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8章 襲擊事件盪起的漣漪1
襲擊發生後的第三天，「黑非洲獨立先鋒隊」已經撤回了他們在密林深處的營地。
營地位於烏班吉沙立領地與剛果河盆地之間的過渡地帶，是一片被河流切割成碎塊的丘陵雨林。
從姆班吉出發沿河往北走，騎馬可以快些，但雨季的叢林騎馬比走路更慢。
先鋒隊的指揮官叫薩萊，三十歲出頭，中等個頭，體格敦實。
他的父親曾是一名法國殖民軍的下級軍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法國流過血，戰後卻因「行為不端」被開除軍籍。
薩萊在法國待過十一年，讀過書，打過工，也參加過政治組織——不是共產黨，是一些在巴黎拉丁區小咖啡館裡聚會的非洲學生團體，後來逐漸滑向了更極端的民族主義圈子。
可薩萊這個人卻是讀過韋格納的著作，也讀過馬克思和列寧，不是為了信仰，是為了找到武器——可以用來打碎法國殖民統治的武器。
用敵人的思想武裝自己，再回過頭來對付敵人，在他看來沒有什麼比這更痛快的了。
沒有人知道他是什麼時候下定決心走上效仿共產黨這種形式的武裝鬥爭道路的。
也許是在巴黎的小旅館裡，聽那些從非洲來的學生談論家鄉的苦難時；
也許是在工廠里被法國工頭罵「滾回你的叢林」時；
也許只是某天夜裡，他站在塞納河邊，望著河水倒映的燈火，突然意識到自己永遠不可能成為法國人的時候。
薩萊站在營地中央的樹下，面前坐著十幾個襲擊行動的主力成員。
他們從姆班吉帶回了糧食、藥品、彈藥，還有俘虜。俘虜一共十二人——區人民委員會的辦事員、糧庫管理員、小學教師裡面還有兩名從德國來的支教老師。
薩萊的下屬向他匯報了審訊情況。
大部分俘虜很配合，那兩個從德國來的支教老師就不太配合了。
一個是三十出頭，曾在柏林工業大學讀過書，來非洲之前在德勒斯登一家機械廠工作。
問他什麼都沉默，問他為什麼來非洲，他還是沉默。
打他的時候他咬著牙一聲不吭。
旁邊那個年輕的支教老師是同一個支教項目的志願者。
他不願看著同志挨打，掙扎著撲上來，拳頭砸在襲擊者的臉上，踢、咬、用指甲撓，直到被人從背後一槍托砸暈過去。
薩萊蹲下身查看那個年輕人的傷勢。
後腦腫起一個拳頭大的包，呼吸平穩，脈搏正常，應該沒有生命危險。
薩萊用英語問了一句那個沉默的德國人：
「你叫什麼名字？」回答他的依然是沉默。
薩萊繼續問道：「你是共產黨嗎？」
這一次那個人終於抬起了頭。「我是。」
薩萊看著他，沉默了片刻。
他站起身來，背對著他，
「共產黨。你以為我沒見過共產黨？
巴黎的那些人，里昂的那些人，柏林的那些人——他們有一個算一個，嘴上說著國際主義，背地裡全是算盤。
韋格納？
他不過是運氣好。
一九一八年德國戰敗，舊帝國垮了，他撿了個現成的爛攤子，用俄國人的錢、德國工人的血，堆出了一個社會主義樣板。
換你坐那個位置，你也行。
可你們共產黨人不承認。
你們非要說那是『歷史必然』、『工人階級覺醒』。
都是狗屁。」
薩萊的聲音拔高了。
「法國共產黨呢？
他們幹了什麼？
趁著巴黎亂成一鍋粥，撿了個現成的政權。
然後呢？
他們鞏固了權力，轉過頭來對非洲說——你們是我們社會主義大家庭的預備成員。
預備？誰要你們批准？非洲不是你們的預備隊，非洲不是你們的試驗場，非洲不是你們用來對抗英美的棋盤！
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
薩萊的語氣卻更冷了。
「你們德國人在非洲修路、建學校、培養幹部。好大的善舉啊。
我問你，路修好了，誰在走？法國人的軍隊，德國人的商隊，你們那些技術專家。
學校建好了，誰在教？你們的人。
幹部培養好了，聽誰的？聽巴黎的，聽柏林的。
這叫獨立？這叫換了個主人。
你們比老殖民者高明的地方，只在於你們會笑。老殖民者拿著鞭子，你們拿著書本。
老殖民者說幹活，你們說學習。結果呢？
都一樣——我們的土地，我們的礦產，我們的汗水，養活了你們歐洲人。」
他停了一下，走到漢斯面前，居高臨下地看著他。
「你們共產黨人總說，資本家在剝削工人。
對，說得對。
但你們有沒有想過，你們德國工人過上好日子，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剝削我們。你們的精密工具機用我們的礦產，你們的化肥廠用我們的磷酸鹽，你們的工人度假坐的輪船燒的是我們的石油。
你們在萊茵河畔喝啤酒、唱歌、享受帶薪假期的時候，可曾想過這些美好的生活是建立在誰的脊背上？
你們沒有。
你們假裝看不見。假裝看不見，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當救世主。」
漢斯抬起頭看著他。
他的臉上還有血跡，嘴角的傷口結了暗紅色的痂，但那雙眼睛平靜的看著薩萊。
「你來這裡，不是為了殺我們。」
薩萊轉過身。
「殺了你們，誰去給柏林傳話？
我要讓你們活著回去，告訴韋格納，告訴那些自以為可以永遠騎在我們頭上的歐洲人——非洲不是你們的後院。
你們可以封鎖我們，可以制裁我們，可以派你們的飛機坦克來轟炸我們。
但你們永遠、永遠征服不了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退路。這裡是我們的家。」
漢斯沒有理會他的挑釁。他靠在醫療棚的立柱上，
「你說韋格納同志是運氣好，一九一八年德國戰敗，他撿了個現成的爛攤子。
那我問你，一九一八年德國戰敗的時候，全德國有多少個韋格納呢？
為什麼只有他成功了？
因為不是他運氣好，是他找對了路——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德國的具體情況，分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這不是運氣，是科學。」
薩萊冷笑。「科學？你管那叫科學？」
「你讀過韋格納同志的《德國革命史》嗎？
他在書里寫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不是一夜之間爆發的，是階級矛盾積累的結果。
那些在戰壕里餓著肚子的戰士、在工廠里被剝削、在貧民窟里等死的德國工人——他們不是被韋格納同志煽動的，是他們自己決定不再忍受了。
韋格納同志只是那個站出來替他們說話、替他們組織、替他們指明方向的人。
你說換誰都行？
你換一個試試呢？
換一個沒有革命理論、沒有群眾基礎、沒有組織能力的領袖，那些工人早就被自由軍團鎮壓了。
德國革命不是韋格納同志一個人的勝利，是德國工人階級的勝利。
你讀不懂這一點，是因為你只看見了個人，沒看見階級。」
薩萊臉上的冷笑僵了一下。
漢斯繼續說。
「你說法國共產黨是撿漏。
一九三零年法國革命，巴黎的街壘是誰築的？
里昂的工廠是誰占領的？
馬賽的碼頭是誰控制的？
不是法國共產黨，難道是你那些在拉丁區咖啡館裡高談闊論的非洲學生嗎？
法共在北方經營了那麼久，工人自衛隊、地下印刷所、工會網絡、農村根據地——一樣一樣建起來的。
巴黎起義的時候，他們不是『撿』了一個政權，是拿同志們的命換的。
你瞧不起他們，是因為你從來沒有真正參與過這樣的鬥爭。
你只在邊緣看著，然後在失敗的時候告訴自己——哦，這不是我的問題，只是別人運氣好罷了。」
「至於你說德國人在非洲修路、建學校、培養幹部是新殖民主義。」
漢斯的聲音依然平靜，
「我問你，薩萊先生。
路修好了，誰在走？
你說是法國人的軍隊、德國人的商隊。
那我告訴你，姆班吉到班吉的公路，每天跑的最多的是運輸當地農民的卡車，運的是木薯、花生、棕櫚油。
法國軍隊？德國商隊？我沒有見過。你見過嗎？」
薩萊依然沒有回答他。
「學校建好了，誰在教？
你說是我們德國人。不錯，有德國教師，但更多的教師是本地人。
法共在班吉辦的師範學校，三年培養了將近兩百名本地教師。
現在整個烏班吉沙立，百分之七十的小學教師是非洲人。
再過幾年，這個比例會更高。
到那時候，我們德國人就會離開。
這就是韋格納同志說的幫助殖民地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不是替他們走路，是教會他們走路，然後放手。」
漢斯停了一下。
「你說我們德國工人過上好日子是靠剝削非洲。
你拿出證據來。德國進口的礦產，從非洲來的占比是多少？
南非的鉻礦、加納的錳礦、剛果的鈷礦——這些確實有。
但德國每年從非洲進口的礦產總值，只占全部進口礦產的不到一成。
德國工人的工資、福利、休假，靠的是德國工人自己的勞動創造的價值。
精密工具機、化工產品、汽車、拖拉機——這些東西，德國工人自己設計、自己製造、自己賺取利潤。
不是從非洲人嘴裡搶來的。
你說我們假裝看不見，我看假裝看不見的是你。
你不想看見德國工人的勞動，因為你需要一個敵人。
你需要一個壓迫者的形象，這樣你才能把自己打扮成被壓迫者的救世主。」
營地位於烏班吉沙立領地與剛果河盆地之間的過渡地帶，是一片被河流切割成碎塊的丘陵雨林。
從姆班吉出發沿河往北走，騎馬可以快些，但雨季的叢林騎馬比走路更慢。
先鋒隊的指揮官叫薩萊，三十歲出頭，中等個頭，體格敦實。
他的父親曾是一名法國殖民軍的下級軍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法國流過血，戰後卻因「行為不端」被開除軍籍。
薩萊在法國待過十一年，讀過書，打過工，也參加過政治組織——不是共產黨，是一些在巴黎拉丁區小咖啡館裡聚會的非洲學生團體，後來逐漸滑向了更極端的民族主義圈子。
可薩萊這個人卻是讀過韋格納的著作，也讀過馬克思和列寧，不是為了信仰，是為了找到武器——可以用來打碎法國殖民統治的武器。
用敵人的思想武裝自己，再回過頭來對付敵人，在他看來沒有什麼比這更痛快的了。
沒有人知道他是什麼時候下定決心走上效仿共產黨這種形式的武裝鬥爭道路的。
也許是在巴黎的小旅館裡，聽那些從非洲來的學生談論家鄉的苦難時；
也許是在工廠里被法國工頭罵「滾回你的叢林」時；
也許只是某天夜裡，他站在塞納河邊，望著河水倒映的燈火，突然意識到自己永遠不可能成為法國人的時候。
薩萊站在營地中央的樹下，面前坐著十幾個襲擊行動的主力成員。
他們從姆班吉帶回了糧食、藥品、彈藥，還有俘虜。俘虜一共十二人——區人民委員會的辦事員、糧庫管理員、小學教師裡面還有兩名從德國來的支教老師。
薩萊的下屬向他匯報了審訊情況。
大部分俘虜很配合，那兩個從德國來的支教老師就不太配合了。
一個是三十出頭，曾在柏林工業大學讀過書，來非洲之前在德勒斯登一家機械廠工作。
問他什麼都沉默，問他為什麼來非洲，他還是沉默。
打他的時候他咬著牙一聲不吭。
旁邊那個年輕的支教老師是同一個支教項目的志願者。
他不願看著同志挨打，掙扎著撲上來，拳頭砸在襲擊者的臉上，踢、咬、用指甲撓，直到被人從背後一槍托砸暈過去。
薩萊蹲下身查看那個年輕人的傷勢。
後腦腫起一個拳頭大的包，呼吸平穩，脈搏正常，應該沒有生命危險。
薩萊用英語問了一句那個沉默的德國人：
「你叫什麼名字？」回答他的依然是沉默。
薩萊繼續問道：「你是共產黨嗎？」
這一次那個人終於抬起了頭。「我是。」
薩萊看著他，沉默了片刻。
他站起身來，背對著他，
「共產黨。你以為我沒見過共產黨？
巴黎的那些人，里昂的那些人，柏林的那些人——他們有一個算一個，嘴上說著國際主義，背地裡全是算盤。
韋格納？
他不過是運氣好。
一九一八年德國戰敗，舊帝國垮了，他撿了個現成的爛攤子，用俄國人的錢、德國工人的血，堆出了一個社會主義樣板。
換你坐那個位置，你也行。
可你們共產黨人不承認。
你們非要說那是『歷史必然』、『工人階級覺醒』。
都是狗屁。」
薩萊的聲音拔高了。
「法國共產黨呢？
他們幹了什麼？
趁著巴黎亂成一鍋粥，撿了個現成的政權。
然後呢？
他們鞏固了權力，轉過頭來對非洲說——你們是我們社會主義大家庭的預備成員。
預備？誰要你們批准？非洲不是你們的預備隊，非洲不是你們的試驗場，非洲不是你們用來對抗英美的棋盤！
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
薩萊的語氣卻更冷了。
「你們德國人在非洲修路、建學校、培養幹部。好大的善舉啊。
我問你，路修好了，誰在走？法國人的軍隊，德國人的商隊，你們那些技術專家。
學校建好了，誰在教？你們的人。
幹部培養好了，聽誰的？聽巴黎的，聽柏林的。
這叫獨立？這叫換了個主人。
你們比老殖民者高明的地方，只在於你們會笑。老殖民者拿著鞭子，你們拿著書本。
老殖民者說幹活，你們說學習。結果呢？
都一樣——我們的土地，我們的礦產，我們的汗水，養活了你們歐洲人。」
他停了一下，走到漢斯面前，居高臨下地看著他。
「你們共產黨人總說，資本家在剝削工人。
對，說得對。
但你們有沒有想過，你們德國工人過上好日子，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剝削我們。你們的精密工具機用我們的礦產，你們的化肥廠用我們的磷酸鹽，你們的工人度假坐的輪船燒的是我們的石油。
你們在萊茵河畔喝啤酒、唱歌、享受帶薪假期的時候，可曾想過這些美好的生活是建立在誰的脊背上？
你們沒有。
你們假裝看不見。假裝看不見，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當救世主。」
漢斯抬起頭看著他。
他的臉上還有血跡，嘴角的傷口結了暗紅色的痂，但那雙眼睛平靜的看著薩萊。
「你來這裡，不是為了殺我們。」
薩萊轉過身。
「殺了你們，誰去給柏林傳話？
我要讓你們活著回去，告訴韋格納，告訴那些自以為可以永遠騎在我們頭上的歐洲人——非洲不是你們的後院。
你們可以封鎖我們，可以制裁我們，可以派你們的飛機坦克來轟炸我們。
但你們永遠、永遠征服不了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退路。這裡是我們的家。」
漢斯沒有理會他的挑釁。他靠在醫療棚的立柱上，
「你說韋格納同志是運氣好，一九一八年德國戰敗，他撿了個現成的爛攤子。
那我問你，一九一八年德國戰敗的時候，全德國有多少個韋格納呢？
為什麼只有他成功了？
因為不是他運氣好，是他找對了路——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德國的具體情況，分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這不是運氣，是科學。」
薩萊冷笑。「科學？你管那叫科學？」
「你讀過韋格納同志的《德國革命史》嗎？
他在書里寫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不是一夜之間爆發的，是階級矛盾積累的結果。
那些在戰壕里餓著肚子的戰士、在工廠里被剝削、在貧民窟里等死的德國工人——他們不是被韋格納同志煽動的，是他們自己決定不再忍受了。
韋格納同志只是那個站出來替他們說話、替他們組織、替他們指明方向的人。
你說換誰都行？
你換一個試試呢？
換一個沒有革命理論、沒有群眾基礎、沒有組織能力的領袖，那些工人早就被自由軍團鎮壓了。
德國革命不是韋格納同志一個人的勝利，是德國工人階級的勝利。
你讀不懂這一點，是因為你只看見了個人，沒看見階級。」
薩萊臉上的冷笑僵了一下。
漢斯繼續說。
「你說法國共產黨是撿漏。
一九三零年法國革命，巴黎的街壘是誰築的？
里昂的工廠是誰占領的？
馬賽的碼頭是誰控制的？
不是法國共產黨，難道是你那些在拉丁區咖啡館裡高談闊論的非洲學生嗎？
法共在北方經營了那麼久，工人自衛隊、地下印刷所、工會網絡、農村根據地——一樣一樣建起來的。
巴黎起義的時候，他們不是『撿』了一個政權，是拿同志們的命換的。
你瞧不起他們，是因為你從來沒有真正參與過這樣的鬥爭。
你只在邊緣看著，然後在失敗的時候告訴自己——哦，這不是我的問題，只是別人運氣好罷了。」
「至於你說德國人在非洲修路、建學校、培養幹部是新殖民主義。」
漢斯的聲音依然平靜，
「我問你，薩萊先生。
路修好了，誰在走？
你說是法國人的軍隊、德國人的商隊。
那我告訴你，姆班吉到班吉的公路，每天跑的最多的是運輸當地農民的卡車，運的是木薯、花生、棕櫚油。
法國軍隊？德國商隊？我沒有見過。你見過嗎？」
薩萊依然沒有回答他。
「學校建好了，誰在教？
你說是我們德國人。不錯，有德國教師，但更多的教師是本地人。
法共在班吉辦的師範學校，三年培養了將近兩百名本地教師。
現在整個烏班吉沙立，百分之七十的小學教師是非洲人。
再過幾年，這個比例會更高。
到那時候，我們德國人就會離開。
這就是韋格納同志說的幫助殖民地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不是替他們走路，是教會他們走路，然後放手。」
漢斯停了一下。
「你說我們德國工人過上好日子是靠剝削非洲。
你拿出證據來。德國進口的礦產，從非洲來的占比是多少？
南非的鉻礦、加納的錳礦、剛果的鈷礦——這些確實有。
但德國每年從非洲進口的礦產總值，只占全部進口礦產的不到一成。
德國工人的工資、福利、休假，靠的是德國工人自己的勞動創造的價值。
精密工具機、化工產品、汽車、拖拉機——這些東西，德國工人自己設計、自己製造、自己賺取利潤。
不是從非洲人嘴裡搶來的。
你說我們假裝看不見，我看假裝看不見的是你。
你不想看見德國工人的勞動，因為你需要一個敵人。
你需要一個壓迫者的形象，這樣你才能把自己打扮成被壓迫者的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