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章 深水
順天，某個周五的下午三點。
參議院某專門委員會的座談室里，一場關於中西部地區產業轉移與可持續發展的專題協商座談會，正在進行。與會者有學者，有企業代表，有來自幾個省份的委員，還有幾位已經退下來的老同志，被邀請過來提提意見，算是「社情民意「渠道的一部分。
趙立春坐在會議桌右側靠中間的位置，臉上帶著那種出席這類場合時慣用的、溫和而專注的神情，手邊放著一本翻開的筆記本，偶爾低頭寫幾個字。
他其實沒有在認真聽。
這種會議，就是走個過場。
他腦子裡轉的，是另一件事。
漢東那邊，今天上午傳來了最新的消息——肖鋼玉在紀委扛得很硬，已經超過三周，還沒有鬆口。
這個消息，不好不壞，但趙立春更在意的，不是這件具體的事，而是它們背後顯示出來的那個走向。
沙瑞金依舊在強撐。
而強撐，意味著他承受著壓力，意味著他的時間並不寬裕，意味著整盤棋，還沒到收官的時候。
沙瑞金已經圖窮匕見，現在，輪到我出招了。
座談會結束，與會者陸續離場，有幾個人過來和他握手，說了些客氣話，他一一回應，笑容得體，寒暄周到，沒有讓任何人感到冷落。
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秘書走到他身邊，低聲說：「領導，車在樓下等著。「
趙立春點了點頭，隨手把那本筆記本合上，夾在臂彎里，往外走。
他沒有回家，而是讓司機把車開到了順天西邊的一條胡同里。
胡同不長，兩側是老式四合院，院門都關著，胡同里很安靜，只有幾棵槐樹，把暮色里的天空分成一塊一塊的，光影斑駁。
車停在胡同中段的一扇院門外。
院子的主人姓魏，是一位已經退下來的老同志，今年快八十歲，在zy工作過將近二十年，是趙立春的前輩，也是他進入政治圈最初幾年的引路人之一。
兩個人坐在院子裡的石桌旁，喝茶，說話，說的都是閒話——魏老最近在練毛筆字，練的是顏體，趙立春問練得怎麼樣，魏老說不行不行，手抖，力道不穩。
趙立春說毛筆字哪有抖不抖的，以您的閱歷，一筆一划都是風韻。
說了一會兒閒話，魏老拿起茶杯喝了一口，主動換了個話題：
「立春，漢東那邊，最近不太平啊。「
趙立春沒有立刻接話，只是把茶杯放下，看著院子裡那棵石榴樹，石榴已經結出了小小的青果，密密地掛在枝頭。
「有點亂，「他說，語氣很平，「不礙事。「
魏老看了他一眼：「那個小沙，手段太糙了，一點不注意團結。「
「他在找突破口，「趙立春說，「急了，就容易走偏。「
魏老嗯了一聲，沒有繼續說，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
趙立春轉過頭，看著這位老前輩，語氣仍然平靜，但裡面有一種在長輩面前才有的、坦誠的直接：「老領導，我需要您幫我說一句話。「
魏老放下茶杯，看著他，想了一會兒，問：「說什麼話？「
「就說，漢東這些年的工作，這些成績，是踏踏實實做出來的，是經得起檢驗的。「
魏老沉默了片刻，最後點了點頭：「行，我說。但立春，你知道我的原則，我只說我看到的事實，添油加醋的話，我不說。「
「夠了，「趙立春說，「您只要說事實就夠了。「
他知道，一位從在上級層面有影響力的老同志，在某個合適的場合，用事實說話，這比任何刻意的辯護都更有分量。
那一周里，趙立春約了好幾個人，形式各不相同。
有的是飯局，有的是茶敘，有的只是散步時碰到了，說了幾句話。有的人，他認識了三十年；有的人，只是有過幾次共事的交情；有的人，嚴格說起來，只是朋友的朋友。
每一次見面，他都不談漢東，不提沙瑞金，不說自己目前的處境。
他談的是別的事——某個省份最近經濟政策的得失，某個行業發展的走向，某件在參議院層面正在討論的議題，某個他最近讀到的書里讓他有感觸的一段話。
他是一個很好的談話對象，這一點，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見識廣，表達準確，有觀點，不繞彎子，又能讓人覺得被尊重，覺得自己說的話被認真聽進去了。
只有在談話快結束的時候，他才會不經意地，把話題輕輕地引一引。
「最近漢東那邊，出了一些事，你們應該也聽說了。我就是覺得，有些地方，做事的方式還可以再商量商量。那麼大的省，那麼多年的積累，怎麼可能一無是處呢？「
說完，他就不再說了，讓那句話自己在那裡待著。
他知道，這些人回去之後，會把這句話，用各自的方式，在各自能夠觸達的地方，再傳出去。
他對向外傳播的方式、角度、立場全無要求，只是表現出一種真切的、有理有據的擔憂。
一個在漢東做了這麼多年、對這片土地有深厚感情的前任書記，說了這麼一句話，這本身就是一個信號。
這是趙立春的第一招，第二招走的是參議院的提案和協商渠道。
參議院的職能，是鄭智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趙立春作為副職，這三件事，每一件都是他的分內之責。
他讓秘書整理了一份提案草稿，主題是「關於優化地方營商環境、保障政策連續性的若干建議「。
這份提案寫得很學術，引用了大量數據和案例，論證了在一定區域內，政策的頻繁調整和歷史決策的系統否定，對營商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帶來的損害。文字嚴謹，邏輯清晰，每一個論點都有出處，找不到任何攻擊性的字眼，也沒有任何指向具體人或具體省份的內容。
提案通過正式渠道，提交給了參議院提案委員會，同時，一個刪減了部分專業性內容、更易於傳播的摘要版本，在系統的內部刊物上出現了。
內部刊物的傳閱範圍是有限的，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認可——這件事，值得被認真對待。
摘要版本從內部刊物流出，到了一些媒體從業者的手裡，然後出現在一篇更大範圍可以看到的分析文章里，以一種引述的方式，被提到了。
文章沒有點任何人的名字，只是在分析一種「政策斷裂「的現象，但在那篇境外媒體報導已經廣泛傳播之後，看到這篇文章的人，很容易在兩者之間，畫出一道箭頭。
第三招，是參議院的視察和調研職能。
參議院的專門委員會，每年都有大量的視察調研活動，赴地方了解情況，形成報告，提出建議，這是正常的工作流程。
和上次個人調研不同，這次趙立春以分管某專門委員會的名義，推動安排了一次針對中部經濟大省營商環境的專題視察，視察範圍里，包含了漢東。
視察組的成員，是經過挑選的——既有對經濟政策有深入研究的委員，也有在漢東工作過、對當地情況熟悉的老同志，還有幾位來自商界的委員，他們在漢東有實際的投資，對當前的政策變化有切身感受，說起來，有數據，有案例，有情緒。
視察組進入漢東，省里必須高規格接待，必須配合安排調研點，必須如實介紹情況。這是參議院視察的慣例，任何地方政府都無法拒絕，也沒有理由拒絕。
接待工作落在了祁同偉這裡。
他安排了詳細的接待方案，選的調研點，都是近年來省里推進的新項目、新產業，都是能夠清楚呈現漢東發展成就的地方，同時確保所有提供給視察組的數據，都是真實的、可以核查的。
視察組的人，有的看了點頭，有的看了繼續問，有的在某個調研點提出了一些相當尖銳的問題——不是刁難，而是那種對情況確實了解、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發問的那種尖銳。
祁同偉全程陪同，每一個問題，都回答得準確，有數據，有依據，不繞，不躲。
視察結束，視察報告按程序上報。
那份報告的措辭，是中性的，是參議院報告慣用的那種平衡的語言，既肯定了成績，也指出了一些「需要關注的問題「，其中有一條，是關於「政策環境穩定性「的。
這條意見，措辭模糊，邊界不清，但它就這麼寫進了報告裡，成了一份有參議院背書的、公開的文字記錄。
最後一招，也是最隱蔽的一路，和參議院的文史資料工作有關。
參議院有一項傳統職能，叫做文史資料徵集，是把歷史上重要的人物、事件、決策，通過當事人的口述和文字，整理保存下來，算是一種活的歷史檔案。
趙立春在漢東工作期間，親歷了一些重要的發展節點，他有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有當年的會議記錄，有政策討論的經過，有那些重大決策出台的前後背景。
他讓秘書聯繫了一家在參議院系統有影響力的文史出版機構，說有意整理一批漢東改革發展時期的歷史資料，以文史資料的形式出版，留存記錄。
這件事，沒有任何政治風險，反而是一件參議院鼓勵、各方都會點頭稱讚的工作。整理歷史，留存記憶，這是正能量的事，是有擔當的老同志應該做的事。
那批資料，整理出來是一部關於漢東改革開放的地方史，裡面記錄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實的，都是有當年文件可以印證的，呈現的是一幅連續的、有內在邏輯的發展圖景。
這部地方史一旦出版，就會成為一個客觀存在的參照系——任何對漢東近年歷史的評價，都必須和這個參照系對話，任何試圖把漢東過去的成就一筆抹去的說法，都會在這批資料面前顯得蒼白。
在趙立春的指示下，聯繫和籌備工作快速推進，以完全超越正常出版流程的速度，半個月後，這件事就會進入公眾視野。
在這些事情安排推進的同時，趙立春以私人名義再次回了一趟漢東。
不是以官方身份，不通知地方，只說是來看望幾個老朋友，順便給某所大學捐了一批書，出席了一個小型的捐贈儀式。
儀式很簡短，沒有領導致辭，沒有媒體報導，只有學校方面的一位老院長，和他握了握手，說了幾句感謝的話。
然後就走了，都沒在漢東過夜。
但漢東官場裡知道他來了的人，不在少數。
他來了，低調地來，什麼都沒做，什麼話都沒說，但來了。
這本身，就是一種存在感的宣示。
告訴所有人：我還在，我沒走，我惦記著這片土地。
第二天，趙立春回來的消息就傳了出去。
沙瑞金聽完白景文的匯報，在那裡沉默了一會兒，說：「知道了。「
他沒有讓人去追查具體見了誰，說了什麼，這是沒有意義的——趙立春這種人，他來這裡的每一個動作，都是經過計算的，絕對沒有任何把柄可以抓，追查只會白費力氣，還可能被人說是在監視一位副級的老同志，反而落下話柄。
但那天傍晚，沙瑞金在辦公室里坐到很晚。
他把眼前的這些動作，一件一件地擺出來，擺在腦子裡，像是在擺一局棋——那篇外媒報導，參議院系統內部刊物上的那份提案，視察報告裡那條關於政策穩定性的意見，正在籌備中的漢東地方發展史，還有這次低調的返鄉。
每一件，都是在他的職權範圍之內，或者在他的正當影響力範圍之內，無可指摘，無從反駁。
但合在一起，它們構成了一張網，一張從不同方向拉緊的網，在這張網的每一個節點上，都有一個問題在等著沙瑞金——你來漢東，到底是來做什麼的？你的那些動作，是在治理，還是在清算？你對漢東，是有感情和責任的，還是只有任務的？
這些問題，沒有人公開問他，但它們飄在空氣里，飄在會議室里，飄在那些每次和他開會時表情端正、但眼神里藏著什麼的人的腦子裡。
沙瑞金把這些東西過了一遍，站在窗前，看著窗外。
順天那個方向，距離太遠，看不到，也感受不到。
但有一種東西，他感受到了。
那是一個在官場浸泡了幾十年的老人，用他的整個一生積累下來的經驗、人脈、資源和智慧，在進行一場他最擅長的戰鬥。
不是正面的戰鬥，是綿里藏針，是溫水煮蛙，是用看不見的手，在看不見的地方，一點一點地塑造輿論，一點一點地消耗他的政治信用，一點一點地讓所有人——包括上級——開始對他的判斷產生疑慮。
趙立春不需要贏，他只需要讓沙瑞金輸。
只需要讓這件事拖下去，讓時間變成沙瑞金的敵人。
而時間，確實正在成為沙瑞金的敵人。
他拿起桌上那部私人手機，翻了翻，沒有看到他想看到的那條消息——紀委那邊，還沒有新的進展。
他把手機放下，站起身，走到窗邊。
窗外，順天方向的天際線，在夜色里是平的，黑的，什麼都看不見。
——
幾天之後，那份參議院視察報告提出的「需要關注的問題「，需要省政府在規定時限內給出正式書面回應。
這件事落在了祁同偉的桌上。
祁同偉看了一眼，就對廖清源說道：
「先送給沙書記批示。」
參議院某專門委員會的座談室里，一場關於中西部地區產業轉移與可持續發展的專題協商座談會，正在進行。與會者有學者，有企業代表，有來自幾個省份的委員，還有幾位已經退下來的老同志，被邀請過來提提意見，算是「社情民意「渠道的一部分。
趙立春坐在會議桌右側靠中間的位置，臉上帶著那種出席這類場合時慣用的、溫和而專注的神情，手邊放著一本翻開的筆記本，偶爾低頭寫幾個字。
他其實沒有在認真聽。
這種會議，就是走個過場。
他腦子裡轉的，是另一件事。
漢東那邊，今天上午傳來了最新的消息——肖鋼玉在紀委扛得很硬，已經超過三周，還沒有鬆口。
這個消息，不好不壞，但趙立春更在意的，不是這件具體的事，而是它們背後顯示出來的那個走向。
沙瑞金依舊在強撐。
而強撐，意味著他承受著壓力，意味著他的時間並不寬裕，意味著整盤棋，還沒到收官的時候。
沙瑞金已經圖窮匕見，現在，輪到我出招了。
座談會結束，與會者陸續離場，有幾個人過來和他握手，說了些客氣話，他一一回應，笑容得體，寒暄周到，沒有讓任何人感到冷落。
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秘書走到他身邊，低聲說：「領導，車在樓下等著。「
趙立春點了點頭，隨手把那本筆記本合上，夾在臂彎里，往外走。
他沒有回家，而是讓司機把車開到了順天西邊的一條胡同里。
胡同不長，兩側是老式四合院，院門都關著，胡同里很安靜，只有幾棵槐樹，把暮色里的天空分成一塊一塊的，光影斑駁。
車停在胡同中段的一扇院門外。
院子的主人姓魏，是一位已經退下來的老同志，今年快八十歲，在zy工作過將近二十年，是趙立春的前輩，也是他進入政治圈最初幾年的引路人之一。
兩個人坐在院子裡的石桌旁，喝茶，說話，說的都是閒話——魏老最近在練毛筆字，練的是顏體，趙立春問練得怎麼樣，魏老說不行不行，手抖，力道不穩。
趙立春說毛筆字哪有抖不抖的，以您的閱歷，一筆一划都是風韻。
說了一會兒閒話，魏老拿起茶杯喝了一口，主動換了個話題：
「立春，漢東那邊，最近不太平啊。「
趙立春沒有立刻接話，只是把茶杯放下，看著院子裡那棵石榴樹，石榴已經結出了小小的青果，密密地掛在枝頭。
「有點亂，「他說，語氣很平，「不礙事。「
魏老看了他一眼：「那個小沙，手段太糙了，一點不注意團結。「
「他在找突破口，「趙立春說，「急了，就容易走偏。「
魏老嗯了一聲，沒有繼續說，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
趙立春轉過頭，看著這位老前輩，語氣仍然平靜，但裡面有一種在長輩面前才有的、坦誠的直接：「老領導，我需要您幫我說一句話。「
魏老放下茶杯，看著他，想了一會兒，問：「說什麼話？「
「就說，漢東這些年的工作，這些成績，是踏踏實實做出來的，是經得起檢驗的。「
魏老沉默了片刻，最後點了點頭：「行，我說。但立春，你知道我的原則，我只說我看到的事實，添油加醋的話，我不說。「
「夠了，「趙立春說，「您只要說事實就夠了。「
他知道，一位從在上級層面有影響力的老同志，在某個合適的場合，用事實說話，這比任何刻意的辯護都更有分量。
那一周里，趙立春約了好幾個人，形式各不相同。
有的是飯局，有的是茶敘，有的只是散步時碰到了，說了幾句話。有的人，他認識了三十年；有的人，只是有過幾次共事的交情；有的人，嚴格說起來，只是朋友的朋友。
每一次見面，他都不談漢東，不提沙瑞金，不說自己目前的處境。
他談的是別的事——某個省份最近經濟政策的得失，某個行業發展的走向，某件在參議院層面正在討論的議題，某個他最近讀到的書里讓他有感觸的一段話。
他是一個很好的談話對象，這一點，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見識廣，表達準確，有觀點，不繞彎子，又能讓人覺得被尊重，覺得自己說的話被認真聽進去了。
只有在談話快結束的時候，他才會不經意地，把話題輕輕地引一引。
「最近漢東那邊，出了一些事，你們應該也聽說了。我就是覺得，有些地方，做事的方式還可以再商量商量。那麼大的省，那麼多年的積累，怎麼可能一無是處呢？「
說完，他就不再說了，讓那句話自己在那裡待著。
他知道，這些人回去之後，會把這句話，用各自的方式，在各自能夠觸達的地方，再傳出去。
他對向外傳播的方式、角度、立場全無要求，只是表現出一種真切的、有理有據的擔憂。
一個在漢東做了這麼多年、對這片土地有深厚感情的前任書記，說了這麼一句話，這本身就是一個信號。
這是趙立春的第一招，第二招走的是參議院的提案和協商渠道。
參議院的職能，是鄭智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趙立春作為副職，這三件事，每一件都是他的分內之責。
他讓秘書整理了一份提案草稿，主題是「關於優化地方營商環境、保障政策連續性的若干建議「。
這份提案寫得很學術，引用了大量數據和案例，論證了在一定區域內，政策的頻繁調整和歷史決策的系統否定，對營商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帶來的損害。文字嚴謹，邏輯清晰，每一個論點都有出處，找不到任何攻擊性的字眼，也沒有任何指向具體人或具體省份的內容。
提案通過正式渠道，提交給了參議院提案委員會，同時，一個刪減了部分專業性內容、更易於傳播的摘要版本，在系統的內部刊物上出現了。
內部刊物的傳閱範圍是有限的，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認可——這件事，值得被認真對待。
摘要版本從內部刊物流出，到了一些媒體從業者的手裡，然後出現在一篇更大範圍可以看到的分析文章里，以一種引述的方式，被提到了。
文章沒有點任何人的名字，只是在分析一種「政策斷裂「的現象，但在那篇境外媒體報導已經廣泛傳播之後，看到這篇文章的人，很容易在兩者之間，畫出一道箭頭。
第三招，是參議院的視察和調研職能。
參議院的專門委員會，每年都有大量的視察調研活動，赴地方了解情況，形成報告，提出建議，這是正常的工作流程。
和上次個人調研不同，這次趙立春以分管某專門委員會的名義，推動安排了一次針對中部經濟大省營商環境的專題視察，視察範圍里，包含了漢東。
視察組的成員，是經過挑選的——既有對經濟政策有深入研究的委員，也有在漢東工作過、對當地情況熟悉的老同志，還有幾位來自商界的委員，他們在漢東有實際的投資，對當前的政策變化有切身感受，說起來，有數據，有案例，有情緒。
視察組進入漢東，省里必須高規格接待，必須配合安排調研點，必須如實介紹情況。這是參議院視察的慣例，任何地方政府都無法拒絕，也沒有理由拒絕。
接待工作落在了祁同偉這裡。
他安排了詳細的接待方案，選的調研點，都是近年來省里推進的新項目、新產業，都是能夠清楚呈現漢東發展成就的地方，同時確保所有提供給視察組的數據，都是真實的、可以核查的。
視察組的人，有的看了點頭，有的看了繼續問，有的在某個調研點提出了一些相當尖銳的問題——不是刁難，而是那種對情況確實了解、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發問的那種尖銳。
祁同偉全程陪同，每一個問題，都回答得準確，有數據，有依據，不繞，不躲。
視察結束，視察報告按程序上報。
那份報告的措辭，是中性的，是參議院報告慣用的那種平衡的語言，既肯定了成績，也指出了一些「需要關注的問題「，其中有一條，是關於「政策環境穩定性「的。
這條意見，措辭模糊，邊界不清，但它就這麼寫進了報告裡，成了一份有參議院背書的、公開的文字記錄。
最後一招，也是最隱蔽的一路，和參議院的文史資料工作有關。
參議院有一項傳統職能，叫做文史資料徵集，是把歷史上重要的人物、事件、決策，通過當事人的口述和文字，整理保存下來，算是一種活的歷史檔案。
趙立春在漢東工作期間，親歷了一些重要的發展節點，他有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有當年的會議記錄，有政策討論的經過，有那些重大決策出台的前後背景。
他讓秘書聯繫了一家在參議院系統有影響力的文史出版機構，說有意整理一批漢東改革發展時期的歷史資料，以文史資料的形式出版，留存記錄。
這件事，沒有任何政治風險，反而是一件參議院鼓勵、各方都會點頭稱讚的工作。整理歷史，留存記憶，這是正能量的事，是有擔當的老同志應該做的事。
那批資料，整理出來是一部關於漢東改革開放的地方史，裡面記錄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實的，都是有當年文件可以印證的，呈現的是一幅連續的、有內在邏輯的發展圖景。
這部地方史一旦出版，就會成為一個客觀存在的參照系——任何對漢東近年歷史的評價，都必須和這個參照系對話，任何試圖把漢東過去的成就一筆抹去的說法，都會在這批資料面前顯得蒼白。
在趙立春的指示下，聯繫和籌備工作快速推進，以完全超越正常出版流程的速度，半個月後，這件事就會進入公眾視野。
在這些事情安排推進的同時，趙立春以私人名義再次回了一趟漢東。
不是以官方身份，不通知地方，只說是來看望幾個老朋友，順便給某所大學捐了一批書，出席了一個小型的捐贈儀式。
儀式很簡短，沒有領導致辭，沒有媒體報導，只有學校方面的一位老院長，和他握了握手，說了幾句感謝的話。
然後就走了，都沒在漢東過夜。
但漢東官場裡知道他來了的人，不在少數。
他來了，低調地來，什麼都沒做，什麼話都沒說，但來了。
這本身，就是一種存在感的宣示。
告訴所有人：我還在，我沒走，我惦記著這片土地。
第二天，趙立春回來的消息就傳了出去。
沙瑞金聽完白景文的匯報，在那裡沉默了一會兒，說：「知道了。「
他沒有讓人去追查具體見了誰，說了什麼，這是沒有意義的——趙立春這種人，他來這裡的每一個動作，都是經過計算的，絕對沒有任何把柄可以抓，追查只會白費力氣，還可能被人說是在監視一位副級的老同志，反而落下話柄。
但那天傍晚，沙瑞金在辦公室里坐到很晚。
他把眼前的這些動作，一件一件地擺出來，擺在腦子裡，像是在擺一局棋——那篇外媒報導，參議院系統內部刊物上的那份提案，視察報告裡那條關於政策穩定性的意見，正在籌備中的漢東地方發展史，還有這次低調的返鄉。
每一件，都是在他的職權範圍之內，或者在他的正當影響力範圍之內，無可指摘，無從反駁。
但合在一起，它們構成了一張網，一張從不同方向拉緊的網，在這張網的每一個節點上，都有一個問題在等著沙瑞金——你來漢東，到底是來做什麼的？你的那些動作，是在治理，還是在清算？你對漢東，是有感情和責任的，還是只有任務的？
這些問題，沒有人公開問他，但它們飄在空氣里，飄在會議室里，飄在那些每次和他開會時表情端正、但眼神里藏著什麼的人的腦子裡。
沙瑞金把這些東西過了一遍，站在窗前，看著窗外。
順天那個方向，距離太遠，看不到，也感受不到。
但有一種東西，他感受到了。
那是一個在官場浸泡了幾十年的老人，用他的整個一生積累下來的經驗、人脈、資源和智慧，在進行一場他最擅長的戰鬥。
不是正面的戰鬥，是綿里藏針，是溫水煮蛙，是用看不見的手，在看不見的地方，一點一點地塑造輿論，一點一點地消耗他的政治信用，一點一點地讓所有人——包括上級——開始對他的判斷產生疑慮。
趙立春不需要贏，他只需要讓沙瑞金輸。
只需要讓這件事拖下去，讓時間變成沙瑞金的敵人。
而時間，確實正在成為沙瑞金的敵人。
他拿起桌上那部私人手機，翻了翻，沒有看到他想看到的那條消息——紀委那邊，還沒有新的進展。
他把手機放下，站起身，走到窗邊。
窗外，順天方向的天際線，在夜色里是平的，黑的，什麼都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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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之後，那份參議院視察報告提出的「需要關注的問題「，需要省政府在規定時限內給出正式書面回應。
這件事落在了祁同偉的桌上。
祁同偉看了一眼，就對廖清源說道：
「先送給沙書記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