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9章 德國政府的行動2
「你是在替你自己求情。」院長打斷了他。「你在試探。試探政府會不會因為你說了這些話而懲罰你。
如果政府不懲罰你，你就贏了；如果懲罰你，你就成了『被壓迫的學術良心』。
不管輸贏，你都不虧。但你沒有想過——你寫那篇文章的時候，有沒有考慮過那些在戰壕里失去了生命的人的感受呢？」
貝克爾沉默了。
院長從桌上拿起那份公函，放回抽屜里。
「貝克爾，我給你兩個選擇。
第一，寫一份書面檢查，承認你的文章中的觀點是錯誤的，在教研室的會議上公開宣讀。
這件事就算過去了，你繼續教書，沒有人會記你的黑帳。」
「第二，不寫檢查，堅持你的『學術觀點』。
那我只能把你的材料上報教育部。教育部的處理結果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的教職可能保不住了。」
貝克爾站在那裡，一動不動。
「我寫。」他的聲音很低。「我寫檢查。」
院長點了一下頭。
「好。明天上午之前交到我辦公室。」
貝克爾轉過身，走向門口。他的手放在門把手上，停了一下，沒有回頭。
「院長先生，我還有一個問題。」
「說。」
「如果——我是說如果——政府真的決定對威廉二世進行公開審判，您覺得，我應該以什麼態度來看待這場審判？」
院長沉默了片刻。
「貝克爾，你應該用受害者的家屬走進法庭時的那種態度來看待這場審判。
不是用旁觀者的態度，不是用學者的態度。
是當事人的態度。因為你的父輩們的態度——他們都在那場戰爭中當過兵。
他們是不是受害者？他們有沒有資格要求公正？你有沒有替他們想過？」
貝克爾聽到這話，明顯頓了一下，他拉開門，走了出去。
門在他身後輕輕合上。
院長坐在空蕩蕩的辦公室里，看著那扇關上的門。他嘆了口氣，摘下眼鏡，用那塊麂皮絨布又擦了一遍。
他知道，貝克爾的檢查交上來之後，這件事不算完。
那些沒有在報紙上署名、沒有在大學裡任職、藏在暗處的人，才是真正的麻煩。
十月十日，柏林，內務人民委員會總部。
台爾曼坐在辦公室里，面前的桌上攤著一份名單。名單上的每一個名字旁邊都標註著詳細的個人信息——年齡、職業、住址、政治面貌、以及「近期言論摘要」。
名單上的名字不多，只有十幾個。
但台爾曼知道，這十幾個人的背後，站著幾十個、上百個和他們一樣的人。
這些人分布在柏林、漢堡、慕尼黑、科隆、法蘭克福——每一個有大學、有出版社、有文化沙龍的城市。
他們不是組織，沒有章程，沒有綱領，沒有固定的聯絡方式。
但他們有一種默契，一種不需要語言的、通過文章、談話、信件傳遞的默契。
這種默契比任何組織都更難對付。因為組織有頭目，有文件，有據點；你可以打掉頭目，繳獲文件，端掉據點。
但這種默契是打不掉的。它像空氣，無處不在，沒有形狀，沒有重量，但你一呼吸就能感覺到它的存在。
台爾曼從抽屜里拿出一包煙，抽出一支，點上。
他把名單放在桌上，用菸灰缸壓住一角，然後拿起電話，搖了搖手柄。
「給我接柏林內務局。讓局長聽電話。」
電話那頭傳來一個沉穩的聲音。
「台爾曼同志，柏林內務局局長施耐德。」
「施耐德，名單上的人，你查得怎麼樣了？」
「已經核實了大部分。其中幾個人確實在最近幾天有異常活動。他們頻繁聚會，交換文章，甚至在私下場合說了一些——不合適的話。」
「什麼不合適的話？」
電話那頭沉默了片刻。
「有人說，『韋格納遲早會意識到，沒有知識分子，這個國家就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還有人說，『威廉二世是一塊試金石。政府怎麼對待他，就會怎麼對待我們。』」
台爾曼的嘴角微微動了一下，他有些憤怒的說道，
「施耐德，你安排人手，對名單上的重點人員進行監視。
不要驚動他們，不要打草驚蛇。記錄他們的每一次聚會、每一次通話、每一封信件。我要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在說什麼，在做什麼——在他們自己還不知道之前。」
「明白。」
台爾曼放下電話，把名單從菸灰缸下面抽出來，又看了一遍。他的目光在最上面的那個名字上停了一下。
那是一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文學博士，在文化部下屬的一個出版社當編輯。他的「近期言論摘要」欄里寫著一段話，是他在一次私人聚會上說的。
「韋格納不懂文化。他只懂工廠、鐵路、坦克。
德國在他的治理下，會變成一個巨大的兵營。也許這兵營里的人吃得飽、穿得暖、有房子住，但兵營就是兵營，不是家園。」
台爾曼把名單折好，放進口袋裡。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窗外的柏林在秋日的陽光下一片祥和，街道上的行人腳步從容，電車叮叮噹噹地駛過十字路口，幾個孩子在街邊的廣場上踢足球。
這些人不知道，在這座城市的暗處，有一些人正在試圖用筆尖刺破這層祥和。
他們刺不破。不是因為筆尖不夠尖，是因為他們站的地方不對。
他們站在書齋里，站在講台上，站在那些和人民隔著一層玻璃的地方。
他們以為世界是用概念拼湊出來的，以為改變幾個詞就能改變人心。
他們不懂——人心不是用筆寫的，是用生活刻的。
台爾曼轉過身，走回辦公桌前，坐下來，拿起下一份文件。
那是一份關於漢堡港擴建工程的安保評估報告，厚厚的幾十頁，密密麻麻的數字和表格。他翻到第一頁，開始閱讀。
窗外的陽光照在他的大鬍子上，台爾曼看起來很平靜，但了解他的人知道，那副平靜的面孔下面，是一台正在全速運轉的、冷靜而高效的、專門用來對付敵人的機器。
這台機器的名字，叫內務人民委員會。
它的燃料，是對人民的熱愛和對敵人的冷酷。兩種燃料缺一不可。
台爾曼放下手中的報告，又拿起那份名單，看了一眼，然後把它鎖進了辦公桌最底層的抽屜里。
抽屜關上的聲音很輕，但那些名字不會消失。
它們在那片黑暗中，像一些還在跳動的、不願熄滅的火星。
台爾曼知道，這些火星不會自己熄滅，需要有人把它們踩滅，等它們徹底熄滅了，連煙都不冒了，那時候才算是真正的乾淨。
窗外的陽光依然明亮。柏林的天空藍得透徹，但台爾曼知道，暴風雨不會永遠停留在海面上。
它總是要登陸的。
而他的工作，是在暴風雨登陸之前，把那些在屋頂上試圖用舊時代的觀念擋雨的人，請到屋裡來。
有些人的腳，可以自己走進來。有些人的腳，需要別人幫忙挪一下。
台爾曼合上了文件夾，拿起電話，撥通了下一個號碼。
如果政府不懲罰你，你就贏了；如果懲罰你，你就成了『被壓迫的學術良心』。
不管輸贏，你都不虧。但你沒有想過——你寫那篇文章的時候，有沒有考慮過那些在戰壕里失去了生命的人的感受呢？」
貝克爾沉默了。
院長從桌上拿起那份公函，放回抽屜里。
「貝克爾，我給你兩個選擇。
第一，寫一份書面檢查，承認你的文章中的觀點是錯誤的，在教研室的會議上公開宣讀。
這件事就算過去了，你繼續教書，沒有人會記你的黑帳。」
「第二，不寫檢查，堅持你的『學術觀點』。
那我只能把你的材料上報教育部。教育部的處理結果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的教職可能保不住了。」
貝克爾站在那裡，一動不動。
「我寫。」他的聲音很低。「我寫檢查。」
院長點了一下頭。
「好。明天上午之前交到我辦公室。」
貝克爾轉過身，走向門口。他的手放在門把手上，停了一下，沒有回頭。
「院長先生，我還有一個問題。」
「說。」
「如果——我是說如果——政府真的決定對威廉二世進行公開審判，您覺得，我應該以什麼態度來看待這場審判？」
院長沉默了片刻。
「貝克爾，你應該用受害者的家屬走進法庭時的那種態度來看待這場審判。
不是用旁觀者的態度，不是用學者的態度。
是當事人的態度。因為你的父輩們的態度——他們都在那場戰爭中當過兵。
他們是不是受害者？他們有沒有資格要求公正？你有沒有替他們想過？」
貝克爾聽到這話，明顯頓了一下，他拉開門，走了出去。
門在他身後輕輕合上。
院長坐在空蕩蕩的辦公室里，看著那扇關上的門。他嘆了口氣，摘下眼鏡，用那塊麂皮絨布又擦了一遍。
他知道，貝克爾的檢查交上來之後，這件事不算完。
那些沒有在報紙上署名、沒有在大學裡任職、藏在暗處的人，才是真正的麻煩。
十月十日，柏林，內務人民委員會總部。
台爾曼坐在辦公室里，面前的桌上攤著一份名單。名單上的每一個名字旁邊都標註著詳細的個人信息——年齡、職業、住址、政治面貌、以及「近期言論摘要」。
名單上的名字不多，只有十幾個。
但台爾曼知道，這十幾個人的背後，站著幾十個、上百個和他們一樣的人。
這些人分布在柏林、漢堡、慕尼黑、科隆、法蘭克福——每一個有大學、有出版社、有文化沙龍的城市。
他們不是組織，沒有章程，沒有綱領，沒有固定的聯絡方式。
但他們有一種默契，一種不需要語言的、通過文章、談話、信件傳遞的默契。
這種默契比任何組織都更難對付。因為組織有頭目，有文件，有據點；你可以打掉頭目，繳獲文件，端掉據點。
但這種默契是打不掉的。它像空氣，無處不在，沒有形狀，沒有重量，但你一呼吸就能感覺到它的存在。
台爾曼從抽屜里拿出一包煙，抽出一支，點上。
他把名單放在桌上，用菸灰缸壓住一角，然後拿起電話，搖了搖手柄。
「給我接柏林內務局。讓局長聽電話。」
電話那頭傳來一個沉穩的聲音。
「台爾曼同志，柏林內務局局長施耐德。」
「施耐德，名單上的人，你查得怎麼樣了？」
「已經核實了大部分。其中幾個人確實在最近幾天有異常活動。他們頻繁聚會，交換文章，甚至在私下場合說了一些——不合適的話。」
「什麼不合適的話？」
電話那頭沉默了片刻。
「有人說，『韋格納遲早會意識到，沒有知識分子，這個國家就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還有人說，『威廉二世是一塊試金石。政府怎麼對待他，就會怎麼對待我們。』」
台爾曼的嘴角微微動了一下，他有些憤怒的說道，
「施耐德，你安排人手，對名單上的重點人員進行監視。
不要驚動他們，不要打草驚蛇。記錄他們的每一次聚會、每一次通話、每一封信件。我要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在說什麼，在做什麼——在他們自己還不知道之前。」
「明白。」
台爾曼放下電話，把名單從菸灰缸下面抽出來，又看了一遍。他的目光在最上面的那個名字上停了一下。
那是一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文學博士，在文化部下屬的一個出版社當編輯。他的「近期言論摘要」欄里寫著一段話，是他在一次私人聚會上說的。
「韋格納不懂文化。他只懂工廠、鐵路、坦克。
德國在他的治理下，會變成一個巨大的兵營。也許這兵營里的人吃得飽、穿得暖、有房子住，但兵營就是兵營，不是家園。」
台爾曼把名單折好，放進口袋裡。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窗外的柏林在秋日的陽光下一片祥和，街道上的行人腳步從容，電車叮叮噹噹地駛過十字路口，幾個孩子在街邊的廣場上踢足球。
這些人不知道，在這座城市的暗處，有一些人正在試圖用筆尖刺破這層祥和。
他們刺不破。不是因為筆尖不夠尖，是因為他們站的地方不對。
他們站在書齋里，站在講台上，站在那些和人民隔著一層玻璃的地方。
他們以為世界是用概念拼湊出來的，以為改變幾個詞就能改變人心。
他們不懂——人心不是用筆寫的，是用生活刻的。
台爾曼轉過身，走回辦公桌前，坐下來，拿起下一份文件。
那是一份關於漢堡港擴建工程的安保評估報告，厚厚的幾十頁，密密麻麻的數字和表格。他翻到第一頁，開始閱讀。
窗外的陽光照在他的大鬍子上，台爾曼看起來很平靜，但了解他的人知道，那副平靜的面孔下面，是一台正在全速運轉的、冷靜而高效的、專門用來對付敵人的機器。
這台機器的名字，叫內務人民委員會。
它的燃料，是對人民的熱愛和對敵人的冷酷。兩種燃料缺一不可。
台爾曼放下手中的報告，又拿起那份名單，看了一眼，然後把它鎖進了辦公桌最底層的抽屜里。
抽屜關上的聲音很輕，但那些名字不會消失。
它們在那片黑暗中，像一些還在跳動的、不願熄滅的火星。
台爾曼知道，這些火星不會自己熄滅，需要有人把它們踩滅，等它們徹底熄滅了，連煙都不冒了，那時候才算是真正的乾淨。
窗外的陽光依然明亮。柏林的天空藍得透徹，但台爾曼知道，暴風雨不會永遠停留在海面上。
它總是要登陸的。
而他的工作，是在暴風雨登陸之前，把那些在屋頂上試圖用舊時代的觀念擋雨的人，請到屋裡來。
有些人的腳，可以自己走進來。有些人的腳，需要別人幫忙挪一下。
台爾曼合上了文件夾，拿起電話，撥通了下一個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