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七十五章 山門燒討
白河上皇曾經幽怨地說過，讓他這輩子最頭疼的三件事分別是——賀茂川水、雙陸之賽和山門法師。
而山門法師，說的正是比叡山延曆寺的僧兵們。
天台宗是由桓武天皇最為信賴的僧人最澄上人開創。
神護景雲元年（767年），最澄誕生於近江國滋賀郡。其父三津首百枝，幼名廣野。
三津首一族系登萬貴王系統，乃天朝東漢末代皇帝孝獻帝的後代，於應神天皇在位時期進入扶桑，並定居於近江滋賀郡，從此使用三津首的苗字。
近江一帶稱漢獻帝子孫的人很多，但實際上只有滋賀郡中有著漢獻帝苗裔，其餘大都由傳承關係結成的同族。
但最澄上人在完成受戒之後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惘痛苦之中，他遍讀經書佛卷，苦索菩提佛心，為佛陀捨身求法的慈悲所感動，也為鑑真東渡弘法的毅力所動容。
可回到現實，最澄卻清楚地看到「南都六宗」雖然在表面上盛極一時，但佛教的主要受眾集中在公卿貴族層面。僧侶們樂衷於遊走在權貴皇室之間，卻對那些最廣大的、生活在困苦中的底層民眾不聞不問，這無疑是對「佛渡萬物」之本心的一種褻瀆。
想到這裡，最澄的心被深深刺痛了，於是他毅然出走，孤身一人來到傳說中的聖潔之地——比叡山，結草庵苦修，以求頓悟。
青年時代的最澄曾因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而極度痛苦和迷惘，他這一時期的作品《本願》很好的反映了其當時心境，開頭便是:「悠悠三界，純苦無安也；擾擾四生，唯患不樂也」，滿含住的苦悶哀之意，除了愁苦外，文中亦流露出了強烈的自我批判意識——「上違於諸佛，中背於皇法，下闕於孝禮」，所幸在愁苦與反省之後，這個年青人鬥志未失，他筆鋒一轉，寫下了誓言的自我要求——「我自未得六根相似位，以還不出假」，通俗說便是，「只要我還沒有達到六根清淨的境界，我便絕不下山入世！」
最後，最澄在文末亦寫下了他的人生志向——「淨佛國土，成就眾生」。
在之後的十二年裡，最澄以「古寺草庵」為廬，以「青燈佛卷」為友，不曾離開比叡山一步。
這期間，天台宗一脈的經書教義和《法華經》對最澄影響甚大，據說他數度讀之落淚，進而對天台宗和《法華經》的思想體系進行了刻苦而深入的研究，或許從那時起，他便無比篤定這兩者便是淨佛國土，成就眾生」的唯一寶器。
而與此同時，最澄堅毅的修行事跡逐漸流傳開來，他的名字最澄也為更多人所知，甚至連扶桑當時的統治者桓武天皇都對此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延曆十七年（798年），桓武天皇召徵召最澄為朝廷內道場之內供奉，學有所成的最澄也覺得是時候「為國家效力，為生民立命」了，便欣然出山。
桓武天皇與最澄頗有相見恨晚的意味，一直銳意改革的桓武天皇屢屢受制於保守跋扈的南都六宗，因而非常願意支持最澄在佛教界掀起一股新風潮來與南都六宗對抗。並且，最澄「守護國家，利樂眾生」的主張讓桓武天皇讚賞最澄「守護國家，利樂眾生」不已，他覺得這個年青人身上那個赤誠的愛國護民之心非常難能可貴。
就這樣，桓武天皇成為了最澄的堅強後盾。
延曆二十三年（804年）四月，桓武天皇把珍貴的譴唐使名額留給最澄，最澄得以在唐土天台山上先後師從禪林寺僧修然，得授牛頭禪；從國清寺僧惟象，得傳大佛頂大契曼荼羅行事。
在一年時間裡，最澄爭分奪秒夜以繼日，主修天台宗，輔修密宗，佛學造詣愈發精進。
延曆二十四年（805年），學成回國的最澄，在桓武天皇的支持下以天朝天台宗和《法華經》為基礎開宗立派——即扶桑之天台宗。
最澄修行的故地比叡山雄踞在新都城平安京的東北側，風水大師告訴桓武天皇此處乃是新都城的鬼門，應派一名法力高強的禪師坐鎮於此，令魑魅魍魎無法騷擾皇都。桓武天皇遂將比叡山賜給了最澄，也將「鎮護國都」重任交給了他。最澄得以名正言順地經營管理比叡山，並開始建造被稱為延曆寺的龐大寺廟群。史載「（最澄）翌年歸國，奉勒建大伽藍，乃開天台法華宗」。
並且，從此之後的延曆寺以「鎮國道場」自居，每一任延曆寺住持都自帶「鎮國禪師」光環而被世人尊稱為「天台宗座主」。風頭已經完全蓋過了舊派的南都六宗。
正值盛年的最澄一時間成為當時扶桑最炙手可熱的宗教領袖，甚至說其是桓武天皇時期的「國師」也不為過，但他沒有忘記當年自己在草庵立下的誓言，他按照自己「淨佛國土，成就眾生」的本願努力構建著自己天台宗的體系。
首先是在佛性上，他針對當時法相宗方面提倡的「三乘論」展開了一系列論戰，在三乘論的觀點裡，每個人悟性是不同的，只有極少數有天賦之人才可以得道成佛，這就好像《星球大戰》里只有少部分「原力敏感者」才有機會成為絕地武士一樣，如果說是否對原力敏感還是隨機的，那「三乘論」中所謂的天賦則更多與一個人的出身門第掛鉤。（據說三乘論起源於印度，因此這種傾向很可能是受印度種姓制度的影響。），最澄則主張「一乘佛教」，認為萬物皆有佛性，都可以通過後天努力最終得到成佛。這場論戰在扶桑佛教歷史上一個重要事件，最終最澄的一乘觀點大獲全勝，「一乘主義」自此成為扶桑佛教的主流延續至今。
除了「佛性」之爭外，最澄還大大簡化了南都六宗繁雜的戒律和儀式，比如在南都六宗的戒條中，一個新成員的受戒儀式需要有三師七證總共十名德高望重的僧侶在場才能舉行，而最澄給天台宗立的戒規里，最少一個見證人便可以舉行受戒儀式，特殊情況實在找不到人的話可以用佛像作為見證人。
最澄還進一步提出了「其戒廣大，真俗一貫」的理論，簡單來說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出家人和俗世人的界限，最澄甚至主張天台宗的僧侶可以同時擁有出家人和原有俗人的兩重身份。
總而言之，最澄主張類似於「因信稱義」，重視你的本心而弱化了教條框框的各種具體規定。為此最澄向朝廷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申請，後者決定給這位「鎮國大禪師」一個面子，儘管遭到了南都六宗的極力反對，還是在最澄去世的七天之後同意在延曆寺設立他們自己的所謂「大乘戒壇」。
儘管最澄通過降低門檻的方式將天台宗教義傳播到更廣大的人群中去，但他為了保證天台宗僧侶的素質水平，對於修行的要求卻是非常嚴格的，他要求天台宗的弟子在完成受戒之後，在比叡山閉關十二年修習天台宗和密宗學問，期間不得踏出山門一步，這其實是非常嚴格的，據說在當時曾經勸退了許多本欲皈依天台宗的年輕人。
外松內緊確實是一個很好構想，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此後延曆寺在義真、圓澄、圓仁等優秀座主的帶領下進一步發展壯大，成為京畿地區名副其實的第一宗。但與此同時，隨著勢力的不斷增強，延曆寺干涉世俗的傾向越來越強烈，處理問題的手段也變得愈發暴力。
自良源座主起，比叡山延曆寺憑藉著充足的領地收入和強大的群眾號召力建立了常備的僧兵武裝，一開始是為了保護延曆寺的佛堂和領地，但這支力量很快就變得異常狂暴，在「人人書庫」APP上可閱讀《風起刈羽》無GG的最新更新章節，超一百萬書籍全部免費閱讀。即可訪問APP官網一旦他們和其他宗派起了爭執，以前也就是大家開場法會論戰一下，現在則是一言不合就開打，幾千名全副武裝的僧兵裹挾著數萬不明真相的信徒氣勢洶洶的殺到你家門口，二話不說要把你家整個兒給揚了。
例如寬正六年（1465年），一支延曆寺方面的僧兵部隊突襲了本願寺在京都的總部——大谷堂，並將其付之一炬；天文五年（1536年），比叡山僧兵再次攻入京狂暴地襲擊日蓮宗，並將它旗下的二十一座寺廟被夷為平地，使得整個京都幾乎都淪為了戰場，甚至造成了大量無辜平民的傷亡。
對於昔日的鐵桿盟友——京都朝廷，延曆寺也是毫不客氣，只要哪一個政策法令稍微讓他們不如意，馬上就派僧兵再次裹挾著大量不明真相的信徒並抬著寺院裡的代表神性的標誌物神木或神輿，入京遊行示威，名為上諫，實際上就是赤裸裸的威脅，而朝廷和將軍一般都選擇妥協退讓。不是因為不要面子，而是因為在下坡高速路飆車的朝廷和將軍可能真不一定打得過比叡山延曆寺。
到這個時候，比叡山延曆寺似乎早已背棄了「守護國家，利樂眾生」的教誨。為了本寺的利益，而且更多時候甚至無關教義佛法之爭，純粹只是領地經濟糾紛，他們便肆意大動干戈不惜生靈塗炭。
非常諷刺的是，昔日被寄予厚望的「護國道場」恰恰成為了影響京都治安的最大隱患。
到戰國時期，京畿的朝廷和幕府將軍徹底衰敗了淪為吉祥物了。
簡而言之，「天皇和將軍能有幾個師？」
反觀比叡山延曆寺，隨隨便便就能出動數千規模的僧兵。
於是，比叡山延曆寺的高僧們徹底放飛自我，他們把開山宗師最澄簡化戒律理解為沒有戒律，當年最澄即便大刀闊斧地刪減戒律卻仍然把「殺、盜、淫、妄語、售酒」等列為十重戒，而將「飲酒戒、食肉戒」等列為輕戒。
而徹底放飛後的比叡山延曆寺僧侶們幾乎無一不犯，他們早已懈怠了在比叡山研究佛學的本職工作，上街砍人似乎才是他們的主業，他們也早就把最澄定下的「在比叡山修行十二年」的規矩拋諸九霄雲外，乾脆直接搬到了山下和城下町的居民一起生活，飲酒、賭博、娶妻、甚至嫖娼一樣都不落下。
如此行徑，島國惡僧之名或許實至名歸。
畢竟比叡山延曆寺位於京都東北方不遠處，三好家調兵遣將的動向早就被延曆寺高層所知。
延曆寺山門大眾可不會坐以待斃，在延曆寺高層的號召下，五千餘眾，不分老少，皆手持利刃，掘壕溝、布盾垣、設鹿寨，切斷了西近江街道、若狹街道兩處要道，並嚴陣以待。
只是，延曆寺高層顯然低估了來犯的三好軍。
三好長慶為了消除比叡山延曆寺這個肘腋之患，以小笠原成助（小笠原卜閒）為大將，大西元武（大西覺養）為副將，海部友光（海部宗壽）為軍監，節制細川氏政、細川賴弘、小泉秀清、松山重治、鳥養貞長、野間長久、齋藤基速、金山春實、湯淺宗貞、由佐長盛、麻植持光、東條關兵衛、長尾大隅守、財田和泉守、三野菊右衛門等讃岐、阿波、攝津、山城、丹波諸將，以兩萬五千餘軍勢分成兩路，蜂擁沿著西近江街道、若狹街道兩條交通要道攻入比叡山延曆寺寺領。
由於先前比叡山延曆寺高層為了將顯證寺寺領盡數搶占，直接派遣僧兵封鎖了三石岳、八王子山、大正寺川等地，並拒絕北陸道上杉軍進入。
當時，柿崎景家、齋藤朝信、鯰川清長、竹俁慶綱、山崎吉家、小國重賴、上野家成、大關親信等北陸道上杉軍諸將出於全局考慮，並沒有與比叡山延曆寺的僧兵發生衝突，反而是約束麾下軍勢退至雄琴川南岸進行休整。
如此一來，比叡山延曆寺的所作所為反而讓自己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
就算比叡山延曆寺有著地利之便，但終究在兵力、裝備、士氣等各個方面上不敵三好軍。
要知道，此次被三好長慶派來攻打比叡山延曆寺之兵，大都之前沒從京都濫妨狼藉之中撈到油水。
前來攻打比叡山延曆寺的三好軍諸將皆深知比叡山延曆寺富可敵國，加上攻滅顯證寺後，還將顯證寺所珍藏的寺寶、錢糧皆據為己有，說他們不為所動是不可能的。
不然，阿波、讃岐諸將為何要不辭辛勞的渡海進入近畿參戰？還不是為了能在戰事中進行亂取、濫妨狼藉，好緩解自身的財政狀況，以及掠奪更多的財富。
從卯時天剛剛放亮鳴鏑開戰，還不到半天的功夫，八瀨口、地獄谷、杉谷等地先後被如同潮水一般的三好軍攻入。直至垂暮，西近江街道、若狹街道南部的控制權也被三好軍奪取。
只見三好軍在鐵炮、長弓的掩護下到處追殺，箭矢、彈丸如同雨下，防守的僧眾是死傷無數。
在散落的眾徒中，作為比叡山延曆寺分寺住持之一的錦識寺勝慧卻並沒有因此而退縮。他無論使刀劍、拉弓矢，其力之強，在比叡山延曆寺僧俗之中是無人能出其右者。
錦識寺勝慧身圍淺綠色護腹，上披黑色絲綴大鎧，頭裹白巾，左右兩手各持黑漆太刀與茅葉狀白柄薙刀，率麾下僧兵一百餘人繼續堅守在青良穀穀口。
青良穀穀口是通往比叡山山頂的必經之路，為了能夠讓天台座主代覺恕法親王逃出生天，錦識寺勝慧義無反顧的主動擔任殿軍，與大量襲來的三好軍展開混戰。
正所謂雙拳難敵四手，惡虎還怕群狼。
就算錦識寺勝慧再英勇奮戰、捨生忘死，但在面對三好軍的鐵炮、弓矢面前完全和活靶子沒有任何區別。
小笠原成助可不打算繼續在青良穀穀口浪費時間，他還盤算著將覺恕法親王生擒或討取，好藉機躋身於三好家的決策層中。
隨後，小笠原成助便調來了鐵炮隊，直接不分敵我的朝著錦識寺勝慧進行集火射擊。
在一陣硝煙過後，錦識寺勝慧含恨倒下，通往比叡山山頂的青良穀穀口山路上再也沒有人能阻擋三好軍的前進了。
得益於錦識寺勝慧的拼死奮戰，覺恕法親王在十餘名僧兵的護衛下得以一路北上至雄琴川南岸的北陸道上杉軍本陣之中，成功逃出生天。
不過，絕大部分的比叡山延曆寺山門眾徒就沒有覺恕法親王那樣幸運了。
進入夜間，三好軍總大將小笠原成助生怕比叡山延曆寺的山門眾徒躲在暗處藏匿，以及對己方軍勢進行襲擾，便站在比叡山山頂的根本中堂門前，下令放火。
山間寒氣凜凜，雖然火源只有一處，但風勢劇烈，火苗東躥西飛，許多伽藍都受到波及而燒毀。
山門眾徒之中知恥惜名者，不是戰死比叡山，便是喪身坂本町。還能走路的都向若狹方向逃去，不能走路的老僧，還有一心向佛的修學僧，以及年幼的男孩女童，都躲入大佛殿二樓，或逃到山林之中躲避。
大佛殿上擠滿了數百人，為了防止三好軍登上，竟將樓梯拆掉了，但猛火卻直燒過來。人們死前的驚叫慘不忍聞，恐怕不下於焦熱、大焦熱、無間阿鼻火焰下受刑鬼的哀號。
重重寶殿，處處寺社，紅紅的星飛迸散，騰騰的焰接林梢，烘烘的火閉山門。驚七魄，唬三魂，盡都是赤嶺煙嵐，望不見水館山村。
而山門法師，說的正是比叡山延曆寺的僧兵們。
天台宗是由桓武天皇最為信賴的僧人最澄上人開創。
神護景雲元年（767年），最澄誕生於近江國滋賀郡。其父三津首百枝，幼名廣野。
三津首一族系登萬貴王系統，乃天朝東漢末代皇帝孝獻帝的後代，於應神天皇在位時期進入扶桑，並定居於近江滋賀郡，從此使用三津首的苗字。
近江一帶稱漢獻帝子孫的人很多，但實際上只有滋賀郡中有著漢獻帝苗裔，其餘大都由傳承關係結成的同族。
但最澄上人在完成受戒之後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惘痛苦之中，他遍讀經書佛卷，苦索菩提佛心，為佛陀捨身求法的慈悲所感動，也為鑑真東渡弘法的毅力所動容。
可回到現實，最澄卻清楚地看到「南都六宗」雖然在表面上盛極一時，但佛教的主要受眾集中在公卿貴族層面。僧侶們樂衷於遊走在權貴皇室之間，卻對那些最廣大的、生活在困苦中的底層民眾不聞不問，這無疑是對「佛渡萬物」之本心的一種褻瀆。
想到這裡，最澄的心被深深刺痛了，於是他毅然出走，孤身一人來到傳說中的聖潔之地——比叡山，結草庵苦修，以求頓悟。
青年時代的最澄曾因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而極度痛苦和迷惘，他這一時期的作品《本願》很好的反映了其當時心境，開頭便是:「悠悠三界，純苦無安也；擾擾四生，唯患不樂也」，滿含住的苦悶哀之意，除了愁苦外，文中亦流露出了強烈的自我批判意識——「上違於諸佛，中背於皇法，下闕於孝禮」，所幸在愁苦與反省之後，這個年青人鬥志未失，他筆鋒一轉，寫下了誓言的自我要求——「我自未得六根相似位，以還不出假」，通俗說便是，「只要我還沒有達到六根清淨的境界，我便絕不下山入世！」
最後，最澄在文末亦寫下了他的人生志向——「淨佛國土，成就眾生」。
在之後的十二年裡，最澄以「古寺草庵」為廬，以「青燈佛卷」為友，不曾離開比叡山一步。
這期間，天台宗一脈的經書教義和《法華經》對最澄影響甚大，據說他數度讀之落淚，進而對天台宗和《法華經》的思想體系進行了刻苦而深入的研究，或許從那時起，他便無比篤定這兩者便是淨佛國土，成就眾生」的唯一寶器。
而與此同時，最澄堅毅的修行事跡逐漸流傳開來，他的名字最澄也為更多人所知，甚至連扶桑當時的統治者桓武天皇都對此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延曆十七年（798年），桓武天皇召徵召最澄為朝廷內道場之內供奉，學有所成的最澄也覺得是時候「為國家效力，為生民立命」了，便欣然出山。
桓武天皇與最澄頗有相見恨晚的意味，一直銳意改革的桓武天皇屢屢受制於保守跋扈的南都六宗，因而非常願意支持最澄在佛教界掀起一股新風潮來與南都六宗對抗。並且，最澄「守護國家，利樂眾生」的主張讓桓武天皇讚賞最澄「守護國家，利樂眾生」不已，他覺得這個年青人身上那個赤誠的愛國護民之心非常難能可貴。
就這樣，桓武天皇成為了最澄的堅強後盾。
延曆二十三年（804年）四月，桓武天皇把珍貴的譴唐使名額留給最澄，最澄得以在唐土天台山上先後師從禪林寺僧修然，得授牛頭禪；從國清寺僧惟象，得傳大佛頂大契曼荼羅行事。
在一年時間裡，最澄爭分奪秒夜以繼日，主修天台宗，輔修密宗，佛學造詣愈發精進。
延曆二十四年（805年），學成回國的最澄，在桓武天皇的支持下以天朝天台宗和《法華經》為基礎開宗立派——即扶桑之天台宗。
最澄修行的故地比叡山雄踞在新都城平安京的東北側，風水大師告訴桓武天皇此處乃是新都城的鬼門，應派一名法力高強的禪師坐鎮於此，令魑魅魍魎無法騷擾皇都。桓武天皇遂將比叡山賜給了最澄，也將「鎮護國都」重任交給了他。最澄得以名正言順地經營管理比叡山，並開始建造被稱為延曆寺的龐大寺廟群。史載「（最澄）翌年歸國，奉勒建大伽藍，乃開天台法華宗」。
並且，從此之後的延曆寺以「鎮國道場」自居，每一任延曆寺住持都自帶「鎮國禪師」光環而被世人尊稱為「天台宗座主」。風頭已經完全蓋過了舊派的南都六宗。
正值盛年的最澄一時間成為當時扶桑最炙手可熱的宗教領袖，甚至說其是桓武天皇時期的「國師」也不為過，但他沒有忘記當年自己在草庵立下的誓言，他按照自己「淨佛國土，成就眾生」的本願努力構建著自己天台宗的體系。
首先是在佛性上，他針對當時法相宗方面提倡的「三乘論」展開了一系列論戰，在三乘論的觀點裡，每個人悟性是不同的，只有極少數有天賦之人才可以得道成佛，這就好像《星球大戰》里只有少部分「原力敏感者」才有機會成為絕地武士一樣，如果說是否對原力敏感還是隨機的，那「三乘論」中所謂的天賦則更多與一個人的出身門第掛鉤。（據說三乘論起源於印度，因此這種傾向很可能是受印度種姓制度的影響。），最澄則主張「一乘佛教」，認為萬物皆有佛性，都可以通過後天努力最終得到成佛。這場論戰在扶桑佛教歷史上一個重要事件，最終最澄的一乘觀點大獲全勝，「一乘主義」自此成為扶桑佛教的主流延續至今。
除了「佛性」之爭外，最澄還大大簡化了南都六宗繁雜的戒律和儀式，比如在南都六宗的戒條中，一個新成員的受戒儀式需要有三師七證總共十名德高望重的僧侶在場才能舉行，而最澄給天台宗立的戒規里，最少一個見證人便可以舉行受戒儀式，特殊情況實在找不到人的話可以用佛像作為見證人。
最澄還進一步提出了「其戒廣大，真俗一貫」的理論，簡單來說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出家人和俗世人的界限，最澄甚至主張天台宗的僧侶可以同時擁有出家人和原有俗人的兩重身份。
總而言之，最澄主張類似於「因信稱義」，重視你的本心而弱化了教條框框的各種具體規定。為此最澄向朝廷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申請，後者決定給這位「鎮國大禪師」一個面子，儘管遭到了南都六宗的極力反對，還是在最澄去世的七天之後同意在延曆寺設立他們自己的所謂「大乘戒壇」。
儘管最澄通過降低門檻的方式將天台宗教義傳播到更廣大的人群中去，但他為了保證天台宗僧侶的素質水平，對於修行的要求卻是非常嚴格的，他要求天台宗的弟子在完成受戒之後，在比叡山閉關十二年修習天台宗和密宗學問，期間不得踏出山門一步，這其實是非常嚴格的，據說在當時曾經勸退了許多本欲皈依天台宗的年輕人。
外松內緊確實是一個很好構想，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此後延曆寺在義真、圓澄、圓仁等優秀座主的帶領下進一步發展壯大，成為京畿地區名副其實的第一宗。但與此同時，隨著勢力的不斷增強，延曆寺干涉世俗的傾向越來越強烈，處理問題的手段也變得愈發暴力。
自良源座主起，比叡山延曆寺憑藉著充足的領地收入和強大的群眾號召力建立了常備的僧兵武裝，一開始是為了保護延曆寺的佛堂和領地，但這支力量很快就變得異常狂暴，在「人人書庫」APP上可閱讀《風起刈羽》無GG的最新更新章節，超一百萬書籍全部免費閱讀。即可訪問APP官網一旦他們和其他宗派起了爭執，以前也就是大家開場法會論戰一下，現在則是一言不合就開打，幾千名全副武裝的僧兵裹挾著數萬不明真相的信徒氣勢洶洶的殺到你家門口，二話不說要把你家整個兒給揚了。
例如寬正六年（1465年），一支延曆寺方面的僧兵部隊突襲了本願寺在京都的總部——大谷堂，並將其付之一炬；天文五年（1536年），比叡山僧兵再次攻入京狂暴地襲擊日蓮宗，並將它旗下的二十一座寺廟被夷為平地，使得整個京都幾乎都淪為了戰場，甚至造成了大量無辜平民的傷亡。
對於昔日的鐵桿盟友——京都朝廷，延曆寺也是毫不客氣，只要哪一個政策法令稍微讓他們不如意，馬上就派僧兵再次裹挾著大量不明真相的信徒並抬著寺院裡的代表神性的標誌物神木或神輿，入京遊行示威，名為上諫，實際上就是赤裸裸的威脅，而朝廷和將軍一般都選擇妥協退讓。不是因為不要面子，而是因為在下坡高速路飆車的朝廷和將軍可能真不一定打得過比叡山延曆寺。
到這個時候，比叡山延曆寺似乎早已背棄了「守護國家，利樂眾生」的教誨。為了本寺的利益，而且更多時候甚至無關教義佛法之爭，純粹只是領地經濟糾紛，他們便肆意大動干戈不惜生靈塗炭。
非常諷刺的是，昔日被寄予厚望的「護國道場」恰恰成為了影響京都治安的最大隱患。
到戰國時期，京畿的朝廷和幕府將軍徹底衰敗了淪為吉祥物了。
簡而言之，「天皇和將軍能有幾個師？」
反觀比叡山延曆寺，隨隨便便就能出動數千規模的僧兵。
於是，比叡山延曆寺的高僧們徹底放飛自我，他們把開山宗師最澄簡化戒律理解為沒有戒律，當年最澄即便大刀闊斧地刪減戒律卻仍然把「殺、盜、淫、妄語、售酒」等列為十重戒，而將「飲酒戒、食肉戒」等列為輕戒。
而徹底放飛後的比叡山延曆寺僧侶們幾乎無一不犯，他們早已懈怠了在比叡山研究佛學的本職工作，上街砍人似乎才是他們的主業，他們也早就把最澄定下的「在比叡山修行十二年」的規矩拋諸九霄雲外，乾脆直接搬到了山下和城下町的居民一起生活，飲酒、賭博、娶妻、甚至嫖娼一樣都不落下。
如此行徑，島國惡僧之名或許實至名歸。
畢竟比叡山延曆寺位於京都東北方不遠處，三好家調兵遣將的動向早就被延曆寺高層所知。
延曆寺山門大眾可不會坐以待斃，在延曆寺高層的號召下，五千餘眾，不分老少，皆手持利刃，掘壕溝、布盾垣、設鹿寨，切斷了西近江街道、若狹街道兩處要道，並嚴陣以待。
只是，延曆寺高層顯然低估了來犯的三好軍。
三好長慶為了消除比叡山延曆寺這個肘腋之患，以小笠原成助（小笠原卜閒）為大將，大西元武（大西覺養）為副將，海部友光（海部宗壽）為軍監，節制細川氏政、細川賴弘、小泉秀清、松山重治、鳥養貞長、野間長久、齋藤基速、金山春實、湯淺宗貞、由佐長盛、麻植持光、東條關兵衛、長尾大隅守、財田和泉守、三野菊右衛門等讃岐、阿波、攝津、山城、丹波諸將，以兩萬五千餘軍勢分成兩路，蜂擁沿著西近江街道、若狹街道兩條交通要道攻入比叡山延曆寺寺領。
由於先前比叡山延曆寺高層為了將顯證寺寺領盡數搶占，直接派遣僧兵封鎖了三石岳、八王子山、大正寺川等地，並拒絕北陸道上杉軍進入。
當時，柿崎景家、齋藤朝信、鯰川清長、竹俁慶綱、山崎吉家、小國重賴、上野家成、大關親信等北陸道上杉軍諸將出於全局考慮，並沒有與比叡山延曆寺的僧兵發生衝突，反而是約束麾下軍勢退至雄琴川南岸進行休整。
如此一來，比叡山延曆寺的所作所為反而讓自己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
就算比叡山延曆寺有著地利之便，但終究在兵力、裝備、士氣等各個方面上不敵三好軍。
要知道，此次被三好長慶派來攻打比叡山延曆寺之兵，大都之前沒從京都濫妨狼藉之中撈到油水。
前來攻打比叡山延曆寺的三好軍諸將皆深知比叡山延曆寺富可敵國，加上攻滅顯證寺後，還將顯證寺所珍藏的寺寶、錢糧皆據為己有，說他們不為所動是不可能的。
不然，阿波、讃岐諸將為何要不辭辛勞的渡海進入近畿參戰？還不是為了能在戰事中進行亂取、濫妨狼藉，好緩解自身的財政狀況，以及掠奪更多的財富。
從卯時天剛剛放亮鳴鏑開戰，還不到半天的功夫，八瀨口、地獄谷、杉谷等地先後被如同潮水一般的三好軍攻入。直至垂暮，西近江街道、若狹街道南部的控制權也被三好軍奪取。
只見三好軍在鐵炮、長弓的掩護下到處追殺，箭矢、彈丸如同雨下，防守的僧眾是死傷無數。
在散落的眾徒中，作為比叡山延曆寺分寺住持之一的錦識寺勝慧卻並沒有因此而退縮。他無論使刀劍、拉弓矢，其力之強，在比叡山延曆寺僧俗之中是無人能出其右者。
錦識寺勝慧身圍淺綠色護腹，上披黑色絲綴大鎧，頭裹白巾，左右兩手各持黑漆太刀與茅葉狀白柄薙刀，率麾下僧兵一百餘人繼續堅守在青良穀穀口。
青良穀穀口是通往比叡山山頂的必經之路，為了能夠讓天台座主代覺恕法親王逃出生天，錦識寺勝慧義無反顧的主動擔任殿軍，與大量襲來的三好軍展開混戰。
正所謂雙拳難敵四手，惡虎還怕群狼。
就算錦識寺勝慧再英勇奮戰、捨生忘死，但在面對三好軍的鐵炮、弓矢面前完全和活靶子沒有任何區別。
小笠原成助可不打算繼續在青良穀穀口浪費時間，他還盤算著將覺恕法親王生擒或討取，好藉機躋身於三好家的決策層中。
隨後，小笠原成助便調來了鐵炮隊，直接不分敵我的朝著錦識寺勝慧進行集火射擊。
在一陣硝煙過後，錦識寺勝慧含恨倒下，通往比叡山山頂的青良穀穀口山路上再也沒有人能阻擋三好軍的前進了。
得益於錦識寺勝慧的拼死奮戰，覺恕法親王在十餘名僧兵的護衛下得以一路北上至雄琴川南岸的北陸道上杉軍本陣之中，成功逃出生天。
不過，絕大部分的比叡山延曆寺山門眾徒就沒有覺恕法親王那樣幸運了。
進入夜間，三好軍總大將小笠原成助生怕比叡山延曆寺的山門眾徒躲在暗處藏匿，以及對己方軍勢進行襲擾，便站在比叡山山頂的根本中堂門前，下令放火。
山間寒氣凜凜，雖然火源只有一處，但風勢劇烈，火苗東躥西飛，許多伽藍都受到波及而燒毀。
山門眾徒之中知恥惜名者，不是戰死比叡山，便是喪身坂本町。還能走路的都向若狹方向逃去，不能走路的老僧，還有一心向佛的修學僧，以及年幼的男孩女童，都躲入大佛殿二樓，或逃到山林之中躲避。
大佛殿上擠滿了數百人，為了防止三好軍登上，竟將樓梯拆掉了，但猛火卻直燒過來。人們死前的驚叫慘不忍聞，恐怕不下於焦熱、大焦熱、無間阿鼻火焰下受刑鬼的哀號。
重重寶殿，處處寺社，紅紅的星飛迸散，騰騰的焰接林梢，烘烘的火閉山門。驚七魄，唬三魂，盡都是赤嶺煙嵐，望不見水館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