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6章 威廉二世引起的餘波2
柏林，夏洛滕堡區。一九三五年十月六日，夜。
十月的柏林天黑得早，剛過六點，街燈就亮了。
弗里德里希·斯特曼站在公寓的窗前，手裡端著一杯沒有加糖的紅茶，已經涼了大半。
他四十三歲，柏林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是黑格爾左派和青年馬克思——嚴格來說，這個研究方向在如今的德國不應該冷門。
但「不應該」和「不」之間，隔著一條他遊了十年也沒有游過去的鴻溝。
他的身後，客廳里坐著七八個人。出版社的編輯，大學裡的講師，報社的自由撰稿人，還有一個在文化部掛了個閒職、平時主要負責審核兒童繪本的老頭——漢斯·費爾莫倫，五十七歲，研究歌德的專家，翻譯過《浮士德》的第二部，被圈內人稱為「費爾莫倫的浮士德」，但這個名字在市場上一文不值，因為沒有人買。
他們是柏林文史知識分子圈子裡一個不大不小的沙龍，每月聚一次，讀書、喝茶、談論時局、發牢騷、喝酒、沉默、散會。
聚會的地點在幾個人家中輪換，這個月輪到斯特曼。他的客廳不算大，七八個人已經顯得有些擠了。沙發上坐三個，椅子上坐兩個，窗台上還坐了一個，手裡捧著一本翻了一半的書，但眼睛一直沒落在書上。
「斯特曼，你看了今天的《柏林日報》沒有？」
說話的是阿爾弗雷德，四十歲，自由撰稿人，給七八家報紙寫專欄，什麼都寫——書評、影評、時評、人物專訪。他的產量高得像一架印鈔機，但質量起伏極大。
他靠在沙發上，翹著二郎腿，一隻手夾著煙，煙霧在他稀疏的頭髮上方盤旋。
「哪一篇？」斯特曼轉過身，
「關於威廉二世的。文化版的副刊，不是頭版。一個法學家寫的，題目叫《君主退位後的法律責任》。文章沒有結論，但通篇都在暗示——政府可能不會審判那個老頭，而是把他軟禁起來，讓他慢慢老死。」
斯特曼走回沙發旁，坐下來，
「他們不會殺他。」斯特曼的聲音不大，但很確定。
「你怎麼知道？」諾伊曼問。
「因為韋格納不需要殺他。殺一個八十歲的老人，除了給那些想復辟的人製造一個無害的神像之外，沒有任何政治價值。韋格納又不是傻子。」
坐在窗台上的那個年輕人忽然開口了。他叫埃里希·赫普納，剛滿三十，是斯特曼的學生，博士讀了四年還沒畢業，論文題目是《黑格爾法哲學中的君主制問題》。
這個題目在三年前是敏感的，在今天幾乎是危險的。他的導師斯特曼勸他換題目，他沒有換。他說：「如果連這個題目都不能寫了，那大學就不是大學，是黨校。」
斯特曼也沒有再勸。
「斯特曼教授，」赫普納的聲音帶著一種年輕人特有的、在象牙塔里待久了才會有的那種不諳世事的尖銳，
「您覺得，他們會怎麼處理威廉二世？公開審判？秘密處決？還是像那位法學家暗示的那樣——軟禁？」
斯特曼想了想，故作高深的說到。
「我不知道他們會怎麼做。但我知道另一件事——韋格納不會因為我們的猜測和議論而改變他的決定。」
房間裡安靜了一瞬。費爾莫倫老頭咳嗽了一聲，從沙發上直起身來。
「斯特曼說得對。韋格納不會在乎我們怎麼說。他在乎的從來不是我們。」費爾莫倫的聲音沙啞，
「他在乎的是工人，是農民，是那些在工廠里擰螺絲的人，是那些在田野里割麥子的人。我們？我們在他的名單上排在最後。也許比最後還靠後——也許根本不在名單上。」
阿爾弗雷德把煙掐滅了，在菸灰缸里碾了碾，
「費爾莫倫，你說得太悲觀了。我們不是不在名單上。我們是在名單上，但被寫在背面。」
幾個人苦笑了一下。
斯特曼靠在沙發上，仰頭看著天花板，然後忽然說了一句讓所有人都安靜下來的話。
「威廉二世的處理方式，也許是一個機會。」
阿爾弗雷德放下了手裡的煙盒。
「什麼意思？」
「我們在座的這些人——包括那些不在座的、和我們一樣的、寫文章、教書、做研究的人——我們為什麼覺得尷尬？」
斯特曼的聲音不急不慢，
「不是因為政府不給我們飯吃。政府給了我們飯碗——教師、編輯、研究員。工資不算高，但餓不死。我們覺得尷尬，是因為政府只需要我們用這些飯碗吃飯，不需要我們用這些飯碗做別的事。」
「韋格納用理工科的人建設工廠、修橋、鋪路、造坦克、造飛機。
那些東西看得見、摸得著、能打仗、能運輸、能生產。
我們搞文史哲的人能幹什麼？寫文章、教書、研究歷史。
這些東西不能當飯吃，不能當槍使，不能當船開。
所以韋格納覺得我們沒用。」
費爾莫倫咳嗽了一聲，聲音比剛才更大了。
「斯特曼，你說得都對。但你沒有回答——你剛才說的『機會』是什麼？」
斯特曼看著他，
「威廉二世是一個歷史人物。他的審判——如果真的有審判——將是一場歷史的審判。誰來定義這場審判的意義？誰來告訴人民，為什麼要審判他？誰來告訴世界，這場審判不是復仇，是歷史的必然？」
「這些問題，工人回答不了，農民回答不了，工程師回答不了。能回答這些問題的，是我們。
是那些研究歷史、研究法律、研究政治哲學的人。如果政府真的決定公開審判威廉二世，他們需要人寫起訴書，需要人整理證據，需要人向公眾解釋審判的意義。」
阿爾弗雷德的眼睛亮了一下。
「你是說——我們可以主動請纓？向政府提出，我們願意參與威廉二世案的準備工作？」
斯特曼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
「不是『請纓』。是『試探』。寫一封信，或者一篇文章，發表在適當的刊物上。不提我們的名字，不提我們的組織。只是提出一個問題——『對威廉二世的審判，應當如何確保其歷史的嚴肅性和法律的公正性？』
如果政府接了這個球，我們就有了說話的資格。如果政府不接——那我們至少知道了，他們還是不想讓我們說話。」
赫普納從窗台上跳了下來。他手裡的書掉在了地上，沒有撿。他的臉有些紅，
「老師，這封信我來起草。我研究黑格爾法哲學，君主制問題我寫了四年。沒有人比我更合適。」
斯特曼看著他，沉默了片刻。
「赫普納，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你不是在寫一篇學術論文。你準備好了嗎？」
赫普納的嘴唇動了一下，他的喉結上下滾動了一次，然後他用力地點了一下頭。
斯特曼沒有再問。他轉向阿爾弗雷德。
「阿爾弗雷德，你認識《柏林月刊》的主編嗎？」
諾伊曼想了想。
「認識，但不熟。但可以通過一個中間人搭上線。《柏林月刊》是學術界比較認可的刊物，立場中立，不左不右。如果在那上面發一篇文章，不容易被當成政治宣傳。」
「好。赫普納起草文章，諾伊曼負責聯繫刊物，費爾莫倫——」
費爾莫倫老頭抬起了眼皮。
「我負責看。不是看文章，是看風向。如果這篇文章發出去之後，有人開始調查作者，我要第一時間知道。」
斯特曼看著他，微微點了一下頭。
「就這樣定了。」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拉開窗簾。
他的目光在那盞燈上停留了片刻，然後收回來，落在窗台上那盆已經枯死了一個月的天竺葵上。
他想澆水。但他知道，澆了也沒用了。根已經爛了。不如拔了，換一盆新的。但換什麼呢？他還不知道。
身後，阿爾弗雷德和費爾莫倫在低聲交談，赫普納坐在沙發上，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本子，已經開始在燈下寫草稿了。
斯特曼沒有回頭。
他站在那裡，看著窗外的柏林，看著那個他不認識、不理解、也無法融入的柏林。
工廠的煙囪在夜色中冒著白煙，鐵路上的貨運列車鳴著汽笛從城市的邊緣駛過，遠處某個工人住宅區的窗口亮著橘黃色的燈，燈下有人在吃飯、在聊天、在看孩子寫作業。
那些人不需要他。
那些人的生活不需要黑格爾，不需要費希特，不需要謝林。
他們需要的是麵包，是工作，是房子，是孩子能上學。這些，韋格納給了。不是用哲學給的，是用鐵路、工廠、學校、醫院給的。
也許他們是對的。也許他真的沒用。
但他不甘心。
不甘心被人當作「可以安排但不必重用」的邊角料，不甘心自己的學問在新時代里變成一堆無人問津的故紙，不甘心看著那些比他年輕、比他學歷低、比他讀的書少的人——那些在工廠里、在田地里、在軍營里——決定這個國家的命運。
斯特曼的手指在窗台上輕輕叩了兩下。
然後他轉過身，走回沙發旁，坐下來，端起了杯已經徹底涼透了的茶，一飲而盡。
十月的柏林天黑得早，剛過六點，街燈就亮了。
弗里德里希·斯特曼站在公寓的窗前，手裡端著一杯沒有加糖的紅茶，已經涼了大半。
他四十三歲，柏林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是黑格爾左派和青年馬克思——嚴格來說，這個研究方向在如今的德國不應該冷門。
但「不應該」和「不」之間，隔著一條他遊了十年也沒有游過去的鴻溝。
他的身後，客廳里坐著七八個人。出版社的編輯，大學裡的講師，報社的自由撰稿人，還有一個在文化部掛了個閒職、平時主要負責審核兒童繪本的老頭——漢斯·費爾莫倫，五十七歲，研究歌德的專家，翻譯過《浮士德》的第二部，被圈內人稱為「費爾莫倫的浮士德」，但這個名字在市場上一文不值，因為沒有人買。
他們是柏林文史知識分子圈子裡一個不大不小的沙龍，每月聚一次，讀書、喝茶、談論時局、發牢騷、喝酒、沉默、散會。
聚會的地點在幾個人家中輪換，這個月輪到斯特曼。他的客廳不算大，七八個人已經顯得有些擠了。沙發上坐三個，椅子上坐兩個，窗台上還坐了一個，手裡捧著一本翻了一半的書，但眼睛一直沒落在書上。
「斯特曼，你看了今天的《柏林日報》沒有？」
說話的是阿爾弗雷德，四十歲，自由撰稿人，給七八家報紙寫專欄，什麼都寫——書評、影評、時評、人物專訪。他的產量高得像一架印鈔機，但質量起伏極大。
他靠在沙發上，翹著二郎腿，一隻手夾著煙，煙霧在他稀疏的頭髮上方盤旋。
「哪一篇？」斯特曼轉過身，
「關於威廉二世的。文化版的副刊，不是頭版。一個法學家寫的，題目叫《君主退位後的法律責任》。文章沒有結論，但通篇都在暗示——政府可能不會審判那個老頭，而是把他軟禁起來，讓他慢慢老死。」
斯特曼走回沙發旁，坐下來，
「他們不會殺他。」斯特曼的聲音不大，但很確定。
「你怎麼知道？」諾伊曼問。
「因為韋格納不需要殺他。殺一個八十歲的老人，除了給那些想復辟的人製造一個無害的神像之外，沒有任何政治價值。韋格納又不是傻子。」
坐在窗台上的那個年輕人忽然開口了。他叫埃里希·赫普納，剛滿三十，是斯特曼的學生，博士讀了四年還沒畢業，論文題目是《黑格爾法哲學中的君主制問題》。
這個題目在三年前是敏感的，在今天幾乎是危險的。他的導師斯特曼勸他換題目，他沒有換。他說：「如果連這個題目都不能寫了，那大學就不是大學，是黨校。」
斯特曼也沒有再勸。
「斯特曼教授，」赫普納的聲音帶著一種年輕人特有的、在象牙塔里待久了才會有的那種不諳世事的尖銳，
「您覺得，他們會怎麼處理威廉二世？公開審判？秘密處決？還是像那位法學家暗示的那樣——軟禁？」
斯特曼想了想，故作高深的說到。
「我不知道他們會怎麼做。但我知道另一件事——韋格納不會因為我們的猜測和議論而改變他的決定。」
房間裡安靜了一瞬。費爾莫倫老頭咳嗽了一聲，從沙發上直起身來。
「斯特曼說得對。韋格納不會在乎我們怎麼說。他在乎的從來不是我們。」費爾莫倫的聲音沙啞，
「他在乎的是工人，是農民，是那些在工廠里擰螺絲的人，是那些在田野里割麥子的人。我們？我們在他的名單上排在最後。也許比最後還靠後——也許根本不在名單上。」
阿爾弗雷德把煙掐滅了，在菸灰缸里碾了碾，
「費爾莫倫，你說得太悲觀了。我們不是不在名單上。我們是在名單上，但被寫在背面。」
幾個人苦笑了一下。
斯特曼靠在沙發上，仰頭看著天花板，然後忽然說了一句讓所有人都安靜下來的話。
「威廉二世的處理方式，也許是一個機會。」
阿爾弗雷德放下了手裡的煙盒。
「什麼意思？」
「我們在座的這些人——包括那些不在座的、和我們一樣的、寫文章、教書、做研究的人——我們為什麼覺得尷尬？」
斯特曼的聲音不急不慢，
「不是因為政府不給我們飯吃。政府給了我們飯碗——教師、編輯、研究員。工資不算高，但餓不死。我們覺得尷尬，是因為政府只需要我們用這些飯碗吃飯，不需要我們用這些飯碗做別的事。」
「韋格納用理工科的人建設工廠、修橋、鋪路、造坦克、造飛機。
那些東西看得見、摸得著、能打仗、能運輸、能生產。
我們搞文史哲的人能幹什麼？寫文章、教書、研究歷史。
這些東西不能當飯吃，不能當槍使，不能當船開。
所以韋格納覺得我們沒用。」
費爾莫倫咳嗽了一聲，聲音比剛才更大了。
「斯特曼，你說得都對。但你沒有回答——你剛才說的『機會』是什麼？」
斯特曼看著他，
「威廉二世是一個歷史人物。他的審判——如果真的有審判——將是一場歷史的審判。誰來定義這場審判的意義？誰來告訴人民，為什麼要審判他？誰來告訴世界，這場審判不是復仇，是歷史的必然？」
「這些問題，工人回答不了，農民回答不了，工程師回答不了。能回答這些問題的，是我們。
是那些研究歷史、研究法律、研究政治哲學的人。如果政府真的決定公開審判威廉二世，他們需要人寫起訴書，需要人整理證據，需要人向公眾解釋審判的意義。」
阿爾弗雷德的眼睛亮了一下。
「你是說——我們可以主動請纓？向政府提出，我們願意參與威廉二世案的準備工作？」
斯特曼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
「不是『請纓』。是『試探』。寫一封信，或者一篇文章，發表在適當的刊物上。不提我們的名字，不提我們的組織。只是提出一個問題——『對威廉二世的審判，應當如何確保其歷史的嚴肅性和法律的公正性？』
如果政府接了這個球，我們就有了說話的資格。如果政府不接——那我們至少知道了，他們還是不想讓我們說話。」
赫普納從窗台上跳了下來。他手裡的書掉在了地上，沒有撿。他的臉有些紅，
「老師，這封信我來起草。我研究黑格爾法哲學，君主制問題我寫了四年。沒有人比我更合適。」
斯特曼看著他，沉默了片刻。
「赫普納，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你不是在寫一篇學術論文。你準備好了嗎？」
赫普納的嘴唇動了一下，他的喉結上下滾動了一次，然後他用力地點了一下頭。
斯特曼沒有再問。他轉向阿爾弗雷德。
「阿爾弗雷德，你認識《柏林月刊》的主編嗎？」
諾伊曼想了想。
「認識，但不熟。但可以通過一個中間人搭上線。《柏林月刊》是學術界比較認可的刊物，立場中立，不左不右。如果在那上面發一篇文章，不容易被當成政治宣傳。」
「好。赫普納起草文章，諾伊曼負責聯繫刊物，費爾莫倫——」
費爾莫倫老頭抬起了眼皮。
「我負責看。不是看文章，是看風向。如果這篇文章發出去之後，有人開始調查作者，我要第一時間知道。」
斯特曼看著他，微微點了一下頭。
「就這樣定了。」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拉開窗簾。
他的目光在那盞燈上停留了片刻，然後收回來，落在窗台上那盆已經枯死了一個月的天竺葵上。
他想澆水。但他知道，澆了也沒用了。根已經爛了。不如拔了，換一盆新的。但換什麼呢？他還不知道。
身後，阿爾弗雷德和費爾莫倫在低聲交談，赫普納坐在沙發上，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本子，已經開始在燈下寫草稿了。
斯特曼沒有回頭。
他站在那裡，看著窗外的柏林，看著那個他不認識、不理解、也無法融入的柏林。
工廠的煙囪在夜色中冒著白煙，鐵路上的貨運列車鳴著汽笛從城市的邊緣駛過，遠處某個工人住宅區的窗口亮著橘黃色的燈，燈下有人在吃飯、在聊天、在看孩子寫作業。
那些人不需要他。
那些人的生活不需要黑格爾，不需要費希特，不需要謝林。
他們需要的是麵包，是工作，是房子，是孩子能上學。這些，韋格納給了。不是用哲學給的，是用鐵路、工廠、學校、醫院給的。
也許他們是對的。也許他真的沒用。
但他不甘心。
不甘心被人當作「可以安排但不必重用」的邊角料，不甘心自己的學問在新時代里變成一堆無人問津的故紙，不甘心看著那些比他年輕、比他學歷低、比他讀的書少的人——那些在工廠里、在田地里、在軍營里——決定這個國家的命運。
斯特曼的手指在窗台上輕輕叩了兩下。
然後他轉過身，走回沙發旁，坐下來，端起了杯已經徹底涼透了的茶，一飲而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