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0章 德國政府的行動3
柏林，內務人民委員會總部。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日，凌晨三時。
行動是在深夜開始的。
柏林、漢堡、慕尼黑、科隆、法蘭克福、德勒斯登、萊比錫等城市同時動手。
台爾曼的指令從內務委員會那間沒有窗戶的會議室里發出，通過加密電話線，在不到半個小時內傳達到了每一個分局、每一個行動小組。
名單上的名字已經從十幾人增加到了四十七人。
其中二十九人被列為「主要對象」——在過去的幾天裡，他們不僅在私下串聯，而且已經開始向外散發傳單、串聯其他知識分子、甚至與國外勢力有所接觸。
另外十八人是「從犯」——在政府部門或文化機構中為這些人提供掩護、提供信息、提供資金渠道的內應。
四十七個人，在凌晨三時到五時之間，被分別從自己的住所中帶走。
柏林大學法學院的講師赫爾曼·貝克爾也在名單上。
儘管他已經按照院長的要求寫了書面檢查，但在那封檢查交上去之後，內務部又掌握了新的情況，
他在寫檢查的同時，通過一個中間人向《人民的聲音》油印小報提供了關於「威廉二世健康狀況」的詳細材料，這些材料的來源不是公開渠道，而是他從大學檔案室違規調取的機密文件。
一份檢查掩蓋不了兩份罪。
他被帶走的時候，穿著睡衣，眼鏡沒有來得及戴，赤著腳站在走廊里，看著兩個穿大衣的男人在他的公寓裡翻找文件。
《人民的聲音》油印小報的編者是一個叫庫爾特·邁納的年輕人，三十二歲，柏林大學德語文學博士，畢業後沒有找到固定工作，靠給幾家小報寫稿為生。
他不是共產黨，也不是什麼激進分子，他只是一個覺得自己被時代遺忘的、滿腹牢騷的、找不到出口的人。
他在夏洛滕堡的一間地下室里編印了那份小報，三百份，用一台半舊的油印機，蠟紙是手刻的，插圖是他自己畫的。
他以為自己在做一件「勇敢」的事，以為那些「讀者來信」會像種子一樣在知識分子中生根發芽，以為總有一天韋格納會看到他的努力，會把他請進人民委員會，問他一句：
「邁納先生，你覺得德國應該走向何方？」
他等來的不是韋格納，是內務部的同志們。
他的地下室里堆滿了油印工具和傳單底稿，證據確鑿，無從抵賴。
十月十三日，柏林，人民委員會會議室。
中央委員會的緊急會議在上午召開。參加的人不多——韋格納、施密特、台爾曼、克朗茨，以及幾個相關部門負責人。
韋格納坐在主位，面前的是台爾曼提交的行動報告。
「四十七人，全部抓獲。
其中二十三人對散布反動言論、串聯意圖干擾中央決策的行為供認不諱；
十一人承認部分事實，但對『串聯』和『干擾決策』的定性有異議；
十三人拒絕認罪，聲稱自己只是在『正常表達學術觀點』。」
韋格納合上報告，看著台爾曼。
「你辛苦了。」
台爾曼的大鬍子微微動了一下，算是回應。
「同志們，」韋格納把雙手平放在桌面上，「對這批人的處理意見，我考慮過了。你們聽聽，有什麼不同意見。」
「第一，定性。
這些人不是普通的『學術討論者』，不是『不同意見者』，更不是『受害者』。
他們的行為，是在中央已經明確處理原則之後，有組織、有計劃地試圖以輿論壓力干擾司法決策。
這不是學術自由，這是政治對抗。」
「第二，分類處理。四十七個人，不能一刀切。要根據他們的身份、行為、認罪態度，分別處置。」
他伸出三根手指。
「一類——主要組織者和策劃者，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力和知名度的人。
這批人，下放勞改。把他們送到農村、礦山、林場去，和工農一起勞動。
勞動期間，保留公民身份，但限制人身自由，不得離開勞改地點。勞動期限根據表現確定，最短一年，最長五年。」
「二類——在政府和文化機構中為這些人打掩護、提供便利的內應。
這批人的行為比甲類更惡劣，因為他們利用了黨和人民賦予的職位和信任來對抗黨和人民。對他們的處理是——開除現有職務，調往三線或邊遠艱苦地區的基層崗位，降級使用，不得擔任任何領導職務。
具體去向由組織部門另行確定。」
「三類——被裹挾、被煽動的一般參與者，認罪態度較好，願意悔改的。
這批人從輕處理，在單位內部進行批評教育，記過處分，暫不追究刑事責任。
但需要定期向組織匯報思想動態，接受監督。」
會議室里安靜了片刻。施密特率先開口。
「主席同志，一類的處理方案中，『下放勞改』的執行標準需要進一步明確。
是集中關押，還是分散安置？是強制勞動，還是與工農同工同酬？
這些細節如果不明確，基層執行起來會出問題。」
韋格納點了一下頭。
「施密特同志，你組織司法部和內務部的同志，在三天之內拿出一個實施細則。
原則是——勞改不是懲罰，是改造。不是把這些人關起來不讓他們說話，是讓他們在勞動中重新認識自己，認識人民，認識這個國家。
如果他們能在勞動中真正轉變思想，提前解除勞改也不是不可以。」
克朗茨等韋格納說完之後，才開口。
「韋格納同志，我只有一個問題。
這批人裡面，有沒有人涉及泄露國家機密？如果有，應該另案處理，不能和普通的『串聯』混在一起。」
韋格納看著台爾曼。台爾曼翻開報告，翻到第二頁。
「有四個人涉及泄露內部文件。
其中柏林大學法學院的講師赫爾曼·貝克爾，違規打聽並夥同組織內的幹部調取了關於威廉二世健康狀況的機密文件，並轉交給了《人民的聲音》的編者。
這份文件雖然沒有標註『絕密』，但按照內部管理規定，屬於『限內部使用』的級別。他的行為已經超出了『串聯』的範疇。」
韋格納沉默了片刻。
「貝克爾另案處理。由司法部門按法律程序起訴。其他人，按我剛才說的三分類執行。」
韋格納知道，處理這批人不是目的，目的是讓那些還在觀望、還在猶豫、還在心裡嘀咕「我能不能也寫一篇」的人看清楚——這個國家，不是用筆桿子來領導的。
筆桿子可以寫文章，可以寫詩，可以寫小說，可以寫任何東西。
但筆桿子不能指揮槍桿子，不能指揮政權，不能指揮人民。筆桿子是指尖，不是大腦。
十月十五日，《紅旗報》第三版。
在「處理了一批」的同時，中央也「表揚了一批」。
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反對中央。
事實上，大多數知識分子——那些真正在教書育人、在傳播知識、在為人民服務的知識分子——是擁護黨的。
他們沒有寫文章，沒有發傳單，沒有串聯。他們每天按時上班，認真備課，耐心解答學生的問題。
他們的名字沒有出現在任何一份名單上，但他們卻是這個國家文化陣地的基石。
《紅旗報》在第三版發表了一篇通訊，題目是《他們是人民的教師》。文章報導了十位來自不同城市的優秀知識分子的先進事跡——有在農村小學任教三十年的老教師，有在工廠夜校為工人掃盲的青年講師，有在出版社兢兢業業編了幾十年教科書的編輯。
文章沒有點名批評任何人，沒有提及任何「處理」的字眼，只是用樸素的、白描的語言，講述了這十個人如何在平凡的崗位上為人民服務。
文章的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
「知識分子不是天生的貴族，不是天生的領袖，不是天生的反對派。
知識分子是人民的一部分。
當他們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時候，他們是國家的棟樑；
當他們脫離了人民的時候，他們就是無根的浮萍。
德國的未來，不屬於那些躲起來發牢騷的人，屬於那些站在講台上、站在田野上、站在工廠里、和人民一起流汗的人。」
這篇文章在知識分子中引起的反響比之前的任何一篇評論員文章都更強烈。
不是因為它的批判力度更大——它幾乎沒有批判。是因為它提供了一種「替代方案」：
你不是沒有出路，只是你走錯了路。停下來，轉個身，朝人民的方向走，前面有光。
行動是在深夜開始的。
柏林、漢堡、慕尼黑、科隆、法蘭克福、德勒斯登、萊比錫等城市同時動手。
台爾曼的指令從內務委員會那間沒有窗戶的會議室里發出，通過加密電話線，在不到半個小時內傳達到了每一個分局、每一個行動小組。
名單上的名字已經從十幾人增加到了四十七人。
其中二十九人被列為「主要對象」——在過去的幾天裡，他們不僅在私下串聯，而且已經開始向外散發傳單、串聯其他知識分子、甚至與國外勢力有所接觸。
另外十八人是「從犯」——在政府部門或文化機構中為這些人提供掩護、提供信息、提供資金渠道的內應。
四十七個人，在凌晨三時到五時之間，被分別從自己的住所中帶走。
柏林大學法學院的講師赫爾曼·貝克爾也在名單上。
儘管他已經按照院長的要求寫了書面檢查，但在那封檢查交上去之後，內務部又掌握了新的情況，
他在寫檢查的同時，通過一個中間人向《人民的聲音》油印小報提供了關於「威廉二世健康狀況」的詳細材料，這些材料的來源不是公開渠道，而是他從大學檔案室違規調取的機密文件。
一份檢查掩蓋不了兩份罪。
他被帶走的時候，穿著睡衣，眼鏡沒有來得及戴，赤著腳站在走廊里，看著兩個穿大衣的男人在他的公寓裡翻找文件。
《人民的聲音》油印小報的編者是一個叫庫爾特·邁納的年輕人，三十二歲，柏林大學德語文學博士，畢業後沒有找到固定工作，靠給幾家小報寫稿為生。
他不是共產黨，也不是什麼激進分子，他只是一個覺得自己被時代遺忘的、滿腹牢騷的、找不到出口的人。
他在夏洛滕堡的一間地下室里編印了那份小報，三百份，用一台半舊的油印機，蠟紙是手刻的，插圖是他自己畫的。
他以為自己在做一件「勇敢」的事，以為那些「讀者來信」會像種子一樣在知識分子中生根發芽，以為總有一天韋格納會看到他的努力，會把他請進人民委員會，問他一句：
「邁納先生，你覺得德國應該走向何方？」
他等來的不是韋格納，是內務部的同志們。
他的地下室里堆滿了油印工具和傳單底稿，證據確鑿，無從抵賴。
十月十三日，柏林，人民委員會會議室。
中央委員會的緊急會議在上午召開。參加的人不多——韋格納、施密特、台爾曼、克朗茨，以及幾個相關部門負責人。
韋格納坐在主位，面前的是台爾曼提交的行動報告。
「四十七人，全部抓獲。
其中二十三人對散布反動言論、串聯意圖干擾中央決策的行為供認不諱；
十一人承認部分事實，但對『串聯』和『干擾決策』的定性有異議；
十三人拒絕認罪，聲稱自己只是在『正常表達學術觀點』。」
韋格納合上報告，看著台爾曼。
「你辛苦了。」
台爾曼的大鬍子微微動了一下，算是回應。
「同志們，」韋格納把雙手平放在桌面上，「對這批人的處理意見，我考慮過了。你們聽聽，有什麼不同意見。」
「第一，定性。
這些人不是普通的『學術討論者』，不是『不同意見者』，更不是『受害者』。
他們的行為，是在中央已經明確處理原則之後，有組織、有計劃地試圖以輿論壓力干擾司法決策。
這不是學術自由，這是政治對抗。」
「第二，分類處理。四十七個人，不能一刀切。要根據他們的身份、行為、認罪態度，分別處置。」
他伸出三根手指。
「一類——主要組織者和策劃者，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力和知名度的人。
這批人，下放勞改。把他們送到農村、礦山、林場去，和工農一起勞動。
勞動期間，保留公民身份，但限制人身自由，不得離開勞改地點。勞動期限根據表現確定，最短一年，最長五年。」
「二類——在政府和文化機構中為這些人打掩護、提供便利的內應。
這批人的行為比甲類更惡劣，因為他們利用了黨和人民賦予的職位和信任來對抗黨和人民。對他們的處理是——開除現有職務，調往三線或邊遠艱苦地區的基層崗位，降級使用，不得擔任任何領導職務。
具體去向由組織部門另行確定。」
「三類——被裹挾、被煽動的一般參與者，認罪態度較好，願意悔改的。
這批人從輕處理，在單位內部進行批評教育，記過處分，暫不追究刑事責任。
但需要定期向組織匯報思想動態，接受監督。」
會議室里安靜了片刻。施密特率先開口。
「主席同志，一類的處理方案中，『下放勞改』的執行標準需要進一步明確。
是集中關押，還是分散安置？是強制勞動，還是與工農同工同酬？
這些細節如果不明確，基層執行起來會出問題。」
韋格納點了一下頭。
「施密特同志，你組織司法部和內務部的同志，在三天之內拿出一個實施細則。
原則是——勞改不是懲罰，是改造。不是把這些人關起來不讓他們說話，是讓他們在勞動中重新認識自己，認識人民，認識這個國家。
如果他們能在勞動中真正轉變思想，提前解除勞改也不是不可以。」
克朗茨等韋格納說完之後，才開口。
「韋格納同志，我只有一個問題。
這批人裡面，有沒有人涉及泄露國家機密？如果有，應該另案處理，不能和普通的『串聯』混在一起。」
韋格納看著台爾曼。台爾曼翻開報告，翻到第二頁。
「有四個人涉及泄露內部文件。
其中柏林大學法學院的講師赫爾曼·貝克爾，違規打聽並夥同組織內的幹部調取了關於威廉二世健康狀況的機密文件，並轉交給了《人民的聲音》的編者。
這份文件雖然沒有標註『絕密』，但按照內部管理規定，屬於『限內部使用』的級別。他的行為已經超出了『串聯』的範疇。」
韋格納沉默了片刻。
「貝克爾另案處理。由司法部門按法律程序起訴。其他人，按我剛才說的三分類執行。」
韋格納知道，處理這批人不是目的，目的是讓那些還在觀望、還在猶豫、還在心裡嘀咕「我能不能也寫一篇」的人看清楚——這個國家，不是用筆桿子來領導的。
筆桿子可以寫文章，可以寫詩，可以寫小說，可以寫任何東西。
但筆桿子不能指揮槍桿子，不能指揮政權，不能指揮人民。筆桿子是指尖，不是大腦。
十月十五日，《紅旗報》第三版。
在「處理了一批」的同時，中央也「表揚了一批」。
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反對中央。
事實上，大多數知識分子——那些真正在教書育人、在傳播知識、在為人民服務的知識分子——是擁護黨的。
他們沒有寫文章，沒有發傳單，沒有串聯。他們每天按時上班，認真備課，耐心解答學生的問題。
他們的名字沒有出現在任何一份名單上，但他們卻是這個國家文化陣地的基石。
《紅旗報》在第三版發表了一篇通訊，題目是《他們是人民的教師》。文章報導了十位來自不同城市的優秀知識分子的先進事跡——有在農村小學任教三十年的老教師，有在工廠夜校為工人掃盲的青年講師，有在出版社兢兢業業編了幾十年教科書的編輯。
文章沒有點名批評任何人，沒有提及任何「處理」的字眼，只是用樸素的、白描的語言，講述了這十個人如何在平凡的崗位上為人民服務。
文章的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
「知識分子不是天生的貴族，不是天生的領袖，不是天生的反對派。
知識分子是人民的一部分。
當他們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時候，他們是國家的棟樑；
當他們脫離了人民的時候，他們就是無根的浮萍。
德國的未來，不屬於那些躲起來發牢騷的人，屬於那些站在講台上、站在田野上、站在工廠里、和人民一起流汗的人。」
這篇文章在知識分子中引起的反響比之前的任何一篇評論員文章都更強烈。
不是因為它的批判力度更大——它幾乎沒有批判。是因為它提供了一種「替代方案」：
你不是沒有出路，只是你走錯了路。停下來，轉個身，朝人民的方向走，前面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