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8章 德國政府的行動
柏林，一九三五年十月八日，上午九時。
韋格納面前的辦公桌上攤著三份報紙。
這是三份小報——一份是文學月刊，一份是大學內部的學術通訊，一份是某個郊區文化沙龍的油印同人誌。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在這兩三天裡，不約而同地出現了關於威廉二世處理問題的文章。
不是新聞，不是評論，是「建議」。
第一篇文章的標題是《歷史的審判應當由誰來書寫？》，作者署名沒有單位，沒有地址。
文章寫得文縐縐的，引用了席勒、歌德、康德，繞了一大圈之後落到一個核心觀點上：
「對威廉二世的審判，不僅是對一個人的審判，更是對一段歷史的審判。
因此，審判的意義、程序、以及向公眾闡釋的方式，不能僅僅由行政機關決定，而應當吸收歷史學家、法學家、哲學家的意見。」
韋格納在這段話下面用紅鉛筆畫了一道橫線。
第二篇文章更直接。標題是《不要讓復仇掩蓋了公正》，作者是一個大學講師，真名實姓，單位寫得清清楚楚——柏林大學法學院，刑法學教研室。文章的核心觀點是：
「威廉二世年事已高，身體狀況不佳。即使對其定罪，也應考慮其年齡和健康狀況，適當從輕處理。
一個文明的國度，不應當對一個老人施加過於嚴苛的懲罰。」文章沒有提「軟禁」這個詞，但通篇都在暗示。
韋格納把整篇文章從頭到尾讀了兩遍，然後把報紙合上，放在桌角。
第三篇文章最簡短，但最危險。標題只有四個字：
《人民的聲音》。內容是一個讀者來信的合集——但韋格納很輕易地就看出來這就是編者假借「讀者」的名義寫的。
每一封信都很短，有的在呼籲「公正審判」，有的在呼籲「寬大處理」，有的在呼籲「讓歷史學家參與決策」。
韋格納把這份油印小報翻到最後一頁，看了一眼印數——三百份。
三百份不算多，但它的讀者是柏林大學的學生和年輕教師。
這些人，是未來德國的教師、編輯、記者、官員。
如果他們的思想被這種東西浸染，十年後、二十年後，德國的宣傳和文化陣地就會變成另一個樣子。
他把三份報紙疊在一起，放在桌角，從抽屜里拿出一張新的信箋，拿起鋼筆，寫下了幾行字。
「一、由《紅旗報》和《柏林日報》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駁斥近期關於威廉二世處理問題的錯誤言論。
重點闡明：
審判威廉二世不是復仇，是歷史的責任；不是個人恩怨，是階級的審判。不能讓『寬大處理』的論調占據道德高地。」
「二、責成教育部對柏林大學法學院那名講師的言論進行調查。
如其文章中的觀點確屬其個人主張，應在校內進行批評教育；如有組織背景，另案處理。」
「三、責成內務人民委員會對油印小報《人民的聲音》進行調查。
查清編印者、資金來源、發行渠道。如是個人行為，依法處理；如是組織行為，追究組織責任。」
他放下筆，把信箋折好，放進一個空白信封里，在上面寫了「施密特同志親啟」幾個字，然後叫來通訊員，讓他立刻送去總政治部。
他知道，這只是開始。那些人不會因為一篇文章就收手，不會因為一次調查就閉嘴。
他們憋了太久，憋了十多年，現在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集中發聲的「話題」。
可是他們錯了。
柏林的輿論場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變了風向。
《紅旗報》的評論員文章發表在十月九日的頭版，標題用了紅色大字，占了三欄：
《誰在替威廉二世說話？》。文章沒有繞彎子，開篇第一句就是：
「最近，有人借著『學術討論』的名義，在幾個發行量不大的刊物上發表了關於威廉二世處理問題的『建議』。
這些『建議』的核心是——不要審判，或者輕判，或者讓『知識分子』來參與決定怎麼判。」
文章的第二段點明了實質：
「這些人不是在為威廉二世求情，他們是在為自己求情。他們是在試探——如果連威廉二世都可以『寬大處理』，那麼我們這些年犯過的錯、說錯的話、站錯的隊，是不是也可以一筆勾銷？
他們不是在關心一個八十歲老人的命運，他們是在關心自己的利益。」
第三段轉向了理論的高度：
「列寧同志說過，對舊制度的維護者，人民群眾有權進行審判。
這不是報復，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要求。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高度讚揚了巴黎公社對反革命分子的鎮壓。
如果我們連威廉二世都不敢審判，那我們還談什麼無產階級專政？那我們還革什麼命？」
文章的最後一段用了加粗字體：
「人民的法院不是知識分子的沙龍。威廉二世的命運，將由人民來決定，由法律來決定，由事實來決定。
任何人企圖用『學術討論』的名義干擾司法，都是對人民意志的蔑視。」
同一天，《柏林日報》在第二版發表了一篇長文，標題是《「寬大處理」背後的政治暗流》。
文章的作者是總政治部宣傳處的一名資深編輯，筆鋒比《紅旗報》的評論員文章更犀利。他沒有泛泛地批判「知識分子」，而是點了兩個人的名——一個是柏林大學法學院那名講師，另一個是《人民的聲音》油印小報的編者。
文章對法學院講師的「建議」進行了逐條批駁：
「他說『威廉二世年事已高，身體狀況不佳』，所以應該從輕處理。按照這個邏輯，一個八十歲的殺人犯也應該從輕處理，因為他『年事已高』？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不是為老人發明的，是為窮人發明的。
老人並不比工人更高貴，並不比農民更值得同情。」
關於油印小報，文章寫道：
「《人民的聲音》——好大的口氣。三百份油印小報，就敢代表『人民的聲音』了？真正的人民的聲音，在工廠里，在田野上，在建設工地的腳手架上。
不在大學宿舍里，不在幾個文人墨客的沙龍里，不在那些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署的『讀者來信』里。」
兩篇文章發表後，反響比預期的更強烈，不少工人讀者給報社寫信，表達對文章的支持。
柏林一家電機廠的車間工會還專門組織了一次學習討論會，把兩篇文章印成單行本，發給每一個工人。
韋格納沒有去看那些來信。施密特看了，在電話里向韋格納匯報了幾句。韋格納說了一句：「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然後掛了電話。
柏林大學法學院，刑法學教研室。十月九日下午。
講師赫爾曼·貝克爾被叫到了法學院院長的辦公室。
院長是個老教授，六十多歲，頭髮全白了，他不是黨員，也不是什麼積極分子。
他在這個位置上坐了將近十年，以「平穩」著稱——不惹事，不攬事，不出事。但今天，他必須惹一件事，因為這件事已經大到不惹就出事了。
「貝克爾先生，」院長的聲音帶著一種老人特有的沙啞音色，
「你最近在《學術通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關於威廉二世處理問題的。」
貝克爾站在那裡，雙手垂在身體兩側。
「是的，院長先生。那是我個人的學術觀點。」
院長從抽屜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那是教育部下來的一封公函，措辭客氣但意思明確：
「請貴校對柏林大學法學院講師赫爾曼·貝克爾的言論進行核實，如其文章中的觀點確屬其個人主張，應在校內進行批評教育；如有組織背景，另案處理。」
院長把公函推到桌子邊。
「貝克爾，我不是來審問你的。我是來告訴你——你的文章，有人看到了。看到的人，不只是你我的同行。」
貝克爾的手指微微顫了一下。
「院長先生，我只是表達了一個法學家應有的學術良知。威廉二世已經八十歲了，他不可能再對社會構成任何威脅。
對一個八十歲的老人施加嚴酷的懲罰，不符合現代法治精神。」
院長摘下老花鏡，用一塊麂皮絨布慢慢地擦拭著鏡片。擦完之後，他把眼鏡戴上，看著貝克爾。
「貝克爾，你在柏林大學教了幾年書了？」
「六年。」
「六年。六年裡，你有沒有去工廠參觀過？有沒有去農村考察過？有沒有和工人農民坐在一起吃過一頓飯？」
貝克爾張了張嘴，沒有回答。
「你沒有。」院長替他說了。「你不需要回答，因為我知道你沒有。你每天早晨從你在夏洛滕堡的公寓出發，騎自行車到學校，上完課，去食堂吃午飯，下午在圖書館看書，晚上回家。
你和工人農民唯一的接觸，是在街上擦肩而過。」
院長的聲音不高，但十分嚴肅。
「貝克爾，你問我什麼是『現代法治精神』。
我告訴你——在德國，法治精神不是寫在教科書里的，是寫在人民的生活里的。德國人民在過去的十幾年裡，經歷了戰爭、飢餓、失業、貧困。
他們失去了父親、兒子、兄弟。他們不會忘記是誰把他們推進了那場戰爭。你替威廉二世求情，就是在替上一次的戰爭求情。」
貝克爾的臉漲紅了。
「院長先生，我不是在替他求情。我是在——」
韋格納面前的辦公桌上攤著三份報紙。
這是三份小報——一份是文學月刊，一份是大學內部的學術通訊，一份是某個郊區文化沙龍的油印同人誌。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在這兩三天裡，不約而同地出現了關於威廉二世處理問題的文章。
不是新聞，不是評論，是「建議」。
第一篇文章的標題是《歷史的審判應當由誰來書寫？》，作者署名沒有單位，沒有地址。
文章寫得文縐縐的，引用了席勒、歌德、康德，繞了一大圈之後落到一個核心觀點上：
「對威廉二世的審判，不僅是對一個人的審判，更是對一段歷史的審判。
因此，審判的意義、程序、以及向公眾闡釋的方式，不能僅僅由行政機關決定，而應當吸收歷史學家、法學家、哲學家的意見。」
韋格納在這段話下面用紅鉛筆畫了一道橫線。
第二篇文章更直接。標題是《不要讓復仇掩蓋了公正》，作者是一個大學講師，真名實姓，單位寫得清清楚楚——柏林大學法學院，刑法學教研室。文章的核心觀點是：
「威廉二世年事已高，身體狀況不佳。即使對其定罪，也應考慮其年齡和健康狀況，適當從輕處理。
一個文明的國度，不應當對一個老人施加過於嚴苛的懲罰。」文章沒有提「軟禁」這個詞，但通篇都在暗示。
韋格納把整篇文章從頭到尾讀了兩遍，然後把報紙合上，放在桌角。
第三篇文章最簡短，但最危險。標題只有四個字：
《人民的聲音》。內容是一個讀者來信的合集——但韋格納很輕易地就看出來這就是編者假借「讀者」的名義寫的。
每一封信都很短，有的在呼籲「公正審判」，有的在呼籲「寬大處理」，有的在呼籲「讓歷史學家參與決策」。
韋格納把這份油印小報翻到最後一頁，看了一眼印數——三百份。
三百份不算多，但它的讀者是柏林大學的學生和年輕教師。
這些人，是未來德國的教師、編輯、記者、官員。
如果他們的思想被這種東西浸染，十年後、二十年後，德國的宣傳和文化陣地就會變成另一個樣子。
他把三份報紙疊在一起，放在桌角，從抽屜里拿出一張新的信箋，拿起鋼筆，寫下了幾行字。
「一、由《紅旗報》和《柏林日報》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駁斥近期關於威廉二世處理問題的錯誤言論。
重點闡明：
審判威廉二世不是復仇，是歷史的責任；不是個人恩怨，是階級的審判。不能讓『寬大處理』的論調占據道德高地。」
「二、責成教育部對柏林大學法學院那名講師的言論進行調查。
如其文章中的觀點確屬其個人主張，應在校內進行批評教育；如有組織背景，另案處理。」
「三、責成內務人民委員會對油印小報《人民的聲音》進行調查。
查清編印者、資金來源、發行渠道。如是個人行為，依法處理；如是組織行為，追究組織責任。」
他放下筆，把信箋折好，放進一個空白信封里，在上面寫了「施密特同志親啟」幾個字，然後叫來通訊員，讓他立刻送去總政治部。
他知道，這只是開始。那些人不會因為一篇文章就收手，不會因為一次調查就閉嘴。
他們憋了太久，憋了十多年，現在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集中發聲的「話題」。
可是他們錯了。
柏林的輿論場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變了風向。
《紅旗報》的評論員文章發表在十月九日的頭版，標題用了紅色大字，占了三欄：
《誰在替威廉二世說話？》。文章沒有繞彎子，開篇第一句就是：
「最近，有人借著『學術討論』的名義，在幾個發行量不大的刊物上發表了關於威廉二世處理問題的『建議』。
這些『建議』的核心是——不要審判，或者輕判，或者讓『知識分子』來參與決定怎麼判。」
文章的第二段點明了實質：
「這些人不是在為威廉二世求情，他們是在為自己求情。他們是在試探——如果連威廉二世都可以『寬大處理』，那麼我們這些年犯過的錯、說錯的話、站錯的隊，是不是也可以一筆勾銷？
他們不是在關心一個八十歲老人的命運，他們是在關心自己的利益。」
第三段轉向了理論的高度：
「列寧同志說過，對舊制度的維護者，人民群眾有權進行審判。
這不是報復，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要求。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高度讚揚了巴黎公社對反革命分子的鎮壓。
如果我們連威廉二世都不敢審判，那我們還談什麼無產階級專政？那我們還革什麼命？」
文章的最後一段用了加粗字體：
「人民的法院不是知識分子的沙龍。威廉二世的命運，將由人民來決定，由法律來決定，由事實來決定。
任何人企圖用『學術討論』的名義干擾司法，都是對人民意志的蔑視。」
同一天，《柏林日報》在第二版發表了一篇長文，標題是《「寬大處理」背後的政治暗流》。
文章的作者是總政治部宣傳處的一名資深編輯，筆鋒比《紅旗報》的評論員文章更犀利。他沒有泛泛地批判「知識分子」，而是點了兩個人的名——一個是柏林大學法學院那名講師，另一個是《人民的聲音》油印小報的編者。
文章對法學院講師的「建議」進行了逐條批駁：
「他說『威廉二世年事已高，身體狀況不佳』，所以應該從輕處理。按照這個邏輯，一個八十歲的殺人犯也應該從輕處理，因為他『年事已高』？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不是為老人發明的，是為窮人發明的。
老人並不比工人更高貴，並不比農民更值得同情。」
關於油印小報，文章寫道：
「《人民的聲音》——好大的口氣。三百份油印小報，就敢代表『人民的聲音』了？真正的人民的聲音，在工廠里，在田野上，在建設工地的腳手架上。
不在大學宿舍里，不在幾個文人墨客的沙龍里，不在那些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署的『讀者來信』里。」
兩篇文章發表後，反響比預期的更強烈，不少工人讀者給報社寫信，表達對文章的支持。
柏林一家電機廠的車間工會還專門組織了一次學習討論會，把兩篇文章印成單行本，發給每一個工人。
韋格納沒有去看那些來信。施密特看了，在電話里向韋格納匯報了幾句。韋格納說了一句：「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然後掛了電話。
柏林大學法學院，刑法學教研室。十月九日下午。
講師赫爾曼·貝克爾被叫到了法學院院長的辦公室。
院長是個老教授，六十多歲，頭髮全白了，他不是黨員，也不是什麼積極分子。
他在這個位置上坐了將近十年，以「平穩」著稱——不惹事，不攬事，不出事。但今天，他必須惹一件事，因為這件事已經大到不惹就出事了。
「貝克爾先生，」院長的聲音帶著一種老人特有的沙啞音色，
「你最近在《學術通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關於威廉二世處理問題的。」
貝克爾站在那裡，雙手垂在身體兩側。
「是的，院長先生。那是我個人的學術觀點。」
院長從抽屜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那是教育部下來的一封公函，措辭客氣但意思明確：
「請貴校對柏林大學法學院講師赫爾曼·貝克爾的言論進行核實，如其文章中的觀點確屬其個人主張，應在校內進行批評教育；如有組織背景，另案處理。」
院長把公函推到桌子邊。
「貝克爾，我不是來審問你的。我是來告訴你——你的文章，有人看到了。看到的人，不只是你我的同行。」
貝克爾的手指微微顫了一下。
「院長先生，我只是表達了一個法學家應有的學術良知。威廉二世已經八十歲了，他不可能再對社會構成任何威脅。
對一個八十歲的老人施加嚴酷的懲罰，不符合現代法治精神。」
院長摘下老花鏡，用一塊麂皮絨布慢慢地擦拭著鏡片。擦完之後，他把眼鏡戴上，看著貝克爾。
「貝克爾，你在柏林大學教了幾年書了？」
「六年。」
「六年。六年裡，你有沒有去工廠參觀過？有沒有去農村考察過？有沒有和工人農民坐在一起吃過一頓飯？」
貝克爾張了張嘴，沒有回答。
「你沒有。」院長替他說了。「你不需要回答，因為我知道你沒有。你每天早晨從你在夏洛滕堡的公寓出發，騎自行車到學校，上完課，去食堂吃午飯，下午在圖書館看書，晚上回家。
你和工人農民唯一的接觸，是在街上擦肩而過。」
院長的聲音不高，但十分嚴肅。
「貝克爾，你問我什麼是『現代法治精神』。
我告訴你——在德國，法治精神不是寫在教科書里的，是寫在人民的生活里的。德國人民在過去的十幾年裡，經歷了戰爭、飢餓、失業、貧困。
他們失去了父親、兒子、兄弟。他們不會忘記是誰把他們推進了那場戰爭。你替威廉二世求情，就是在替上一次的戰爭求情。」
貝克爾的臉漲紅了。
「院長先生，我不是在替他求情。我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