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4章 告別
九龍城寨的登記持續了三天。
第一天收網了一批通緝犯，第二天又篩出十幾個試圖用假身份矇混過關的，到第三天中午，龍津路登記點上空的擴音器終於換了一句台詞——「各登記點將於今日下午五時正式關閉，請尚未登記的居民儘快前往。」
語氣依然溫和，但誰都聽得出來，這是最後的通牒。
在這驚心動魄的三天裡，聯合工作組全體人員亦是咬牙撐到了極限。城寨外圍的重型鐵馬與黃黑警戒線未曾撤走半步，每日清晨六點，聯合道、東頭村道、賈炳達道三大登記點燈火通明，直至深夜十點，最後一批房屋署職員方才收攤核對帳目。
軍裝警員更是開啟了三班倒的極高強度連軸轉。換班退下來的警員甚至顧不上回家，卸下腰間槍套，便徑直縮在賈炳達道公園旁的大巴車裡擁著警服小憩。
第三天中午，李樹堂站在指揮車旁邊，翻完最後一頁行動匯總報告，把文件夾合上遞給旁邊的副官。
三天，共抓捕通緝犯和逃犯共四十七人。沒有警員殉職，沒有居民騷亂，沒有發生任何一起需要上報警務處的意外事件。
「辛苦了，把報告整理歸檔吧。」
「是！」
李樹堂當然知道，有些失蹤的人不會出現在任何一份報告上，但那不是他需要操心的事。酒廠做的事，他不過問，也不想知道。
陸晨跟他說過——城寨里有些釘子是錘子敲不掉的，得換別的工具。作為港島警務處長，他原則上對此持保留態度；但若站在全港數百萬民眾的角度，他選擇假裝看不到。
隨著登記結束，房屋署的統計數字也擺上了衛奕信的辦公桌：三萬三千四百餘戶，共計四萬九千三百餘人完成登記。
這數字比預估的多出了將近一成，算下來人口密度高達約 190 萬人/平方公里，是港島平均密度的 100 倍以上，成為了人類歷史上人口密度最高的人類聚居地。
多出來的人里，有的是從未在任何官方記錄里存在過的黑戶，有的是被上一任租客轉租了三手、連業主都不知道姓名的散工，還有的是從內地和東南亞偷渡進來之後已經在城寨生活了十幾年、娶妻生子、但身份證明文件只有一張發黃的紅紙出生證的人。
面對這份燙手的名單，衛奕信沉吟良久，終究在大筆一揮，落下批示：「凡登記在冊者，全部納入安置序列。」
……
十月十號，搬遷正式開始。
港府早早便在九龍灣、觀塘、黃大仙等新建的公屋邨劃出了大片安置片區，不過由於人數遠超預期，除了政府調配的公屋之外，嘉禾地產和九龍倉地產等房產公司也各自拿出了位於深水埗、長沙灣和黃大仙等區域的廉價公寓和唐樓，以低於市場價的成本價轉售給政府作為安置補充房源。
房屋署在分配時優先將老人和有小孩的家庭安排在這些樓里——至少不用擠在偏遠工業區，買菜上學都方便。
搬遷首日，房屋署職員提前將密密麻麻的數萬人分配名單貼滿了每棟唐樓的告示欄，並且還安排了專人在公告欄旁邊幫忙解答。
四十輛由九巴公司緊急抽調的雙層城巴，自清晨六點起便轟鳴著駛入戰場，車隊沿著龍津路口一路首尾相銜，綿延至聯合道的拐角。裝滿一輛，下一輛立刻頂上，嚴絲合縫。
城寨居民們拿著各自的行頭，如潮水般從狹窄擁擠的騎樓內魚貫而出。
有人合力抬著一台極其笨重的十四寸樂聲牌黑白電視機；有人小心翼翼地護著掛在鐵絲籠里的畫眉鳥；更有在城寨苟活了大半輩子老者，攢下的全部家當僅有兩個塑膠袋——一袋盛著禦寒的舊衣，一袋裝著磕碰出缺口的碗筷。
當然，也有人不肯走。比如龍津路口的水泥墩子上，一位雞皮鶴髮的老太太就緊緊抱著一隻漆皮剝落的舊皮箱，死活不肯登上大巴。
她的獨生子在登記首日便被查出系重案通緝犯，戴著手銬被押走前，曾隔著人海對著隊伍歇斯底里地高喊：「媽！你別等我！你先去新屋啊！」
老太太沒有走，三日來，她每日都抱著這隻皮箱死守在同一個位置。
房屋署的職員輪番上前耐心勸阻了三次，皆鎩羽而歸。最終，還是隔壁熟絡的張嬸抹著眼淚走上前，蹲下身子握住她乾枯的手掌柔聲勸道：「老姐，孩子日後出來找你，住新屋總比在這爛水溝里好找得多啊。」
老太太渾濁的雙眼微微一動，緊了緊懷中的皮箱，終於顫顫巍巍地站起身來，在街坊的攙扶下邁上了大巴。
排成長龍的九巴車隊一輛接一輛地駛離龍津路。
車廂內氣氛沉悶，乘客們鮮少言語，只是紛紛把臉貼在車窗上，凝望著後方那座在晨霧中日漸縮小的灰色龐然大物。
有人在此出生，在此盤桓四十載，一生從未走走出過城寨方圓三條街以外的世界；有人偷渡上岸的第一夜便扎進這片陰暗的迷宮，此後半輩子都在暗無天日的樓道里藏頭露尾。
而今，那個被他們無奈稱之為「家」的陰暗之城，正順著後視鏡不斷蜷縮，最終淪為擋風玻璃上一抹微不足道的灰色剪影，隨車隊轉彎，徹底消失在視線盡頭。
當然，住只是拆遷所要面臨的第一個問題，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嚴峻的問題需要解決——那就是城寨居民的工作問題。
城寨這三萬餘住戶內部，曾經盤踞著近兩千家無牌商鋪與地下小作坊，它們自成一套獨立運轉的地下生態圈：無牌牙醫診所、黑市食品加工廠、無證藥材鋪、暗巷理髮店、地下熟食攤……
這些經營者的手藝是真的，產品是真的，客源也是真的，但唯獨一樣東西是假的——牌照。
有的行業是在外面根本不可能拿到牌照，比如牙醫。城寨里的牙醫大多是師徒口傳手授或者是內地醫學院畢業，拿不到港島的執業牌照。但他們拔一顆牙收十塊錢，比港島正規診所便宜十倍，而且手藝也很好。
還有那些穿梭在暗巷裡的熟食攤販，用的是自己搭的土灶和二手冷櫃，他們價格便宜，曾養活了半個城寨的早餐檔，但是衛生條件堪憂，拿不到營業執照。加上根本沒錢付租金，出去之後也沒辦法繼續經營。
對於他們來說，搬遷不僅是換個地方住，更是徹底失去收入來源。
類似的困境貫穿在小食品加工、廢舊電器拆解、山寨手錶裝配等十幾個灰色行業中——他們不是不想搬，是搬出去之後活不下去。
好在陸晨早有謀劃。早在數月之前，他便聯合港島多位華資巨擘與社會名流，聯名向港督府提交了一份詳盡的特別建議書。
建議書言簡意賅，核心不過三條：
一、轉型補貼按行業精準制定，合理引導轉業；
二、不符合轉業條件的業主及租戶可參照普通住戶補償標準進行一次性現金安置；
三、對於惡意抗拒搬遷、企圖綁架整體利益者，依法強制騰退。
前兩條，是給絕大多數底層民眾準備的台階；而最後一條，則是給極少數貪婪之徒劃下的紅線。
於是在十月十二號這一天，具體補償和轉業補助標準也同時下放到了各登記點和安置片區。
執行標準比最初的方案細化了很多——無牌牙醫可憑城寨內長期居住證明申請轉業培訓津貼，選擇進入註冊診所擔任牙科助理或轉修義齒加工技術；食品加工作坊主可憑設備清單和生產記錄申請小微企業創業貸款，在城寨外重新設立合法加工場；廢舊回收和電器拆解行業則由環保署統籌安置，將符合條件的從業者納入市政廢品回收體系的合同工人序列……
當然，儘管方案已經非常完善，但還是有人不想走——準確點說，是有人想趁著大家都同意搬走的機會，把自己那份補償金再往上抬一抬。
能理解，畢竟釘子戶這種物種在任何拆遷項目里都不會缺席，九龍城寨的拆遷也不例外。
……
東區靠近龍津路有一棟五層唐樓，業主姓鄺，六十來歲，在城寨里擁有一棟樓，算得上城寨里的一個小業主了。
登記首日，此人表現得最為積極熱絡，可眼見周圍鄰居陸陸續續收拾行李搬走、整棟樓行將空置之際，他卻毫無預兆地反水了。
老鄺叫囂自己的唐樓臨街、地理位置絕佳，且平日租金收入極其穩定，港府給出的賠償標準簡直是「強搶」。他開出條件：必須在現有補償基數上暴漲五成，否則絕不簽字。
為了造勢，他死死盤踞在自己名下一間空置的底層鋪位里，甚至從外面高薪雇來了七八個滿背紋身的社團痞子，手持棍棒將大門死死堵住。
房屋署的談判小組前後去了三趟，每一次皆被老鄺帶著痞子拍桌子砸椅子地轟了出來。第三趟去的是一個剛入職不到兩年的年輕女職員，被對方當著面把補償方案撕成兩半扔在地上。
女職員委屈至極，回到臨時辦公室後，一邊紅著眼眶整理文件，一邊終於忍不住趴在辦公桌上失聲痛哭。
恰在此時，高級督察李文彬推門而入，將這一幕盡收眼底。
他什麼也沒說，轉身出了辦公室。
當天下午，李文彬身著防暴警服，親自帶領一整排荷槍實彈的「藍帽子」來到了龍津路那棟唐樓門口。
具體是怎麼操作的沒有人詳細記錄，只流傳出了三句話——甩棍有力度,抬腳有高度、揮手有準度。
從那天之後，城寨里再也沒出現過釘子戶。
第一天收網了一批通緝犯，第二天又篩出十幾個試圖用假身份矇混過關的，到第三天中午，龍津路登記點上空的擴音器終於換了一句台詞——「各登記點將於今日下午五時正式關閉，請尚未登記的居民儘快前往。」
語氣依然溫和，但誰都聽得出來，這是最後的通牒。
在這驚心動魄的三天裡，聯合工作組全體人員亦是咬牙撐到了極限。城寨外圍的重型鐵馬與黃黑警戒線未曾撤走半步，每日清晨六點，聯合道、東頭村道、賈炳達道三大登記點燈火通明，直至深夜十點，最後一批房屋署職員方才收攤核對帳目。
軍裝警員更是開啟了三班倒的極高強度連軸轉。換班退下來的警員甚至顧不上回家，卸下腰間槍套，便徑直縮在賈炳達道公園旁的大巴車裡擁著警服小憩。
第三天中午，李樹堂站在指揮車旁邊，翻完最後一頁行動匯總報告，把文件夾合上遞給旁邊的副官。
三天，共抓捕通緝犯和逃犯共四十七人。沒有警員殉職，沒有居民騷亂，沒有發生任何一起需要上報警務處的意外事件。
「辛苦了，把報告整理歸檔吧。」
「是！」
李樹堂當然知道，有些失蹤的人不會出現在任何一份報告上，但那不是他需要操心的事。酒廠做的事，他不過問，也不想知道。
陸晨跟他說過——城寨里有些釘子是錘子敲不掉的，得換別的工具。作為港島警務處長，他原則上對此持保留態度；但若站在全港數百萬民眾的角度，他選擇假裝看不到。
隨著登記結束，房屋署的統計數字也擺上了衛奕信的辦公桌：三萬三千四百餘戶，共計四萬九千三百餘人完成登記。
這數字比預估的多出了將近一成，算下來人口密度高達約 190 萬人/平方公里，是港島平均密度的 100 倍以上，成為了人類歷史上人口密度最高的人類聚居地。
多出來的人里，有的是從未在任何官方記錄里存在過的黑戶，有的是被上一任租客轉租了三手、連業主都不知道姓名的散工，還有的是從內地和東南亞偷渡進來之後已經在城寨生活了十幾年、娶妻生子、但身份證明文件只有一張發黃的紅紙出生證的人。
面對這份燙手的名單，衛奕信沉吟良久，終究在大筆一揮，落下批示：「凡登記在冊者，全部納入安置序列。」
……
十月十號，搬遷正式開始。
港府早早便在九龍灣、觀塘、黃大仙等新建的公屋邨劃出了大片安置片區，不過由於人數遠超預期，除了政府調配的公屋之外，嘉禾地產和九龍倉地產等房產公司也各自拿出了位於深水埗、長沙灣和黃大仙等區域的廉價公寓和唐樓，以低於市場價的成本價轉售給政府作為安置補充房源。
房屋署在分配時優先將老人和有小孩的家庭安排在這些樓里——至少不用擠在偏遠工業區，買菜上學都方便。
搬遷首日，房屋署職員提前將密密麻麻的數萬人分配名單貼滿了每棟唐樓的告示欄，並且還安排了專人在公告欄旁邊幫忙解答。
四十輛由九巴公司緊急抽調的雙層城巴，自清晨六點起便轟鳴著駛入戰場，車隊沿著龍津路口一路首尾相銜，綿延至聯合道的拐角。裝滿一輛，下一輛立刻頂上，嚴絲合縫。
城寨居民們拿著各自的行頭，如潮水般從狹窄擁擠的騎樓內魚貫而出。
有人合力抬著一台極其笨重的十四寸樂聲牌黑白電視機；有人小心翼翼地護著掛在鐵絲籠里的畫眉鳥；更有在城寨苟活了大半輩子老者，攢下的全部家當僅有兩個塑膠袋——一袋盛著禦寒的舊衣，一袋裝著磕碰出缺口的碗筷。
當然，也有人不肯走。比如龍津路口的水泥墩子上，一位雞皮鶴髮的老太太就緊緊抱著一隻漆皮剝落的舊皮箱，死活不肯登上大巴。
她的獨生子在登記首日便被查出系重案通緝犯，戴著手銬被押走前，曾隔著人海對著隊伍歇斯底里地高喊：「媽！你別等我！你先去新屋啊！」
老太太沒有走，三日來，她每日都抱著這隻皮箱死守在同一個位置。
房屋署的職員輪番上前耐心勸阻了三次，皆鎩羽而歸。最終，還是隔壁熟絡的張嬸抹著眼淚走上前，蹲下身子握住她乾枯的手掌柔聲勸道：「老姐，孩子日後出來找你，住新屋總比在這爛水溝里好找得多啊。」
老太太渾濁的雙眼微微一動，緊了緊懷中的皮箱，終於顫顫巍巍地站起身來，在街坊的攙扶下邁上了大巴。
排成長龍的九巴車隊一輛接一輛地駛離龍津路。
車廂內氣氛沉悶，乘客們鮮少言語，只是紛紛把臉貼在車窗上，凝望著後方那座在晨霧中日漸縮小的灰色龐然大物。
有人在此出生，在此盤桓四十載，一生從未走走出過城寨方圓三條街以外的世界；有人偷渡上岸的第一夜便扎進這片陰暗的迷宮，此後半輩子都在暗無天日的樓道里藏頭露尾。
而今，那個被他們無奈稱之為「家」的陰暗之城，正順著後視鏡不斷蜷縮，最終淪為擋風玻璃上一抹微不足道的灰色剪影，隨車隊轉彎，徹底消失在視線盡頭。
當然，住只是拆遷所要面臨的第一個問題，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嚴峻的問題需要解決——那就是城寨居民的工作問題。
城寨這三萬餘住戶內部，曾經盤踞著近兩千家無牌商鋪與地下小作坊，它們自成一套獨立運轉的地下生態圈：無牌牙醫診所、黑市食品加工廠、無證藥材鋪、暗巷理髮店、地下熟食攤……
這些經營者的手藝是真的，產品是真的，客源也是真的，但唯獨一樣東西是假的——牌照。
有的行業是在外面根本不可能拿到牌照，比如牙醫。城寨里的牙醫大多是師徒口傳手授或者是內地醫學院畢業，拿不到港島的執業牌照。但他們拔一顆牙收十塊錢，比港島正規診所便宜十倍，而且手藝也很好。
還有那些穿梭在暗巷裡的熟食攤販，用的是自己搭的土灶和二手冷櫃，他們價格便宜，曾養活了半個城寨的早餐檔，但是衛生條件堪憂，拿不到營業執照。加上根本沒錢付租金，出去之後也沒辦法繼續經營。
對於他們來說，搬遷不僅是換個地方住，更是徹底失去收入來源。
類似的困境貫穿在小食品加工、廢舊電器拆解、山寨手錶裝配等十幾個灰色行業中——他們不是不想搬，是搬出去之後活不下去。
好在陸晨早有謀劃。早在數月之前，他便聯合港島多位華資巨擘與社會名流，聯名向港督府提交了一份詳盡的特別建議書。
建議書言簡意賅，核心不過三條：
一、轉型補貼按行業精準制定，合理引導轉業；
二、不符合轉業條件的業主及租戶可參照普通住戶補償標準進行一次性現金安置；
三、對於惡意抗拒搬遷、企圖綁架整體利益者，依法強制騰退。
前兩條，是給絕大多數底層民眾準備的台階；而最後一條，則是給極少數貪婪之徒劃下的紅線。
於是在十月十二號這一天，具體補償和轉業補助標準也同時下放到了各登記點和安置片區。
執行標準比最初的方案細化了很多——無牌牙醫可憑城寨內長期居住證明申請轉業培訓津貼，選擇進入註冊診所擔任牙科助理或轉修義齒加工技術；食品加工作坊主可憑設備清單和生產記錄申請小微企業創業貸款，在城寨外重新設立合法加工場；廢舊回收和電器拆解行業則由環保署統籌安置，將符合條件的從業者納入市政廢品回收體系的合同工人序列……
當然，儘管方案已經非常完善，但還是有人不想走——準確點說，是有人想趁著大家都同意搬走的機會，把自己那份補償金再往上抬一抬。
能理解，畢竟釘子戶這種物種在任何拆遷項目里都不會缺席，九龍城寨的拆遷也不例外。
……
東區靠近龍津路有一棟五層唐樓，業主姓鄺，六十來歲，在城寨里擁有一棟樓，算得上城寨里的一個小業主了。
登記首日，此人表現得最為積極熱絡，可眼見周圍鄰居陸陸續續收拾行李搬走、整棟樓行將空置之際，他卻毫無預兆地反水了。
老鄺叫囂自己的唐樓臨街、地理位置絕佳，且平日租金收入極其穩定，港府給出的賠償標準簡直是「強搶」。他開出條件：必須在現有補償基數上暴漲五成，否則絕不簽字。
為了造勢，他死死盤踞在自己名下一間空置的底層鋪位里，甚至從外面高薪雇來了七八個滿背紋身的社團痞子，手持棍棒將大門死死堵住。
房屋署的談判小組前後去了三趟，每一次皆被老鄺帶著痞子拍桌子砸椅子地轟了出來。第三趟去的是一個剛入職不到兩年的年輕女職員，被對方當著面把補償方案撕成兩半扔在地上。
女職員委屈至極，回到臨時辦公室後，一邊紅著眼眶整理文件，一邊終於忍不住趴在辦公桌上失聲痛哭。
恰在此時，高級督察李文彬推門而入，將這一幕盡收眼底。
他什麼也沒說，轉身出了辦公室。
當天下午，李文彬身著防暴警服，親自帶領一整排荷槍實彈的「藍帽子」來到了龍津路那棟唐樓門口。
具體是怎麼操作的沒有人詳細記錄，只流傳出了三句話——甩棍有力度,抬腳有高度、揮手有準度。
從那天之後，城寨里再也沒出現過釘子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