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憐兒自己已經墮落了，但他的義兄信夏是值得一幅《清明上河圖》的。
松江是繁華江南的一顆明珠，文人聚會宴飲，市肆通衢，水運發達。所以為著名的出神童之地。
明末江南士子常挾妓出遊，空談國是。那時雖大明形勢已危如累卵，但在繁華的水鄉，經常舉行盛大的欣賞崑曲的雅集，幾千條船停在水中，水亭上清音裊裊，船上文人墨客拍曲清談……這是蘇杭上河圖，也有松江上河圖。這種風流繁華是沿襲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
天崩地坼後，信夏的父親夏允彝投水自盡時，信夏把父親文忠公悄悄埋葬在曹溪東北二里的盪灣。這裡離祖父夏時正的墓不遠。泖水邊有個澄鑒寺。信夏在《大哀賦》中所嘆「風塵蕭索兮十二樓，風雨淒迷兮四百寺。」裡面就有個澄鑒寺，憐兒後來給母上香之所。
少年英雄信夏當然是令人心折的。作為那個天翻地覆大動盪年代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他的一生自是跌宕，卻也何等純直：松江清流領袖夏允彝獨子，一個江南花柳繁華地獨領風騷的神童。鼎革後夏允彝殉國，信夏的功名夢自然也破碎了，卻終以十七歲的犧牲成就了報國之心，無論在當時還是日後，他都是一顆令世人衷心景仰的星辰，照亮著歷史前進的道路。而對另一位著名的松江抗清英雄，同樣死難於丁亥年的文壇領袖、明朝進士陳子龍，他在天翻地覆後的心理遭遇與人生格局，遠遠複雜過信夏，也複雜過夏允彝。
信夏在生命最後時刻憑弔老師陳子龍的《細林野哭》時的姿態——勿以哀矜而自喜。
生平慷慨追賢豪，垂頭屏氣淒蓬蒿。固知殺身良不易，報韓復楚心徒勞。百年奄忽竟同盡，可憐七尺如鴻毛。嗚呼七歌歌不息，青天為我無顏色！
這首作於弘光朝覆滅後的七律，從頭至尾，每個字都溢出強烈的沉鬱和悲涼。它抒發的正是子龍心底沸如釜湯的「贖罪欲望」。讀罷，你難道不會產生深深的憐惜嗎？
陳子龍（1608—1647），字大樽，號臥子，上海松江人氏。崇禎十年進士，官拜給事中——在明末黨社運動中，他是一個絕對繞不過去的人物，舉足輕重的清流眉目。
他們東林黨人操縱著輿論陣地，發表政論，組織文社，左右著清流的政治主張，對當時的朝局有很大的影響。」陳子龍與同鄉、摯友夏允彝就是這樣的儒林重望。二人在松江共組幾社，幾社成為復社最重要的分支。
在時人的評價體系中，夏允彝是知名的好好先生，溫煦夫子。「外若煦煦，而持身甚嚴」。詩風之所以不能勁健，也不能藻麗，跟他的為人是很有關係的……勁健的人，往往很嚴厲，傲視世人。而允彝先生則一溫溫煦煦夫子也……允彝真正具有一種文學集團領袖的品質，善於團結人，多發現別人的長處，不在背後妄為月旦，以免挑起不必要的人事糾葛。夏允以集團領袖的文化氣質為出發點歸納，是可以劃入「古直謹嚴」的明末士人大類型里的。
反之，鼎革前的陳子龍就很「勁健」：首先是年輕——比夏允彝小了整整十二歲；「好奇負氣」、「邁越豪上」，甚至還為文辭上的小糾葛打過別人耳刮子。任何社團的領導階層都是既需要唱白臉，也需要唱紅臉的，作為江南最富麗之地的松江和復社最重要分支幾社的兩位領導人，夏、陳之間的合作關係對組織的發展是良性的驅動而非消極的掣肘。這就很了不起。二人的友情，從夏允彝對陳子龍從不吝惜的讚揚里就可見一斑：「其學自經史百家，言無不窺；其才自騷賦詩歌、古文辭以下，迨博士業，無不精造而橫出。天下之士亦不得不震而尊之。」。頗似唐代杜甫對李白的一片真情欣賞與強烈推崇。
「舊都冠蓋例無事，朝與花朝暮酒暮」——一切都如花似錦。然而，陳子龍生活的時代已到文恬武嬉的末造之世，末世從來流染畸形的繁華。雖總以為前面必還留有大把時間，且文化人的境遇終不會太糟，可直覺已令歡喜熱鬧帶上了宿命的悲涼。作為登高一呼萬眾回應的復社主將，陳雖深具詩人別樣的敏感，卻終難料到天崩地坼真會在自己這一代臨頭。正所謂「早知國將亡，不謂身真遇」也。
故當公元1644年甲申之變驟起之際，陳也同其他士人無二，經歷過天翻地覆日月無光的大驚大痛。但他自有極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又迅即覺醒，意圖在南明弘光一局取得作為。他文思敏捷，速向弘光帝上書三十餘章，力陳除弊改革及反清復明大義，卻屢遭阮、馬排擠，一腔報國之志頓遭消磨。他憤然道：「予私念時事必不可為」、「海內無智愚，皆知顛覆不遠矣」。
果然，到乙酉五月，清兵就南下了。金陵傾覆，各地起義雲涌。在一些繁華的江南城市，士紳們抗清的熱情特別高，「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便都發生於這個血染的年份。之後，一個龐大的遺民社會便於江南逐漸形成了規模。而就在松江陷落之際，陳子龍因祖母年事已高需人贍養逃亡在外；一年後，祖母去世，他才從避難地悄然回到淪陷的故鄉。此時諸位知交都已如疾風般先後自殺殉國，令他悲痛地發出「平昔交遊幾盡矣」的泣血之嘆。
譬如他最忠實的戰友夏允彝，就死得如此斬截：自沉。且水只及胸，竟是把頭埋進水裡硬生生嗆死的。另一名士祁彪佳亦如是。而同為崇禎朝進士的陸鯤庭，在清兵入浙江後就決心一死。無奈家人對他看管很嚴。一日，他趁妻子偶然離開時插上房門上吊自殺，家人發覺後破牆而入救活了他。他卻痛苦萬分，質問家人：「奈何苦我！」最終還是自殺身死。——「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取義成仁是春秋以還的士人傳統，在明末江南，這種現象達到了絢爛的極致。
「食君之祿，死君之事」。在甲申年崇禎帝死社稷後，大江南北遵王命赴死者即層出不窮。如若夫人也能跟著死，乃至舉室成仁，情勢就更加壯烈。其間氣質「勁健」者固不乏人，但更多的似乎還是這一脈平日溫和煦煦但持身甚嚴，內里強直的典型士人群體。這是對自己要求極端認真的一類人。是把人生與道統，與文化聯繫得極緊密甚至本就嚴肅地融為了一體的一類人。
在無比的震動、痛惜乃至恐怖中，恐怕陳子龍瞬間就會意識到，自己不但已非復一呼百應的清流眉目，還須轉過身去，獨自面對一個眾口鑠金的遺民社會。他們正在對他這個不死者冷眼旁觀。這個團體的重要組成是沒有功名的文人，有些還是邊緣人。他們或許妒忌過他，但更多的成員是昔日熱情推舉他的復社同袍。無論出自什麼心態，總之在陳子龍歸來後，這個遺民社會都向這顆耀眼的明星投擲了強加的期許——無言而急促地催逼他儘快實踐那樁現下最合其身份邏輯的壯烈行為——效仿故舊殉國、殉君父。
如果他沒有前朝功名，如果他不是曾慨然為清流眉目的陳子龍，又如若幾社戰友夏允彝不死，或許，還能歸隱了之？——但這些假設都不存在。現實在要求他快快去死。他必須死。而且已經有無數不如他的人都勇敢地實施了這最末一著。坐等是可恥的。
可他偏不想死。
在異族戰火中失去政治話語權的這個士人集體，無形中又於自身內部另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價值系統、集權體系。至少於明亡之際的處生死問題上，它強烈要求同一性的抽象道統思維已異化為一隻怪獸。
那可真是個自殺成風的恐怖時代。到了明亡之際，問題進一步化簡，只生死兩途，只有生者與死者。正史野乘的『忠義』、『遺民』之目，全由死與未死；更微妙也更為明人所熱中於分析的，是『不即死』；士論之苛也在這種題目上發揮到了極致。
而回溯有明三百年間，士人一面關心國是，另一面又不忘流連聲酒，文學創作甚至日常行為都薰染著普遍的誇張形態——「平日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這才是釀成極端恐怖、間不容髮的殉節高潮的深層原由。士人於明亡之際的處生死，亦漸也。非一朝一夕使然。厲風節而趨極端，一向為明代世風所鼓勵。遺民群體的自我監督，有其較之平世尤為苛刻的道德標準。這裡有壓抑著的肆虐、施暴願望。。——故大儒王夫之對仁暴之辨的犀利審察，就體現在對隱蔽的暴力傾向的察知上。
鼎革前，子龍「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好言王伯大略」；作為士階層的佼佼者，在精神上必自持強烈的優越感。當逃過甲申、乙酉，進入萬木凋敝的丙戌、丁亥年後，他才驟然發現自己已被大力推向一個陷阱的邊緣。挖掘者竟就是前半生做的這些戲。而他掙扎著，尋找種種藉口不致跌落下去，萬劫不復。在和平時代瀟灑豪邁、紙上談兵者，若真遇到恐怖的大環境，卻不一定有勇氣，很可能也當不了英雄。左右彷徨的姿態，很快就令陳子龍在極端的殉節氣氛中付出了沉重心理代價。歷史和他開了個致命的玩笑。
子龍門下弟子毛稚黃曾這樣描述甲申變後士人之局：「迄今有蟬蛻軒冕者，有山林終者，有自髡頂為僧者，有小草坐寒氈者，有以起大慰蒼生者，有墓木已拱久者，有餬口四方，金盡裘敝者，有憔悴且行吟者……」
以此世態觀子龍：他始終堅持操守，絕非錢謙益、龔鼎孳那樣的「蟬蛻軒冕者」；然其功名地位也絕不允許他效仿諸多遺民做「山林終者」。他確曾在變後「髡頂為僧」，後又還俗——夏允彝那無功名之累的兄長之旭亦在天翻地覆時節出家，又因掩護子龍被清軍追索，從容自盡，成為丁亥子龍案坐累的數條人命之一，此為後話。至於「小草坐寒氈，金盡裘敝，餬口四方」，讀子龍後期詩作「短衣白帽依荒草，賣餅吹簫雜傭保」，就可知他在乙酉一年間已有極徹底體會！同重量級的復社摯友、前朝官員夏允彝、祁彪佳們一個個都「墓木已拱」，在無聲地催促後死者「有以起大慰蒼生」。他卻只能「憔悴且行吟」，不厭其煩地自我譴責，卻總是邁不出那一步去——心頭多少情感在做著交戰！
而那首披瀝直陳的泣血七律，即作於陳子龍輝煌人生歷程中急轉直下的，噩夢般的黑色尾梢。
怎麼辦？允彝的一死，給子龍留下了很大的創傷，他不但失去了一位最親切的友人，同時更感到自己的無名的悲哀。二十多年以來的摯友，平時自許為第一流的人物，現在允彝由於抱有國破家亡的沉痛而自殺了，可是自己卻因為捨不得八十餘歲的祖母而偷生，他是留此身以有待，但是他不能不感到偷生的可恥。這個時期，他正在生和死的歧路上徘徊，但是他最後的決定還是不死……『殺身良不易』，這是一個問題，在未死之前，他能怎樣解答呢？
忠，而不願死——面對排山倒海的「眾人之口」（雖然那多是無聲的精神傾軋），就須盡人事證明後死之故不為偷生，只為復國。子龍也確有積極的報國之志，乙酉年逃亡時就暗中與閩、浙海上通風氣。閩西隆武帝委任他為兵部右侍郎兼左都御史。在水月庵出家的那段歲月，為騙過清軍耳目，他還改名「信衷」，字「瓢粟」，號「穎川明逸」。他確也沒有袖手旁觀，甚至曾親率義師攻打杭州。但隨著清政權在江南的日趨鞏固，「報韓復楚」之志越來越像以卵擊石。而況子龍書生出身，實際作戰經驗甚少，領導的幾次戰鬥都以完全的失敗告終了。
不但遺民社會總是在這個儒林重望「不即死」的殉國表率問題上糾纏不休，他自身也很誠實，從未停止過自審、自贖雙管齊下相互交戰的心理戰鬥。內外交困下，即使意志人格堅如鋼鐵，也必會變形。最後的紓解方式竟只余創作一途——「祈死煩宗祝，偷生愧國殤」，「固知殺身良不易」，「青天為我無顏色」，「男兒捐生苦不早」……無處藏身的他不停頓地作著自我譴責。
以視夫身仕偽朝，彈冠相慶者，固不同；比之自諱失節，反托於遺民故老者，更不可同年語也矣
國家不幸詩家幸。陳在生命最後一兩年的詩文，因夾於殉節者與隱逸派間萬劫不復的心理煎熬，煥發出血淋淋的瑰麗，已成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普遍命運的一個符號。有如亡國後的李後主，通篇都是結晶了痛苦的白描，找不到任何應景、遊戲和表示謙虛的姿態。這裡每個情感都是血淋淋撕碎的傷口，在亂世無所忌憚，乃至自虐地扯開胸脯向外展示著。你甚至可以認為他已經瘋了。那個萬木凋敝、步步進逼的嚴苛時代也已經瘋了。
至一六四七年（丁亥）夏，陳子龍密謀策反吳勝兆起義事敗，清廷疊興大獄。子龍望門投止，牽連甚眾，最終被俘，投水而亡，後諡「忠裕」。——終於……殉節了，死亡姿態卻那樣掙扎和不「完美」。遺民小環境的情緒又一次震盪了。陳既為抗清而死，人格情操確居於投降派和逸民之上；卻又遠遜於明亡後即死（如夏允彝）和坦然就義者（如稍後犧牲的信夏）。「問題」的核心已不再完全糾纏於自殺得太晚這個「遺憾」，而開始針對他死前的望門投止牽連甚眾了。所以即便在「終於」犧牲後，陳也難逃非議，這非議就出自黃宗羲之口。——清軍的濫殺無辜反被忽略了。
嚴苛時論的刀劍再一次對準了內部弱小的自己人而非外部強大的迫害者。多年後，只有寥寥幾個欲說還休的聲音底氣不足地試圖表達對子龍的同情。如華亭芥庵老人徐世禎在《丙戌遺草（焚余草）序》中，針對時人評子龍「不死於申、酉，而死於丁亥，遲三年而作鴟夷，不如先三年而為汨羅」的嘲諷辯云：「豈非將有以自表見，而不欲以旦夕黃壚沒沒菸草也哉。則為今日陳子之死恨晚者，是尚未讀乙酉以後諸篇也」。出發點仍非肯定子龍當時有不死的權利，卻是先驗預設他的「不死」之故是為了能更壯烈地去死——只是做得不夠完滿罷了。子龍，那個曾如此惶惶地掙扎於敵我雙方死亡威逼下的子龍，倘或九泉有知，於感激之餘，怕也只有默然苦笑吧。這個時代，生是沒有權利的，反而只有死，各種出人意表的形形色色的激越的死，才有廣闊的舞台。於是就出現了那麼多「死「的方式！形式甚至代替了實質的悲涼，成為新遺民社會熱衷的話題。
活，是生命再正當不過的最基本權利。陳子龍又無大節之失，甚至還在參與戰鬥。身負前朝功名的他之「錯」，一開始就在求生欲實在強烈。可面臨一去不復返的「最末一著」，這個昔日明星還能做出怎樣的姿態？他什麼武器都沒了，只餘人類最原始的本能。蘸著血淚而作的詩歌能否傳世，達到藝術「頂峰」，恐怕他都不會在乎。在這場個體與集體的交鋒中，孰勝孰敗顯而易見。雖然集體正是由每個這樣脆弱猶疑的個體組成的。但一旦形成組織，個體心底那些莫名其妙的施暴的魔鬼就有機會紛紛逸出瓶子，最終化合成有煽動力的怪獸。
的確，有些人對生死看得比較淡，而另一些人則看得分外重——這最終決定於人的內在性格而非外在表現。陳子龍骨子裡就是對死深感懼怕的那種人，再顯赫的藉口、華麗的光環也極難誘惑他自動走向這條不歸路
雖然時代相異，壓迫者不同，但嚴肅的逼迫氛圍永遠是那麼陰冷淒涼。其實若論望門投止，癸卯年間死節的忠烈之士魏耕（白衣）亦牽累過掩護他的祁班孫諸人。但魏之所以未能如陳那般引發遺民社會強烈的情緒震盪，一是事發時已在康熙元年，統治者略施懷柔之術，遺民社會出現了微妙的分化瓦解；二是魏案坐累者都被逐戍關外而未遭殺身之禍。與之相比，掩護過陳子龍的數人卻幾乎都在清軍密不容發的追逼下紛紛以自盡告結。從深處說，這正是與清軍占領江南初期極端的殘暴、追殺截然不可分的。另一方面，也正表明了坐陳案犧牲者都因年代與交遊之故，葆有特別堅定的殉國之志。到康熙年間這種死節的鋒芒就隨時間流逝漸漸消融了。
而況子龍還有個獨特藉口可用——一種超前的人生哲學。在明末，江南文人的哲學觀實際上是在漸趨異化的，就在明朝的最後幾年，一些士大夫已經敏銳地意識到必須摒棄會社林立但陷於門戶之爭的弊病，倡導經世致用之「實學」，陳子龍處於風口浪尖，文風「正中有奇」，是這股文化思潮的重要參與者，還撰著過皇皇數十萬言的巨作《皇明經世文編》。這著作是子龍思想「奇」之精髓。而況陳子龍、夏允彝雖都是登科進士，幾社「以才情壞八股」的風氣導向卻聞名於外（見《南吳舊話錄》）。其實若論提倡文學、樹立氣節外，倡導「為有用之學」，絕非指點江山的陳子龍一人之功。只不過他的外表最像英雄而已。
故子龍自有高人一等的才氣與識見，在哲學觀上他對殉國之風就是不以為然的。況且他與基督教又結了不解之緣。眾所周知，在生死問題上，基督教與程朱理學走了完全不同的兩個方向。據典籍載，陳家與山西蒲州天主教大族韓氏為世交；而對深諳西學的鄉賢徐光啟，子龍更是極為敬服，多次拜望請教。《皇明經世文編》這部「可付之實施」的高瞻遠矚之作便受教於徐甚多。恐怕受教最深的，還是「務實」二字。——只是在面臨人生最末一著的極端時刻，當才、情、氣讓位於心、性、理時，他必然落了敗。
原先復社『社事以文章氣誼為重』，但這個青年文人聯誼團體在明末越來越嚴峻的事實面前，開始考慮現實問題，研究學問……徐光啟是明末『實學』的代表……實學得到提倡，但還未成為士大夫的共識。後來，清初的江南士大夫懷著亡國之恨，對此追悔莫及。
他的「私慾」就是對生的渴求。不得不說子龍還是太超前了。又或許他秉持的先鋒哲學觀依然只是保命的藉口——明亡之際的處生死成為一把利刃，對他的個性揭露得不留情面鮮血淋淋，逼得他無處可逃。
很少有人想到，這種血淋淋境遇下的「處生死」態度，與鼎革前香艷的的詩酒歲月里他與柳如是的遇合，竟也是可遙相參證的。
兩處傷心一種憐。満城風雨妒嬋娟。已驚妖夢疑鸚鵡，莫遣離魂近杜鵑。琥珀佩寒龝楚楚，芙蓉枕淚玉田田。無愁情盡陳王賦，曾到西陵泣翠鈿。
《秋夕沉雨偕燕又讓木集楊姬館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餘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飲也》是陳子龍贈予名妓柳如是的諸多詩作之一，作於風和日麗的崇禎六年。
約在崇禎五年，經公子哥兒宋征璧之介，柳如是就識得了「雲間繡虎」、「明詩殿軍」陳子龍。不過崇禎八年春二人始同居，在春色旖旎的江南畫樓展開了一段詩酒唱和，想來極具審美趣味的畫卷。當時才子如錢謙益、陳子龍等無不以挾妓為榮……儒家的人生觀，較少超越的理性而多入世的激情。這在繁榮的時代易流於奢侈，在危機的時代易染末世的風情。這種品格，在中國後來的歷史上每每表現出來，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有所作為的一個障礙。」
通讀陳子龍詩詞，確能發現許多或纏綿悱惻，或飽蘊悲苦，深隱幽微，不得不言又不得暢言的愛情篇章，是在與柳如是熱戀及仳離後的六七年間完成的。這不但是其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亦從字裡行間對其複雜的文化人格作了解讀。令詞本體纖柔婉約的性質使陳子龍內心最為深隱幽微的情思結合了其性格學養經歷，在作品中有了無意的流露，於是遂使其作品中充滿了引人產生感發與聯想的豐富潛能。
不過崇禎八年這段神仙歲月一進入秋季就淒黃搖落了。古往今來，對陳柳分手的原因，外界多歸為外力干預，即陳子龍嚴妻張氏的棒打鴛鴦。不過，張氏並非禁止丈夫娶妾，只是要求對方須出自良家。
可見張、柳若一相逢，必是針尖對麥芒。得遇如此兩位處於社會階層鏈條首尾兩端的女中豪傑，是幸耶，亦苦耶？
明清時代，尤其在經濟文化高度發達的江南，即使在女權受到極大壓抑的社會總環境下，出身較高階層的女性因多讀詩書，也能保持一定自主意識；而以柳如是為代表的底層極端特殊女性群體，亦能於細密的封建文化網羅中得覓一小方相對自由的空間。二者都是社會宏觀話語中合理存在的異數。柳如是身材矮小，「結束俏俐」，史籍中並無她國色天香的記錄，但其「凡所敘述，感慨，絕不類閨房語」的文化氣質、性格魅力正表現了明末特殊大環境下一個特殊女性群體自我意識的普遍崛起。
常說女子是弱者，男人則是強健的代表。可是弱者的女子只是存在於表面上的，而男人的怯懦卻是隱存著的。
雖然陳子龍的家庭並非純粹傳統的儒家，但從其早期詩文里看得出鼎革前因身份所系、環境順遂，雖立業之根是寶貴的「正中有奇」之「實學」方法論（今人有研究指出，幾社的文學主張不完全是擬古因襲，而是重視古代文化活潑的精神），他的日常心理姿態卻依然是「端著」的。這樣的姿態就使得他的生活態度既無「天巧星浪子」錢謙益亦莊亦諧之「才」，也缺失夏允彝秉有的剛毅木訥之氣。最要命的是還攤上了個厲害老婆——「恐臥子閨門之內，亦不得不有所畏憚顧忌也」委婉畫出須隱藏起怯懦來的尷尬。又或者，夫人的干涉亦只是個藉口？就像後來為「不即死」尋找的種種現實與哲學層面的擋箭牌？在內心深處，他還真想與柳如是這樣性格心機的女子繼續周旋下去麼？
「兩處傷心一種憐。満城風雨妒嬋娟。」——造就二人仳離的更深層原因，恐怕就在性格的根本差異。放在今天這也是毫不稀奇的。
柳如是驚世駭俗的個性、鮮明的政治野心，其根源都出自她的好體格。傳她「身材不逾中人而色甚艷。冬月御單袷衣，雙頰做朝霞色，即之體溫然」。身材不高，就可使所攝養分更多分配給後天之氣。故在陰寒的南方冬月她也只穿單袷衣而面色如霞，全無畏寒之態。足見火氣之旺。此種強壯體格既得益於父精母血先天之本，大約亦受惠於自幼的鄉村生活。後來錢謙益丁亥被逮，「柳氏束裝挈重賄北上，先入燕京，賄於權要，娶為斡旋，然後牧齋徐到，竟得釋放，生還里門。始知此婦才智，又不當易閨閣細謹律之矣。」顛沛流離的底層經歷又會大大助長柳如是天性中「好奇」、「放誕」，驚世駭俗的一面。當崇禎五年她以儒生打扮初訪陳子龍時，名片上就自稱「女弟」，直可見前衛叛逆於一斑。那時的陳，至少於表面上，沒有接受她。
陳自然也流連詩酒。明末，文人普遍有兩面性，既具朋黨之風，「厲風節而趨極端」，卻又「征色選聲」「極盡冶遊為能事」，兩面都理直氣壯，只是耽溺程度不一罷了。就連老夫子夏允彝都捧過李香君，神童信夏亦寫青樓盛衰宴遊興替，何況風流倜儻，「眼光奕奕籠罩千人」的子龍乎！不過若論冶遊，他的曖昧對象似只有過柳如是一人。
夏允彝是與子龍並肩領導東林「正經事業「的戰友，子龍說過「安得如師友如足下者！」但若論底下的私交，絕無和子龍並稱「雲間三子」的李雯、宋征輿來得親密隨意。偏偏柳如是與後兩位都有過交往，可見只要柳有決心，子龍大抵是難逃她的溫柔鄉的。
對陳子龍，她的才氣，她的慧黠，當然都有強烈的吸引力，屬於傳統男性中心話語如話本小說常見的「女人誘之」的情境類型。但子龍卻有功名，非李、宋這樣的「富貴閒人」。最後子龍是「畏而謝之去」的。這個「畏」很妙，雖然絕不比多年後對「死」的恐懼痛苦狼狽，卻也活畫出了一種急於抽離的姿態。
柳如是並不是思想深邃的人，但她在每一生死關鍵時刻，她的反應總符合於文化精神所凝聚的那樣的高度。這即是她能令後世欽佩的地方。其實說來說去，柳如是的最大優點還是不怕死。筆者認為這既與其天性有關，也與她卑賤出身造就的不自戀心理經驗相聯。陳子龍們沒有她那樣的人生經歷，在和平的日子裡是幸事，在特殊年代則成為溫室的花朵。故清兵南下時柳如是就要拉錢謙益跳水。在生死觀上，柳如是不但與丈夫錢謙益，也與情人陳子龍乃至李雯、宋征輿這些投清的公子哥都走了相反的極端。回想生命里前後出現的這兩個重要男人對死亡如出一轍的恐懼，她該是什麼心理？當然錢、柳一降清一投水，高下立見。但他們都曾對生如此流連，恐怕不會不引起柳如是複雜的嘆息。錢降清後名聲是徹底完了，陳卻還是英雄。英雄的聲名不容褻瀆。當聽到他「終於」就死的消息後，通透如柳如是，那時怕也會悄然鬆口氣吧？這一口氣又如此的悲哀。她有善良的一面，當會欣幸於他的終極解脫。也許在鼎革前二人相處的短暫時刻，某些生活細節，終於的分手，已足使她了解陳外表下的複雜與軟弱。
最終她是在錢謙益死後，為讓逼迫自己的錢氏族人伏罪，精心設計了圈套，然後毫不猶豫地自殺的。
就在陳、柳分手至柳、錢結縭的幾年間，陳、柳間還常互致詩詞。崇禎十一年汪然明為柳如是刊刻《戊寅草》，陳子龍還寫了序，同年又寫下七古詩《長相思》。「勸君莫向夢中行，海天崎嶇最不平。縱使乘風到玉京，瓊樓群仙口語輕。別時余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依舊。但令君心識故人，綺窗何必長相守。」綺窗何必長相守——保持一定距離，相思而不相守，或許才是最美，也是最安全的。畢竟，若論「才藻博洽，可與臥子相互訓和」者，非柳如是莫屬。
柳如是對陳子龍到底有沒有發生過愛情？答案應該是肯定的。這大概是她一生中不多的幾次持續時間較長，熱烈真誠的感情之首了。以柳之慧黠與閱歷，以及對自身地位的清醒認識，她雖看穿了陳的複雜性格，但在尚未找到精神與物質的雙歸宿之前，很可能還是樂於與陳保持思想交流，同時借詩言志，以達世聽的。故在她這時期的詩歌中，雖熱烈地描寫對離去愛人的思念，如：「從此無心別思憶，碧間紅處最相思。」，亦有相當多頗具雄心壯志的詩句若：「但當恣遨遊，顧眄垂清逸。」之類。
到了崇禎十四年，柳如是終於得覓其「終焉之計」——文壇盟主錢謙益。二人結縭之際，有個很富趣味的細節。據沈虬《河東君傳》載，「雲間縉紳，譁然攻討，以為褻朝廷之名器，傷士大夫之體統，幾不免老拳。滿船載瓦礫而歸，虞山怡然自得也」。在一切以尊卑等級為基礎的社會，愛也是有差等的。「怡然自得」一詞寫盡了老邁的錢謙益對年輕夫人之愛慕及老頑童個性的「靈光一現」。而這與其後他不顧廉恥投清求生，又忽生悔意，背叛新主發黎離之悲的多變思維，似又可相參照。
有趣的是，想必那些紛紛投擲瓦礫的，來自陳子龍家鄉雲間的縉紳們，既不滿於錢公然「用匹嫡之禮」迎娶名妓，暗裡也有些兒為陳抱不平之意呢。
不過到天翻地覆之際，在所有人的回憶里和平日子的種種齟齬怕都如隔世夢寐了。甲申變後，弘光小朝廷在金陵建立。儒家原生的使命感，參與決策的野心，驅使江南名士在不同程度上生發有所作為的意圖。作為著名政治人物，無論是一開始就對時勢清醒地發出不樂觀判斷，卻又不舍博弈機會的陳子龍，還是錢謙益和他野心頗大的夫人柳如是，都相繼趕到了金陵這個是非之地。
弘光小朝廷在金陵籌建，錢牧齋馬上帶了柳如是趕去，撈到一頂禮部尚書的紗帽。這是他極力討好馬、阮的結果……說得嘴響，卻不顧清流的齒冷。柳如是此時也有很『精彩』的表演。錢牧齋請阮大鋮吃酒，要如是陪坐，阮鬍子高興極了，送給她一頂價值千金的珠冠，錢要柳如是道謝，還要她『移席』近阮。這些，柳如是都照辦了。她陪錢牧齋來到金陵時穿了『戎裝』，頭上插著野雞毛，作『昭君出塞』裝束，也著實出了一點風頭……這一切都說明了什麼呢？如果僅把它看做是這個『結束俏俐，性機警，饒膽略』的小女人的喜歡出風頭，盪檢踰閑的胡鬧，那可就不免目光過於短淺了。她不惜出賣色相討好阮大鋮，目的是為錢牧齋掙得禮部尚書的官位；她走到部隊裡去，是想拉攏槍桿子的手法。」
這樣的柳如是，充分表露了政治野心的柳如是，在乙酉年撩火加油的弘光小朝廷內部爭鬥里，在政治層面上已公然成為陳子龍的敵人了吧？
清兵南下後，錢謙益立刻降了，不齒於士林。清初陳子龍嘲笑錢謙益的一首詩，題目是《題虎丘石上》，詩云：『入洛紛紛興太濃，蓴鱸此日又相逢。黑頭早已羞江總，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寬沉白馬，今歸應愧賣盧龍。最憐攀折章台柳，憔悴西風問阿儂。』全詩八句都用典……以寫錢謙益於明亡後應死不死，投降清朝奔赴北京，不如意又回到江南，老了，多年想修史終於落了空，而在他離開家的時候，夫人柳如是卻有種種歡事。
如果「據傳」坐實，那麼這是柳出嫁後陳惟一涉及她的文字，卻寫在這樣的烽火關頭。那「最憐攀折章台柳」一句，似還隱含對柳如是出身的諷刺。若此詩真出於陳手，這樣寫，似欠缺一些男子漢風度。柳在弘光小朝廷的一番鬧劇確是令陳齒冷的，但弘光亡後她是有殉國決心的。當然人們沒機會也無興趣關注這些微妙的不同。既然錢謙益夫婦位於時論最下層，成為兩個倒霉的靶子，時論就有如《紅樓夢》里平兒對管家有句話：「那趙姨奶奶原有些倒三不著兩的，你們就都往她身上推。」投降派錢謙益殃及了柳如是。
值得注意者非關風月，到這個時刻他們也沒風月可談了——陳詩恰作於前朝利益既得者自己也因「不即死」而無所適從於緊張壓抑的遺民社會之時。在無能自保的嚴冷時節，冠冕堂皇地跟隨主流話語對更弱者投注隱蔽的暴力，是人類的劣根性。這樣做，可減輕他人對自己的關注，也起到在普遍的誇張狀態下調節心理平衡的作用。無論此詩真假與否，我想在鼎革後紛亂矛盾的時期，陳的文化人格構建中的正統思想都必然會如山般傾塌下來，把他徹底壓變形。
當日嚴妻的干涉於熱戀中的子龍與幾年後嚴酷政治環境對他的打擊組成一柄雙面鏡，都清晰照出了這位文壇才子心底不無悖論的真實人性。這性格騙過了所有人，甚至也瞞騙了子龍自己。並非他的刻意掩飾，而是社會機制與個人氣質綜合作用的結果。等級社會裡結社唱和的詩酒歲月放大了社會精英的瀟灑英邁，而特殊的情感糾葛與紛紜變盪的社會矛盾，則迫使其現出脆弱的心理防線。
陳子龍與柳如是的驟然分手，以及對自身生命的強烈挽留，都無所謂對錯，只是在那極端嚴苛的時代，這兩樁看似無關，實際體現出相同思維模式和哲學基礎的前後事件，得到的卻是世人全然不同的評價。
一些雖然在心靈上具有高貴美好之本質的人物，然而卻有時會因人性上某種軟弱的疵累，而使得他們在行為上留下了挫跌玷辱的記錄。正因為他們的挫跌玷辱顯示出了人性上最軟弱的最具代表性的兩種根性：其一是屬於一般人所共有的求生存安全的本能；其二是屬於一些才智之士所特有的不甘於寂寞而冀求表現的欲望。」
陳子龍固然怕死，怕老婆，卻畢竟是烈士。在他的人生里並無玷辱的痕跡，只能說是挫跌，或曰因強大隱性歧視造成的心理創痕。但自他從避居地重回松江至起義失敗犧牲前發生的一些小事又足以發人深省，因為這種例子也不僅是發生在他一人身上的，嚴苛時論卻統統啞炮了。這是為什麼呢？黃裳先生曾分析晚明的鬥爭環境是相當複雜的。我想上述這種立體的社會心理表現也正是一面鏡子。照出的不僅是陳子龍的時代，同樣燭照著他之前和之後的歲月。
就在陳子龍返回松江，遭遺民非議，籌措起義到最終犧牲的兩年間，仍沒有斷絕與「雲間三子」另二人李雯、宋征輿的唱和——無論在鼎革前後，「雲間三子」始終走得那麼近。尤其子龍與李雯。「衡宇相望，三日之間，必再見焉」（順治三年李雯致子龍信）。必因在藝術感覺上有某種類似共振的知己效應，才可能帶來如此強大的精神享受。他和李雯唱和的時間特別多。子龍自己說：『文史之暇，流連聲酒，多與舒章唱和，今《陳李唱和集》是也。」但這是鼎革前的事。「三年契闊、千秋變常。」——鼎革後，李雯淪陷在北京，為盡孝不得不接受了中書舍人的職位。故在給子龍的信中他心緒百端地說「失身以來，不敢復通故人書札者，知大義之已絕於君子也」。但「側聞故人頗有眷舊之言」，子龍並沒有棄絕他。這說明子龍的人情味。順治三年李雯回到南方與子龍見面後，子龍還安慰他，你沒有科第功名，和我不一樣。——我想子龍這時心底的潛台詞是：成也功名，敗也功名啊！
陳子龍對李雯的體諒，既是故人之情，也是在他自己這個層面上清醒的「勿以哀矜而自喜」。更可認為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下他需以全身心投入聲酒唱和來麻醉、調節緊張的神經。而雲間三子另一人宋征輿的人品實在又與李雯相異。他撰詩讚頌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順治四年又中了進士，官至副都御使。在大節上宋與陳絕對是趨舍異路的，但陳與之仍偶有唱和。以上種種正可見清初江南遺民社會政治文化心理之複雜微妙和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活情態！裡面確有嚴冷緊張壓抑，卻也非鐵板一塊。同時還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雖是毀家紆難顛沛流離，但身逐征篷的軍旅生涯實並非抗清義士生活內容的全部。他們的生活不全是非常態的，更類似於打游擊的狀況，中間也有坐下來詩酒唱和的機會。
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戰亂史，早已埋下了國人因循、容與甚至不乏背謬的「集體無意識」種子，由此在大原則框架內可為具體行為尋找種種具體適合的理由。最後你竟會頓悟柔性外交與不合情理的嚴苛其實正是密不可分的雙胞胎，它們共同構就更廣闊的歷史文化心理的雙面鏡
「當年結客同心者，滿眼悠悠行路人。」（信夏《寄荊隱女兄》）「一身湖海茫茫恨，縞素秦庭矢報仇。」（信夏《魚服》）——那些大大小小的起義，陳、夏始終是共同參與的。所以說陳子龍，就必須提到信夏。天翻地覆後，信夏彪炳史冊的《大哀賦》曾令在北京的吳偉業愧敬交加，痛哭三日，做傳奇《秣陵春》寄寓亡國之悲。那麼這個血氣少年心底對良師、父執陳子龍鼎革後三年間無限痛苦也不乏些微詩酒唱和來作緩衝的複雜歲月又如何看待？他冷眼旁觀過麼？
家風良好、親朋卓越的信夏是明末無數江南神童中的佼佼者，在「總角小童」時期便可洋洋灑灑寫出數萬言古文詩賦來，且「下筆立就」，「奇麗可觀」。若非身逢末世，這天才少年必將合夏允彝與陳子龍所長，大放異彩。
金陵傾覆後夏氏父子曾與姻親、友朋共籌奪取蘇州，切斷清軍金陵與杭州聯絡線的宏大計劃。在這些日子裡信夏的英雄氣概突破了書生氣息，大展宏圖。大概這才是他心底志向所寄。松江淪陷後夏允彝自盡了，信夏卻積極與歸來的陳子龍組織策反，並在丙戌年與子龍及岳父錢栴歃血為盟，共謀倡義。
與老師子龍相比，信夏自是輕裝上陣的。在非常時期他走了一條飛躍之路，獨立才幹與激越識見在失去束縛的亂世迫不及待地展現出來。在不知覺中他與子龍的距離越來越拉近，地位越來越平等。在這個十六歲少年的火氣面前子龍是有些老邁了。而信夏撰著的《續倖存錄》，「不敢苛，不敢私，不敢以己意曲直」，同樣是「正中有奇」，又實不愧幾社，不愧子龍「實學」嫡傳教導。甚至在對馬士英、阮大鋮、史可法諸人的評價上，他不顧清流非議，「童言無忌」，意氣用事，體現出更強烈的實用主義傾向來。這是夏允彝，也是陳子龍都不可能達到的。
受互補心理所激，軍事家又往往成為書生仰慕迷戀的人格對象。丙戌正月十五大破吳江的義軍首領吳日生，其軍事才華就遠高於「好言王伯大略」的陳子龍。後來陳、夏都做了吳的下屬。在真刀真槍的鬥爭里，吳日生倍受信夏崇敬，信夏詩句「投筆新從定遠侯」正真實表達了這種感情。
「成敗論英雄，史筆朦朧。與吳霸越事匆匆。盡墨凌煙能幾個，人虎人龍！雙弓酒杯中，身世萍逢。半窗斜月透西風。夢裡邯鄲還說夢，驀地晨鐘！」——與鼎革後陳詩寄意悽惻的深復悲痛相比，被叛徒出賣的吳日生臨上刑場前做的這首淋漓愴絕的絕筆，無疑更透露出慷慨悲歌的英雄豪氣。
故丙戌六月吳日生犧牲後，信夏一氣寫下三首《即事》詩以示悼念；又作《哭吳都督》六首以盡余悲，後被清軍押至吳江時還作了《吳江野哭》。因日生屍骨難尋，他更與朋友秘密地築起衣冠冢，以示哀悼。不久後，又聽到內兄錢熙因在吳軍中積勞成疾，悄然去世的消息，信夏亦悲痛難抑，揮毫寫下七律一首和七絕十八首哭之。吳、錢於少年信夏，一有知遇之恩，一有知己之情。這些感情都是沸騰無能自已的。
然在次年五月子龍犧牲後，或許因自身也已「形神俱涸」，東躲西藏，有倚馬捷才的信夏卻未撰點滴悼亡文字。直至六月底清軍忽然襲擊華亭捉拿信夏，信夏奮然說：「天下豈有為義避禍夏存古哉！」遂入羅弋。對於死的態度，顯然他與父親更接近——斬截、灑脫。
「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別雲間》）——當自己也一步步真正走向死神時，熱愛生活的信夏心底必然會湧起狂熱的留戀來——對生的眷戀，對親人與故土的不舍。大概也就是在這樣子一站站解往金陵死地的水路上，在靜謐的月夜，無寐的他才能驟然體會到這三年間子龍在一場場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脅前巨大迷亂的心境。「懦夫」這個詞栽在別人頭上很容易，只有身臨其境才會發現其間有多少真實愴痛。一個深夜，船經細林山下。山中的崇真道院，正是兩年前子龍從避難地回到家鄉祭拜允彝後，與信夏同游暢談之所在。「相逢對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氣親」——直到這個時刻，信夏潛意識裡多少苦苦壓抑著的回憶與情感才終於在自身也面臨「最後一著」的愴痛甚至是瞬時的無助中徹底爆發出來。百感交集間，信夏終於揮毫寫下悼念子龍的《細林野哭》。這是信夏詩文中最自由無羈，最富激情與極悲鳴的一首，也是他十七年生命最後時刻爆出的最強音，因此成為世代傳頌的佳篇。郭沫若說：「真可謂聲與淚俱下，一字一咽。其早欲追隨其師，存心一死，固已見乎情見乎辭。十七歲之少年如此慷慨沉著，誰能讀之不為之凜然生感耶！」
「公乎，公乎，為我築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當來！」最後一句，情感尤顯深厚，是過濾了雜質後，結晶的真誠悲愴情懷。
溫煦的夏允彝死得很斬截。信夏在「處生死」的態度上完全繼承了乃父基因。自參與起義起他便「存心一死」。但對子龍本人的「未即死」，想必同樣推崇「實學」的少年信夏因心無桎梏，自能體諒且腹誹不多。——既然他能在《續倖存錄》里書生意氣地諒解阮大鋮、馬士英，又怎會冬烘地苛責子龍的不即死！同理，對子龍在戰爭間隙與李、宋的詩酒唱和，信夏當亦有乃父溫煦之風，保持沉默的理解態度。只有在子龍望門投止所招致的士林非議上，他可能猶豫了。的確在客觀上子龍牽累了太多生命。何況坐累而死者幾乎都是信夏最親近的人：叔父夏之旭，姐丈侯岐曾一家，岳丈錢栴（有說法錢栴是子龍獄詞連及)……若說此時信夏依然毫無怨言，怕不盡真實。從他在子龍犧牲後未迅即作詩以示悼亡，就可窺其心理掙扎。但信夏宅心仁厚，雖自己視死如歸，卻終不會顛倒本末，舍迫害者之殘暴而苛責逃亡者的求生。最終，在自己也慷慨赴難的前夕，立於月下舟頭，回思三載波瀾壯闊的血腥歲月，他的心靈豁然開朗，萬境歸一。在這個時刻他終於完全理解了「人」——即以一首閃爍不可磨滅光輝的《細林野哭》來表達對陳子龍，更是對無數具體的「人」，對天翻地覆中人性人情人的奮鬥人之掙扎最深切最尊重的大悲憫和大歌哭。這月下舟頭之一幕，完全當得上波瀾血腥的南明史上人文精神閃耀的最偉大時刻之一。
松江是繁華江南的一顆明珠，文人聚會宴飲，市肆通衢，水運發達。所以為著名的出神童之地。
明末江南士子常挾妓出遊，空談國是。那時雖大明形勢已危如累卵，但在繁華的水鄉，經常舉行盛大的欣賞崑曲的雅集，幾千條船停在水中，水亭上清音裊裊，船上文人墨客拍曲清談……這是蘇杭上河圖，也有松江上河圖。這種風流繁華是沿襲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
天崩地坼後，信夏的父親夏允彝投水自盡時，信夏把父親文忠公悄悄埋葬在曹溪東北二里的盪灣。這裡離祖父夏時正的墓不遠。泖水邊有個澄鑒寺。信夏在《大哀賦》中所嘆「風塵蕭索兮十二樓，風雨淒迷兮四百寺。」裡面就有個澄鑒寺，憐兒後來給母上香之所。
少年英雄信夏當然是令人心折的。作為那個天翻地覆大動盪年代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他的一生自是跌宕，卻也何等純直：松江清流領袖夏允彝獨子，一個江南花柳繁華地獨領風騷的神童。鼎革後夏允彝殉國，信夏的功名夢自然也破碎了，卻終以十七歲的犧牲成就了報國之心，無論在當時還是日後，他都是一顆令世人衷心景仰的星辰，照亮著歷史前進的道路。而對另一位著名的松江抗清英雄，同樣死難於丁亥年的文壇領袖、明朝進士陳子龍，他在天翻地覆後的心理遭遇與人生格局，遠遠複雜過信夏，也複雜過夏允彝。
信夏在生命最後時刻憑弔老師陳子龍的《細林野哭》時的姿態——勿以哀矜而自喜。
生平慷慨追賢豪，垂頭屏氣淒蓬蒿。固知殺身良不易，報韓復楚心徒勞。百年奄忽竟同盡，可憐七尺如鴻毛。嗚呼七歌歌不息，青天為我無顏色！
這首作於弘光朝覆滅後的七律，從頭至尾，每個字都溢出強烈的沉鬱和悲涼。它抒發的正是子龍心底沸如釜湯的「贖罪欲望」。讀罷，你難道不會產生深深的憐惜嗎？
陳子龍（1608—1647），字大樽，號臥子，上海松江人氏。崇禎十年進士，官拜給事中——在明末黨社運動中，他是一個絕對繞不過去的人物，舉足輕重的清流眉目。
他們東林黨人操縱著輿論陣地，發表政論，組織文社，左右著清流的政治主張，對當時的朝局有很大的影響。」陳子龍與同鄉、摯友夏允彝就是這樣的儒林重望。二人在松江共組幾社，幾社成為復社最重要的分支。
在時人的評價體系中，夏允彝是知名的好好先生，溫煦夫子。「外若煦煦，而持身甚嚴」。詩風之所以不能勁健，也不能藻麗，跟他的為人是很有關係的……勁健的人，往往很嚴厲，傲視世人。而允彝先生則一溫溫煦煦夫子也……允彝真正具有一種文學集團領袖的品質，善於團結人，多發現別人的長處，不在背後妄為月旦，以免挑起不必要的人事糾葛。夏允以集團領袖的文化氣質為出發點歸納，是可以劃入「古直謹嚴」的明末士人大類型里的。
反之，鼎革前的陳子龍就很「勁健」：首先是年輕——比夏允彝小了整整十二歲；「好奇負氣」、「邁越豪上」，甚至還為文辭上的小糾葛打過別人耳刮子。任何社團的領導階層都是既需要唱白臉，也需要唱紅臉的，作為江南最富麗之地的松江和復社最重要分支幾社的兩位領導人，夏、陳之間的合作關係對組織的發展是良性的驅動而非消極的掣肘。這就很了不起。二人的友情，從夏允彝對陳子龍從不吝惜的讚揚里就可見一斑：「其學自經史百家，言無不窺；其才自騷賦詩歌、古文辭以下，迨博士業，無不精造而橫出。天下之士亦不得不震而尊之。」。頗似唐代杜甫對李白的一片真情欣賞與強烈推崇。
「舊都冠蓋例無事，朝與花朝暮酒暮」——一切都如花似錦。然而，陳子龍生活的時代已到文恬武嬉的末造之世，末世從來流染畸形的繁華。雖總以為前面必還留有大把時間，且文化人的境遇終不會太糟，可直覺已令歡喜熱鬧帶上了宿命的悲涼。作為登高一呼萬眾回應的復社主將，陳雖深具詩人別樣的敏感，卻終難料到天崩地坼真會在自己這一代臨頭。正所謂「早知國將亡，不謂身真遇」也。
故當公元1644年甲申之變驟起之際，陳也同其他士人無二，經歷過天翻地覆日月無光的大驚大痛。但他自有極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又迅即覺醒，意圖在南明弘光一局取得作為。他文思敏捷，速向弘光帝上書三十餘章，力陳除弊改革及反清復明大義，卻屢遭阮、馬排擠，一腔報國之志頓遭消磨。他憤然道：「予私念時事必不可為」、「海內無智愚，皆知顛覆不遠矣」。
果然，到乙酉五月，清兵就南下了。金陵傾覆，各地起義雲涌。在一些繁華的江南城市，士紳們抗清的熱情特別高，「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便都發生於這個血染的年份。之後，一個龐大的遺民社會便於江南逐漸形成了規模。而就在松江陷落之際，陳子龍因祖母年事已高需人贍養逃亡在外；一年後，祖母去世，他才從避難地悄然回到淪陷的故鄉。此時諸位知交都已如疾風般先後自殺殉國，令他悲痛地發出「平昔交遊幾盡矣」的泣血之嘆。
譬如他最忠實的戰友夏允彝，就死得如此斬截：自沉。且水只及胸，竟是把頭埋進水裡硬生生嗆死的。另一名士祁彪佳亦如是。而同為崇禎朝進士的陸鯤庭，在清兵入浙江後就決心一死。無奈家人對他看管很嚴。一日，他趁妻子偶然離開時插上房門上吊自殺，家人發覺後破牆而入救活了他。他卻痛苦萬分，質問家人：「奈何苦我！」最終還是自殺身死。——「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取義成仁是春秋以還的士人傳統，在明末江南，這種現象達到了絢爛的極致。
「食君之祿，死君之事」。在甲申年崇禎帝死社稷後，大江南北遵王命赴死者即層出不窮。如若夫人也能跟著死，乃至舉室成仁，情勢就更加壯烈。其間氣質「勁健」者固不乏人，但更多的似乎還是這一脈平日溫和煦煦但持身甚嚴，內里強直的典型士人群體。這是對自己要求極端認真的一類人。是把人生與道統，與文化聯繫得極緊密甚至本就嚴肅地融為了一體的一類人。
在無比的震動、痛惜乃至恐怖中，恐怕陳子龍瞬間就會意識到，自己不但已非復一呼百應的清流眉目，還須轉過身去，獨自面對一個眾口鑠金的遺民社會。他們正在對他這個不死者冷眼旁觀。這個團體的重要組成是沒有功名的文人，有些還是邊緣人。他們或許妒忌過他，但更多的成員是昔日熱情推舉他的復社同袍。無論出自什麼心態，總之在陳子龍歸來後，這個遺民社會都向這顆耀眼的明星投擲了強加的期許——無言而急促地催逼他儘快實踐那樁現下最合其身份邏輯的壯烈行為——效仿故舊殉國、殉君父。
如果他沒有前朝功名，如果他不是曾慨然為清流眉目的陳子龍，又如若幾社戰友夏允彝不死，或許，還能歸隱了之？——但這些假設都不存在。現實在要求他快快去死。他必須死。而且已經有無數不如他的人都勇敢地實施了這最末一著。坐等是可恥的。
可他偏不想死。
在異族戰火中失去政治話語權的這個士人集體，無形中又於自身內部另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價值系統、集權體系。至少於明亡之際的處生死問題上，它強烈要求同一性的抽象道統思維已異化為一隻怪獸。
那可真是個自殺成風的恐怖時代。到了明亡之際，問題進一步化簡，只生死兩途，只有生者與死者。正史野乘的『忠義』、『遺民』之目，全由死與未死；更微妙也更為明人所熱中於分析的，是『不即死』；士論之苛也在這種題目上發揮到了極致。
而回溯有明三百年間，士人一面關心國是，另一面又不忘流連聲酒，文學創作甚至日常行為都薰染著普遍的誇張形態——「平日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這才是釀成極端恐怖、間不容髮的殉節高潮的深層原由。士人於明亡之際的處生死，亦漸也。非一朝一夕使然。厲風節而趨極端，一向為明代世風所鼓勵。遺民群體的自我監督，有其較之平世尤為苛刻的道德標準。這裡有壓抑著的肆虐、施暴願望。。——故大儒王夫之對仁暴之辨的犀利審察，就體現在對隱蔽的暴力傾向的察知上。
鼎革前，子龍「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好言王伯大略」；作為士階層的佼佼者，在精神上必自持強烈的優越感。當逃過甲申、乙酉，進入萬木凋敝的丙戌、丁亥年後，他才驟然發現自己已被大力推向一個陷阱的邊緣。挖掘者竟就是前半生做的這些戲。而他掙扎著，尋找種種藉口不致跌落下去，萬劫不復。在和平時代瀟灑豪邁、紙上談兵者，若真遇到恐怖的大環境，卻不一定有勇氣，很可能也當不了英雄。左右彷徨的姿態，很快就令陳子龍在極端的殉節氣氛中付出了沉重心理代價。歷史和他開了個致命的玩笑。
子龍門下弟子毛稚黃曾這樣描述甲申變後士人之局：「迄今有蟬蛻軒冕者，有山林終者，有自髡頂為僧者，有小草坐寒氈者，有以起大慰蒼生者，有墓木已拱久者，有餬口四方，金盡裘敝者，有憔悴且行吟者……」
以此世態觀子龍：他始終堅持操守，絕非錢謙益、龔鼎孳那樣的「蟬蛻軒冕者」；然其功名地位也絕不允許他效仿諸多遺民做「山林終者」。他確曾在變後「髡頂為僧」，後又還俗——夏允彝那無功名之累的兄長之旭亦在天翻地覆時節出家，又因掩護子龍被清軍追索，從容自盡，成為丁亥子龍案坐累的數條人命之一，此為後話。至於「小草坐寒氈，金盡裘敝，餬口四方」，讀子龍後期詩作「短衣白帽依荒草，賣餅吹簫雜傭保」，就可知他在乙酉一年間已有極徹底體會！同重量級的復社摯友、前朝官員夏允彝、祁彪佳們一個個都「墓木已拱」，在無聲地催促後死者「有以起大慰蒼生」。他卻只能「憔悴且行吟」，不厭其煩地自我譴責，卻總是邁不出那一步去——心頭多少情感在做著交戰！
而那首披瀝直陳的泣血七律，即作於陳子龍輝煌人生歷程中急轉直下的，噩夢般的黑色尾梢。
怎麼辦？允彝的一死，給子龍留下了很大的創傷，他不但失去了一位最親切的友人，同時更感到自己的無名的悲哀。二十多年以來的摯友，平時自許為第一流的人物，現在允彝由於抱有國破家亡的沉痛而自殺了，可是自己卻因為捨不得八十餘歲的祖母而偷生，他是留此身以有待，但是他不能不感到偷生的可恥。這個時期，他正在生和死的歧路上徘徊，但是他最後的決定還是不死……『殺身良不易』，這是一個問題，在未死之前，他能怎樣解答呢？
忠，而不願死——面對排山倒海的「眾人之口」（雖然那多是無聲的精神傾軋），就須盡人事證明後死之故不為偷生，只為復國。子龍也確有積極的報國之志，乙酉年逃亡時就暗中與閩、浙海上通風氣。閩西隆武帝委任他為兵部右侍郎兼左都御史。在水月庵出家的那段歲月，為騙過清軍耳目，他還改名「信衷」，字「瓢粟」，號「穎川明逸」。他確也沒有袖手旁觀，甚至曾親率義師攻打杭州。但隨著清政權在江南的日趨鞏固，「報韓復楚」之志越來越像以卵擊石。而況子龍書生出身，實際作戰經驗甚少，領導的幾次戰鬥都以完全的失敗告終了。
不但遺民社會總是在這個儒林重望「不即死」的殉國表率問題上糾纏不休，他自身也很誠實，從未停止過自審、自贖雙管齊下相互交戰的心理戰鬥。內外交困下，即使意志人格堅如鋼鐵，也必會變形。最後的紓解方式竟只余創作一途——「祈死煩宗祝，偷生愧國殤」，「固知殺身良不易」，「青天為我無顏色」，「男兒捐生苦不早」……無處藏身的他不停頓地作著自我譴責。
以視夫身仕偽朝，彈冠相慶者，固不同；比之自諱失節，反托於遺民故老者，更不可同年語也矣
國家不幸詩家幸。陳在生命最後一兩年的詩文，因夾於殉節者與隱逸派間萬劫不復的心理煎熬，煥發出血淋淋的瑰麗，已成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普遍命運的一個符號。有如亡國後的李後主，通篇都是結晶了痛苦的白描，找不到任何應景、遊戲和表示謙虛的姿態。這裡每個情感都是血淋淋撕碎的傷口，在亂世無所忌憚，乃至自虐地扯開胸脯向外展示著。你甚至可以認為他已經瘋了。那個萬木凋敝、步步進逼的嚴苛時代也已經瘋了。
至一六四七年（丁亥）夏，陳子龍密謀策反吳勝兆起義事敗，清廷疊興大獄。子龍望門投止，牽連甚眾，最終被俘，投水而亡，後諡「忠裕」。——終於……殉節了，死亡姿態卻那樣掙扎和不「完美」。遺民小環境的情緒又一次震盪了。陳既為抗清而死，人格情操確居於投降派和逸民之上；卻又遠遜於明亡後即死（如夏允彝）和坦然就義者（如稍後犧牲的信夏）。「問題」的核心已不再完全糾纏於自殺得太晚這個「遺憾」，而開始針對他死前的望門投止牽連甚眾了。所以即便在「終於」犧牲後，陳也難逃非議，這非議就出自黃宗羲之口。——清軍的濫殺無辜反被忽略了。
嚴苛時論的刀劍再一次對準了內部弱小的自己人而非外部強大的迫害者。多年後，只有寥寥幾個欲說還休的聲音底氣不足地試圖表達對子龍的同情。如華亭芥庵老人徐世禎在《丙戌遺草（焚余草）序》中，針對時人評子龍「不死於申、酉，而死於丁亥，遲三年而作鴟夷，不如先三年而為汨羅」的嘲諷辯云：「豈非將有以自表見，而不欲以旦夕黃壚沒沒菸草也哉。則為今日陳子之死恨晚者，是尚未讀乙酉以後諸篇也」。出發點仍非肯定子龍當時有不死的權利，卻是先驗預設他的「不死」之故是為了能更壯烈地去死——只是做得不夠完滿罷了。子龍，那個曾如此惶惶地掙扎於敵我雙方死亡威逼下的子龍，倘或九泉有知，於感激之餘，怕也只有默然苦笑吧。這個時代，生是沒有權利的，反而只有死，各種出人意表的形形色色的激越的死，才有廣闊的舞台。於是就出現了那麼多「死「的方式！形式甚至代替了實質的悲涼，成為新遺民社會熱衷的話題。
活，是生命再正當不過的最基本權利。陳子龍又無大節之失，甚至還在參與戰鬥。身負前朝功名的他之「錯」，一開始就在求生欲實在強烈。可面臨一去不復返的「最末一著」，這個昔日明星還能做出怎樣的姿態？他什麼武器都沒了，只餘人類最原始的本能。蘸著血淚而作的詩歌能否傳世，達到藝術「頂峰」，恐怕他都不會在乎。在這場個體與集體的交鋒中，孰勝孰敗顯而易見。雖然集體正是由每個這樣脆弱猶疑的個體組成的。但一旦形成組織，個體心底那些莫名其妙的施暴的魔鬼就有機會紛紛逸出瓶子，最終化合成有煽動力的怪獸。
的確，有些人對生死看得比較淡，而另一些人則看得分外重——這最終決定於人的內在性格而非外在表現。陳子龍骨子裡就是對死深感懼怕的那種人，再顯赫的藉口、華麗的光環也極難誘惑他自動走向這條不歸路
雖然時代相異，壓迫者不同，但嚴肅的逼迫氛圍永遠是那麼陰冷淒涼。其實若論望門投止，癸卯年間死節的忠烈之士魏耕（白衣）亦牽累過掩護他的祁班孫諸人。但魏之所以未能如陳那般引發遺民社會強烈的情緒震盪，一是事發時已在康熙元年，統治者略施懷柔之術，遺民社會出現了微妙的分化瓦解；二是魏案坐累者都被逐戍關外而未遭殺身之禍。與之相比，掩護過陳子龍的數人卻幾乎都在清軍密不容發的追逼下紛紛以自盡告結。從深處說，這正是與清軍占領江南初期極端的殘暴、追殺截然不可分的。另一方面，也正表明了坐陳案犧牲者都因年代與交遊之故，葆有特別堅定的殉國之志。到康熙年間這種死節的鋒芒就隨時間流逝漸漸消融了。
而況子龍還有個獨特藉口可用——一種超前的人生哲學。在明末，江南文人的哲學觀實際上是在漸趨異化的，就在明朝的最後幾年，一些士大夫已經敏銳地意識到必須摒棄會社林立但陷於門戶之爭的弊病，倡導經世致用之「實學」，陳子龍處於風口浪尖，文風「正中有奇」，是這股文化思潮的重要參與者，還撰著過皇皇數十萬言的巨作《皇明經世文編》。這著作是子龍思想「奇」之精髓。而況陳子龍、夏允彝雖都是登科進士，幾社「以才情壞八股」的風氣導向卻聞名於外（見《南吳舊話錄》）。其實若論提倡文學、樹立氣節外，倡導「為有用之學」，絕非指點江山的陳子龍一人之功。只不過他的外表最像英雄而已。
故子龍自有高人一等的才氣與識見，在哲學觀上他對殉國之風就是不以為然的。況且他與基督教又結了不解之緣。眾所周知，在生死問題上，基督教與程朱理學走了完全不同的兩個方向。據典籍載，陳家與山西蒲州天主教大族韓氏為世交；而對深諳西學的鄉賢徐光啟，子龍更是極為敬服，多次拜望請教。《皇明經世文編》這部「可付之實施」的高瞻遠矚之作便受教於徐甚多。恐怕受教最深的，還是「務實」二字。——只是在面臨人生最末一著的極端時刻，當才、情、氣讓位於心、性、理時，他必然落了敗。
原先復社『社事以文章氣誼為重』，但這個青年文人聯誼團體在明末越來越嚴峻的事實面前，開始考慮現實問題，研究學問……徐光啟是明末『實學』的代表……實學得到提倡，但還未成為士大夫的共識。後來，清初的江南士大夫懷著亡國之恨，對此追悔莫及。
他的「私慾」就是對生的渴求。不得不說子龍還是太超前了。又或許他秉持的先鋒哲學觀依然只是保命的藉口——明亡之際的處生死成為一把利刃，對他的個性揭露得不留情面鮮血淋淋，逼得他無處可逃。
很少有人想到，這種血淋淋境遇下的「處生死」態度，與鼎革前香艷的的詩酒歲月里他與柳如是的遇合，竟也是可遙相參證的。
兩處傷心一種憐。満城風雨妒嬋娟。已驚妖夢疑鸚鵡，莫遣離魂近杜鵑。琥珀佩寒龝楚楚，芙蓉枕淚玉田田。無愁情盡陳王賦，曾到西陵泣翠鈿。
《秋夕沉雨偕燕又讓木集楊姬館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餘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飲也》是陳子龍贈予名妓柳如是的諸多詩作之一，作於風和日麗的崇禎六年。
約在崇禎五年，經公子哥兒宋征璧之介，柳如是就識得了「雲間繡虎」、「明詩殿軍」陳子龍。不過崇禎八年春二人始同居，在春色旖旎的江南畫樓展開了一段詩酒唱和，想來極具審美趣味的畫卷。當時才子如錢謙益、陳子龍等無不以挾妓為榮……儒家的人生觀，較少超越的理性而多入世的激情。這在繁榮的時代易流於奢侈，在危機的時代易染末世的風情。這種品格，在中國後來的歷史上每每表現出來，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有所作為的一個障礙。」
通讀陳子龍詩詞，確能發現許多或纏綿悱惻，或飽蘊悲苦，深隱幽微，不得不言又不得暢言的愛情篇章，是在與柳如是熱戀及仳離後的六七年間完成的。這不但是其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亦從字裡行間對其複雜的文化人格作了解讀。令詞本體纖柔婉約的性質使陳子龍內心最為深隱幽微的情思結合了其性格學養經歷，在作品中有了無意的流露，於是遂使其作品中充滿了引人產生感發與聯想的豐富潛能。
不過崇禎八年這段神仙歲月一進入秋季就淒黃搖落了。古往今來，對陳柳分手的原因，外界多歸為外力干預，即陳子龍嚴妻張氏的棒打鴛鴦。不過，張氏並非禁止丈夫娶妾，只是要求對方須出自良家。
可見張、柳若一相逢，必是針尖對麥芒。得遇如此兩位處於社會階層鏈條首尾兩端的女中豪傑，是幸耶，亦苦耶？
明清時代，尤其在經濟文化高度發達的江南，即使在女權受到極大壓抑的社會總環境下，出身較高階層的女性因多讀詩書，也能保持一定自主意識；而以柳如是為代表的底層極端特殊女性群體，亦能於細密的封建文化網羅中得覓一小方相對自由的空間。二者都是社會宏觀話語中合理存在的異數。柳如是身材矮小，「結束俏俐」，史籍中並無她國色天香的記錄，但其「凡所敘述，感慨，絕不類閨房語」的文化氣質、性格魅力正表現了明末特殊大環境下一個特殊女性群體自我意識的普遍崛起。
常說女子是弱者，男人則是強健的代表。可是弱者的女子只是存在於表面上的，而男人的怯懦卻是隱存著的。
雖然陳子龍的家庭並非純粹傳統的儒家，但從其早期詩文里看得出鼎革前因身份所系、環境順遂，雖立業之根是寶貴的「正中有奇」之「實學」方法論（今人有研究指出，幾社的文學主張不完全是擬古因襲，而是重視古代文化活潑的精神），他的日常心理姿態卻依然是「端著」的。這樣的姿態就使得他的生活態度既無「天巧星浪子」錢謙益亦莊亦諧之「才」，也缺失夏允彝秉有的剛毅木訥之氣。最要命的是還攤上了個厲害老婆——「恐臥子閨門之內，亦不得不有所畏憚顧忌也」委婉畫出須隱藏起怯懦來的尷尬。又或者，夫人的干涉亦只是個藉口？就像後來為「不即死」尋找的種種現實與哲學層面的擋箭牌？在內心深處，他還真想與柳如是這樣性格心機的女子繼續周旋下去麼？
「兩處傷心一種憐。満城風雨妒嬋娟。」——造就二人仳離的更深層原因，恐怕就在性格的根本差異。放在今天這也是毫不稀奇的。
柳如是驚世駭俗的個性、鮮明的政治野心，其根源都出自她的好體格。傳她「身材不逾中人而色甚艷。冬月御單袷衣，雙頰做朝霞色，即之體溫然」。身材不高，就可使所攝養分更多分配給後天之氣。故在陰寒的南方冬月她也只穿單袷衣而面色如霞，全無畏寒之態。足見火氣之旺。此種強壯體格既得益於父精母血先天之本，大約亦受惠於自幼的鄉村生活。後來錢謙益丁亥被逮，「柳氏束裝挈重賄北上，先入燕京，賄於權要，娶為斡旋，然後牧齋徐到，竟得釋放，生還里門。始知此婦才智，又不當易閨閣細謹律之矣。」顛沛流離的底層經歷又會大大助長柳如是天性中「好奇」、「放誕」，驚世駭俗的一面。當崇禎五年她以儒生打扮初訪陳子龍時，名片上就自稱「女弟」，直可見前衛叛逆於一斑。那時的陳，至少於表面上，沒有接受她。
陳自然也流連詩酒。明末，文人普遍有兩面性，既具朋黨之風，「厲風節而趨極端」，卻又「征色選聲」「極盡冶遊為能事」，兩面都理直氣壯，只是耽溺程度不一罷了。就連老夫子夏允彝都捧過李香君，神童信夏亦寫青樓盛衰宴遊興替，何況風流倜儻，「眼光奕奕籠罩千人」的子龍乎！不過若論冶遊，他的曖昧對象似只有過柳如是一人。
夏允彝是與子龍並肩領導東林「正經事業「的戰友，子龍說過「安得如師友如足下者！」但若論底下的私交，絕無和子龍並稱「雲間三子」的李雯、宋征輿來得親密隨意。偏偏柳如是與後兩位都有過交往，可見只要柳有決心，子龍大抵是難逃她的溫柔鄉的。
對陳子龍，她的才氣，她的慧黠，當然都有強烈的吸引力，屬於傳統男性中心話語如話本小說常見的「女人誘之」的情境類型。但子龍卻有功名，非李、宋這樣的「富貴閒人」。最後子龍是「畏而謝之去」的。這個「畏」很妙，雖然絕不比多年後對「死」的恐懼痛苦狼狽，卻也活畫出了一種急於抽離的姿態。
柳如是並不是思想深邃的人，但她在每一生死關鍵時刻，她的反應總符合於文化精神所凝聚的那樣的高度。這即是她能令後世欽佩的地方。其實說來說去，柳如是的最大優點還是不怕死。筆者認為這既與其天性有關，也與她卑賤出身造就的不自戀心理經驗相聯。陳子龍們沒有她那樣的人生經歷，在和平的日子裡是幸事，在特殊年代則成為溫室的花朵。故清兵南下時柳如是就要拉錢謙益跳水。在生死觀上，柳如是不但與丈夫錢謙益，也與情人陳子龍乃至李雯、宋征輿這些投清的公子哥都走了相反的極端。回想生命里前後出現的這兩個重要男人對死亡如出一轍的恐懼，她該是什麼心理？當然錢、柳一降清一投水，高下立見。但他們都曾對生如此流連，恐怕不會不引起柳如是複雜的嘆息。錢降清後名聲是徹底完了，陳卻還是英雄。英雄的聲名不容褻瀆。當聽到他「終於」就死的消息後，通透如柳如是，那時怕也會悄然鬆口氣吧？這一口氣又如此的悲哀。她有善良的一面，當會欣幸於他的終極解脫。也許在鼎革前二人相處的短暫時刻，某些生活細節，終於的分手，已足使她了解陳外表下的複雜與軟弱。
最終她是在錢謙益死後，為讓逼迫自己的錢氏族人伏罪，精心設計了圈套，然後毫不猶豫地自殺的。
就在陳、柳分手至柳、錢結縭的幾年間，陳、柳間還常互致詩詞。崇禎十一年汪然明為柳如是刊刻《戊寅草》，陳子龍還寫了序，同年又寫下七古詩《長相思》。「勸君莫向夢中行，海天崎嶇最不平。縱使乘風到玉京，瓊樓群仙口語輕。別時余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依舊。但令君心識故人，綺窗何必長相守。」綺窗何必長相守——保持一定距離，相思而不相守，或許才是最美，也是最安全的。畢竟，若論「才藻博洽，可與臥子相互訓和」者，非柳如是莫屬。
柳如是對陳子龍到底有沒有發生過愛情？答案應該是肯定的。這大概是她一生中不多的幾次持續時間較長，熱烈真誠的感情之首了。以柳之慧黠與閱歷，以及對自身地位的清醒認識，她雖看穿了陳的複雜性格，但在尚未找到精神與物質的雙歸宿之前，很可能還是樂於與陳保持思想交流，同時借詩言志，以達世聽的。故在她這時期的詩歌中，雖熱烈地描寫對離去愛人的思念，如：「從此無心別思憶，碧間紅處最相思。」，亦有相當多頗具雄心壯志的詩句若：「但當恣遨遊，顧眄垂清逸。」之類。
到了崇禎十四年，柳如是終於得覓其「終焉之計」——文壇盟主錢謙益。二人結縭之際，有個很富趣味的細節。據沈虬《河東君傳》載，「雲間縉紳，譁然攻討，以為褻朝廷之名器，傷士大夫之體統，幾不免老拳。滿船載瓦礫而歸，虞山怡然自得也」。在一切以尊卑等級為基礎的社會，愛也是有差等的。「怡然自得」一詞寫盡了老邁的錢謙益對年輕夫人之愛慕及老頑童個性的「靈光一現」。而這與其後他不顧廉恥投清求生，又忽生悔意，背叛新主發黎離之悲的多變思維，似又可相參照。
有趣的是，想必那些紛紛投擲瓦礫的，來自陳子龍家鄉雲間的縉紳們，既不滿於錢公然「用匹嫡之禮」迎娶名妓，暗裡也有些兒為陳抱不平之意呢。
不過到天翻地覆之際，在所有人的回憶里和平日子的種種齟齬怕都如隔世夢寐了。甲申變後，弘光小朝廷在金陵建立。儒家原生的使命感，參與決策的野心，驅使江南名士在不同程度上生發有所作為的意圖。作為著名政治人物，無論是一開始就對時勢清醒地發出不樂觀判斷，卻又不舍博弈機會的陳子龍，還是錢謙益和他野心頗大的夫人柳如是，都相繼趕到了金陵這個是非之地。
弘光小朝廷在金陵籌建，錢牧齋馬上帶了柳如是趕去，撈到一頂禮部尚書的紗帽。這是他極力討好馬、阮的結果……說得嘴響，卻不顧清流的齒冷。柳如是此時也有很『精彩』的表演。錢牧齋請阮大鋮吃酒，要如是陪坐，阮鬍子高興極了，送給她一頂價值千金的珠冠，錢要柳如是道謝，還要她『移席』近阮。這些，柳如是都照辦了。她陪錢牧齋來到金陵時穿了『戎裝』，頭上插著野雞毛，作『昭君出塞』裝束，也著實出了一點風頭……這一切都說明了什麼呢？如果僅把它看做是這個『結束俏俐，性機警，饒膽略』的小女人的喜歡出風頭，盪檢踰閑的胡鬧，那可就不免目光過於短淺了。她不惜出賣色相討好阮大鋮，目的是為錢牧齋掙得禮部尚書的官位；她走到部隊裡去，是想拉攏槍桿子的手法。」
這樣的柳如是，充分表露了政治野心的柳如是，在乙酉年撩火加油的弘光小朝廷內部爭鬥里，在政治層面上已公然成為陳子龍的敵人了吧？
清兵南下後，錢謙益立刻降了，不齒於士林。清初陳子龍嘲笑錢謙益的一首詩，題目是《題虎丘石上》，詩云：『入洛紛紛興太濃，蓴鱸此日又相逢。黑頭早已羞江總，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寬沉白馬，今歸應愧賣盧龍。最憐攀折章台柳，憔悴西風問阿儂。』全詩八句都用典……以寫錢謙益於明亡後應死不死，投降清朝奔赴北京，不如意又回到江南，老了，多年想修史終於落了空，而在他離開家的時候，夫人柳如是卻有種種歡事。
如果「據傳」坐實，那麼這是柳出嫁後陳惟一涉及她的文字，卻寫在這樣的烽火關頭。那「最憐攀折章台柳」一句，似還隱含對柳如是出身的諷刺。若此詩真出於陳手，這樣寫，似欠缺一些男子漢風度。柳在弘光小朝廷的一番鬧劇確是令陳齒冷的，但弘光亡後她是有殉國決心的。當然人們沒機會也無興趣關注這些微妙的不同。既然錢謙益夫婦位於時論最下層，成為兩個倒霉的靶子，時論就有如《紅樓夢》里平兒對管家有句話：「那趙姨奶奶原有些倒三不著兩的，你們就都往她身上推。」投降派錢謙益殃及了柳如是。
值得注意者非關風月，到這個時刻他們也沒風月可談了——陳詩恰作於前朝利益既得者自己也因「不即死」而無所適從於緊張壓抑的遺民社會之時。在無能自保的嚴冷時節，冠冕堂皇地跟隨主流話語對更弱者投注隱蔽的暴力，是人類的劣根性。這樣做，可減輕他人對自己的關注，也起到在普遍的誇張狀態下調節心理平衡的作用。無論此詩真假與否，我想在鼎革後紛亂矛盾的時期，陳的文化人格構建中的正統思想都必然會如山般傾塌下來，把他徹底壓變形。
當日嚴妻的干涉於熱戀中的子龍與幾年後嚴酷政治環境對他的打擊組成一柄雙面鏡，都清晰照出了這位文壇才子心底不無悖論的真實人性。這性格騙過了所有人，甚至也瞞騙了子龍自己。並非他的刻意掩飾，而是社會機制與個人氣質綜合作用的結果。等級社會裡結社唱和的詩酒歲月放大了社會精英的瀟灑英邁，而特殊的情感糾葛與紛紜變盪的社會矛盾，則迫使其現出脆弱的心理防線。
陳子龍與柳如是的驟然分手，以及對自身生命的強烈挽留，都無所謂對錯，只是在那極端嚴苛的時代，這兩樁看似無關，實際體現出相同思維模式和哲學基礎的前後事件，得到的卻是世人全然不同的評價。
一些雖然在心靈上具有高貴美好之本質的人物，然而卻有時會因人性上某種軟弱的疵累，而使得他們在行為上留下了挫跌玷辱的記錄。正因為他們的挫跌玷辱顯示出了人性上最軟弱的最具代表性的兩種根性：其一是屬於一般人所共有的求生存安全的本能；其二是屬於一些才智之士所特有的不甘於寂寞而冀求表現的欲望。」
陳子龍固然怕死，怕老婆，卻畢竟是烈士。在他的人生里並無玷辱的痕跡，只能說是挫跌，或曰因強大隱性歧視造成的心理創痕。但自他從避居地重回松江至起義失敗犧牲前發生的一些小事又足以發人深省，因為這種例子也不僅是發生在他一人身上的，嚴苛時論卻統統啞炮了。這是為什麼呢？黃裳先生曾分析晚明的鬥爭環境是相當複雜的。我想上述這種立體的社會心理表現也正是一面鏡子。照出的不僅是陳子龍的時代，同樣燭照著他之前和之後的歲月。
就在陳子龍返回松江，遭遺民非議，籌措起義到最終犧牲的兩年間，仍沒有斷絕與「雲間三子」另二人李雯、宋征輿的唱和——無論在鼎革前後，「雲間三子」始終走得那麼近。尤其子龍與李雯。「衡宇相望，三日之間，必再見焉」（順治三年李雯致子龍信）。必因在藝術感覺上有某種類似共振的知己效應，才可能帶來如此強大的精神享受。他和李雯唱和的時間特別多。子龍自己說：『文史之暇，流連聲酒，多與舒章唱和，今《陳李唱和集》是也。」但這是鼎革前的事。「三年契闊、千秋變常。」——鼎革後，李雯淪陷在北京，為盡孝不得不接受了中書舍人的職位。故在給子龍的信中他心緒百端地說「失身以來，不敢復通故人書札者，知大義之已絕於君子也」。但「側聞故人頗有眷舊之言」，子龍並沒有棄絕他。這說明子龍的人情味。順治三年李雯回到南方與子龍見面後，子龍還安慰他，你沒有科第功名，和我不一樣。——我想子龍這時心底的潛台詞是：成也功名，敗也功名啊！
陳子龍對李雯的體諒，既是故人之情，也是在他自己這個層面上清醒的「勿以哀矜而自喜」。更可認為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下他需以全身心投入聲酒唱和來麻醉、調節緊張的神經。而雲間三子另一人宋征輿的人品實在又與李雯相異。他撰詩讚頌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順治四年又中了進士，官至副都御使。在大節上宋與陳絕對是趨舍異路的，但陳與之仍偶有唱和。以上種種正可見清初江南遺民社會政治文化心理之複雜微妙和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活情態！裡面確有嚴冷緊張壓抑，卻也非鐵板一塊。同時還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雖是毀家紆難顛沛流離，但身逐征篷的軍旅生涯實並非抗清義士生活內容的全部。他們的生活不全是非常態的，更類似於打游擊的狀況，中間也有坐下來詩酒唱和的機會。
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戰亂史，早已埋下了國人因循、容與甚至不乏背謬的「集體無意識」種子，由此在大原則框架內可為具體行為尋找種種具體適合的理由。最後你竟會頓悟柔性外交與不合情理的嚴苛其實正是密不可分的雙胞胎，它們共同構就更廣闊的歷史文化心理的雙面鏡
「當年結客同心者，滿眼悠悠行路人。」（信夏《寄荊隱女兄》）「一身湖海茫茫恨，縞素秦庭矢報仇。」（信夏《魚服》）——那些大大小小的起義，陳、夏始終是共同參與的。所以說陳子龍，就必須提到信夏。天翻地覆後，信夏彪炳史冊的《大哀賦》曾令在北京的吳偉業愧敬交加，痛哭三日，做傳奇《秣陵春》寄寓亡國之悲。那麼這個血氣少年心底對良師、父執陳子龍鼎革後三年間無限痛苦也不乏些微詩酒唱和來作緩衝的複雜歲月又如何看待？他冷眼旁觀過麼？
家風良好、親朋卓越的信夏是明末無數江南神童中的佼佼者，在「總角小童」時期便可洋洋灑灑寫出數萬言古文詩賦來，且「下筆立就」，「奇麗可觀」。若非身逢末世，這天才少年必將合夏允彝與陳子龍所長，大放異彩。
金陵傾覆後夏氏父子曾與姻親、友朋共籌奪取蘇州，切斷清軍金陵與杭州聯絡線的宏大計劃。在這些日子裡信夏的英雄氣概突破了書生氣息，大展宏圖。大概這才是他心底志向所寄。松江淪陷後夏允彝自盡了，信夏卻積極與歸來的陳子龍組織策反，並在丙戌年與子龍及岳父錢栴歃血為盟，共謀倡義。
與老師子龍相比，信夏自是輕裝上陣的。在非常時期他走了一條飛躍之路，獨立才幹與激越識見在失去束縛的亂世迫不及待地展現出來。在不知覺中他與子龍的距離越來越拉近，地位越來越平等。在這個十六歲少年的火氣面前子龍是有些老邁了。而信夏撰著的《續倖存錄》，「不敢苛，不敢私，不敢以己意曲直」，同樣是「正中有奇」，又實不愧幾社，不愧子龍「實學」嫡傳教導。甚至在對馬士英、阮大鋮、史可法諸人的評價上，他不顧清流非議，「童言無忌」，意氣用事，體現出更強烈的實用主義傾向來。這是夏允彝，也是陳子龍都不可能達到的。
受互補心理所激，軍事家又往往成為書生仰慕迷戀的人格對象。丙戌正月十五大破吳江的義軍首領吳日生，其軍事才華就遠高於「好言王伯大略」的陳子龍。後來陳、夏都做了吳的下屬。在真刀真槍的鬥爭里，吳日生倍受信夏崇敬，信夏詩句「投筆新從定遠侯」正真實表達了這種感情。
「成敗論英雄，史筆朦朧。與吳霸越事匆匆。盡墨凌煙能幾個，人虎人龍！雙弓酒杯中，身世萍逢。半窗斜月透西風。夢裡邯鄲還說夢，驀地晨鐘！」——與鼎革後陳詩寄意悽惻的深復悲痛相比，被叛徒出賣的吳日生臨上刑場前做的這首淋漓愴絕的絕筆，無疑更透露出慷慨悲歌的英雄豪氣。
故丙戌六月吳日生犧牲後，信夏一氣寫下三首《即事》詩以示悼念；又作《哭吳都督》六首以盡余悲，後被清軍押至吳江時還作了《吳江野哭》。因日生屍骨難尋，他更與朋友秘密地築起衣冠冢，以示哀悼。不久後，又聽到內兄錢熙因在吳軍中積勞成疾，悄然去世的消息，信夏亦悲痛難抑，揮毫寫下七律一首和七絕十八首哭之。吳、錢於少年信夏，一有知遇之恩，一有知己之情。這些感情都是沸騰無能自已的。
然在次年五月子龍犧牲後，或許因自身也已「形神俱涸」，東躲西藏，有倚馬捷才的信夏卻未撰點滴悼亡文字。直至六月底清軍忽然襲擊華亭捉拿信夏，信夏奮然說：「天下豈有為義避禍夏存古哉！」遂入羅弋。對於死的態度，顯然他與父親更接近——斬截、灑脫。
「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別雲間》）——當自己也一步步真正走向死神時，熱愛生活的信夏心底必然會湧起狂熱的留戀來——對生的眷戀，對親人與故土的不舍。大概也就是在這樣子一站站解往金陵死地的水路上，在靜謐的月夜，無寐的他才能驟然體會到這三年間子龍在一場場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脅前巨大迷亂的心境。「懦夫」這個詞栽在別人頭上很容易，只有身臨其境才會發現其間有多少真實愴痛。一個深夜，船經細林山下。山中的崇真道院，正是兩年前子龍從避難地回到家鄉祭拜允彝後，與信夏同游暢談之所在。「相逢對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氣親」——直到這個時刻，信夏潛意識裡多少苦苦壓抑著的回憶與情感才終於在自身也面臨「最後一著」的愴痛甚至是瞬時的無助中徹底爆發出來。百感交集間，信夏終於揮毫寫下悼念子龍的《細林野哭》。這是信夏詩文中最自由無羈，最富激情與極悲鳴的一首，也是他十七年生命最後時刻爆出的最強音，因此成為世代傳頌的佳篇。郭沫若說：「真可謂聲與淚俱下，一字一咽。其早欲追隨其師，存心一死，固已見乎情見乎辭。十七歲之少年如此慷慨沉著，誰能讀之不為之凜然生感耶！」
「公乎，公乎，為我築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當來！」最後一句，情感尤顯深厚，是過濾了雜質後，結晶的真誠悲愴情懷。
溫煦的夏允彝死得很斬截。信夏在「處生死」的態度上完全繼承了乃父基因。自參與起義起他便「存心一死」。但對子龍本人的「未即死」，想必同樣推崇「實學」的少年信夏因心無桎梏，自能體諒且腹誹不多。——既然他能在《續倖存錄》里書生意氣地諒解阮大鋮、馬士英，又怎會冬烘地苛責子龍的不即死！同理，對子龍在戰爭間隙與李、宋的詩酒唱和，信夏當亦有乃父溫煦之風，保持沉默的理解態度。只有在子龍望門投止所招致的士林非議上，他可能猶豫了。的確在客觀上子龍牽累了太多生命。何況坐累而死者幾乎都是信夏最親近的人：叔父夏之旭，姐丈侯岐曾一家，岳丈錢栴（有說法錢栴是子龍獄詞連及)……若說此時信夏依然毫無怨言，怕不盡真實。從他在子龍犧牲後未迅即作詩以示悼亡，就可窺其心理掙扎。但信夏宅心仁厚，雖自己視死如歸，卻終不會顛倒本末，舍迫害者之殘暴而苛責逃亡者的求生。最終，在自己也慷慨赴難的前夕，立於月下舟頭，回思三載波瀾壯闊的血腥歲月，他的心靈豁然開朗，萬境歸一。在這個時刻他終於完全理解了「人」——即以一首閃爍不可磨滅光輝的《細林野哭》來表達對陳子龍，更是對無數具體的「人」，對天翻地覆中人性人情人的奮鬥人之掙扎最深切最尊重的大悲憫和大歌哭。這月下舟頭之一幕，完全當得上波瀾血腥的南明史上人文精神閃耀的最偉大時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