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劃分優秀學生與未來古典學學者的問題
喬治來自後世，他的優勢之處在於，他閱讀過大量相關的資料和論文。
這個年代雖然很多學者熱衷於古典學，但是可以參考的資料泛陳可善，最重要的，如古希臘城邦遺址那麼重要的地方都還沒有人去進行過成規模的發掘活動，關於古希臘的制度與事件還存在大量的爭議。
在閱讀《長征記》以及《伯羅奔尼撒》時，喬治在前世就會反覆閱讀大量的資料和論文，來增加自己的背景知識，以幫助自己理解這些著作。
因此，他在古典學的造詣，比如咬文嚼字方面是不如這個時代的古典學家，但是閱讀廣泛的他的眼界無疑更為寬廣。
略一思索，喬治就明白，喬治·朗教授其實問的是一個政治，或者某種意義上的法律問題。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提到的蠻族是支援科林斯人的，而作者修昔底德出自幫助科基拉人的雅典城邦，對那些蠻族不大可能持友好態度。
《長征記》裡面，色諾芬則可能要為自己帶領僱傭軍在波斯境內行軍的合法性，或者說合道德性進行辯護。
雙方對不同的「蠻族」的描述必然要為自己的政治傾向服務，這在語法上的細微差異上可能有體現。
這種描寫的差別決定了作者對事件的態度——這一次軍事行動是「受條約保護的干預」還是「非法的劫掠」。
在這個時代，學者們最喜歡像這樣通過微小的語法差異來挖掘作者隱藏的政治傾向和道德批判，這種微言大義的推導能力是十九世紀古典精英教育的最高要求。
把修昔底德和色諾芬放在一起對比，不應該出現在二年級的講堂上，而應該出現在「高級研討班」上。
色諾芬的語言通常被認為是「純淨、簡單」的阿提卡語模板，而修昔底德則是「古老、扭曲」的。
要求從這兩者的文體差異上進行深度解讀，讀出法律和政治含義，一般是那些未來的國會議員、外交官，或者法官應該接受的進階教育，放在二年級無疑是太早了。
這對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來說，不僅是古典學造詣上的語言考試，更是政治智慧的測試。
要回答這個問題，基礎的是要把色諾芬的《長征記》讀到滾瓜爛熟，能夠想起色諾芬在相關內容上用了哪些詞。
這一點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做到。
其次，還必須對色諾芬那種「平鋪直敘、客觀素樸」的文體有極深的體悟，對色諾芬的生平有很深的理解，才能意識到他在處理蠻族時可能存在的那種「非政治化」的傾向。
這種視野是學生很少具備的，而喬治正好滿足這些條件。
如果用一到十來劃分古典學問題的難度，那麼詞法與翻譯問題通常在一到四之間，比如這個詞什麼意思？這個動詞是什麼時態？
五到六之間是修辭與文體問題，如這段話用了什麼修辭手法？
七到八之間是語法與蘊含的深意，比如作者為什麼要在這裡多用一個冠詞？這個語法選擇如何揭露了作者的政治傾向？
第一個問題其實蘊含了政治傾向，但是喬治·朗沒有接著問，因此他可能只要回答表面上的意思，算作稍難的翻譯問題。
這個問題和第二個問題的難度大致在三到四之間。
第三個問題的難度應該在七到八之間，與前兩個問題的難度不在一個等級上。
再向上，那就是古典學學者該處理的那些有爭議性的問題。
這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甚至能夠被視為區分「優秀學生」與「未來學者」的分水嶺。
「威爾遜先生，你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喬治·朗教授催促道。
組織了一下語言，喬治指著身前書籍的希臘文，從容回答道：「教授，我認為我認為答案深藏在定冠詞的『指代功能』中。定冠詞『ὁ』和屬格結構『τῶν，βαρβάρων』共同作用，將其特指化和歸屬化。它指的不是隨便一群蠻族，而是特定的與科林斯有關的蠻族軍隊。」
「這支蠻族軍隊不是一個突然出現的戲劇元素，在歷史上是一個已知的、明確的，早有定位的政治與軍事實體。它是科林斯人戰前外交的直接結果。」
「這種冠詞的用法揭示了科林斯人的卑劣——他們的勝利並非源於希臘城邦的武勇，而是源於蠻族的外力。」
「修昔底德實際上，是在用語法控訴科林斯人破壞了希臘世界的純潔性。」
「在色諾芬的《遠征記》中，蠻族通常是不帶冠詞的，因為在那裡，『荒涼』意味著文明法律的徹底終結，蠻族只是環境的一部分，而非契約的對象，因此不管與蠻族作戰，還是藉助了蠻族的力量，在道德上都無可指摘。」
聽完喬治的回答，喬治·朗定定地看著喬治，一時沒有表態。
講堂內的學生無法判斷喬治所說的真假，都和喬治·朗教授一樣，驚異看著喬治。
不管對不對，能夠對這個問題發表那麼一番話，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忽然，有一個聲音響起：「教授，我不得不對威爾遜先生那充滿道德色彩的解釋提出異議！」
喬治·朗教授轉身看向說話的學生：「傑羅德先生，請站起來，大膽地說出你的異議。」
喬治與其他學生一同看向了那位坐在距離講台最近的位置的道格拉斯·傑羅德。
這人出生自富裕的律師之家，他的父親有意於把他向古典學學者方向培養，因此從小就讓他接觸古典學著作，是這個講堂內基礎最紮實的學生，在講堂上的表現一直都非常優異，甚至被認為是未來的古典學學者。
中等身材的道格拉斯·傑羅德從位置上起身，用那雙棕褐色的雙眼看向了喬治·朗教授，聲音沉穩道：「我認為威爾遜先生誤判了色諾芬。」
「如果您翻開《遠征記》第五卷第三章，就能看到，色諾芬在描述蠻族領地時省略冠詞，並非因為那裡是『法律荒漠』，而是出於『軍事寫實主義』。」
「色諾芬面對的是移動的、不可預測的敵人，因此語法必須是散亂、非限定的。」
「而在修昔底德這裡，他之所以給蠻族加上定冠詞，也不是為了所謂的政治上的傾向。」
「請看1.47.3，修昔底德此前已經提到過這支蠻族是泰斯普羅提亞人。這裡的冠詞純粹是為了『文法回指』。」
「根據語法準則，當一個名詞第二次出現時，必須加冠詞以示指代明確。」
「這只是一個純粹的、枯燥的語法習慣，而非某種政治隱喻。威爾遜先生把修昔底德想像成了詩人，但他其實只是個嚴謹的文書官。」
這個年代雖然很多學者熱衷於古典學，但是可以參考的資料泛陳可善，最重要的，如古希臘城邦遺址那麼重要的地方都還沒有人去進行過成規模的發掘活動，關於古希臘的制度與事件還存在大量的爭議。
在閱讀《長征記》以及《伯羅奔尼撒》時，喬治在前世就會反覆閱讀大量的資料和論文，來增加自己的背景知識，以幫助自己理解這些著作。
因此，他在古典學的造詣，比如咬文嚼字方面是不如這個時代的古典學家，但是閱讀廣泛的他的眼界無疑更為寬廣。
略一思索，喬治就明白，喬治·朗教授其實問的是一個政治，或者某種意義上的法律問題。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提到的蠻族是支援科林斯人的，而作者修昔底德出自幫助科基拉人的雅典城邦，對那些蠻族不大可能持友好態度。
《長征記》裡面，色諾芬則可能要為自己帶領僱傭軍在波斯境內行軍的合法性，或者說合道德性進行辯護。
雙方對不同的「蠻族」的描述必然要為自己的政治傾向服務，這在語法上的細微差異上可能有體現。
這種描寫的差別決定了作者對事件的態度——這一次軍事行動是「受條約保護的干預」還是「非法的劫掠」。
在這個時代，學者們最喜歡像這樣通過微小的語法差異來挖掘作者隱藏的政治傾向和道德批判，這種微言大義的推導能力是十九世紀古典精英教育的最高要求。
把修昔底德和色諾芬放在一起對比，不應該出現在二年級的講堂上，而應該出現在「高級研討班」上。
色諾芬的語言通常被認為是「純淨、簡單」的阿提卡語模板，而修昔底德則是「古老、扭曲」的。
要求從這兩者的文體差異上進行深度解讀，讀出法律和政治含義，一般是那些未來的國會議員、外交官，或者法官應該接受的進階教育，放在二年級無疑是太早了。
這對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來說，不僅是古典學造詣上的語言考試，更是政治智慧的測試。
要回答這個問題，基礎的是要把色諾芬的《長征記》讀到滾瓜爛熟，能夠想起色諾芬在相關內容上用了哪些詞。
這一點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做到。
其次，還必須對色諾芬那種「平鋪直敘、客觀素樸」的文體有極深的體悟，對色諾芬的生平有很深的理解，才能意識到他在處理蠻族時可能存在的那種「非政治化」的傾向。
這種視野是學生很少具備的，而喬治正好滿足這些條件。
如果用一到十來劃分古典學問題的難度，那麼詞法與翻譯問題通常在一到四之間，比如這個詞什麼意思？這個動詞是什麼時態？
五到六之間是修辭與文體問題，如這段話用了什麼修辭手法？
七到八之間是語法與蘊含的深意，比如作者為什麼要在這裡多用一個冠詞？這個語法選擇如何揭露了作者的政治傾向？
第一個問題其實蘊含了政治傾向，但是喬治·朗沒有接著問，因此他可能只要回答表面上的意思，算作稍難的翻譯問題。
這個問題和第二個問題的難度大致在三到四之間。
第三個問題的難度應該在七到八之間，與前兩個問題的難度不在一個等級上。
再向上，那就是古典學學者該處理的那些有爭議性的問題。
這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甚至能夠被視為區分「優秀學生」與「未來學者」的分水嶺。
「威爾遜先生，你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喬治·朗教授催促道。
組織了一下語言，喬治指著身前書籍的希臘文，從容回答道：「教授，我認為我認為答案深藏在定冠詞的『指代功能』中。定冠詞『ὁ』和屬格結構『τῶν，βαρβάρων』共同作用，將其特指化和歸屬化。它指的不是隨便一群蠻族，而是特定的與科林斯有關的蠻族軍隊。」
「這支蠻族軍隊不是一個突然出現的戲劇元素，在歷史上是一個已知的、明確的，早有定位的政治與軍事實體。它是科林斯人戰前外交的直接結果。」
「這種冠詞的用法揭示了科林斯人的卑劣——他們的勝利並非源於希臘城邦的武勇，而是源於蠻族的外力。」
「修昔底德實際上，是在用語法控訴科林斯人破壞了希臘世界的純潔性。」
「在色諾芬的《遠征記》中，蠻族通常是不帶冠詞的，因為在那裡，『荒涼』意味著文明法律的徹底終結，蠻族只是環境的一部分，而非契約的對象，因此不管與蠻族作戰，還是藉助了蠻族的力量，在道德上都無可指摘。」
聽完喬治的回答，喬治·朗定定地看著喬治，一時沒有表態。
講堂內的學生無法判斷喬治所說的真假，都和喬治·朗教授一樣，驚異看著喬治。
不管對不對，能夠對這個問題發表那麼一番話，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忽然，有一個聲音響起：「教授，我不得不對威爾遜先生那充滿道德色彩的解釋提出異議！」
喬治·朗教授轉身看向說話的學生：「傑羅德先生，請站起來，大膽地說出你的異議。」
喬治與其他學生一同看向了那位坐在距離講台最近的位置的道格拉斯·傑羅德。
這人出生自富裕的律師之家，他的父親有意於把他向古典學學者方向培養，因此從小就讓他接觸古典學著作，是這個講堂內基礎最紮實的學生，在講堂上的表現一直都非常優異，甚至被認為是未來的古典學學者。
中等身材的道格拉斯·傑羅德從位置上起身，用那雙棕褐色的雙眼看向了喬治·朗教授，聲音沉穩道：「我認為威爾遜先生誤判了色諾芬。」
「如果您翻開《遠征記》第五卷第三章，就能看到，色諾芬在描述蠻族領地時省略冠詞，並非因為那裡是『法律荒漠』，而是出於『軍事寫實主義』。」
「色諾芬面對的是移動的、不可預測的敵人，因此語法必須是散亂、非限定的。」
「而在修昔底德這裡，他之所以給蠻族加上定冠詞，也不是為了所謂的政治上的傾向。」
「請看1.47.3，修昔底德此前已經提到過這支蠻族是泰斯普羅提亞人。這裡的冠詞純粹是為了『文法回指』。」
「根據語法準則，當一個名詞第二次出現時，必須加冠詞以示指代明確。」
「這只是一個純粹的、枯燥的語法習慣，而非某種政治隱喻。威爾遜先生把修昔底德想像成了詩人，但他其實只是個嚴謹的文書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