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5章 第三個五年經濟計劃的調整（二）
韋格納轉過身，望著托勒。
「對。尊嚴，體面，盼頭。這三樣東西，比吃飽飯更難。
吃飽飯是物質問題，尊嚴、體面、盼頭是精神問題，是文化問題，是社會問題。
物質問題可以用工業解決，但精神問題、文化問題、社會問題，光靠工業解決不了。
需要有文化，需要有教育，需要有一個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被尊重、被需要、被看見的社會環境。
我們搞產業升級，不是為了升級而升級，是為了給人民創造更多的尊嚴、更多的體面、更多的盼頭。」
「我們要創造更多的『創造型』崗位，減少『謀生型』崗位。
這才是社會主義的產業升級。
不是為了造更多的東西，是為了讓造東西的人更有尊嚴。」
托勒走後，韋格納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
桌上的菸灰缸還沒清理，菸蒂堆了淺淺一層。
他伸手從那堆灰燼里抽出一支還沒點過的煙，在指間轉了幾下，又放了回去。
「讓人民過得更有尊嚴，更體面，更有盼頭。」
尊嚴，體面，盼頭。這三個詞，他從穿越過來的那一天起就在想。
第二天一早，柏林街頭報攤的黑板上寫著同一行字：「韋格納同志談產業升級：讓勞動者更有尊嚴。」
《紅旗日報》頭版全文刊發了韋格納在經濟人民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摘要，編輯在按語中寫道：
「這不是一次普通的經濟政策調整，這是對社會主義建設方向的深刻思考——我們要建設的，不僅是物質豐富的國家，更是人人有尊嚴的新社會。」
馬克思大街的赫塔書店門口照例排著隊，只是這回人們手裡攥的不是海明威，是剛出版的《紅旗日報》特刊。
一個鉗工把報紙舉到齊眉高，眯著眼讀了半晌，自言自語道：
「創造型崗位……謀生型崗位……這話說得在理。
我以前在克虜伯幹了很多年，什麼活沒幹過？擰螺絲、燒電焊。
哪些是創造？哪些是謀生？
說實話，我都分不清了。
但韋格納同志說，要讓造東西的人更有尊嚴。
這句話我聽懂了。
我們當年鬧革命，不就是為了這個嗎？」
旁邊一個穿工裝的年輕人接話：
「您說『創造型崗位』是指什麼？我有點不太明白。」
「你想想，你在流水線上擰螺絲，一天擰一千個，和你在設計室里畫圖紙，一天畫一張——哪個更有尊嚴？」老鉗工反問道。
「畫圖紙的。」
「為什麼？」
「因為圖紙是你畫的，螺絲是誰擰的都一樣。」
「對嘍。韋格納同志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不是擰螺絲沒尊嚴，是光擰螺絲不夠。
我們也要學會畫圖紙，學會設計，學會創造。
這才是社會主義工人的樣子。」
年輕人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同一時刻，柏林第一機械廠的大車間裡，早班的工人已經到崗，但機器還沒開。
一群人圍在生產進度欄前，欄里貼著昨天《紅旗日報》的剪報。
弗里爾站在人群後排，手裡端著搪瓷杯，他沒有擠進去，只是遠遠地聽著工友們議論。
「韋格納同志說要搞產業升級，我們這算造什麼的？
算『創造型』還是『謀生型』？」
問話的是個年輕車工，去年剛從技校畢業。
車間主任答得很快：
「我們廠造的是精密工具機。精密工具機是什麼？是造機器的機器。沒有我們，別的廠拿什麼造拖拉機、造汽車、造飛機？
你說這是創造型還是謀生型？」
年輕車工撓撓頭。「那倒也是。」
車間主任話鋒一轉。
「但韋格納同志說，要創造更多的『創造型』崗位。意思是我們不能光滿足於造普通工具機，得往高端走，這是未來的方向。
德國要走在世界前面，不能光靠產量，要靠技術。
我們的工程師有這本事，我們的工人也有這手藝。
關鍵是我們願不願意學、願不願意去鑽研。
去年廠里辦了幾期技術培訓班，報名的人不少。
今年還要辦，我希望在座的都能去聽聽。」
人群里有人嘀咕：
「學那個有什麼用？又不漲工資。」
車間主任沒聽清是誰說的，但他的回答像是提前準備好的：
「漲不漲工資，不是你現在該想的。你現在該想的是——十年後，你的技術還能不能跟上未來的生產條件。
普通工具機的訂單已經在減少了，明年還要減。
不是廠里不努力，是市場需求變了。」
車間裡安靜下來。
弗里爾端著搪瓷杯默默退出人群，走向自己的工位。
他想起維斯那晚在療養院食堂說的話——
「我們農民和你們工人不一樣。你們工廠說轉產就轉產，我們農莊說改種什麼，得等一季。」
這話不全對。工人轉崗也不容易，學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等於重新當一回學徒。
但他並不反對——在西班牙那場戰爭中活下來以後，他對「改變」這個詞有了新的理解。
改變不一定帶來更好的結果，但不改變一定等不來好日子。
中午，廠區食堂里的長桌上，弗里爾和幾個工友坐在一起。
話題還是早上的那個。
高級鉗工瓦爾特首先開口，他資格老，技術好，說話直來直去。
「韋格納同志說的產業升級，我不反對。
但有一點我想不通——我們廠的精密工具機的配套產業為什麼跟不上。
一個精密軸承，要從三個不同的廠調貨；
我們下面的廠子是各自為政，誰也管不了誰，效率能高嗎？」
車間副主任放下筷子，
「你提的這個問題，韋格納同志也考慮過了。
所以才要搞經濟互助圈的產業分工——德國專攻高端製造，蘇聯專攻能源原材料，法國專攻化工輕工……各有所長，互相配套。
我們的精密工具機配上蘇聯的特種鋼材、法國的電子元件，成本能降下來，質量能提上去。」
老瓦爾特沉默了一會兒。
「這個道理我懂。但我就怕——怕這麼一搞，我們自己的配套產業就沒人管了。
那些小廠、老廠，沒有技術、沒有設備、沒有人才，最後怎麼辦？關掉？工人怎麼辦？」
車間副主任的語氣放輕了。
「轉崗培訓。韋格納同志說了，要創造更多的『創造型』崗位。
不是把人推向社會就不管了，是幫助他們學到新技能、找到新崗位。」
老瓦爾特沒再說什麼，低頭扒飯。
弗里爾望著他花白的頭髮，想起一九二三年那批從魯爾區轉崗來的老工人。
那時候他們也是這樣——擔心學不會新技術，擔心被廠里淘汰，擔心老了沒人管。
後來呢？廠里辦了夜校，老工人們咬著牙學，磕磕絆絆地學會了識圖、算料、操作新機器。
他們沒有被淘汰，反而成了廠里的技術骨幹。
弗里爾想，人不是不想學，是怕學不會，更怕學會了也沒用。
韋格納同志要做的，就是證明給他們看——學得會，而且有用。
午飯後，弗里爾沒有回車間。他走出廠區大門，沿著施普雷河慢慢走了一段。
河邊的長椅上坐著一個退休老人，花白的頭髮，穿著工裝。
老人手裡也拿著一份《紅旗日報》。
弗里爾在他旁邊坐下，
「同志，看報呢？」
老人抬起頭。「嗯。韋格納同志的講話，我讀了三遍了。」
「您怎麼看的？」
老人沉默了片刻。
「我是在上一次世界大戰進的廠，今年剛退。
幹了這麼多年，什麼活都幹過。
韋格納同志說，要讓人有尊嚴、體面、盼頭。
這三樣東西，我年輕的時候一樣都沒有。
那時候哪有什麼尊嚴？
工頭罵你，你得聽著；資本家扣你工資，你得忍著。不忍著，一家老小喝西北風去。
現在不一樣了。工人委員會替我們說話，工會替我們撐腰，國家替我們兜底。
走在街上，腰杆是直的。這就是尊嚴。」
「那您對產業升級怎麼看？」
「我支持。但有一點擔心——我們這些老傢伙，跟不上新東西了。年輕人學得快，我們學得慢。廠里要是搞的產業升級，我們怎麼辦？
退休倒是不怕，就怕還沒退休就被邊緣化了。」
弗里爾深吸了一口煙。
「您這話，我們車間也有人這麼說。
但我覺得，不是人跟不上，是培訓沒跟上。
只要廠里願意教，我們願意學。
我們廠里的老瓦爾特，五十多了，去年還學會了操作新式銑床。
他常說，人這一輩子，活到老學到老。學不會不怕，怕的是不想學。」
老人笑了。
「你這話，韋格納同志也說過。他說，社會主義不是養懶漢，是給人機會。
給人學習的機會，給人進步的機會，給人過上好日子的機會。
我們趕上了好時候，得珍惜。」
「對。尊嚴，體面，盼頭。這三樣東西，比吃飽飯更難。
吃飽飯是物質問題，尊嚴、體面、盼頭是精神問題，是文化問題，是社會問題。
物質問題可以用工業解決，但精神問題、文化問題、社會問題，光靠工業解決不了。
需要有文化，需要有教育，需要有一個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被尊重、被需要、被看見的社會環境。
我們搞產業升級，不是為了升級而升級，是為了給人民創造更多的尊嚴、更多的體面、更多的盼頭。」
「我們要創造更多的『創造型』崗位，減少『謀生型』崗位。
這才是社會主義的產業升級。
不是為了造更多的東西，是為了讓造東西的人更有尊嚴。」
托勒走後，韋格納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
桌上的菸灰缸還沒清理，菸蒂堆了淺淺一層。
他伸手從那堆灰燼里抽出一支還沒點過的煙，在指間轉了幾下，又放了回去。
「讓人民過得更有尊嚴，更體面，更有盼頭。」
尊嚴，體面，盼頭。這三個詞，他從穿越過來的那一天起就在想。
第二天一早，柏林街頭報攤的黑板上寫著同一行字：「韋格納同志談產業升級：讓勞動者更有尊嚴。」
《紅旗日報》頭版全文刊發了韋格納在經濟人民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摘要，編輯在按語中寫道：
「這不是一次普通的經濟政策調整，這是對社會主義建設方向的深刻思考——我們要建設的，不僅是物質豐富的國家，更是人人有尊嚴的新社會。」
馬克思大街的赫塔書店門口照例排著隊，只是這回人們手裡攥的不是海明威，是剛出版的《紅旗日報》特刊。
一個鉗工把報紙舉到齊眉高，眯著眼讀了半晌，自言自語道：
「創造型崗位……謀生型崗位……這話說得在理。
我以前在克虜伯幹了很多年，什麼活沒幹過？擰螺絲、燒電焊。
哪些是創造？哪些是謀生？
說實話，我都分不清了。
但韋格納同志說，要讓造東西的人更有尊嚴。
這句話我聽懂了。
我們當年鬧革命，不就是為了這個嗎？」
旁邊一個穿工裝的年輕人接話：
「您說『創造型崗位』是指什麼？我有點不太明白。」
「你想想，你在流水線上擰螺絲，一天擰一千個，和你在設計室里畫圖紙，一天畫一張——哪個更有尊嚴？」老鉗工反問道。
「畫圖紙的。」
「為什麼？」
「因為圖紙是你畫的，螺絲是誰擰的都一樣。」
「對嘍。韋格納同志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不是擰螺絲沒尊嚴，是光擰螺絲不夠。
我們也要學會畫圖紙，學會設計，學會創造。
這才是社會主義工人的樣子。」
年輕人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同一時刻，柏林第一機械廠的大車間裡，早班的工人已經到崗，但機器還沒開。
一群人圍在生產進度欄前，欄里貼著昨天《紅旗日報》的剪報。
弗里爾站在人群後排，手裡端著搪瓷杯，他沒有擠進去，只是遠遠地聽著工友們議論。
「韋格納同志說要搞產業升級，我們這算造什麼的？
算『創造型』還是『謀生型』？」
問話的是個年輕車工，去年剛從技校畢業。
車間主任答得很快：
「我們廠造的是精密工具機。精密工具機是什麼？是造機器的機器。沒有我們，別的廠拿什麼造拖拉機、造汽車、造飛機？
你說這是創造型還是謀生型？」
年輕車工撓撓頭。「那倒也是。」
車間主任話鋒一轉。
「但韋格納同志說，要創造更多的『創造型』崗位。意思是我們不能光滿足於造普通工具機，得往高端走，這是未來的方向。
德國要走在世界前面，不能光靠產量，要靠技術。
我們的工程師有這本事，我們的工人也有這手藝。
關鍵是我們願不願意學、願不願意去鑽研。
去年廠里辦了幾期技術培訓班，報名的人不少。
今年還要辦，我希望在座的都能去聽聽。」
人群里有人嘀咕：
「學那個有什麼用？又不漲工資。」
車間主任沒聽清是誰說的，但他的回答像是提前準備好的：
「漲不漲工資，不是你現在該想的。你現在該想的是——十年後，你的技術還能不能跟上未來的生產條件。
普通工具機的訂單已經在減少了，明年還要減。
不是廠里不努力，是市場需求變了。」
車間裡安靜下來。
弗里爾端著搪瓷杯默默退出人群，走向自己的工位。
他想起維斯那晚在療養院食堂說的話——
「我們農民和你們工人不一樣。你們工廠說轉產就轉產，我們農莊說改種什麼，得等一季。」
這話不全對。工人轉崗也不容易，學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等於重新當一回學徒。
但他並不反對——在西班牙那場戰爭中活下來以後，他對「改變」這個詞有了新的理解。
改變不一定帶來更好的結果，但不改變一定等不來好日子。
中午，廠區食堂里的長桌上，弗里爾和幾個工友坐在一起。
話題還是早上的那個。
高級鉗工瓦爾特首先開口，他資格老，技術好，說話直來直去。
「韋格納同志說的產業升級，我不反對。
但有一點我想不通——我們廠的精密工具機的配套產業為什麼跟不上。
一個精密軸承，要從三個不同的廠調貨；
我們下面的廠子是各自為政，誰也管不了誰，效率能高嗎？」
車間副主任放下筷子，
「你提的這個問題，韋格納同志也考慮過了。
所以才要搞經濟互助圈的產業分工——德國專攻高端製造，蘇聯專攻能源原材料，法國專攻化工輕工……各有所長，互相配套。
我們的精密工具機配上蘇聯的特種鋼材、法國的電子元件，成本能降下來，質量能提上去。」
老瓦爾特沉默了一會兒。
「這個道理我懂。但我就怕——怕這麼一搞，我們自己的配套產業就沒人管了。
那些小廠、老廠，沒有技術、沒有設備、沒有人才，最後怎麼辦？關掉？工人怎麼辦？」
車間副主任的語氣放輕了。
「轉崗培訓。韋格納同志說了，要創造更多的『創造型』崗位。
不是把人推向社會就不管了，是幫助他們學到新技能、找到新崗位。」
老瓦爾特沒再說什麼，低頭扒飯。
弗里爾望著他花白的頭髮，想起一九二三年那批從魯爾區轉崗來的老工人。
那時候他們也是這樣——擔心學不會新技術，擔心被廠里淘汰，擔心老了沒人管。
後來呢？廠里辦了夜校，老工人們咬著牙學，磕磕絆絆地學會了識圖、算料、操作新機器。
他們沒有被淘汰，反而成了廠里的技術骨幹。
弗里爾想，人不是不想學，是怕學不會，更怕學會了也沒用。
韋格納同志要做的，就是證明給他們看——學得會，而且有用。
午飯後，弗里爾沒有回車間。他走出廠區大門，沿著施普雷河慢慢走了一段。
河邊的長椅上坐著一個退休老人，花白的頭髮，穿著工裝。
老人手裡也拿著一份《紅旗日報》。
弗里爾在他旁邊坐下，
「同志，看報呢？」
老人抬起頭。「嗯。韋格納同志的講話，我讀了三遍了。」
「您怎麼看的？」
老人沉默了片刻。
「我是在上一次世界大戰進的廠，今年剛退。
幹了這麼多年，什麼活都幹過。
韋格納同志說，要讓人有尊嚴、體面、盼頭。
這三樣東西，我年輕的時候一樣都沒有。
那時候哪有什麼尊嚴？
工頭罵你，你得聽著；資本家扣你工資，你得忍著。不忍著，一家老小喝西北風去。
現在不一樣了。工人委員會替我們說話，工會替我們撐腰，國家替我們兜底。
走在街上，腰杆是直的。這就是尊嚴。」
「那您對產業升級怎麼看？」
「我支持。但有一點擔心——我們這些老傢伙，跟不上新東西了。年輕人學得快，我們學得慢。廠里要是搞的產業升級，我們怎麼辦？
退休倒是不怕，就怕還沒退休就被邊緣化了。」
弗里爾深吸了一口煙。
「您這話，我們車間也有人這麼說。
但我覺得，不是人跟不上，是培訓沒跟上。
只要廠里願意教，我們願意學。
我們廠里的老瓦爾特，五十多了，去年還學會了操作新式銑床。
他常說，人這一輩子，活到老學到老。學不會不怕，怕的是不想學。」
老人笑了。
「你這話，韋格納同志也說過。他說，社會主義不是養懶漢，是給人機會。
給人學習的機會，給人進步的機會，給人過上好日子的機會。
我們趕上了好時候，得珍惜。」