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7章 威廉二世引起的餘波3
柏林，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凌晨一時。
韋格納這幾年很少在這個時間還醒著。
人民委員會的工作通常在下班後基本結束，他習慣在晚上十點之前把最後一份文件簽完，回家，吃飯，看半小時書，睡覺。
這是他結婚之後就給自己定的規矩——不把工作中的焦慮帶回家，不帶回家，不帶回床上。
但今天他破了例。威廉二世的處理問題像如鯁在噎。
施密特走後，他又批了幾份文件，接了柏林黨委的一個電話，聽取了關於漢堡港擴建工程的匯報。所有的事情都在軌道上，所有的數字都是對的，所有的人都在做他們該做的事。
但他的腦子裡一直有一條線在轉，這群知識分子。他們又跳出來了。
韋格納在想一個問題——為什麼那些人永遠學不會？
韋格納自認為不是什麼社會學家，不是什麼階級分析專家，但他知道一件事，一件他不需要任何理論也能確定的事——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文科出身的知識分子，他們在骨子裡從未承認過這個政權。
不是在嘴上不承認。
嘴上是承認的，或者至少是假裝承認的。
他們寫文章會引用他的話，做報告會引用黨的決議，在公開場合對韋格納和施密特點頭哈腰。
但他們的手——那雙翻了一輩子書頁的、從來沒有握過鋤頭和扳手的、細皮嫩肉的手——從來沒有和工人農民的手握在一起過。
不是不能，是不想。
韋格納想起了三年前的一樁舊事。
一九三二年，中央提出了「知識分子下鄉」政策，號召城市裡的教授、講師、作家、記者到農村去，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了解真實的生活，用知識服務農村建設。
政策出台後，反應非常熱烈——熱烈的反面。那些人的第一反應不是「我能為農民做什麼」，而是「政府要把我們流放到農村去」。
他們在內部會議上說這是「文化革命」，在私人信件中說這是「知識分子的噩夢」，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不敢明著反對，就用一種彆扭的、酸溜溜的、帶著德國人特有的拐彎抹角的方式表達不滿。
「農民不需要哲學家。」有人這麼寫。意思是——我們去了也沒用。
「知識分子應該留在書齋里，而不是被趕到田野上。」
韋格納沒有親自處理這些人。他把事情交給了施密特和宣傳口，該批評的批評，該處分的處分，該調離的調離。
幾個領頭的被下放到基層鍛鍊了兩年，之後就消停多了。但韋格納知道，他們不是被說服了，是被壓服了。
他們的嘴閉上了，但他們的心沒有變。他們的心還在那個不屬於人民的世界裡，在那個他們以為可以靠幾篇論文、幾本書、幾個概念就能左右國家命運的世界裡。
「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那個能用自己知識分子的身份來把控政府的層面。」
韋格納站起身，走進客廳，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
是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舊書，封面已經有些鬆了，書脊上的金字磨得看不清楚。他隨手翻開一頁，目光落在一段話上。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韋格納想起了一種思想：
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結合。知識分子如果不與工農結合，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就會變成統治階級的附庸，就會變成革命的阻礙。
想著想著，韋格納走回臥室，脫下大衣，掛在床邊的衣架上，躺下來，閉上眼睛。
他的腦子裡還在轉——那些人在寫文章，那些人在串聯，那些人在試探。
他們以為他不知道，但韋格納早已心知肚明。就像他知道威廉二世每天早晨站在窗前朝著波茨坦的方向看一樣，他也知道那些人在深夜的客廳里、在大學的辦公室里、在雜誌的編輯部里，正在密謀什麼。
「讓他們跳。跳得越高，摔得越重。」
但這不是他的最終判斷。韋格納知道，靠壓制是壓不住的。
知識分子的問題，根子不在他們的嘴上，在他們與工農的關係上。
如果他們與工農沒有建立真正的、有機的、血肉的聯繫，他們永遠不會真心認同這個國家，永遠不會真心認同這個政權。
這是時代的限制，是歷史的慣性，是一個階級從舊社會帶進新社會的胎記。
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靠一次下鄉政策，不是靠幾次批判會，不是靠幾封公開信。要靠什麼？要靠時間。要靠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在工農中生根發芽，要靠教育體系的根本改造，要靠社會風氣的徹底轉變。
這需要幾十年，甚至是更長的時間。
韋格納翻了個身，面朝牆壁。牆上貼著一張世界地圖，地圖上，歐洲被紅色覆蓋了大半，英國只剩下一小塊還在頑強地泛著淺紅——那是殘存的英國政府軍控制區。
看到美國的地圖，韋格納自然而然的就想起了羅斯福。
那個坐在輪椅上的、試圖用軍工訂單來拯救資本主義的人。
他在大洋彼岸，他害怕紅色浪潮跨過大西洋，他害怕美國的工人像德國的工人一樣舉起紅旗。
他在造槍，造炮，造那些看得見、摸得著、能殺人、能破壞的東西。
但韋格納覺得，他忘了一樣東西——人心。
槍炮可以奪走土地，但奪不走人心。坦克可以碾碎街壘，但碾不碎信仰。飛機可以炸平城市，但炸不滅希望。
這就是他和羅斯福的區別。羅斯福相信鋼鐵，他相信人心。
韋格納接著想起了知識分子的問題，不是他們愛說話——說話是他們的職業，他們不說這個就說那個。
問題是他們說話的方向，是他們說話的立場。他們不是在為人民說話，他們是在為自己說話，為那個「知識分子應當治理國家」的舊夢說話。
威廉二世被抓回來了，他們的第一反應不是「人民會怎麼看待這場審判」，而是「我們能不能影響這場審判」。
他們不是在關心歷史，是在關心權力。不是在關心公正，是在關心地位。
這不是一篇文章能解決的，不是一次談話能解決的。這需要一場持久的、系統的、耐心細緻的改造工作。
不是鎮壓，是改造。不是把他們關起來，是把他們放下去——放到工人中間去，放到農民中間去，放到那些他們永遠看不到的真實生活中去。
讓他們在煉鋼爐前站三個月，在礦井下待三個月，在碼頭上扛三個月包。
如果他們還能回來，還能像今天這樣談論「我們應當如何影響政府對威廉二世的處理」——韋格納就承認他有偏見。
韋格納這幾年很少在這個時間還醒著。
人民委員會的工作通常在下班後基本結束，他習慣在晚上十點之前把最後一份文件簽完，回家，吃飯，看半小時書，睡覺。
這是他結婚之後就給自己定的規矩——不把工作中的焦慮帶回家，不帶回家，不帶回床上。
但今天他破了例。威廉二世的處理問題像如鯁在噎。
施密特走後，他又批了幾份文件，接了柏林黨委的一個電話，聽取了關於漢堡港擴建工程的匯報。所有的事情都在軌道上，所有的數字都是對的，所有的人都在做他們該做的事。
但他的腦子裡一直有一條線在轉，這群知識分子。他們又跳出來了。
韋格納在想一個問題——為什麼那些人永遠學不會？
韋格納自認為不是什麼社會學家，不是什麼階級分析專家，但他知道一件事，一件他不需要任何理論也能確定的事——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文科出身的知識分子，他們在骨子裡從未承認過這個政權。
不是在嘴上不承認。
嘴上是承認的，或者至少是假裝承認的。
他們寫文章會引用他的話，做報告會引用黨的決議，在公開場合對韋格納和施密特點頭哈腰。
但他們的手——那雙翻了一輩子書頁的、從來沒有握過鋤頭和扳手的、細皮嫩肉的手——從來沒有和工人農民的手握在一起過。
不是不能，是不想。
韋格納想起了三年前的一樁舊事。
一九三二年，中央提出了「知識分子下鄉」政策，號召城市裡的教授、講師、作家、記者到農村去，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了解真實的生活，用知識服務農村建設。
政策出台後，反應非常熱烈——熱烈的反面。那些人的第一反應不是「我能為農民做什麼」，而是「政府要把我們流放到農村去」。
他們在內部會議上說這是「文化革命」，在私人信件中說這是「知識分子的噩夢」，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不敢明著反對，就用一種彆扭的、酸溜溜的、帶著德國人特有的拐彎抹角的方式表達不滿。
「農民不需要哲學家。」有人這麼寫。意思是——我們去了也沒用。
「知識分子應該留在書齋里，而不是被趕到田野上。」
韋格納沒有親自處理這些人。他把事情交給了施密特和宣傳口，該批評的批評，該處分的處分，該調離的調離。
幾個領頭的被下放到基層鍛鍊了兩年，之後就消停多了。但韋格納知道，他們不是被說服了，是被壓服了。
他們的嘴閉上了，但他們的心沒有變。他們的心還在那個不屬於人民的世界裡，在那個他們以為可以靠幾篇論文、幾本書、幾個概念就能左右國家命運的世界裡。
「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那個能用自己知識分子的身份來把控政府的層面。」
韋格納站起身，走進客廳，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
是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舊書，封面已經有些鬆了，書脊上的金字磨得看不清楚。他隨手翻開一頁，目光落在一段話上。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韋格納想起了一種思想：
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結合。知識分子如果不與工農結合，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就會變成統治階級的附庸，就會變成革命的阻礙。
想著想著，韋格納走回臥室，脫下大衣，掛在床邊的衣架上，躺下來，閉上眼睛。
他的腦子裡還在轉——那些人在寫文章，那些人在串聯，那些人在試探。
他們以為他不知道，但韋格納早已心知肚明。就像他知道威廉二世每天早晨站在窗前朝著波茨坦的方向看一樣，他也知道那些人在深夜的客廳里、在大學的辦公室里、在雜誌的編輯部里，正在密謀什麼。
「讓他們跳。跳得越高，摔得越重。」
但這不是他的最終判斷。韋格納知道，靠壓制是壓不住的。
知識分子的問題，根子不在他們的嘴上，在他們與工農的關係上。
如果他們與工農沒有建立真正的、有機的、血肉的聯繫，他們永遠不會真心認同這個國家，永遠不會真心認同這個政權。
這是時代的限制，是歷史的慣性，是一個階級從舊社會帶進新社會的胎記。
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靠一次下鄉政策，不是靠幾次批判會，不是靠幾封公開信。要靠什麼？要靠時間。要靠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在工農中生根發芽，要靠教育體系的根本改造，要靠社會風氣的徹底轉變。
這需要幾十年，甚至是更長的時間。
韋格納翻了個身，面朝牆壁。牆上貼著一張世界地圖，地圖上，歐洲被紅色覆蓋了大半，英國只剩下一小塊還在頑強地泛著淺紅——那是殘存的英國政府軍控制區。
看到美國的地圖，韋格納自然而然的就想起了羅斯福。
那個坐在輪椅上的、試圖用軍工訂單來拯救資本主義的人。
他在大洋彼岸，他害怕紅色浪潮跨過大西洋，他害怕美國的工人像德國的工人一樣舉起紅旗。
他在造槍，造炮，造那些看得見、摸得著、能殺人、能破壞的東西。
但韋格納覺得，他忘了一樣東西——人心。
槍炮可以奪走土地，但奪不走人心。坦克可以碾碎街壘，但碾不碎信仰。飛機可以炸平城市，但炸不滅希望。
這就是他和羅斯福的區別。羅斯福相信鋼鐵，他相信人心。
韋格納接著想起了知識分子的問題，不是他們愛說話——說話是他們的職業，他們不說這個就說那個。
問題是他們說話的方向，是他們說話的立場。他們不是在為人民說話，他們是在為自己說話，為那個「知識分子應當治理國家」的舊夢說話。
威廉二世被抓回來了，他們的第一反應不是「人民會怎麼看待這場審判」，而是「我們能不能影響這場審判」。
他們不是在關心歷史，是在關心權力。不是在關心公正，是在關心地位。
這不是一篇文章能解決的，不是一次談話能解決的。這需要一場持久的、系統的、耐心細緻的改造工作。
不是鎮壓，是改造。不是把他們關起來，是把他們放下去——放到工人中間去，放到農民中間去，放到那些他們永遠看不到的真實生活中去。
讓他們在煉鋼爐前站三個月，在礦井下待三個月，在碼頭上扛三個月包。
如果他們還能回來，還能像今天這樣談論「我們應當如何影響政府對威廉二世的處理」——韋格納就承認他有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