窣聲和暖氣片偶爾發出的「咔噠」輕響。
窗外的陽光不知何時已移到了正中，明晃晃地照在玻璃上，有些刺眼。
他胸口堵著一團沉甸甸的東西，不是悲傷，而是一種更深沉的、關於命運、時代、人性與藝術的，巨大而無言的慨嘆與悲憫。
這篇小說，寫得太好了。
好在哪裡？
好在它對京劇行當深入肌理的了解與再現。
那些術語、掌故、排練演出的細節、師徒倫常、同行恩怨，信手拈來，毫不生澀，營造出極度真實、甚至有呼吸、有溫度的梨園氛圍。
這絕不是外行人靠資料能堆砌出來的，需要大量紮實的採訪、觀察和感悟。
好在它塑造的人物，個個有血有肉，立得住，扎人心。
程蝶衣的痴與絕，對藝術和情感的極致純粹，在污濁現世中的悲劇性堅持。
段小樓的義與懦，他的正常渴望在非常年代的扭曲與變形，最終的精神崩塌。
菊仙的烈與真，出身風塵卻保有最樸素堅韌的情義，她的死是那個時代良知與美好的徹底隕落。
還有關師父的嚴酷與舊式藝人的風骨，那坤的圓滑與底色里的忠厚，袁世卿的沒落貴族氣與畸形的迷戀————每個人物都在時代的聚光燈和顯微鏡下，展現出複雜多面的本相。
好在它對幾十年歷史變遷的宏大敘事，舉重若輕，化為具體而微的個人命運。
通過人物命運的起伏、戲台上下的人情冷暖、藝術在高壓下的變形與堅守來折射，力道更沉，更入骨。
歷史不是背景板，而是滲透在每個人血液里、決定其每一步選擇的無形巨手。
好在它的語言，文白相間，張弛有度。
描寫舞台表演時，可以華麗絢爛，如工筆重彩；敘述日常與苦難時，又冷峻克制，字字如鐵，力透紙背。
更難得的是，通篇瀰漫的那種蒼涼的、宿命般的調子，那種個人在歷史洪流與自身情執中無力掙脫的悲劇感，餘韻悠長，像一口陳年的烈酒，入喉辛辣，後勁綿長，讓人掩卷後仍久久不能平靜，心緒縈繞。
這哪裡像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寫出來的？
汪曾祺想起李勁松那張還帶著些湘西山水靈秀之氣的、溫和而沉靜的臉。
這後生，心裡竟裝著這樣磅礴的悲憫，這樣老辣的筆力，這樣深沉的歷史感。
從湘西的青山綠水、吊腳樓、質樸剽悍的鄉民，到北平的戲台粉墨、胡同大院、浮沉跌宕的藝人生涯，這題材的轉換、風格的把握，不僅成功，簡直是驚艷，是一次漂亮的、
充滿自信的文學「跨界」。
他又想起去年自己的《受戒》。
那是一片明淨的田園牧歌，寫人性中未被污染的美好，像山野的清風，明澈的溪流。
而李勁松這篇《霸王別姬》，則是一曲沉鬱頓挫、慷慨悲涼的時代與命運交響，寫美好被摧殘、毀滅，寫人性在極端境遇下的掙扎、扭曲、堅守與淪陷，像深潭，像烈酒，像鈍刀子割肉。
兩者題材、風格、基調迥異，但內核里，都是對「人」的深切關懷、體察與悲憫，都在探索那些超越具體時代的、關於生存、情感、藝術與尊嚴的永恆命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或許算是某種文學上的「知音」，雖路徑不同，卻望向相似的遠方。
汪曾祺坐不住了。
他胸中激盪著一股強烈的、不吐不快的衝動，想找個人說說這篇小說，深入地說說。
不是和辦公室的老劉（他雖然愛戲，但未必懂得這篇小說的文學分量），也不是和一般的文友。
他想找那個最能懂得其中三昧，能與他進行靈魂層面對話的人。
想了半天，終於想起了一個人，沈崇文先生。
下午，和老劉打了個招呼，汪曾祺便穿上棉大衣，圍好圍巾，把那本《十月》仔細地放進隨身攜帶的、洗得發白的帆布挎包，出了京劇院的大門。
正月里的BJ，年味還沒散盡，街上偶爾還能聽到零星的鞭炮聲，孩子們穿著新衣追逐嬉戲。但風依舊冷硬，刮在臉上像小刀子。
汪曾祺坐上公交車，直奔友誼賓館。
「先生，打擾您了。」汪曾祺輕聲說，順手帶上門。
「是曾祺啊，快來坐。」沈從文放下筆，摘下眼鏡，臉上露出笑容，指了指書桌旁的另一把藤椅：「今天怎麼有空過來？外面冷吧？」
「還好，」汪曾祺在藤椅上坐下，把挎包放在膝上：「年過完了，今天頭一天上班，看到本新雜誌，有篇東西，覺得非拿來給您看看不可。」
「哦？什麼好東西，讓你這麼急著送來？」沈從文饒有興趣地問，拿起桌上的紫砂小茶壺，給汪曾祺倒了杯茶。
茶湯顏色很深，是濃茶。
他救過段小樓的命，替他擋過打，在段小樓最落魄的時候偷偷接濟他。
改革開放後，程蝶衣和段小樓都已白髮蒼蒼，形同朽木。
有關部門組織搶救傳統藝術，請他們出山，再演《霸王別姬》。
闊別舞台十多年，當熟悉的鑼鼓點再次響起，當程蝶衣再次穿上虞姬的行頭，拿起那把霸王的寶劍，時光仿佛倒流。
然而，最後一幕，虞姬自刎。
程蝶衣沒有像以往那樣虛晃一劍，然後翩然下場。
他看著眼前蒼老、惶恐、眼神躲閃的「霸王」段小樓，又仿佛透過他，看著這荒誕破碎的一生，看著那些逝去的青春、夢想、情義和無數個自己。
他手腕一翻，劍刃真的抹過了脖頸。
血，濺在了繡著金線鳳凰的戲服上，也濺在了段小樓瞬間慘白的臉上。
不是殉情，更像是殉一種理想，殉那個「從一而終」的虞姬人格，殉那個在時代風暴和人性卑瑣中早已破碎的、關於「戲」與「情」的純粹信仰。
是終結，也是最後的、最極致的扮演。
讀到這裡，汪曾祺摘下老花鏡，用手背用力揉了揉發酸發脹的眼眶。
辦公室里極靜，只有老劉翻動報紙的窣聲和暖氣片偶爾發出的「咔噠」輕響。
窗外的陽光不知何時已移到了正中，明晃晃地照在玻璃上，有些刺眼。
他胸口堵著一團沉甸甸的東西，不是悲傷，而是一種更深沉的、關於命運、時代、人性與藝術的，巨大而無言的慨嘆與悲憫。
這篇小說，寫得太好了。
好在哪裡？
好在它對京劇行當深入肌理的了解與再現。
那些術語、掌故、排練演出的細節、師徒倫常、同行恩怨，信手拈來，毫不生澀，營造出極度真實、甚至有呼吸、有溫度的梨園氛圍。
這絕不是外行人靠資料能堆砌出來的，需要大量紮實的採訪、觀察和感悟。
好在它塑造的人物，個個有血有肉，立得住，扎人心。
程蝶衣的痴與絕，對藝術和情感的極致純粹，在污濁現世中的悲劇性堅持。
段小樓的義與懦，他的正常渴望在非常年代的扭曲與變形，最終的精神崩塌。
菊仙的烈與真，出身風塵卻保有最樸素堅韌的情義，她的死是那個時代良知與美好的徹底隕落。
還有關師父的嚴酷與舊式藝人的風骨，那坤的圓滑與底色里的忠厚，袁世卿的沒落貴族氣與畸形的迷戀————每個人物都在時代的聚光燈和顯微鏡下，展現出複雜多面的本相。
好在它對幾十年歷史變遷的宏大敘事，舉重若輕，化為具體而微的個人命運。
通過人物命運的起伏、戲台上下的人情冷暖、藝術在高壓下的變形與堅守來折射，力道更沉，更入骨。
歷史不是背景板，而是滲透在每個人血液里、決定其每一步選擇的無形巨手。
好在它的語言，文白相間，張弛有度。
描寫舞台表演時，可以華麗絢爛，如工筆重彩；敘述日常與苦難時，又冷峻克制，字字如鐵，力透紙背。
更難得的是，通篇瀰漫的那種蒼涼的、宿命般的調子，那種個人在歷史洪流與自身情執中無力掙脫的悲劇感，餘韻悠長，像一口陳年的烈酒，入喉辛辣，後勁綿長，讓人掩卷後仍久久不能平靜，心緒縈繞。
這哪裡像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寫出來的？
汪曾祺想起李勁松那張還帶著些湘西山水靈秀之氣的、溫和而沉靜的臉。
這後生，心裡竟裝著這樣磅礴的悲憫，這樣老辣的筆力，這樣深沉的歷史感。
從湘西的青山綠水、吊腳樓、質樸剽悍的鄉民，到北平的戲台粉墨、胡同大院、浮沉跌宕的藝人生涯，這題材的轉換、風格的把握，不僅成功，簡直是驚艷，是一次漂亮的、
充滿自信的文學「跨界」。
他又想起去年自己的《受戒》。
那是一片明淨的田園牧歌，寫人性中未被污染的美好，像山野的清風，明澈的溪流。
而李勁松這篇《霸王別姬》，則是一曲沉鬱頓挫、慷慨悲涼的時代與命運交響，寫美好被摧殘、毀滅，寫人性在極端境遇下的掙扎、扭曲、堅守與淪陷，像深潭，像烈酒，像鈍刀子割肉。
兩者題材、風格、基調迥異，但內核里，都是對「人」的深切關懷、體察與悲憫，都在探索那些超越具體時代的、關於生存、情感、藝術與尊嚴的永恆命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或許算是某種文學上的「知音」，雖路徑不同，卻望向相似的遠方。
汪曾祺坐不住了。
他胸中激盪著一股強烈的、不吐不快的衝動，想找個人說說這篇小說，深入地說說。
不是和辦公室的老劉（他雖然愛戲，但未必懂得這篇小說的文學分量），也不是和一般的文友。
他想找那個最能懂得其中三昧，能與他進行靈魂層面對話的人。
想了半天，終於想起了一個人，沈崇文先生。
下午，和老劉打了個招呼，汪曾祺便穿上棉大衣，圍好圍巾，把那本《十月》仔細地放進隨身攜帶的、洗得發白的帆布挎包，出了京劇院的大門。
正月里的BJ，年味還沒散盡，街上偶爾還能聽到零星的鞭炮聲，孩子們穿著新衣追逐嬉戲。但風依舊冷硬，刮在臉上像小刀子。
汪曾祺坐上公交車，直奔友誼賓館。
「先生，打擾您了。」汪曾祺輕聲說，順手帶上門。
「是曾祺啊，快來坐。」沈從文放下筆，摘下眼鏡，臉上露出笑容，指了指書桌旁的另一把藤椅：「今天怎麼有空過來？外面冷吧？」
「還好，」汪曾祺在藤椅上坐下，把挎包放在膝上：「年過完了，今天頭一天上班，看到本新雜誌，有篇東西，覺得非拿來給您看看不可。」
「哦？什麼好東西，讓你這麼急著送來？」沈從文饒有興趣地問，拿起桌上的紫砂小茶壺，給汪曾祺倒了杯茶。
茶湯顏色很深，是濃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